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二本學生的命運，映刻着教育的底色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作者黃燈。

2022 年 1 月 12日，騰訊研究院、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聯合主辦的“騰訊科技向善創新周**”召開。《我的二本學生》作者、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授黃燈**在大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

作為一名二本院校的教師，黃燈講述了長期以來自己對二本學生的觀察與思考。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是黃燈，特別開心有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交流我對年輕人的觀察和思考。

2020年8月，我出版了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這是我從教十幾年來的一本教學札記。很多人問我，二本學生到底是什麼樣的？二本學生和重點大學的孩子到底有什麼差異？還有人説，二本學生都這麼難，那些專科生怎麼辦？那些中職生怎麼辦？那些初中畢業、甚至早早輟學進入社會的人怎麼辦？

面對這些追問和質疑，我感到自己其實並沒有通過寫作，説清“二本學生”這個龐大羣體的全貌，儘管從我課堂走過的學生多達四五千人，儘管我曾真實地和他們共處不少時光，但我並不能對這個羣體做出任何整體性的敍述。這本書與其説是一個在場者的從教經歷總結，不如説是一個一線教師長期的私人觀察，它裸露了我內心的困惑、思考與無助。

我2005 年博士畢業，進入一所二本院校教書，2006 年第一次當班主任，接手一個班級，他們的出生時間在 1987 年左右；2016年，我第二次當班主任，接手另一個班級，這批孩子大約出生於 1996 年。換言之，我見證了 80 後、90 後兩批年輕人的成長曆程。

我對我的學生，也曾有過偏見

雖然我也是二本學校畢業，但我首先必須承認，因為代際的差異，在真正進入大學任教以前，我對即將面對的學生羣體也抱有一些偏見。

我是湖南人，廣東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比家鄉富裕很多的地方。在走向講台之前，我一直以為廣東的孩子，大都衣食無憂，直到2006 年 5 月 23日的一次公共課，這個印象才得以改變。當天我給計科系的學生上《大學語文》，因為刮颱風，我讓學生以《風》為題寫一篇作文，一個叫鄧樺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業，從她的敍述中，我看到了一個家庭的真相：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來自農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費在哪裏。她用最簡單的語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卻對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那些比我小十幾歲的學生，居然還有人正在承受和我童年階段同齡人一樣的困境。“貧窮”這個詞語，我以為早已遠離了日常生活，但沒想到身邊的孩子，正深陷其中。這次課堂的偶遇，不但調整了我日後從教的視角，也成為我想要進一步記錄、觀察這個羣體的隱秘契機。後來我才瞭解到，儘管我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廣東，但有不少人都面臨鄧樺真同樣的困境，他們可能來自粵北、粵西的偏遠鄉村，也可能來自一些更加貧窮、混亂的小鎮。

在走向講台之前，我還一直以為，我的學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學，一定是因為不夠勤奮。直到 2010年下學期，我在肇慶校區上課，來自甘肅的劉婉麗和我講述了她的成長經歷。她是一個西北長大的孩子，從初中開始，每天都要堅持十幾個小時高強度的學習，尤其到了高中階段，更是夜以繼日，不管不顧，哪怕身體出了不少問題，都會咬緊牙關，堅持學習，只有這樣，她才得以考上我任教的學校。所謂的“衡水模式”，其實一直是不少鄉村孩子自主習得的有效法寶。

類似的經歷，我在其他孩子那兒也聽到過。有一位學生叫陳雪，來自潮州，她告訴我念高中時，為了多一點時間學習，洗完澡連吹頭髮的幾分鐘都捨不得耽誤，總是一頭濕漉漉地跑進教室；另一位學生羅益鵬來自梅縣，他在課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見底的“萬金油”，告知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賴這種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順利度過。

黃燈在《十三邀》（圖片來自：騰訊視頻《十三邀》）

我後來還注意到，我的學生，確實很多來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這樣的大學，他們背後的家庭也已拼盡全力。也正因為父母竭盡全力的付出，他們面對鄉村的封閉和親人不切實際的期待，常常會陷入無法言説的尷尬。

來自鬱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總被村裏人追問畢業能分配到哪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都是自主擇業；來自台山羅超的媽媽，以為自己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就能在廣州工作買房、順利安家，她從來不知道就業的形勢有多嚴峻，對廣州的房價也沒有直接的感知，她對大學的印象，始終停留在自己年輕時候的80年代。兩個孩子和我説起這些，都只能苦笑搖頭。他們雖然因為求學來到城市，但背後卻依然揹負一個無法擺脱的村莊。

被無形繩索牽住的 90 後

這些和學生相處的普通片段，極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見，也讓我看到了二本學生這個羣體的底色。2018 年，在我任教第13年的時候，我突然感覺有很多話想説。我的腦海裏，始終有很多年輕人走來走去，儘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蕪雜的視野中，卻踩出了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路徑。我意識到自己累積了太多太多關於這個羣體直覺式的觀察和思考，儘管這種直覺很難讓我説出一個清晰的結論，但正是這種經過時間過濾的印象，讓我意識到這些碎片式的觀察，可能承載了一些重要的命題，這也是我決定動筆寫作的原因。

那我到底觀察到了什麼呢？

首先，從精神狀態而言，我覺得講台下的學生，他們的青春，少了一份張揚和放肆，多了一份規訓過後的沉默和乖巧。作為網絡原住民一代，我感覺他們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號和過量信息所架空，與真實的世界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隔膜。

我的學生，從來沒有因為觀點的不同，和我發生過任何爭論，也從來不會過多追問今天年輕人的現狀，和時代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講台下的孩子，一屆比一屆安靜，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邊的女孩，那種屬於年輕人本能的粗糲和莽撞，那種不管不顧、奮不顧身的蓬勃活力，彷彿被一條無形的繩索牽住。

也許是多年應試教育的慣性，他們經過無數次緊張的課堂、數不清的題海戰術、以及千百次的考試後，雖然在標準答案的召喚中，從龐大的考生隊伍中艱難突圍，但這種過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損了他們的青春鋭氣。

多年來，我最害怕課堂的沉默，我寧願台下的學生活蹦亂跳、站起來頂嘴、大膽發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願看到他們安安靜靜地記筆記、緘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興趣。

在具體的課堂中，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構成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

對我而言，所有課堂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學習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是無法觸及到一個真實羣體的問題。他們壓抑自己，在應試教育的高壓中，難以認清真實的個體，一種深深的茫然，不經意中總會籠罩我的課堂。

隨着我對學生了解的增多，我發現 90 後這一代孩子的成長路徑，和之前 80 後這一代學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80後這一批學生，沒有揹負太多的就業壓力，他們更放鬆、更尊重個人興趣，班上有一個男生特別喜歡跳舞，有時在教室，同學們起鬨讓他跳一曲，他就會大大方方地來一段。還有一個男生喜歡武俠小説，曾經在大一、大二寫下幾十萬字，他們也更願意和我交流，會問我一些和學習無關的問題。

但到 90後這一批學生，我始終找不到當班主任的感覺，他們非常乖巧，我幾乎不用費精力去管他們，但他們彷彿和誰都保持距離，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動，和同學的交往，彷彿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我感到他們和現實生活、和真實的日常，始終有一種疏離，虛擬彷彿就是他們最大的真實。他們從小被視像、被網絡包圍，手機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樣掛在身上，哪怕在課堂，低頭看手機也已成為最常見的舉動。

他們也很少坦然談論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況，對身邊真實的世界——自己的父輩、身後的村莊、成長的社區、食堂的打飯阿姨等等，都沒有太多的瞭解興趣。他們彷彿活在互聯網造就的單一價值體系裏，對具體生活的想象，也彷彿來自網絡給予的引導。

我問自己：到底能做些什麼？

應試教育和網絡的雙重夾擊對年輕人精神的損耗，總是讓我反省，在大學這個相比中學能動性更強一點的課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麼？

因為教學的便利，他們不願意説，我就嘗試改變和他們的交流方式，將寫作嵌入任何課程，鼓勵他們拋棄學生腔的套路，從身邊的世界尋找素材，通過書寫，梳理個人的成長經歷、回望出生的村莊、重新理解身邊的親人。我發現，一旦讓學生從尋找意義的桎梏中擺脱出來，寫作對他們而言，就成為了生命中重要的傾訴途徑。

同時，我也會利用教師的身份，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儘可能引導他們坦然面對生活中的挫敗和不堪，諸如貧窮、留守、缺愛和自卑所帶來的傷害。我在帶學生的過程中發現，那些能夠走出這一關，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坦然面對生活真相的學生，會更順利地融入社會，也會更好地承受社會的鍛壓。

但更多時候，當學生陷入迷惑，而我也無能為力時，我會鼓勵他們去做一些具體的事情，會鼓勵他們去學校周邊的城中村逛逛，嘗試跟快餐店老闆、外賣員聊聊天。

但這些舉措到底能在怎樣的程度，減緩標準答案和信息氾濫對學生心靈的異化，我其實並沒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這種過度的敏感和擔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內心的保守和焦慮。我只不過希望他們通過具體的工作、通過和真實世界的接觸，能暫時剝離對網絡的依賴，能和身邊的人、事、物產生更堅定的關聯。我希望這種來自地氣的滋養，能讓年輕的生命多一些踏實的充盈。

黃燈在課堂上

除了與現實世界的隔膜，我還感覺到，和我的大學時代相比，我的學生並沒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學體驗，伴隨而來的，是身份認同感越來越低。這也是我想説的第二個觀察。

我出生於上世紀 70 年代，90 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專科院校就讀，幾年後我的母校被當地另外一所專科院校合併，成為一所二本院校。從考上大學的難度而言，我當初考上專科大學和學生考上二本，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記憶裏的大學時光，散漫而悠閒。

相比之下，我的學生在就業壓力的裹挾下，越來越忙，越來越累。我有時甚至感到和他們多聊一次天，和他們多説幾句話，都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我還留意到，我的學生，很少會因為自己大學生的身份，感到一種榮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學時，儘管讀的是一所專科學校，但“天之驕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顯，走在街上，有人問起時，會大方地告訴別人自己所念的大學。這種明顯的身份認同差異，顯然來自大學並軌前後學生身份的變化。

中國當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當初的專科院校合併而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並軌前的大中專學生被當做為祖國或社會培養及儲備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認定為“國家幹部”，學校會更強調學生的專業素養和長遠的發展潛能，會更注重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而到我的學生，在市場化語境下，他們早已被定位為一個就業的主體，他們的存在，已內化到學校就業率的小數點，獨立的個體，不知不覺中蜕變為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

因為市場不確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事實上成為一個簡單迎合就業崗位的過程，而用人單位為了節約成本，總是希望所招學生能立即為其帶來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學畢業後，國營企業客觀上承擔了繼續培養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於現實壓力，現在的大學生為了提高就業的籌碼，在大學階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課表及無窮無盡的考級、考證、雙學位、實習等過程，他們很難有真正的時間去審視自己的興趣，更難有從容的心態，去享受大學時光的閒暇，忙碌、忙亂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他們的成長，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同質化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變得越來越深。

面對海量的應聘信息，用人單位為了節約選人成本，學歷成為最重要的標準，對名校的看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客觀上加劇了學歷歧視的形成和應試教育的提前。這種現實，又反過來作用於高校的選擇。在一種貌似熱鬧、合理、自由競爭的氛圍中，高校不自覺地陷入對排名的痴迷，“高端、頂端、一流、雙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詞彙，成為明確的辦學目標。

對老師的評價標準，不再看重他們的教學熱情、培養學生的能力、是否願意在學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見的素質，而是注重他們論文、課題的炮製能力，是否具有光鮮的頭銜，成為衡量教師價值的終極標尺。

在這種境況下，受制於學校資源的限制，越來越多的二本學生，深陷學校的排名焦慮和學歷氾濫的惡性競爭中，儘管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大學，但卻無法通過像樣的大學教育，突圍自身的困境，反而淪為高校擴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與收穫不成比例的惡果，也成為教育無序市場化的後果承擔者。

讀書改變命運，還成立嗎？

接下來，我想説一下我的第三個觀察，這也是最讓我難以釋懷，感受最強烈的部分。我觀察到，二本學生立足社會的難度越來越大了，面臨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強了。尤其對農村孩子而言，從小習得的“讀書改變命運”的信念，彷彿越來越難以兑現。

我第一次當班主任的班級，2010年臨近畢業時，班上沒有一個學生選擇考研，在他們畢業八年後，我進行了一次回訪，發現班上 52 名學生中，90%都獲得了較好地安頓，其中留在廣州、深圳就業的學生有 17名。對他們而言，儘管找工作的途徑主要依賴自主擇業，而不是像我這一代大學生有國家分配的兜底，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憑，在經濟上行、就業機會多、房價還相對平穩的時候，還是充分顯示了念大學的好處，其性價比和我1995 年大學畢業的班上同學，並沒有太大差別。

但到我第二次當班主任的班級，他們在 2019年畢業時，選擇考研的學生多達三分之一，沒有一個孩子理直氣壯地認為，憑自己的文憑可以在廣州立足。以前我認為學生不考研是缺乏學術追求，但現在飆升的考研率，卻成為我衡量就業狀況的直接依據。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難度也越來越大。那些投入競爭的學生，在所謂的高校鄙視鏈中，因為第一學歷“非 985”“非211”“非雙一流”，往往成為他們進一步深造的現實障礙。而事實上，相比我當初考研的情況，當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來越高，考研的隊伍也一年年龐大，學生“上岸”的難度，比之我當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 後那批學生，還有不少選擇自主創業，但到90後這批孩子，自主創業的熱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成為他們獨特的就業口號。

站在老師的角度，面對學生所承受的多重壓力，我切身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太難了，太累了。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學經歷，在起點上其實和學生差不多，但 1995年大學畢業時，根本就不用愁就業，國家直接分配進了一家大型的國有企業，後來遭遇下崗，依然擁有機會以自學本科的起點，下崗工人的身份，通過自主複習，考上武漢大學的研究生。2002年碩士畢業時，公務員幾乎是我們就業時最為不屑的選擇，外企、民企、新聞機構、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頭角的網絡公司，對我們有更大的吸引力。

年輕時候的黃燈

2005年我從中山大學畢業，因為害怕長久的租房折騰，第二年就開始漫不經心地看房，從來沒有意識到買房的壓力，在手頭只有五千元的情況下，就舉債買了一套二手房，然後按部就班地結婚生子，不經意間就在南方安居立業。想起來，因為就業機會多，選擇多，房價便宜，我的不少同齡人，彷彿並不害怕失敗的風險，工作是否穩定和待遇的高低，並不是就業最重要的籌碼，而是否符合個人的興趣、是否能為個人成長提供機會、是否能充分釋放個人對夢想的追求，是左右我們選擇的根本原因。

換言之，就業、考研、買房、結婚這些對我而言極為重要的人生轉折，到學生這兒，卻悄然被就業機會的稀缺、第一學歷的限制、飆升的房價、結婚的難度所替代，任何一個看似平常的環節，都需要那些年輕人承擔難以想象的壓力，而這些，不過是我伴隨歲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並一直以為理所當然。

作為一名教師，面對講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實的感受，我知道他們被規訓過度的臉孔背後，是選擇的稀缺和不確定性的增加。我內心不甘，但無能為力。我所受的教育，讓我相信一個年輕人進入大學，最基本的目標，應該是獲得專業和精神層面的共同成長，在內心滋生一種充實而強勁的力量，獲得作為“整體的人”的提升，但面對他們無處逃避的就業、生存、學習壓力，我感覺這種無法量化的目標，不但模糊而且也沒有養成的途徑，我知道他們在校無窮無盡的忙碌，僅僅為了一份漂亮的簡歷，為了增添一些就業的籌碼，拉開人生漫長的時空觀照，也許，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折騰，但面對現實的壓力，我也不得不認同他們的選擇。

我觀察到在我教過的學生中，那些難以在社會立足的少數個體，很難説是個人能力的侷限，而更多來自他們自小習得的價值觀，對他們無形的羈絆，讓他們不願向生活變通和妥協。十幾年來，我常常陷入一種真實的矛盾境地，不知該向他們傳達怎樣確定性的價值觀：在應試和個人成功的極端功利語境中，我既害怕學生被無處不在的暗礁拋入生存的深淵，也擔心他們在獲得世俗的成功後，成為某種價值觀念的同謀。

在對學生持續十幾年的觀察中，我總是不自覺地將自己作為參照，並在對比中透視學生羣體的命運變化，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轉軌，在70後、80後、90後三批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到底和他們產生了怎樣的碰撞和聯繫？不同代際年輕人命運變遷的路徑，是否和教育市場化之間，存在某種隱秘而複雜的關聯？

被漠視的二本院校和二本學生

我不否認，上面我所講到的現象，並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學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點一樣、來自農村、家境普通的個體，但我也不能否認，我所描述的情況並不僅僅是偶然的個案。

1992年，我念大學的時候，只有本科、專科、中專這樣的大致區別，當年錄取的人數為 75萬。而到我的學生，大學的層級越分越細，擴招的比例越來越高，錄取的人數也越來越多。2019 年全國高考錄取的人數為 814萬，在這個龐大的羣體中，一本高校佔比僅到 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屬於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學校。也就是説，中國每年3000 萬在校大學生，超過 2500 萬都在二本、三本及專科院校，他們事實上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承載了最為龐大的年輕羣體。

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教育經費的極度不平衡。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經費，總預算達1640.48 億，其中清華大學 310.72 億，浙江大學 216.2 億，其他學校也都在100 億以上。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職業院校預算的情況如何呢？以我曾經任教的廣東 F 學院為例，2020年的財政預算約為8 億元，換算一下，清華大學一年的預算，約相當於 39 所廣東F學院。中國高校目前的狀況，正是極少數重點大學佔有大部分教育資源，而佔比超過84% 的地方普通院校，在辦學資源上，完全無法和重點大學抗衡。

毫不誇張，文憑的稀釋和教學資源匱乏的後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還有他們所承載的龐大羣體來承擔。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儘管大眾化教育早已成為共識，但擴招的潮流並沒有過多波及重點大學，加上它們始終獲得了絕大多數的投入，也從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學條件，重點大學的文憑依然堅挺，這樣，因為擴招而被注水的學歷，事實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眾化教育的並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鏈條之上。儘管高校承擔的不同功能，客觀上允許大學的適當分層，但社會對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學的成見和漠然，已經帶來了很大的問題。事情的真相是，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納的年輕人，因為和中國大地的緊密聯繫，加上數量特別龐大，事實上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中堅。

就業形勢好時，他們往往會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鄉的基層，成為地方發展的生力軍；就業形勢低迷時，他們往往成為市場化自主擇業境況下，最為迷惑和掙扎的一羣人，大學生農民工化，重複父輩的路徑，正在成為一些年輕人面臨的現實。無論何種情況，他們都以一種沉默而堅定的存在，成為影響現實的勢能，波及萬千家庭的命運。

而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關注二本學生的原因，作為全中國最普通的大學生羣體，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命運、前景，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以及他們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而我作為教師，對世界安全感邊界的認定，就來源於對學生羣體命運的直覺感知。

黃燈和她的同學們

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我所描述的困境，從我熟悉的二本學生進入，但並不僅僅指向他們，而是指向所有的年輕羣體。年輕人上升通道的日漸逼仄，實際上是全球化進程在世界範圍鋪開後，他們所面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鄉下人的悲歌》講述了美國底層青年的掙扎命運、日本早已出現低慾望人羣、印度青年的就業之難觸目驚心，而我所描述的羣體，不過是這一全球共同困境中，作為一箇中國教師，來自個人視角的一種有限表達和審視。

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未來也彷彿呈現出越來越不確定的一面，但所有人依然共處同一星球的事實，必然給這個共同體提供最大的確定性：那就是年輕人依然是這個世界最為重要的力量，他們的出路，關係到所有人的命運。如何掃除他們前行通道的障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當我們的孩子內捲到為了一個編制，而不得不蜷縮青春的軀體時，當他們為了基本的生存條件，而不得不放棄內心的夢想進入無聲廝殺時，這不僅僅是他們的困境，也是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學和功利主義的喧囂，穿越單向度的價值觀念，讓年輕人活在一個更公平、寬容、友好而自在的環境，不僅是他們的勝利，也是所有人的勝利。我最樸實的想法，無非希望當下和我一樣起點的年輕人，能夠像我的同齡人一樣，擁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能夠堅信明天豐富的多種可能。

謝謝大家，感謝與大家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