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逃税，窮人交税_風聞

文 | 北方朔風 新華門的卡夫卡

今天請兩位作者就税收不公現象分別聊聊中國和西方存在的問題。

最近幾年以來，富豪税都是歐美社會話題的熱點之一，而隨着最近民主黨又一次提出了富豪税的構思，以及馬斯克的進場對線，讓這個話題的熱度再創新高，以至於最近一段時間，甚至可以在歐美部分科技網站上面看到“億萬富翁税會不會影響人類對於太空的探索”這樣的討論。雖然最近這次“億萬富翁税”因為民主黨人的內部矛盾，大概率也會無疾而終，但是討論的熱度始終不減。

當然，這幾年對於富豪税的關注度，並不只是因為馬斯克的大嘴，更多是因為現實的挑戰。從里根時代開始，新古典自由主義的理念成了社會主流意識，按照他們的宣稱，給大公司和富豪降低税收，會帶來社會的公平進步，但是現實是，貧富差距卻一直在增大，所謂的涓滴效應並沒有起效，最富有的三十名富豪的財富相當於地球最貧窮的三十億人財富之和。

而隨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發達國家大量放水來抵消經濟上的壓力，通貨膨脹對大多數人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壓力，但是富豪的財富卻出現了幾何級的增長，資本增殖的效率遠高於勞動帶來的報酬，這個殘酷的事實被十分直接的揭露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社會公平的呼籲，是必然的結果。所以，富豪税這種有助於再分配的東西，必然會拿到桌面上進行討論。

用税收進行再分配去實現社會公平，算是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想法了，但是能否實現效果，這就很不好説。目前來説，各國針對富豪的税收，大多數都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税，收入越高税收越高。提高極高收入人羣的所得税税率來限制富翁，是一個十分常見思路，這倒也是比較符合美國國情，美國針對富豪的個人所得税比起歐洲不算高，確實有着提升的空間，美國人民也比較能接受。但是效果恐怕有待商榷，前任法國總統奧朗德的經濟政策之中，就有針對年收入超過一百萬歐元的人收取75%的富人税的內容。但是這個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法國很多富人改變了自己的國籍來避免税收，甚至奧朗德最終的下台，都與這個政策的不成功有一定的關係。

究其原因，這樣的政策得罪人不説，也沒辦法多收多少錢。就像是巴菲特説過的，他交的税還不如他的秘書多。億萬富翁的收入形式多樣，其中很多收入，並不包含在傳統個人所得税的範疇之內。同時通過手裏邊的權力，他們可以通過多種手段，規避自己需要繳納的數字，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各種基金會。很顯然，傳統的個人所得税是不足以限制這些人的。

這個觀點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比如説《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就支持徵收資產税。而這幾年以來，美國民主黨提出的幾個富豪税方案，也超過了傳統個人所得税的範圍。比如説在2020年美國大選之中，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的綱領就有針對富人的資產税，身價5000萬美元以上的人，每年收取百分之二的富人資產税，身價10億美元以上的人，每年支付百分之三的資產税，如果富人想要更改國籍，直接按資產一次徵收百分之四十的資產税。而這次引起的爭議的億萬富翁税，則是針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或是最近三年每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人羣，按照他們持有的股票等資產的增值，徵收資本所得税。

應該説，無論是哪個方案，比起傳統的累進式個人所得税，都有不少的改進。畢竟，富豪榜上説某某富豪有幾百億，這幾百億絕大多數都是股票的市值，這樣的徵收確實更符合現實情況。當然毫無疑問的，這會帶來更大的反彈，因為有些問題並沒有改變。傳統的徵收方案之下富豪能輕鬆避税，除了税制的問題之外，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於，富豪可以利用他的資本，在多個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獻金，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之下，無論是什麼樣的方案，依然會有各種合法或是不合法的避税思路誕生，因為很大程度上，資本並不是錢的數字，而是人支配人的一種權利。在這個現實情況下，富豪必然是最有避税能力的羣體，無論是什麼税制，都會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

實際上，雖然對於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衝擊各個階層都感同身受，但是美國人民因為多年的資本主義教育，對於富豪税這種東西，依然不是很能接受。不説共和黨，就是民主黨內部，也有很多人認為雖然貧富差距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完全沒有必要採取這樣的方案。很多美國人民會覺得，如果美國徵收富豪税，美國就要國將不國，這是違背了美國國父們的教誨。

因為美國税務部門強大的能力，和美國長臂管轄的能力，如果真的狠下心來收取富豪税，應該説是可以做出來一些成果的，像是其他國家常見的財富轉移之類的問題，如果真的撕破臉皮，憑藉着美國強大的國家機器，很多問題確實可以處理一部分，最起碼會比奧朗德的富人税效果好不少。只是單純這樣並不能減少貧富差距的問題，得把這些錢落實在公共投資上面，才可以減少貧富差距。

實際上，民主黨的年輕力量支持富豪税方案，不光是覺得美國貧富差距太大，很大程度也是因為他們有些規模巨大的投資與社會改造方案，需要巨量的資金。以民主黨年輕議員AOC為例，她之前有一個巨大的計劃，叫綠色新政，計劃的內容大致是十年放棄所有化石能源，全部轉型綠色能源，通過這個過程實現更加公平的美國，再附帶上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這個計劃當時在美國年輕人這種很受歡迎。但是按照其他機構的估計，這個計劃十年需要二十萬億到八十萬億美元的資金，可以説是海量。

面對美國政客們為了選票做出的各種浮誇計劃，富豪税即使能徵收，也很不夠看。按照相關機構的預測，如果這次的富豪税法案落實的話，每年大概可以給美國提供兩千多億美元的税款，這確實不少，但是對於美國來説就不是很夠用了。

嚴格來説，美國政府每年的收入無論是絕對值還是佔據gdp的比例都是相當高的，而因為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還可以以幾乎為零的成本大規模舉債。顯然，美國的公共投資距離社會公平的距離，並不只差這兩千億。馬斯克在嘲諷富豪税的內容裏邊提到，他不認為政府比私營部門配置的效果更好。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觀點了，可以説是不值一駁，但是具體在美國政府的公共投資上面，這一點恐怕部分是成立的。美國政府公共投資的效率實在是相當的低下，像是加州高鐵這樣花費了天量資金，最後卻落個爛尾下場的工程不在少數。

這種還不算最糟糕的，最起碼得到了一定的投資，很多公共設施基本的投資都沒有，就像是弗林特市的自來水鉛中毒事件，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節省成本而更換了水源地。這些事情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也幾乎沒什麼關係，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公共設施投資額是下降的。相比之下，美國似乎更喜歡在軍事力量和情報機構上面進行投資，畢竟，這是維護世界霸主地位的關鍵要素。所以，就算這兩千億真的到手了，美國説不定只會選擇多造幾架戰略轟炸機。

美國實際上有很多治安和管理都非常良好的社區，執法人員也不會像是在戰場那樣神經兮兮，也很文明禮貌，是完全可以做到很好的社會管理的，不過這些地方几乎都是富人區，得到了充分的投資。可以説對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後的地區，雖然投入不一定能解決經濟與社會的不公，但是沒有政府投入是一定解決不了問題，在這種地方投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不符合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的，所以這必然需要其他的投入，而想要在這些不發達的地帶，把賬面上的數字轉化成為能用的各種設施，需要的可不只是投資本身。

縱觀新中國建設的歷史，許多事例都是如此，從赤腳醫生運動，到村村通工程，再到現在的精準扶貧，這些基層建設的實踐，除了大量的資金投入，更是依靠着社會治理能力所進行的，從頂層設計到基層羣眾，都參與到了這些工作之中。也只有這樣的全民參與，才能真正的改變不發達地區的現狀，而最終的成果，也可以惠及全民。也只有羣眾的參與，才能違背資本的規律去進行人民羣眾需要的建設。

目前看來，美國也沒有多少人打算真的去面對這個問題，在可以通過現在的世界體系吸血的情況下，美國很顯然對於各種社會矛盾有着更強的耐受能力，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真的去解決問題呢？

可以説，對於美國來説，很多問題並不是富豪税能夠改變的，就算把富豪税換成其他什麼東西，比如説碳税之類，也是如此。不過從筆者的角度來説，是希望歐美在這方面多嘗試嘗試的，歐美在這方面的實踐，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對於我們也一直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畢竟，關於貧富差距的挑戰，這也是我國社會未來很長時間需要面對的主要困難。

將視角放回國內，與美國不同，自改開後、甚至可以説自建國起長期以來由於資本匱乏，我國最主要的矛盾是整體性的落後，資本積累的不充足。因此在這種情形下，縮小貧富差距上的投入長期不如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上的投入。然而隨着時間推移，我國已經邁入發展的新時代，這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就上升為主要矛盾了。

而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中，很顯然，貧富差距過大就是其中的典型。從税收角度説，中國個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來源是工薪收入。2000-2012年，工資性所得税收收入平均佔比達到56.09%。按網上的一些數據，占人口20%的富裕階層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税佔個税的比重10%左右，中低收入階層繳納的個税佔個税的比重在60%左右。中低收入的人繳納了大多數的個税，富裕人羣之所以繳納的少，是因為他們有各種各樣合法避税的手段。工薪收入階層只有工資收入，而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源泉更多，形式更多，機會也更多。

從2020年多輪次整治文娛圈開始，我國的税務稽核各種專項戰役打轟轟烈烈。從最早的霍爾果斯影視企業紛紛重新進行報税清查，最終霍爾果斯影視公司特區被事實上消滅掉，再到范冰冰、鄭爽等人的偷税問題被爆出，以及近期的薇婭、張庭等人偷逃税款，案值越來越大。特別是自2021年以來，在國家政策制定層面，原有的税制不平等問題已經受到了重視，自2022年起，原先的核定徵收的一般納税人企業，2021年起全部改為查賬徵收。

所謂的核定徵收，就是徵税機關與企業進行協商，按照一個約定的數字繳納税款。這是税務機關由於精力有限，無法清查規模較小的企業的具體經營賬目，不得不採取的妥協。這也就誕生了大量的“税收籌劃”的行業和大量的“合理避税”操作。與書本上的“税收籌劃”不同，書本上是根據各個課目税率不同、徵税方法不同進行賬目的課目調整，以獲取最低税率，而我國過去大行其道的“税收籌劃”則是系統性利用核定徵收本身的漏洞，具體操作大致有這幾種方法：

1.設立“空殼公司”虛開，例如A公司為了減少企業所得税，專門成立B公司給A公司開具費用發票，B公司利用核定徵收的優惠政策，個人所得税税負較低，但A公司利潤大幅下降，企業所得税大幅下降，B公司享受優惠政策但沒有實質性運營；

2.成立“空殼公司”轉讓利潤，如 A公司為了減少企業所得税，專門成立了一家個人獨資企業B公司，A公司將貨物以較低的價格銷售給B公司，B公司再按照正常價格銷售給客户。B企業利用核定徵收的優惠政策，個人所得税税負較低，而A公司由於銷售收入下降，企業所得税大幅下降，A、B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缺乏商業目的，屬於有意偷逃税款，薇婭的違法案例就屬於這種方式；

3、員工通過個人企業降低工資税負，例如甲是A公司的高管，年薪適用45%的個人所得税税率，為了降低税負，甲成立個人獨資企業，給A公司開具發票收取諮詢費，個人獨資企業申請核定徵收，税負較低，從而達到節税的目的，這裏面實際甲依然為A公司員工，甲成立的個人獨資企業給A公司開具發票屬於虛開發票，實際上去年一些地方的外賣平台勒令外賣小哥自己註冊個人企業，就打的是這樣的算盤；

4.利用核定徵收攫取税收優惠的政策紅利，譬如核定徵收的企業也可以享受一小型微利企業的税收優惠。

歸根結底，這都是由於國家運行過程中，由於行政能力有限、行政成本有外部約束，所以不得不“眼不見為淨”之下的線性規劃解。本質上與包税、與國企改制過程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如出一轍，是信息不對稱和政令不暢造成的。然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改變了社會運行的基礎。隨着金税四期工程的落地，大數據全流程進入生產經營流通環節，社保、個人勞務和工資的數據税務機關也可以拿到，尤其是國家機構改革後税務機關全垂直管理，確保了政令在形式上的統一。對於我國來講，這是開天闢地的頭一遭，税務機關真的可以按照理論税率查賬徵收。

不過話説回來，受制於本身結構性的矛盾，税負公平性的改革啓動是從輿論影響大而實際影響力小的影視文化和電商帶貨這兩個板塊開始。相比於房產税資本利得税遺產税等分量十足的直接税税種，文娛行業的普遍補税和規模以下企業由核定徵收改為查賬徵收，就顯得不那麼有重量了。

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年，許多人財富的迅速增長並非是因為辛勤勞動或者長期經營企業、資本積累的方式，純粹是另外一種資本的放大形式，資本集中。這實際上是由於資本家處於經濟運行核心關鍵環節上，資本家利用自身在經濟循環或者説叫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優勢地位，攫取到了大量的無風險利潤。**其實一方面既沒有付出勞動，另一方面也沒有承擔與其利潤相匹配的風險，驟得暴富僅僅是因為他站在那裏。**因此，對於這樣的情形進行調節和清理，就顯得很有必要。税收是消除這種不平等，打擊這種非對稱獲利的重要手段，是基礎。

如果説自2015年房價進入“永遠漲”之後，地方政府不但沒有用房產税來遏制房價，反而藉助“土地財政”推波助瀾，是税負不平等的基礎，那麼當不同地區的房價通過炒作和銀行貸款的槓桿，變成高房價地區吸乾低房價地區的金融資本後，房產税的剛性需求就是國家穩定基層治理的基礎舉措了。土地財政有其極限，城市擴張有其邊界，沒有什麼會永遠膨脹，永遠擴大。當人們普遍意識到，地區公共服務基礎與財力相掛鈎，而全國三線以上城市的財力，除京滬深依靠總部經濟，其餘土地財政依賴都在50%以上，這種情況下沒有房產税無異於説城市公共服務行將蕩然無存。

另一方面，則是隨着金融深化的發展，證券化將是未來財富的主要形式。經濟平等也就意味着富有之人需要根據其享有的財富規模來繳納維護市場的費用。畢竟，村裏籌糧蓋土圍子防水災防土匪，地主老爺和佃户繳納一樣的份額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僅僅收取流通的費用——印花税，對證券市場來説實際上是遠遠不夠的。考慮到税務的大數據應用，在幾年內應該想辦法對證券市場按照增值的份額比例進行徵税，否則勞動創造美好生活、勞動公平的邏輯將失去意義。

2015年之後，我們看到了金融領域各方面的整頓，尤其這兩年，包括反壟斷，税收等等的整頓越來越快力度越來越大，但這些還並不是終點。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有更多的歷史變遷中的怪事，仍然需要得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