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趙干城：如何應對印度這個中國周邊戰略形勢演變中的變量？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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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印度是中國西南周邊最重要的近鄰，其對中國周邊戰略的身份是綜合性的，進而也是中國周邊地區戰略形勢演變的一個常量，這既是由印度的巨大體量所決定，也源於中印整體關係特別是可能長期存在的邊界糾紛，還體現在印度對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國家間關係的影響上。但更重要的是，隨着印度的快速崛起，其對中國周邊戰略產生的不可預測的影響正在迅速上升。**印度作為中國周邊戰略形勢演變的變量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即中國對印度力量的評估、美國等大國對印度地位與作用的看法以及印度的自我定位都處於變動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大變量的最終驅動力主要來自印度的發展及印度由此增加的力量將用於何種戰略目標。**因此，印度的何種身份以及在哪些領域對中國而言更為重要，是中國對印度戰略的重要決定因素。**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印度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國的正面意義，但中國仍需要從大局出發制定促進穩定的策略，同時也需要做兩手準備。一方面印度應該被視為潛在的合作伙伴，中國應致力於促進和塑造與印度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另一方面，亦有必要應對印度將中國視作主要對手而來的各種消極現象，全力遏制將中印關係導向對抗的趨勢。**南亞研究小組特轉載此文章，供各位讀者參考。

【關鍵詞】中國外交 周邊戰略 印度 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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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中國西南周邊最重要的近鄰。**就中國的周邊戰略而言，印度的身份是綜合性的，兼具中國對外戰略視野的多個要素：****印度既是鄰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更是進入快速發展軌道的新興大國，以及比較有爭議的印度是否也日益成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這些身份的組合使印度在中國對外戰略的佈局中具有相對特殊的地位，即按照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也就是“大國關鍵”、“周邊首要”、“發展中國家基礎”、“多邊外交舞台”**等四大戰略領域，印度似乎都有着一定的地位，但都不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印度這一比較特殊的地位是考察中國周邊戰略時必須強調的一個因素。本文擬從中國對外戰略中極為重要的周邊戰略這個角度，考察印度的地位與意義，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周邊戰略中對印度政策的可能選項。

**一、**印度的地緣政治地位與戰略意義

**印度所處的南亞次大陸，在二戰後國際格局中並不具有突出的戰略重要性。**雖然南亞擺脱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運動在世界上有着振聾發聵的意義，但在冷戰的紛爭中，南亞的民族解放最終轉化為新獨立國家之間的衝突，這客觀上極大地降低了印度的戰略重要性，並使次大陸成為國際戰略意義上的次生地域。這在地緣政治上反映了南亞地區的兩個突出現象：**一方面，南亞國家之間的衝突使該地區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被邊緣化。**儘管這些衝突本身在高潮時仍然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如印巴為克什米爾歸屬而發生的戰爭，以及為最終解決殖民統治留下的東西兩個巴基斯坦而導致的該國被肢解的衝突等。印度是南亞幾乎所有重大沖突的主要角色，但這些動盪對世界基本格局並沒有重大影響，反而使該地區在國際政治中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觀察到南亞地區被邊緣化主要是因為印度被邊緣化。**雖然印度為突出其應有的地緣政治地位做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倡導不結盟運動、與蘇聯結盟等，但仍沒有幫助印度獲得其所期望的全球大國地位。不過，印度地緣政治地位跌落導致南亞地區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邊緣化，恰恰也反映出印度在南亞地區的決定性地位。

印度戰略地位下降，在有些論者看來，使中國得到了一個所謂“政治好處”（political advantage），即由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衝突持續存在，國際社會就會將兩個國家比較，議論其是非。這極大地降低了印度的大國地位，使印度的戰略地位淪為向巴基斯坦靠攏，這是“有利於中國的。”西方學者這種觀點的地緣政治爭鬥傾向顯然是基於傳統的零和觀念，並不能解釋中國奉行的睦鄰友好政策的基石究竟是什麼。而按照上述邏輯，似乎中國更願意看到自身周邊衝突頻發，以便從中可以得到較多的“政治好處”，即便這種“好處”並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這種觀點一方面貶低了印度的地緣政治地位，另則也很容易誤導中國對印度真實地位的看法。**因為印度雖然從未成為全球大國，即使印度領導人總是以此鼓勵印度民眾，將此作為印度的國家目標，但印度的真實地位離這個目標始終相當遙遠。不過印度作為中國的鄰國，且又是南亞地區實力最強地域最廣人口最多的大國，對中國的地緣意義是不同的。印度是中國周邊地區戰略形勢演變的一個常量，即印度固有的特定地位對中國的周邊政策具有恆定的意義。

**首先，印度在中國的西南周邊有最為漫長且尚未劃定的邊界線。**與印度接壤的主要是我國西藏地區，那裏是中國維護和開發的重點邊疆地區。自大和尚集團叛逃後的半個多世紀，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就是西藏地區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之一，而印度在接納了大和尚流亡後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姿態，以及在邊界問題上與中國的爭端，使印度成為中國維護邊疆地區和西南周邊穩定的一個重大考量因素。**這個因素的重大，與印度在二戰後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沒有太大的邏輯關係，而是由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無論是在中印關係比較緊密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還是兩國因邊界衝突後轉而高度敵對，以及冷戰結束後隨着國際體系調整雙方尋求和解的努力進程，上述因素總是成為處理兩國關係的最重要考量之一，顯示印度作為與中國有着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尚未解決的鄰國，是中國思考周邊政策的關鍵對象之一。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上述歷史遺留問題也很難有一個解決的時間表。由此可以判斷，印度是中國周邊戰略的一個常量。

**其次，印度本身的體量決定了印度在中國周邊戰略中的地位。**印度雖然不是對中國周邊環境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全球性大國，但印度作為亞洲最具代表性意義的發展中大國之一，**自二戰結束後就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最先認識到這點的可能是美國。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的檔案，早在二戰結束印度獨立已成定局時，美國國務院內部的一個評估就認為，由於日本已經戰敗，中國處於內戰動亂中，因此印度在亞洲是“一枝獨秀”的大國，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國家”，甚至可能未來取日本而代之，形成有挑戰能力的國家。美國當時的這種擔憂顯然是因為美國戰勝日本並已取得在亞洲的支配地位後產生的，美國擔心印度會成為挑戰者。這個擔憂是否成為美國後來與巴基斯坦密切合作的根據之一是值得思考的。

事實上，印度獨立後美印關係發展的各個階段都顯示出，**美國對印度始終持有防範警惕的態度，從未真正信任過印度，**即使朝鮮戰爭後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頭號威脅也仍然如此。美國的戰略評估應當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而這個戰略評估是建立在印度的一些基本面上的，這些基本面決定了印度的地緣政治地位。這對美國在戰後的亞洲佈局而言固然是一個因素，對中國這個印度的近鄰就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性常量。因為，印度的一些基本面決定了印度在南亞天然據有的主導地位，即使印度因各種內外原因一時難以實現其主導次大陸的目標，但印度的行為必定是決定南亞安全形勢的主因，這對中國的周邊環境而言，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

再者，如何處理兩個毗鄰而居的大國的關係，在現代國際政治中並無現成的積極經驗可循，**傳統的地緣政治理念提供了以競爭為主線的基本框架，但這並不適用於中印關係，因為兩國在歷史上並沒有激烈的地緣政治爭奪。**對這個歷史事實存在着各種不同的解讀。時任中國總理温家寶2005年在回答 印度記者問題時指出了這點，即中印關係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友好積極的，衝突只是非常短暫的一段。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解釋為何如此，顯然他的重點是在展望未來，但這個問題仍然在那裏等待解釋。美國學者約翰·加弗給過一個比較粗略的解釋，他認為在缺乏現代技術和交通的條件下，高聳的喜馬拉雅山阻斷了兩國的交集，使任何衝突都成為沉重的財政和物力方面的負擔，從而大大降低了兩國衝突的可能。這個從消極意義上得出的解釋側重於客觀地理和物質條件。換言之，中印歷史上之所以很少有衝突主要原因是能力問題，這當然傳達了相當“消極”的信息， 因為其隱含的意思是如果雙方有能力，或者地理條件不再成為阻礙時，衝突將產生。美國學者的這個觀點可否用於解釋現代中印關係中出現的嚴重衝突呢？答案是否定的。但這個看法確實可以引導出進一步的思考，即隨着技術的進步和國力的上升，兩個亞洲大國的相處之道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60年前，兩國在解決了圍繞印度是否可繼續與中國西藏地區保持經貿聯繫，從而體現印度在這個重要地區的“存在”問題後，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但兩國關係隨後的發展卻難以證明這些原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從印度對西藏地區內部騷亂毫無原則的煽動支持到兩國圍繞邊界線劃分的激烈對抗，大量事實證明這些原則只是停留在原則，並沒有化為相應的政策。從中國的角度看，如何處理與印度的關係，也是一個隨着時代的進步與發展而需要與時俱進地加以思考的戰略性問題，或者説，作為中國西南周邊最重要的大國，印度是中國周邊戰略考量的一個常量。

**最後，印度作為中國周邊戰略的一個恆定因素，還體現在中國與印度的鄰國發展關係的進程中。**在外交政策的實踐中，很難説中國會根據印度的反應來決定是否和其他南亞國家發展合作關係；印度喜歡或不喜歡中國與其鄰國發展關係是印度的選擇，中國並不受其看法制約。但另一方面，由於南亞的地理特點，印度居於南亞的中心地位，與印度接壤的南亞鄰國互相之間都不接壤，這個獨特的現象促使印度將南亞地區視為其“後院”，也是印度對外政策中，所謂不接受外部勢力進入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與其他南亞國家發展關係，就很容易被印度視為“外來勢力”侵蝕印度影響之舉。**這種現象從印度獨立後就一直存在，今後也不大可能消失，因而也是印度成為中國周邊戰略的一個常量的根據。

**二、**印度崛起的地緣政治衝擊

南亞是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相類似的發展緩慢地區，迄今仍然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但進入21世紀後，印度的發展突然出現轉機。**從2002年起，印度連續多年保持了7%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長率，個別年份甚至接近兩位數，創歷史高位，從而在國際政治中形成了“印度崛起”的衝擊。這種衝擊表現在各個領域，對中國的對印戰略而言，則構成了中國周邊戰略、特別是西南周邊以及隨着印度相關政策的發酵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新的變量。

**變量之一是印度崛起使中國對印度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印度崛起必將改變印度的國際地位，這種改變究竟意味着什麼，是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但更是與印度有直接關係的國家關心的一個政策取向的問題。**因為印度擺脱貧弱交加的狀況，雖然首先體現在印度國民的福祉提高，但也同樣體現在印度的地緣政治地位與實力的增強。**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印度的GDP在2011年達到1.84萬億美元，而2000年時為4600億美元。扣除通脹和匯率因素，在這一略超過十年的時間段裏，印度實現了經濟總量翻兩番的目標。單就同時段國民經濟增長幅度而言，印度取得的成績與中國是相當的，雖然在總量上印度仍然遠遠落後。印度的這種快速增長意味着什麼，以及中國應如何評估印度國力大幅增長所產生的種種效應，諸如此類的問題最終將重新塑造中國對印度的看法，而這必然是中國製定對印度戰略的一個重大考量。由於對印度崛起的這一看法並未完全確定，印度發展本身也充滿了不確定的前景，因此如何評估印度崛起，特別是印度成長為世界性大國的前景，已成為中國主流媒體和學界關注的一個對象。

從這類討論中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而這是由印度本身發展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這些不確定性對中國如何看印度產生重要影響，將隨着印度的發展而發展，短時間恐怕很難有確定無疑的結論，這對中國製定相應的對印度戰略是一個變量，其中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是強大起來的印度究竟是中國的對手還是夥伴，或者兩者都不是而居於其間等，這類問題雖然不可能立刻找到確鑿無疑的結論，但中國如何看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國的相應政策。

**變量之二是在地區和全球兩個層面上國際社會對印度的地位與作用的看法，以及主要大國因此採取的相應政策，目前都處於不確定階段。**由於印度崛起正在改變從地區到全球範圍的地緣政治結構，地區和全球大國因而都在重新評估，印度可能在未來的國際體系演進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2004年印度國大黨大選獲勝後，利用國際媒體開始炒作的“印度崛起”論，着力做美國的工作，成功説服美國放棄了印度核試驗後對印度實施的核封鎖，與印度達成“民用核能協議”。2006年3月布什總統訪問印度，大讚印度的民主體制，並聲稱美國願意幫助印度成長為“全球大國”，這個表態在新德里引起強烈反響，基本上扭轉了印度長期來形成的反美心態。這標誌着美印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導致美國對印政策產生鉅變的戰略原因，顯然與美國對印度地位與作用的評估有聯繫，而這種評估今天仍將繼續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這不但體現在美國對印度戰略的調整變化中，也同樣體現在地區層面上的主要國家的相關戰略中。

如近年來圍繞東海和南海的主權與權益爭端，與中國有爭議的國家將印度視為一個可以引入的因素，其中包含的原因很複雜，但有一點也許可以肯定，即印度國力的增長所產生的變化，促使地區國家越來越將印度作為一個可以加以利用的因素。而在現實的地緣政治博弈中，印度也在充分利用這種形勢，謀求其在亞洲正在形成的格局中擴大立足點。同樣，這個進程遠未完成，是中國需要面對的關於印度的另一個變量。

**變量之三是印度對自身地位的看法也在變化之中。**眾所周知，印度精英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道路上一直持有一個恆定的觀念，即印度是因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而喪失了大國地位的，印度理應成為世界性大國。尼赫魯是這個大國思想的最有力鼓吹者，並深得民心。但印度的大國目標因其獨立後發展緩慢而難以實現，甚至印度在冷戰時期通過倡導不結盟運動等活動建立起來的國際影響也逐步消失。1998年印度決定試驗核武器，這對現行國際體系和制度構成很大沖擊，印度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和其大國目標聯繫在一起的。然而，印度的大國地位究竟因其核試驗而得到多大提高，卻是很有爭議的問題。

事實上，國際社會對印度的真正關注，是在印度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後才有了大幅提高，也就是**決定印度是否擁有全球性大國地位的，是其經濟實力及因這種實力體現出來的其他發展。**從這個角度觀察印度對自身地位的看法，應當説印的自我定位恐怕也未完成。近年來印度大力加強國防能力建設，先後購買和開發包括航母與核潛艇在內的先進武器系統，同時印度也努力爭取“入常”，包括爭取各大國對其努力的支持等，無不反映出印度力圖推進其在全球體系中的大國乃至強國地位。就這一問題，一方面印度無疑認為自身應該是世界性大國，應當在國際體系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印度也不能不認識到，以其現有力量恐怕還很難使國際社會認同印度的大國地位，印度因此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在印度逐漸獲得更清晰的自我定位過程中，印度將首先對其周邊地區及亞洲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上述三個變量均為觀念層面的。其所以重要，因為觀念塑造行為，觀念也催生戰略和政策。**以美國如何看印度為例，自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間，美國並沒有視印度為重要力量，直至小布什政府上台後，美國開始從新的角度認識印度。而這實際上早在總統競選時期，布什的外交政策顧問賴斯便在《外交》（雙月刊）上著文指出，“美國應當更密切地關注印度在地區平衡中的作用。現在有一種很強大的觀念趨勢，那就是把印度與巴基斯坦聯繫在一起，就是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或這兩個國家的核競爭。但印度是中國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印度也應當成為美國考慮的因素。印度還不是一個大國，但有潛力成長為一個大國。”由於美國看印度的觀念產生了新的變化，後來布什政府以幫助印度突破核封鎖為切入點，重塑美國對印度政策就成為這種變化的邏輯結果，至於美國吹噓的所謂“價值認同”只不過是一種宣傳而已。在美國近年來的對印政策中可以明顯觀察到中國因素。

**換言之，美國是將印度視為平衡中國的一個大國而加以重視的。**如果印度進一步發展而成為更重要的大國，美國又將持何種立場呢？這一問題也可以從更具體的角度提出。如印度開發射程不超過5000公里的中遠程導彈， 如“烈火-IV”和“烈火-V”，在美國看來是值得歡迎的，因這個射程的導彈正好可以針對中國。但印度的戰略目標似乎不止於此，印度更希望和安理會五常一樣，擁有射程遍及全球的洲際導彈，而這也是印度的戰略目標。但美國對印度開發足以打擊美國本土的戰略武器就萬難支持了。可見美國雖然聲稱印度已是其盟友，但印度仍在發展的進程並非是清晰明瞭的，因而美國的看法及相關戰略也將隨之調整。美國並無把握可將印度塑造成符合美國利益的大國，因此沒有理由説美國一定將“幫助印度成長為全球大國”。

**上述三大變量，即中國對印度力量的評估、美國等大國對印度地位與作用的看法以及印度的自我定位，其變化的最終驅動力主要來自印度的發展，以及因這種發展而增強的力量在印度的戰略籌劃中將主要指向****何方。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充滿了不可預測和難以確定的因素。**如印度在經歷將近10年的高速發展後，突然顯現出明顯的疲態，雖然國際金融危機被解釋為主要原因，但仍不能解釋為何在危機初起的階段，印度似乎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反而是發達國家已然走上覆蘇的道路時，印度經濟增長率卻驟然受挫。在國際政治範疇，亦可觀察到一些新的不確定因素。例如，奧巴馬2010年訪問印度時，承諾將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被視為美印關係的新起點，將給雙邊關係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但事實上卻並未見到這種所謂可以預見的發展：美印關係呈現出明顯的冷落狀態，甚至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學者羅曼都認為，美國支持印度“入常”是“不正常的”。因為印度在聯合國的投票紀錄顯示印度並不支持美國；在2010年的71次投票中，印度44次投票與美國相悖，這個紀錄和古巴差不多。結論是“印度在安理會以美英法為一方、中俄為另一方的爭鬥中將扮演‘中立’角色，即不結盟運動的角色，或者更糟，印度甚至可能打算在安理會中起到平衡美國的作用？”這番言論將美國指望印度在國際舞台上毫無保留地支持美國的心態，表達得淋漓盡致，但美國的期望並不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印度外交傳統和理念之基礎上的，只是反映了美國希望繼續乃至永久領導世界的觀念。

**儘管存在這些不可預測的因素，但印度崛起仍然被視為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一個大趨勢。**印度崛起主要將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領域，成為世界格局中一個不斷變化且呈增強趨勢的現象。印度對自身地位的傳統地緣政治觀念促使印度將努力提升和發展其軍事投送佈防能力視為關鍵，這使得印度崛起在軍事安全領域有較突出的表現，如印度近年來大力增加國防投入，開發各類先進武器系統，並動用鉅額外匯向西方國家購買軍火，加上印度向俄羅斯購買的戰機艦艇等，印度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武器購買國家。這極大增強了印度的軍事實力，成為衡量印度地緣政治地位的一種重要指標。印度以其固有的體量而具有的地位，以及因快速發展而不斷增強的地位，對亞洲的地緣政治及國際政治格局都產生着重要的影響，當然必定也將對中國製定相應的戰略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對印度戰略的若干選項

由於印度對中國而言具有的多重身份特徵以及印度的發展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動態進程，因此在思考中國對印度戰略時必定出現的問題之一是，印度的何種身份和哪些領域對中國而言有着相對更重要的意義，或曰中國的對印度戰略是否應該有優先順序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從什麼角度衡量中國的對印度戰略。大體而言，中國的對印度戰略可分為雙邊層面、地區層面和全球層面，在這三個不同層面中又可進一步細分出具有差別意義的次層面。例如在雙邊層面上，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和涉藏問題就具有明顯的突出地位，但在如何推進雙邊層面各領域的積極發展方面，經貿往來及建立互信的政治進程顯然是重要議程。而在地區層面，兩國在地區組織中的角色擔當和亞洲國際體系格局中，雙方如何共存發展並促進亞洲新的結構的形成，可能是雙方應加以討論的優先課題。因為中印同為亞洲大國，上述問題如無合適的應對，則兩國相爭的概率必定較高，又由於這類問題遠遠超出雙邊意義。因此，處理不當也必定影響亞洲地區的多邊進程。而**本文討論的中國周邊戰略則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即在中國的周邊戰略中，印度既是雙邊層面上有着重要問題有待解決的挑戰，又是次地區的多邊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兩者的發展或將決定亞洲新格局的形成。

**首先，在中國的周邊戰略考量中，印度是中國與鄰國雙邊關係中的一個有較特殊重要性的國家。**中國與大部分陸上鄰國都已經解決邊界劃分問題，包括曾經有過激烈衝突的國家。因此，印度作為與中國同樣有過激烈衝突歷史，但卻沒有解決邊界爭端的國家，這一事實對兩國決策層和公眾而言都是令人擔憂的。從這個角度進一步思考，印度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崛起於國際體系之中，則對兩國關係在雙邊層面上究竟如何演進就不易得出樂觀的結論。這是處理雙邊關係的困難之處，這種困難必然會體現在中國的周邊戰略制定中，即在徹底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尚無前景的條件下，如何尋求與印度逐漸提高相互信任、降低敵意直至建立真正夥伴關係的共存之策。雖然兩國早在2003年就已宣佈建立建設性合作伙伴關係，2005年更提升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但考察中印關係現狀，將這個目標轉化為現實還需做出更大的努力。而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做好長期不能解決的準備，同時仍然堅持與印度和平共存的各種選項，包括繼續堅持雙方已經簽署的確保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及提高軍事相互信任措施的協定，發展給雙方都帶來好處的各種交流等等。**這些措施雖然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因邊界問題而來的深刻不信任感，但卻可以為穩定周邊的戰略發揮積極作用。**換言之，就印度在中國周邊戰略中的作用而言，從各個角度觀察，印度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國的正面意義，但中國仍需要從大局出發，制定促進穩定的策略。

**其次，中國維護西南周邊地區穩定不但需要堅持與印度的和平共存關係，而且也需要促進與南亞其他鄰國的友好合作關係。**由於這些鄰國均為印度的鄰國，它們構成的正是印度的周邊，因此當中印互信呈嚴重赤字狀態時，中國與南亞其他鄰國的關係亦成為印度的擔憂。雖然中國與南亞其他鄰國發展任何層面的關係，都無須看印度的臉色，但如果因此而破壞了中印間本已脆弱的互信甚至導致對抗，那也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周邊戰略目標。鑑於中國並不需要通過南亞其他國家來制衡印度，因此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係今後或可在新的層面上展開，通過如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這樣的次地區組織，加深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領域的參與結合，也許是一個相對較好的選項。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新任總理李克強2013年5月首次出訪選擇了新德里和伊斯蘭堡，訪問期間更提出“向西開放”戰略，強調要大力推進“孟中印緬”次地區經濟合作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計劃，顯示中國在當前南亞形勢趨穩，且西方軍隊即將退出阿富汗之際決心，與包括印巴在內的主要南亞大國合作打造新一輪地區合作，這同時符合中國和南亞各國的根本利益。

**再者，印度在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的參與程度正在逐漸深化，對印度的戰略目標究竟是什麼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印度在中國最緊密的周邊地區的行為顯然將對中國的相關政策產生影響。**近年來，在中國沿海周邊的東海和南海不斷出現各種摩擦，有些矛盾還有一定的尖鋭性，解決的前景也不是很明朗。在此背景下，中國從維護周邊地區穩定的角度出發，希望爭端各方通過各自的努力，尋求和平的解決方式，同時也不希望外部勢力介入這類爭端。因為這種介入，無論以什麼理由，都不會對地區穩定與和平解決爭端產生積極影響。印度顯然是外部勢力，但印度卻更可能視這類爭端為其介入的機會。

事實上，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商業活動”的旗號下，印度已經參與越南在南海開展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開發活動，這些地區部分是越南與中國有着主權爭議的，中國亦已多次表明希望其他國家不要在爭議解決前參與這類勘探開發活動。**這類爭端雖非中印之間的重大問題，但印度行為背後的戰略意圖卻非常值得思考。**印度自推出“東向”政策以來，對亞太地區的興趣日益上升，其中當然包含了印度的合理期望，即將印度與當今世界的增長中心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為此，印度也先後加入了亞太地區的合作組織，這些都是中國接受並歡迎的。但印度畢竟不是亞太地區國家，因此在地緣政治的潛在和現實爭端中，如果印度執意企圖通過與中國有分歧的國家進行旨在牽制中國的合作，則印度將在中國周邊戰略中的負面因素方面增添新的動因，是不利於中印關係發展的。這個因素預期在中國對印度戰略中將呈上升態勢，需要深入思考和謹慎應對。

**最後，在中國的對印度戰略中，雖然努力推動印度朝着對中國更趨合作姿態的方向前進，必定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但從雙邊和次地區兩個層面仍然存在的諸多問題來看，實現戰略性合作的前景並不十分明朗。**因此，中國的政策選項似乎應該有兩手準備，即：**一方面，印度應該被視為潛在的合作伙伴，與中國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國際戰略目標，因此中國須從長遠的戰略利益出發，致力於促進和塑造與印度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這當然也是中國總理温家寶2005年訪問印度時雙方商定的雙邊關係新定義，儘管因各種原因目前仍然是一個願景，但中國的對印度戰略應繼續沿此方向努力。**另一方面，鑑於印度的內外發展存在着大量變數，印度在成長為全球大國的進程中確實存在着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的前景，因此中國亦有必要應對因此而出現的各種消極現象，全力遏制將中印關係導向對抗的趨勢。**從長遠的戰略前景看，中國對印度的戰略優勢被印度反超或壓倒的概率並不高，但中國的優勢地位並不能保證印度對中國採取合作的姿態，甚至可能加劇印度的對立行為，而這種發展不可能有利於中國實現周邊穩定的目標，但中國亦很難在影響印度的這種行為上有很大的作為。這將構成中國西南周邊在未來的一個比較嚴峻的挑戰。這不大可能是中國的一個全球性議題，但卻可能對中國的全球地位產生一定的影響。

2013年10月召開的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將維護周邊地區穩定、發展睦鄰友好關係捍衞國家利益提升到中國對外戰略的新高度。印度是中國實現穩定周邊方略中的重要一環，需要對當前中印關係已經實現的積極成果和尚待克服的消極因素做全面檢討，從而為構築新時期綜合性的對印度戰略建立堅實的理論與政策基石。

本文轉載自《國際展望》2014年第2期

文章原標題為《中國周邊戰略中的印度因素》 

作者趙干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本期編輯：郭欣雨 穆禕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