趙昱名 黃少卿丨在我們享受數字經濟紅利的同時，怎樣防止其滋生新的社會不公？_風聞

趙昱名 |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黃少卿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以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正在向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深度滲透，成為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核心，加速改變着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10年前，全人類僅有15%的居民能夠連上互聯網，如今該比例已經超過40%。企業經營不再受“位置屬性”的限制，不同大洲的員工可以通過視頻在同一間虛擬會議室中開會，醫生能為數千公里外的病人進行精細的內科手術。數字技術對各個行業的再造，使得勞動者的工作維度和工作方式不斷增加與延伸。

然而，技術進步通常也意味着原有生產體系的破壞與就業崗位的“毀滅”，縱觀人類發展史，每一次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都會帶來大眾焦慮和學術關注。譬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闡述。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點是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即作為資本的機器在生產中的作用不斷被強化，從而導致機器對勞動者就業崗位的不斷替代，勞動者的作用越來越弱。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結果便是，資本在整個產出中分配的份額越來越多，而工人分配的份額越來越少。隨着勞動者的分配比例下降及工作機會的減少，就可能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會階層的兩極分化，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最終引起社會革命。

回顧過去兩百多年來工業革命的真實歷史，我們會發現馬克思所描繪的場景並沒有出現。總體上，勞動者的收入份額在總產出中相對穩定，這也是經濟學上被稱之為“卡多爾典型事實”的一部分。必須要承認的是，勞動本身在發生着質的變化，原本應該是手工的工作，在新技術下變為操縱機械來完成，原本操縱機械的工作變為通過計算機編程而自動化。顯然，新技術只替代了部分職業而非全部，並且在此基礎上又創造出來新的就業崗位。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新技術並不僅僅是通過“替代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而毀滅就業的黑手，同時也會通過“還原效應（reinstatement effect）”和“生產力效應（productivity effect）”的合力而生成新就業崗位，而新技術對就業的總影響取決於上述三種效應的加總。

那麼，在方興未艾的數字技術革命中，數字設備資本替代勞動者的理論預言是否會成為現實呢？數字技術未來是以毀滅就業崗位為主還是以創造就業崗位為主，就業崗位的創造和毀滅將分別發生在哪些部門，以什麼形式發生，又將帶來何種社會福利後果？基於現代經濟學理論，本文試圖從兩個互補性關係（數字技術資本和高技能者之間、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來探討數字技術對服務業就業的總體性影響；另一方面，試圖從數字技術催生的新就業形態上來理解其社會福利後果，認為其在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的同時可能產生不利於低技能者的再分配效應，尤其是在數字技術被廣泛採用的初期。

兩個互補催生兩類服務業就業機會：

機器為何未必減少就業崗位

為什麼馬克思關於機器替代勞動的嚴謹理論推導並沒有成為現實？主要原因是技術影響就業的機制非常複雜。通常而言，低附加值的重複性工作被機器替代的同時，更多的機器也會派生出更多對高技能勞動者的互補性需求。隨着資本存量的不斷上升，高技術勞動力需求也會不斷增加。要判明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創造”與“毀滅”兩種相反力量孰大孰小，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論和經驗分析。從經濟學理論來看，技術在經濟中的採用不但取決於技術可行性的改進，而且更受制於技術應用的經濟可行性。譬如，替代勞動的自動化技術會提高生產率，導致某個部門的產出上升和價格下降，但受制於該部門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該部門的產值在整個經濟中的佔比反而下降，該部門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因此，在一定階段內各經濟部門自動化技術的採用會中止在某一個水平而不會無限推進，物質資本設備對勞動者的替代也不是無休止的。顯然，數字技術對就業崗位的影響將同樣遵循這些基本經濟規律。

20世紀中葉以來，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勞動力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客觀事實。總體上，配第－克拉克定律（Petty-Clark’s Law）對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刻畫目前仍然有效。1968年，Fuchs在其出版的“ The Service Economy”一書中，把起源於美國、隨後在其他發達國家普遍發生的就業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評價為“革命性”的。到20世紀90年代，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就業比重都超過50%，成為服務型經濟體。如果我們要考察2000年以來數字技術快速滲透對這一趨勢的影響時，不難發現主要歐美國家的服務業佔比紛紛又經歷了一波快速提升，在2010年左右達到70%，個別甚至超過80%（見圖1）。考慮到服務業相對於製造業更加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徵，這一變化必將伴隨着就業結構更加顯著地向服務業傾斜。

服務業產值和就業佔比大幅度提升，實質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製造業重塑以及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關係的重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世界大部分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急劇提高，人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從大眾化向個性化轉變。這一轉變推動了製造業生產模式從大規模標準生產向大規模定製的調整。由此，製造業的柔性化、數字化和自動化日益普及。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製造業乃至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成為一個嚴峻挑戰。產業界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斷地發展獨立於製造業之外但又作為中間投入而服務於製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究與開發（R&D）、大數據收集分析、營銷與市場調查、金融與財務、教育與培訓、計算機軟件與服務、租賃與商業等。這些生產性服務業，利用的主要是社會積累的知識資產和數字資產，通過人的腦力勞動這種智慧性勞動產生的成果，作為中間投入確保生產最終產品的製造業部門保持着高附加值率和高效率。如表1所示，從1995年到2011年，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佔比在主要歐美國家都出現了明顯提高。

上述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內在關係即本文所強調的第一個互補關係，意味着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高技能勞動者和製造業數字化的機器設備資本之間存在高度的互補性關係。儘管製造業的數字化和自動化導致對流水線的作業工人，以及從事現場管理、運輸與搬運、配料與清掃等工種的藍領工人的需求大幅減少，但是，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白領和金領僱員的需求顯然得到了顯著增加，並且其薪資亦會因為高額的技能貼水而大幅提高。

由於高技能勞動者傾向於將時間配置到專業技能領域以獲取更高的技術溢價，因此會將生活性服務活動或生產性的輔助服務交由低技能者完成，並給自己保留更多閒暇時間。隨着高技能者人數的不斷增加及其收入的持續提高，諸如家政、文秘、休閒、保健、娛樂、餐飲、出行等低技能服務的崗位需求將不斷衍生出來。這些生活性服務和生產性輔助工作往往涉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會意性交流，並非總是可以由機器來承擔。這就是本文所強調的第二個互補關係：從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高技能者和從事生活性服務業及低端生產性服務業的低技能者也存在分工上的互補關係。由此衍生的一個經濟現象是，被機器設備等物質資本取代的低端製造業崗位，將以低端的生活性服務業崗位的方式被還原。加總意義上，考慮到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慢這一事實，低技能工作崗位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就業佔比未必會減少，甚至還會持續增加。

鮑默爾（W. Baumol）一度將服務業定義為生產率“停滯部門”，“停滯部門”單位產出使用的勞動力不能削減，如理髮、餐飲等。然而，近年來無論是生產性還是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均在上升，使用工具的便利與信息獲得成本的降低為服務業的整體發展增益。但是，兩類服務業運用工具及信息方式上的不同導致了數字技術對兩者的作用並不一致。在數字技術帶來的生產率改進下，生活性服務業很可能將以一種專業化分工的方式來提供更為高效的服務。如外賣平台的迅速發展使得餐廳能夠在線上線下同時出餐，平台將根據用户的口味和點餐習慣自動為餐廳匹配顧客，餐廳因此能夠節省大量宣傳及顧客的服務成本，從而形成更高效的資源配置。這種“服務業的服務外包”模式將在大部分服務行業應用，由數字平台充當提高配置效率的媒介，同時也使生活性服務業中某些工種的技能需求愈來愈單一化和低端化。

總之，無論是“製造業的服務外包”還是“服務業的服務外包”，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服務外包形成的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具有得到普遍應用的可能。這既會增加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也可能在不斷的技術迭代過程中拋棄原有的技術，減少在原有技術層面上的服務崗位。因此，數字技術的進步最終將使得生產性服務業形成不斷高端化發展的趨勢。必須要看到的是，受數字技術影響形成的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端化和生活性服務業的低端化這兩大趨勢，尤其是大量原來製造業領域的勞動力被迫轉移到對技能要求較低的生活性服務業領域之後，長期必然帶來服務業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這是未來需要加以重視並設法緩解的重要問題。

數字技術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亦滋生新社會收入分配不公

數字技術對服務業的重要影響還表現在對服務業就業形態的調整上。當前，數字技術正在不斷催生大量新興的商業模式。過去淘寶、Amazon等電商零售平台打破距離限制，實現物品的遠距離傳輸，而如今共享用工、零工經濟的普遍化，則突破了人的就業場景範圍，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服務業就業形態。從社會福利角度看，數字技術通過影響服務就業形態，既帶來了效率提升及社會總福利的提高，也挑戰了既有勞動法律關係，損害了服務業從業者勞動力市場地位並降低了其工資收入，最終將加劇社會收入兩極分化。

其一，數字技術在服務業部門催生的零工經濟和共享就業等新就業形態，正在通過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改善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等方式提升社會總福利水平，為經濟發展釋放新動能。

學術界關於數字技術對就業影響的共識是，數字技術帶來了工作來源的遠程化、工作安排的靈活化、勞動合約的多元化，這三大趨勢直接帶來零工經濟的普遍化。零工經濟是指在線平台通過互聯網與無數業務組織及個人相連，從而形成跨空間的工作委派模式，由平台撮合供需雙方在工作要求、時間和空間等多個維度達成匹配。我們熟知的網約車、外賣閃送、代駕預約服務等均屬於零工經濟的範疇。目前，全球範圍內尚未對零工經濟從業規模作精確的統計，但是，從國內外大型零工平台的勞動簽約數據來看，其規模是非常龐大的。麥肯錫在其2015年研究報告中指出，全球零工從業者佔勞動總人口的比重已從2005年的10%增長到2015年的16%。

零工經濟藴含多種增進社會福利的機制。譬如，零工平台通過網絡規模經濟及遠程性服務產生更多工作崗位，為原本無法獲得就業機會的人提供了渠道。再如，它允許努力工作的人根據自身條件與要求，構建最優的工作組合（時間與內容安排），從而可以改善服務生產的效率。進一步，在商業模式上，零工經濟也拉近了從業者與消費者的距離。過去，商業價值的分配除了生產者與消費者，通常還存在中間商（如經銷商）。如今，數字平台促進了從業者與消費者的直接交易而避開中間人，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儘管信息通信技術也促進了某些實物產品商品鏈的再中介化。

與此同時，共享用工與多職業化就業方興未艾。共享用工是一種更為獨特、新穎的就業與用工模式。共享用工不像零工經濟以短項目、短合同為主要模式，一般是由工人所在企業靈活匹配就業者與市場用工的需求，在其閒置時將其配給到其他公司的工作崗位上去，從而打破全職工作者“單一企業、單向工作委託”的限制。

共享用工同樣可以提升效率和增進從業者福利。對於企業來説，長期合同員工的閒置是成本浪費，但如果僅招聘臨時工又會存在招聘培訓成本低以及員工忠誠度高問題。對於相對穩定的業務來説，僅簽訂短期合同的員工通常違約風險會比長期合同員工要高。而採用共享用工模式，企業將員工“租出去”，可減少長期合同員工非必要的財務支出。對於員工來説，若工作存在閒置期，在該時間段收入會比其他時間降低。因此，共享用工給予員工選擇是否被“租”出去從事其他工作的機會，其效用一定不會比沒有該項選擇時更低。若參與共享用工獲得更高收入增加的效用大於休息時間轉為工作時間而減少的效用，則員工的總效用是得到增進的。

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候，餐飲企業雲海餚和生鮮冷鏈企業盒馬都遇到了經營難題。前者因為疫情導致營業額巨降，而人工、店面成本不變因此持續虧損；後者因居民囤糧需求導致公司訂單猛增而導致人手不夠。在共享用工模式下，兩家公司達成協議，由雲海餚向盒馬“租”出員工，同時解決了兩家公司的經營難題。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未來共享用工的應用場景可以跳出公司季節性、突發性需求的範圍，面向全職工作的個人業務拓展。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為其提供多職業化的發展道路，讓就業者獲得再選擇的機會。多職業化就業，這是數字技術為個人職業發展和人力資本價值化所帶來的新機遇。

有學者把數字技術帶來的新就業形態提煉總結為零工經濟、共享用工、創業式就業和自由職業者四個大類、九個小類（參見表2）。應該説，這還只是對已出現的新就業形態的初步總結，隨着人們基於數字技術在就業上的進一步創新，新就業形態的種類和內涵必將進一步多樣化和豐富化。

其二，數字技術催生的服務業新就業形態正在給既有勞動關係和法律規範帶來挑戰，導致服務業從業者在勞動力市場的談判地位被削弱，工資和個人福利受到不利影響。如前所述，從長期來看，這一狀況還將加劇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

數字技術強化了新就業形式下服務業從業者對平台的從屬性和依賴性。一方面，工作的位置屬性被極大削弱導致工作需求大於供給的競爭動態出現，從而使低成本、低能力的工作者處於不利地位，失去議價能力；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催生的新就業形態通常基於互聯網平台公司才能實現，從而帶來從業者對平台的被動性與依賴性。但平台公司的作用得到強化後，如何防止其對從業者權利的凌駕甚至侵犯？譬如，不同於傳統巡遊出租車司機具有業務上的自主性，網約車司機的業務量已經基本取決於平台基於算法對訂單的推送。近期，關於各平台外賣騎手的工作狀態引起社會熱議。其核心問題在於，由於外賣平台利用算法不斷地壓縮騎手送達貨物的時間，並將是否精準送達作為評價獎懲依據。這種管理模式與過去製造業領域流水線作業的工廠所推行過的“泰勒制”模式極為相似。“泰勒制”因工人的高強度工作狀態所引發的“非人道”問題長期受到各種批評，然而其管理上的有效性也是被普遍認可的。但是，當前平台算法對外賣騎手造成的問題不僅僅是工作強度的“壓榨”，更根本的一點在於，外賣騎手的工作環境並不是流水線作業的廠房，而是面臨各種不確定性的室外空間，這些不確定性不是算法能夠加以充分考慮的因素，需要騎手本人基於當時的各種情形進行判斷和決策。一旦平台公司剝奪了缺乏談判能力的騎手在工作過程中的剩餘決策權，將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各種對其本人和社會存在危害的駕駛行為。

基於數字平台的新就業形態還帶來了勞動合同關係在法律界定上的挑戰。平台用工正在給勞動合同關係的定義帶來難度。Lehdonvirta認為，數字用工平台的一個關鍵特徵是不斷試圖最小化勞資關係的外部穩定規制成本。要了解如何最小化穩定勞資關係投入，需要首先確認數字用工平台中勞動關係的內容。最為常見的勞動合同關係有兩種：一是正式僱傭（employed），在這種僱傭模式下，員工需要完成規定時長的工作，企業則需要為僱傭者支付工資、繳納社會保障金、醫保等，企業與僱員也存在責任的連帶制度。二是獨立承包者（Contractors），公司對於這些承包者來説更像是一箇中介商，承包者從公司挑選並完成某項業務並進行收益分成。過去採用這種勞動合同關係的典型代表是保險公司及其銷售人員。在這種模式下，企業沒有為這些承包者支付工資的業務，也沒有責任共擔的機制。經驗上看，數字平台的僱員正處於兩者之間。正如前面關於外賣騎手的討論，員工不需要也不應該完全按照平台的指引，其對工作過程應該有充分的決策權利。但是，目前在由責任、業務的選擇、完成進度的監控與效果的反饋而決定收益分成的大小方面，數字平台通常起着“公司”而非“中介”的作用。不確定的勞動合同關係給了用工平台法律套利空間，即便平台給予僱員正常的考核並手握議價定責的權力，仍然在章程上將僱員定義為獨立承包商。這種非定性的勞動關係促使了部分正規行業向非正規改變，從而規避了正規的勞務關係下需要由公司繳納相應社會保障費用的財務義務。但是，這些操作將導致平台公司形成對接受規制要求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並最終使社會上更多企業傾向於這種模糊的員工待遇。而數字用工平台下勞動者的福利待遇也難以在合同法中裁定。比如，2016年，超過40萬名優步司機對優步平台提起訴訟，要求給予自身員工的身份待遇並要求賠償勞工法下的最低工資與加班費。雖然該訴訟基本以司機勝訴告終，最終法院判定該情形構成正式僱傭的勞動關係，並裁判要求優步公司賠償。但是，迄今為止，網絡平台用工的福利尚未有法律標準，反而平台公司可以根據供需與市場環境隨意更改收益分成，從而將更多的經濟風險負擔轉移給工人。除工資外，平台工也無法享受與正式僱員一樣的社會保障金、補充醫保與退休金等待遇。

數字技術對上述勞動法律關係帶來的挑戰，給新就業形態的服務業從業者強加了不利後果。這個後果表現為從業者與平台發包商的談判地位嚴重不對等，從業者不得不長期面臨工資水平受到壓制的狀況。如前所述，數字技術能夠提升經濟效率和增進社會總福利水平。但是從分配上看，總福利水平的增加部分主要由數字平台的所有者所攫取，而服務業從業者只能獲得數字紅利的較少部分，甚至由於工資無法上漲而完全享受不到。由此，他們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所佔比重日趨降低，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現象將可能趨於嚴重。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數字技術被社會廣泛採用的初期，其毀滅製造業低端崗位的替代效應相對較大，而創造低端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就業崗位的還原效應相對較小，這種收入和福利分配的不公平現象將顯得更為嚴重，所引起的不利社會後果需要及時通過政府政策加以舒緩。

如何應對數字技術對服務業就業的雙重影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受到政府實施的人員流動管控措施影響，國內許多加工製造業企業在春節後由於工人無法及時到崗，而普遍出現了復工復產難現象。從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經營風險、確保生產經營穩定性的角度出發，不少製造業企業紛紛加速採用自動化技術的步伐，從而加大了數字設備在製造業領域的替代效應，導致更多製造業崗位的喪失。疫情過後，不少勞動者將不得不從製造業部門流出，轉而設法在服務業部門尋求新的就業機會。這一方面為新就業形態創造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但另一方面，當數字技術在服務業部門創造就業崗位的還原效應並未得到明顯提升之前，從製造業部門流出的勞動力必將給低端服務業部門的就業帶來更大的壓力，進一步惡化服務業數字平台和從業者之間不對等的談判關係，從而給中國未來的收入分配格局帶來加快兩極分化的陰影。

基於上述學理分析，為了更好地把握數字技術對中國服務業就業所帶來的潛在機遇，並且緩解乃至克服其可能生產的問題，當前中國政府應該考慮採取以下方面的對策建議。

第一，鼓勵服務業的多模式多業態就業，增強數字技術在服務業部門的就業還原效應，緩解數字技術對總就業的衝擊。在數字技術革命還在加快的背景下，短期內其對製造業就業的消極作用可能會比服務業就業的創造作用更大，從而導致總就業量下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導致製造業部門從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勞動者將面臨更大的失業可能。為了防止出現大規模的就業困難問題，政府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所帶動的零工經濟、共享用工等服務業就業新形態功能，為弱勢、低技術人羣提供更大的就業保障。

美國發展零工經濟的過程特別值得我國借鑑。美國1970—1980年的零工經濟就業份額佔比開始增加，這種就業偏好的轉變與當時的大環境相關——勞動法修訂，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上升。在經濟下行時，企業擔心經濟波動的影響導致裁員時產生高額的法律成本，因此更多地採用臨時工。2000年後，隨着互聯網繁榮的破滅，高失業率和工資增長的進一步放緩，拉大了美國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零工市場的勞動力僱傭成本差距，工人失去議價能力，導致出現“千禧一代”零工收入佔比的大幅提升（參見圖2）。可見，零工經濟儘管是美國經濟衰退的產物，但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美國就業不足，避免了其經濟的“硬着陸”。當下，我們不僅要緊抓高端服務業人才保證技術進步，也應為大量低收入人羣的就業問題考慮發展生活性服務業，加大數字技術投入，聯動更多有就業保障的社會總需求。

第二，改善教育和培訓，鼓勵創業，實施必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減輕數字技術的收入兩極分化效應。隨着數字技術的進步，高端服務業的從業要求愈高，低端服務業的從業要求愈低，不同技術水平的羣體之間技能溢價將會擴大，從而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因此，數字技術的收入兩極分化效應將通過就業結構體現出來。根據相關調查，中國的零工經濟存在明顯的低學歷化現象，縣域零工經濟從業者中初中以下學歷者佔比超過70%（參見圖3）。因此，政府部門要密切關注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可能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和新社會階層分化等問題，避免出現社會矛盾激化和民粹主義佔據上風的情況，力促經濟政策的穩定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具體而言，政府可以從教育培養、創業引導、財税工具等方面出台措施。教育方面，政府可考慮增加高等教育在高科技領域的投入，增加對社會機構從業人員相關技術的培訓，讓更多人成為高技能者，而不是從事簡單重複勞動的人。考慮到創造性思維能力、大框架模式識別和複雜性溝通在認知領域仍然是人類較之機器擁有的優勢，因此，改革教育模式，突出培養創造性思維和框架性思維將變得更為重要。創業方面，目前我國政府已經發文鼓勵科研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在職創業，從而將國內科研院所內的大量科研人員推入市場。這不僅將增強市場的技術競爭強度，也將隨着新興創業公司的設立而不斷增添就業崗位，激發國民對高技術的學習興趣。財税方面，政府可以使用税收工具來進行收入二次分配，減緩因為技術溢價拉大所帶來的收入差距兩極分化。

第三，加快《勞動合同法》的相關修訂，改善服務業就業執法。從國外對平台公司的訴訟案件來看，數字技術下勞動合同關係的核心矛盾在於確定平台與從業者的僱傭關係。因此建議將平台用工納入正式僱傭範疇，同時對平台從業者這一特殊工種加以界定。儘管數字平台從業者有自主選擇業務的能力，但是平台對從業者的業務過程擁有更大的操控力。例如，外賣員、網約車都有GPS隨時對其定位，能夠統計時間，也能觀測是否有延遲、誤工現象。APP還可監測每次服務後顧客的服務質量反饋，平台從業者本質上與正式僱員並無二致。在法律層面，可對零工的有效工作時間作出規定，只要有效時間達標都應歸於正式僱傭關係。此外，《勞動合同法》修訂對於零工的調整和基本權責事項的變更也應持更謹慎態度：若降低對零工從業者的最低工資保護，可能會惡化階層剝削；若降低工傷賠償，可能會增加從業者的主觀道德風險；若給予從業者太少權利，則可能出現平台聲稱僱員是獨立承包者關係從而降低刑事成本。

因此，妥善處理新就業形態下從業者與平台公司之間由於地位不對等而產生的業務分配歧視，甚至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確保同一行業中多平台的競爭性，並且允許從業者可以歸屬多個平台。如果零工經濟的每個應用場景下均有數個數字平台運營，那麼按照寡頭壟斷模型，當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使用平台的個數越多，供給側的閒置率就越低，平台間的充分市場競爭不但會使得對消費者的服務成本降至最低，也將極大地遏制平台對從業者濫用壟斷地位。

第四，服務業健康發展關鍵需要一個更加完善的法治環境，各級政府應該加快完善法治化營商環境。服務產品是無形的且非同質化的，很難有一個事先的對服務產品好壞評價的公認標準；而且，事後要對服務的品質進行評價，同樣存在交易雙方的認知差異以及第三方驗證上的困難。因此，人們往往把服務產品歸屬於信任品範疇，即需要簽訂各種複雜合約，並依靠有效的合約實施機制建立起交易雙方的信任關係。換言之，服務業屬於典型的“合約密集型行業”。服務業的投入和產出往往包括大量無形的知識產品，包括技術、創意和理念，它們無需空間位置的轉移就可能被他人所竊取。此外，在服務的提供和使用過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服務業發展顯得格外重要。最近的經驗研究也證明，中國法治環境越好的城市，其服務業發展也更充分。總之，未來要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或生活性服務業，提升數字技術的就業創造能力，提高中國經濟的總體效率與活力，離開良好的法治環境將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