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紅軍的中國軍團之謎（十六）——首箇中國營的創建者孫富元（上）_風聞

有專門研究蘇俄/蘇聯文化藝術的專家認為，**無論是內戰和外國干涉、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偉大衞國戰爭時期，蘇俄/蘇聯宣傳畫都以畫面簡潔、人物形象質樸、表情堅毅自然、目光真誠熱切等典型風格特點，體現出高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堅貞不屈、堅韌不拔等蘇維埃精神的重要特質。**比如，德米特里·莫爾《你參加志願軍了嗎》、亞歷山大·阿普西特《公民們，請捐獻武器》以及彼得·基塞里斯《同志們都去烏拉爾！殲滅高爾察克、沙皇和資本主義其他走狗》等蘇俄內戰時期的宣傳畫作品，通過直接、鮮明而又飽滿的表達，將作品內容嵌入保衞十月革命成果、捍衞人類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時代洪流當中。

德米特里·莫爾的宣傳畫《你參加志願軍了嗎》

那麼，蘇俄政府在內戰和反外國干涉的過程中是如何招募中國國際主義戰士的呢？也是靠宣傳畫嗎？紅軍中國營營長孫富元給出了答案——

在尋找資料時，我意外發現署名中國問題學者葉甫根尼·卡爾卡耶夫撰寫的文章《孫富元1918年在莫斯科組建中國營》，文中引述了《真理報》1918年5月9日發表的《中國營營長孫富元致全體中國籍社會主義者呼籲書》。

蘇俄紅軍蒂拉斯波爾支隊中國營營長孫富元

孫富元是誰？他如何兩次組建紅軍的“中國營”？

我遍尋莫斯科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以及互聯網資源，關於孫富元的資料少之又少：孫富元（桑福陽，富洋），出生地中國，生年不詳，卒年不詳，中國社會主義黨黨員（原文如此—筆者），俄共（布）黨員。十月革命和內戰期間，蒂拉斯波爾支隊中國部隊指揮官（1918年2月），蒂拉斯波爾支隊第一中國革命營副營長（1918年）、中國營營長（1918年5月隸屬於莫斯科第二十一步兵團）。

1918年6月6日出版的彼得格勒《紅軍報》寫道，紅色中國營創建者孫富元是一位年輕的中國革命者、布爾什維克黨員。他出生於中國東北，父親曾在邊防軍任職，所以他不僅會打槍，還掌握基礎軍事知識。由於家境貧寒，孫富元幼年飽嘗生活艱辛。來到俄國後，他開始同情並接觸布爾什維克。

1918年初，羅馬尼亞人向蘇俄發動進攻。當時，正在蒂拉斯波爾出席第二革命軍代表大會的孫富元提議將華工組織起來成立中國營，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支持。隨後，孫富元被授權組建中國部隊，並被納入蒂拉斯波爾支隊。

油畫《紅軍進攻》

蒂拉斯波爾支隊由蘇俄內戰英雄約納·亞基爾在1918年1月組建，戰鬥力非常強，有“打擊羅馬尼亞寡頭政權”特種部隊的稱號。該部隊的底子，是一戰中起義的羅馬尼亞方面軍第四軍和第六軍餘部，甚至還有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軍隊的戰俘，總兵力五千至六千人。

蘇俄內戰名將亞基爾（第二幅前排中）同紅軍官兵在一起

亞基爾的《內戰回憶錄》記錄了孫富元奉命編入蒂拉斯波爾支隊的過程。亞基爾寫道，1918年初，孫富元率領大約四百五十人（實際上是五百三十人）來到他的部隊：

一個清晨，有人叫醒了我。站在我面前的，是一箇中國人。

——瓦西卡，我叫瓦西卡，他説。

——你要做什麼？我問。

——需要中國人嗎？他説。

——什麼中國人？我再次疑惑地問。

隨後，他一直重複着那句“需要中國人嗎？”還有那句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的句子——傑格納爾姆（有人後來推測，這可能是漢語“加入你們”的意思——筆者）。

我走出營房進入院子，發現那裏齊刷刷地站着四五百個中國人，他們按照瓦西卡發出的中文口令，集合起來。

見此情形，我全明白了。我們人很少，但武器很多。我們最終決定，這些人全部留下來，他們當戰士哪一點不夠格呢？！後來證明，他們都是出色的戰士！穿上了軍鞋，換上了軍裝，扛起了槍，你再看看——簡直是施了魔法一樣。就這樣，我奉命指揮他們，被派去防守古老的蒂拉斯波爾要塞。

我很幸運，孫富元是我最早認識的中國人——他是中國部隊的優秀指揮官，指揮着一羣好士兵。而我，是他的上司。

亞基爾《內戰回憶錄》

根據史料記載，蒂拉斯波爾支隊第一中國革命營的首任指揮官是亞基爾，然後是亞·彼斯托夫，最後才由孫富元接任。

不過，亞基爾只是奉命接收中國部隊，而孫富元則在招募中國國際主義戰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9月，沙俄烏克蘭地區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僅頓巴斯礦區就關閉了兩百多座礦山，造成多達十萬失業人員流落街頭。如果説這種局面對於烏克蘭人而言只是沒有工資收入的話，那麼對於一戰爆發前後來到此地務工的華工們來説，處境則更加悲慘：不僅缺吃少穿，回國無望，還面臨失業、流浪的威脅……1918年6月13日《紅軍報》稱，紅色中國營全部是從貧農、工人和礦工當中挑選出來的，主力是“苦力們”。有的商人想加入，支隊沒有同意。

蘇俄內戰紅軍指揮官（上左至右）布瓊尼、斯大林、圖哈切夫斯基、肖爾斯；（下左至右）恰巴耶夫、伏羅希洛夫、伏龍芝、托洛茨基）

蘇俄內戰白軍將領（從左至右）高爾察克、鄧尼金、弗蘭格爾、尤登尼奇、米勒

孫富元本人後來回憶：“……資本家盤剝、壓榨我們，我們就起來反抗，先是參加赤衞軍，然後轉成了紅軍。”

蒂拉斯波爾支隊的一位中國老兵唐強山後來回憶：

1918年1月的一天，一個穿着俄國軍裝的中國人來到我們的伐木場並住了下來。他就是孫富元，和我們一樣，也從中國東北來。不過，他來俄國的時間比我們早，能講俄國話，能認俄國字，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布爾什維克。

孫富元説：“我們正在召中國人加入蘇俄紅軍隊伍，你們中誰想報名參加？”

我問：“我們在那裏幹什麼？”

“要打仗”，孫富元回答説：“偉大斗爭到了，俄國工農政權是勝利還是失敗，將決定你們和你們子孫們的命運。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孫富元這番話説服了我們。不久以後，伐木場的大部分工人都加入了孫富元的隊伍。我們領到了軍服、武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進行軍事訓練，學習步槍使用知識、拼刺刀、隊列訓練，還有各種命令……

蒂拉斯波爾支隊及所部第一中國革命營的一次次戰鬥，都同1918年春天蘇俄嚴峻的國內、國際形勢密不可分。

1918年3月3日，為捍衞新生蘇維埃政權，換取德國停止反蘇俄戰爭，布爾什維克被迫與同盟國一方的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及保加利亞等國簽訂《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根據這一對蘇俄而言條款極其苛刻的和約，蘇俄不僅失去全國百分之八十九的煤炭開採量、百分之七十三的鐵礦石、百分之五十四的工業以及百分之三十三的鐵路，更主要的是喪失了將近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五千六百萬人口。

《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簽訂後蘇俄形勢圖

就在蘇俄與德國談判期間，烏克蘭“拉達政權”也與德國政府訂立“和約”，致使三十萬德奧軍隊開進烏克蘭和頓河地區。此時，包括孫富元任營長的中國營在內的一萬五千紅軍，不得不離開與同盟國軍隊交戰的摩爾達維亞，向烏克蘭南部的敖德薩方向轉移。

孫富元率領“中國營”的首戰並沒有告捷。奉命撤退的隊伍剛到拉茲傑爾納亞車站，就碰了奧匈帝國軍隊。大部分中國營戰士都剛剛入伍，缺乏實戰經驗，一交火隊伍就亂了。兩小時後，隊伍重新集合起來，一清點人數，死傷四十多人。

然而，在隨後的戰鬥中，中國營組織良好、堅忍不拔、無所畏懼的特點表現出來，出色地完成了掩護紅軍轉移的任務。

此後，中國營隨蒂拉斯波爾支隊一路向東，朝着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包括現在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筆者）撤退。蘇聯歷史學家考證，4月12日，孫富元指揮的第一中國革命營抵達盧甘斯克。根據上級命令，孫富元就地積極招募華工新戰士補充中國營。幾天內，一批在頓涅茨克工礦、企業打工的中國志願者入伍。到24日，中國營有三百五十名戰士。如果在頓巴斯招兵後全營才只有三百五十人，那麼不難想象，這個營在通過烏克蘭撤回蘇俄的過程中遭受了怎樣的損失？！要知道，該營剛組建時，就有五百三十名中國士兵。

蘇俄紅軍一支中國部隊上戰場前合影

此後，蒂拉斯波爾支隊繼續向蘇俄境內撤退。根據《佈列斯特和約》，紅軍從烏克蘭退入蘇俄領土時必須解除武裝。但是，友鄰部隊剛剛交出武器，就遭到白衞軍兩個哥薩克連的突襲，損失慘重。白衞軍哥薩克部隊也命令蒂拉斯波爾支隊交出武器。

危急時刻，中國營戰士表現出了英勇頑強的戰鬥品質、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徐墨林——參加此次戰鬥的老戰士，在一本名為《在蘇聯國內戰爭的戰場上》的書中回憶説：

我們中了敵人的詭計，毫無防備地被敵人包圍了。可是，我們並沒有慌張，立刻開始了激烈的戰鬥……我們終於衝出了重圍。不知有多少同志英勇犧牲，或者被俘。後來，聽説被俘的中國紅軍戰士被押送到鄧尼金匪幫的盤踞地，他們與俄國紅軍戰士們一起遭受了殘酷的刑罰，俘虜最後只剩下了四十來人還活着……

亞基爾在自己的《內戰回憶錄》中寫道：

這次戰鬥中，衝出包圍的中國戰士只有半個連。他們到達沃羅涅什以後，立即投入了平定當地反革命叛亂的戰鬥。他們的鬥爭拯救了沃羅涅什蘇維埃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