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補貼距離共識，還欠哪樣東西_風聞

魯舒天 | 文

近段時間，經濟學者任澤平的最新研究格外引人關注。

他在《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中稱：“建議儘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萬億，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讓未來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業和地方負擔，我們研究認為現在只有這個辦法最務實有效可行。”

以及更雷人的“一定要抓住75至85年還能生的時間窗口，抓緊出台鼓勵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後00後。就是75年-85年的這批人還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而90後和00後不要説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

所幸以上只是一則新聞，熱度短則三天，長則五日，涉及之處僅網絡輿論場。

結合任澤平團隊的一整套研究看下來，他將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生養成本太高和房價太高，在他給出的數據當中，前兩者佔比分別為41.5%和27.2%，因此獻策者表示，降低生育養育成本刻不容緩，必須靠金錢來刺激。

這位知名“經濟學家”的發言立刻引發網友質疑，不少人指出：那這次又是誰去充當代價呢？憑空多印的2萬億本身就有可能製造通脹，本身就會加重老百姓、企業和地方的負擔。

平心而論，網友看似激烈的態度其實飽含了深刻的理性——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就變得容易，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當然，任澤平團隊的研究不能説全無道理，措辭不可謂不循循善誘，路徑不可謂不四通八達，如經濟補貼、托育供給、完善婦女就業保障、不歧視非婚生、加大教育醫療投入，聽上去似乎盡善盡美，但就是缺了一點東西：對真實個體意志的尊重，簡言之，對人的尊重。

應當説，長期為經濟補貼拉動生育而奔走鼓呼的，不止哪一兩個人或一兩個團隊，網友對於這種行為的質疑與反感，自然也不是針對哪一兩個人或一兩個團隊。

發言者也應當遇到過不少反對聲音，但從他們固執己見的姿態來看，他們對批評似乎大多選擇無視——或是認為質疑者的層次實在不值一辯——而並未對自己的言論進行反思：為何這些遣詞並無語誤，卻無比惹人反感，無法起到交流目的，更無助於取得共識？

原因非常簡單：他們沒有站在普通人或自然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選擇的立場，或許是與自身財富積累相同的少數人，或許是碩大無朋的機構，因此，他們越是着急為他們竭力保全的小共同體想辦法，他們想出的辦法就越是無法拉攏普羅大眾。

與此同時，微博上的確也有一些財經博主和金融從業者衷心支持任的方案，即便他們明知將要被其作為承壓主體的90後00後，並未享受到時代發展的紅利。在這批人的邏輯裏，你很難感受到具體的人是有位置的，你也很難感受到同他們在一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即女性不應當被視作生育工具。

在他們的一整套話語體系中，似乎女性的意願變成了最等而次之、最無足輕重的一件事，她們之所以未能達成生育指標，只是因為她們沒有達成指標的先決條件。就像齒輪之所以不轉了，是因為底下卡了幾顆小石子，只須將石子移走，便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這的確有道理，但都是機器的道理。

首先，“育齡婦女”本身就是一個政治不正確的概念，它不正確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大齡剩女”，或者説，它們倒是同屬於一個語言體系，就好像有人拿着大喇叭催你“該生育啦”一樣。女性願不願意生孩子，願意在什麼時候生孩子，這件事不應當由所謂經濟學家來定義，更不應當由所謂男性經濟學家來定義。試看近年積極鼓吹同類觀點的，可有一個女性專家？

其次，90後00後究竟是否願意結婚生育，個體跟個體間也有很大區別，縱然集體意願不如前代，但也不應當因為這種問題被前面哪一代人數落**。尤其對於任澤平那一代人來説，他們成長於社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的環境，並享受到各種成果。可是，他們致力於為後面的人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了嗎？恐怕並沒有，那又何來底氣去指責90後00後呢？**

再次，“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大力指望的75後85後，按年齡區間算，也37到47歲了，這個年齡段生育對女性是有一定風險的，我前面説了，“育齡婦女”政治不正確，但醫學上的“高齡產婦”倒是一箇中性詞，這就像“只有醫生才能宣佈一個人死亡，而新聞不能”。

之前在一篇文章裏看到過，一些明星不願意生孩子的理由：

鄭伊健：“現在環境不好，空氣也不好，而且小孩子要學習的太多。”

劉嘉玲：“梁朝偉性格太孤僻，不想要孩子。”

朴樹：“不想孩子來到世上受苦。”

關之琳：“當母親意味着需要肩負起非常重大的責任，但自己並沒有把握當好母親。”

楊麗萍：“生小孩需要增肥，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跳舞。”

以往人們喜歡把明星的理由歸結為“奇葩”，但仔細分析，歷經城市化洗禮的普通人都可能面臨這些境況，比如對生活環境感到失望，比如不喜歡孩子，比如與工作產生衝突、比如無法承擔做家長的責任，以上理由並不難令人理解，但顯然，它處在“經濟學家”的主要着力點之外，佔據極小的分量。

從某種意義上講，另一位券商經濟學者付鵬的發言就要平易近人許多，雖然他分析的境況也是基於經濟壓力：

“像現在年輕人交流下來就是這個問題，根本不是説他骨子裏的那種自由主義，還沒到那個份上！大部分是被生活所迫，三座大山——教育、醫療，當然最重要的是房子。這個社會思潮絕不是説一種精神文化發展到那個程度生成的，不是，其實現在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導致的。”

這段發言可以用於反駁羅振宇在一次演講中聲稱的，年輕人不生孩子是被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所影響——這是一個相當有受眾的導向，但它並不符合社會實際。付鵬言簡意賅地指出，大多數人沒到那個份上，他們是想生而生不起，想養而養不起，硬生硬養，就會把生活搞得亞歷山大。

有人可能會説，那任澤平和付鵬的發言不是一回事嗎，都指出了生育經濟上的困難，但我想説的是，二者看似相似，其實有根本性的不同：付鵬的發言只是告訴大家，想生的人為什麼沒生。換句話説，他只是陳述了客觀事實，駁斥了不實論調，他並沒有鼓勵不想生的人去多生，更沒有得出“只要用錢去刺激，就能拉動生育率”是一種必然。

我無法猜測這種審慎的來處，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審慎是必要的，因為經濟固然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但想真正提高生育率，靠的絕不是經濟補償，這些東西是標，不是本，何為本，本是尊重人的價值，這不是一點杯水車薪的補貼可以達成的。

由於住房的確是三座大山裏最大的一座，有人天然就把“尊重人的價值”等同於“房價太高”，實際上這種格局顯然是沒有打開，且不説“買得起房就得到尊重”的觀點有多社會達爾文，尊重人的價值本身就有更廣義的指向。試問，那些在防疫中未受尊重的個體，難道都是在當地買不起房的族羣嗎？

**誠然，一部分人的壓力的確指向經濟，但生活壓力本就不全是經濟意義上的，對另一部分人來説，它甚至可能完全不是經濟意義上的。**你願意讓孩子出生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這個環境秉持着何等的文化氛圍，它目前正是滋生哪種觀念的土壤，這些內涵既可以抽象也可以很具體，它深植於每個人的心理，有些是在潛意識裏，它很難挖掘、量化，但並不代表這種影響因素不存在。

天秤握在每一個已經出生的人手裏，從某種程度上説，社會希望迎來更多未出生的人，唯一的途徑便是讓已出生的人感到“人間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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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怎樣保證“人間值得”，則幾乎是古往今來最難的命題，不是靠數據調研可以紙上得來。

前段時間看作家諶旭彬寫王安石變法，他分析後者最大的錯誤，就是隻推行政策，卻不變革人事，後果只會是在實際過程中更加劇百姓負擔。

“任何一種政策，形成書面文件後，都需要依賴一套人事體系去落實。所以書面文件的制定，必須考慮人事體系的現狀。如果人事體系缺乏有力量的監督管控制度，無法保證對書面文件的落實不發生嚴重偏離，那麼，這種‘本意很好’的書面文件，便大概率會成為禍害。也就是説，變法政策的制定者與推動者，必須將人事體系的現狀納入到考量之中。除非有能力改造人事體系，否則便必須圍繞人事體系的現狀來制定變法政策。”

以這個例子來看生育補貼，由於鼓吹者本身的講話對象就不是普通人，本身就帶有一種“將人工具化”的思維導向，本身就沒有把實現人的價值看作是社會運轉的目的，他們自然也就完全不考慮現實生活中人的實際情況。

換句話説：即便是一個為女性創造有利條件的規章福利，也首先亟需社會上大量存在對“性別平等”保有基本認同和起碼善意的參與者。

遺憾的是，生活中總是充滿了冒犯他人而不自知的人，這讓我覺得近年女性在網絡言辭激烈的根源，仍在於一部分男性。

當我在一個高學歷討論羣裏講出“女性不是生育工具”後，竟然有位男性回覆道“女性不僅僅是生育工具，或者更準確”。這位先生講完之後都沒有意識到他講了一句錯話，還以為自己的回答更圓滿了，放在知乎能上高贊。

而在該羣裏，竟然還有另一個小鬍子中年男説“將引產流程監管起來，不允許隨意性引產、墮胎非法。婚前育子平等對待。將在分母不變的基礎上提高不少分子值，同時引導社會婚姻和生育觀改變。而不能僅僅刺激生產。”

其實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字裏行間都下意識地暴露了他們未能將女性當成是一個有自主思維的人來看待，但與前者相較，傳統意義上的“爹味兒”應該已經不足以概括後者的想法，這不僅僅是赤裸裸地物化女性，它試圖剝奪的，恐怕也不僅僅是一個生育自主權。

如何提升現有人口（尤其是男性、尤其是某些學科、某些行業從業的男性）的人本素質、人文關懷和人道思想，可能是比對“育齡婦女”搞定向激勵重要得多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