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下的互聯網公司：一面鼓勵，一面逃避_風聞

作者丨天宇

編輯丨堅果

封面來源丨圖蟲創意

沒有帶領恒大走出泥潭的任澤平，在為人口問題獻計獻策的道路上又倒下去了。

在發表“印錢生娃”、“75-85年還能生的時間窗口”等驚人言論後，1月12日晚，任澤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與大部分人僅將任澤平的言論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不同，攜程創始人梁建章似乎找到了知己。

1月12日，梁建章公開表示：“當前印錢鼓勵生育是可行的”，並且認為任澤平的觀點還是有些保守，“每年兩萬億不夠至少需四五萬億”。

在互聯網企業紛紛響應政策，為提高生育率貢獻綿薄之力的時候，執掌攜程的梁建章僅僅站在一旁讓政府印錢，似乎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01 為什麼都不願意生了

任澤平和梁建章都認為印錢可以直接提高生育率，但事實上，從外國的經驗來看，這種策略並不能奏效。

以韓國為例，12月15日，韓國政府公佈“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社會基本計劃”，自2022年開始將給擁有0-1歲嬰兒的家庭每個月補貼30萬韓元（約1792人民幣），2025年這一數字會進一步上調至50萬韓元（約3000元人民幣）。此外，韓國政府還將一次性發放200萬韓元的生育補貼。

但是這並未緩解韓國低生育率的問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況報告》顯示，韓國生育率為1.1，連續兩年排名全球倒數第一。

那麼低生育率到底和什麼有直接的聯繫呢？

經濟學博士、2021知乎新知答主chenqin分析世界銀行1970年-2010年以及241個國家的數據後發現，生育率與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嬰兒的死亡率有直接的聯繫。

據chenqin統計，20-24歲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將下降 0.36；兒童的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將下降1。一個國家的年輕女性教育水平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變化，可以決定該國 80%的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正是高學歷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以互聯網行業的典型職業產品經理為例，騰訊問卷發佈的《2020年產品經理生存報告》顯示，87.2%的從業者為本科及以上學歷。

2016年9月，在央視《遇見大咖》節目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互聯網公司給懷孕女性帶來的壓力。

當時，劉強東帶領京東高管與員工一起聚餐，時任京東副總裁杜爽滿眼淚水地對劉強東説：“我懷孕9個月了，沒請過年假，也沒請過病假”。劉強東則回覆道：“説實在的，你們休假也給兄弟們一點機會，有時候不要認為自己就是説一天不在了， 整個部門就散了，不會的”。

耐人尋味的是，對話發生9個月後，在京東奮鬥八年的杜爽就黯然離開了京東。

02 態度不一的大廠

既然公司對員工不友好，那麼政策就不能不站出來了。

2021年中，有關部門發佈的《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要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最新發布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七條同樣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

相關政策發佈不久，我們就見到不少互聯網公司積極跟進。

比如，2021年末，阿里巴巴集團就宣佈了多項員工福利升級方案，其中員工一胎產假由原來的128天延長至158天；二胎、三胎產假延長至 188天。

甚至連裁員過冬的快手都沒有忽視相關制度的建設。2021年末，有媒體稱，快手推出“生育禮金”政策，生孩子最多可得到3000元獎勵，並推出父母免費體檢計劃及父母陪護假，提供帶薪育兒假並延長產假。

京東最新公佈的《京東集團集體合同（草案）》也顯示，在法定產假的基礎上，為符合條件的女職工提供額外三十天全薪產假，解決員工後顧之憂。

不過在這些公司積極健全產假制度之外，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互聯網廠商“不為所動”。

比如2021年中，幾乎與“優化生育政策”相同步，“盲盒之王”泡泡瑪特在招聘時就被爆針對女性調查是否有生育計劃，並要求填寫計劃時間。對此，有網友表示：“一個消費羣體幾乎都是女性的公司，還公開歧視女性。邊賺女人錢，邊侮辱女性？”

事實上，這並不是個例，《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在近七萬份有效樣本中，有58.25% 的女性應聘過程中 “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27% 的女性求職時被“用人單位限制崗位性別”。

2021年11月，騰訊升級員工關懷方案，僅僅針對全體員工推出了長期服務感謝金、退休榮譽金等福利，並未針對女性羣體推出更友好的生育制度。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對人口問題極為上心，力挺任澤平“印錢生娃”的梁建章，不光沒有在攜程同步建立保障女性生育權利的政策，反而還對外表示：“延長產假政策不應該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因為這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反過來也會影響女性的就業”。

2021年Q3財報顯示，攜程營收53億元，經調整EBITDA（税息折舊攤銷前利潤）為5.37億元，資金儲備為676億元，較2020年期末增長約13%。

攜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現金儲備，但是卻要讓國家印錢促進消費以及提升生育率，梁建章簡直是“借花獻佛”的典範。

03 制度仍待完善

事實上，女性生育制度並不是個孤例，從這個切片放大，我們恰恰可以看到整個互聯網行業存在制度不健全的問題。

2021年，脈脈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互聯網行業員工平均年齡低於30歲的企業超過50%。以騰訊為例，作為一個有三十四年曆史的公司，其年齡超過五十歲的員工不到90位，佔比僅為0.17%左右。

這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為在人口紅利的背景下，互聯網公司沒有動力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比如上文提到的京東副總裁杜爽，之所以不敢休產假，或許是因為害怕休完產假後，“副總裁”的位子被“兄弟們”霸佔了。

脈脈發佈的《人才吸引力報告》也顯示，2020年，互聯網行業員工的工作幸福感排名末尾。其中，未來發展空間不樂觀，是拉低互聯網行業員工幸福感的主因。

也正因此，互聯網員工能做的，只有不斷地跳槽。中智諮詢發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員工平均主動離職率為9.7%，其中互聯網行業排名首位，達到了12.8%。

在經濟上行的背景下，互聯網企業固然能享受人才高替代率的紅利，但是隨着經濟的下行、流量觸頂，認清現實的廣大互聯網從業者也開始逃離互聯網。

獵聘大數據顯示，2020年初，互聯網行業從業者再次擇業時，投遞互聯網企業的佔比僅為15.13%，同比下跌2.64%。麥可思研究對“中大型互聯網企業”的調研也顯示，畢業即進入“大廠”的學生中，工作五年後，70%的人已經離開。

從更穩定、更有保障的公務員行業，更難感受到“逃離”的趨勢。官方數據顯示，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200萬，達到了212萬人，同比增長40.39%。

説到底，公司和員工雖然是簡單的勞資關係，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兩者又是相互成就的——沒有一代代互聯網人的貢獻，互聯網公司也很難鑄就一個又一個市值輝煌。

因此，目前擺在互聯網面前的，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完善女性生育制度，助力社會整體生育率的提升，其次，也要通過硬性的政策保證休產假員工的職業軌道不會出現偏離。

而從目前來看，在有關部門的號召下，有的互聯網企業甚至連第一個問題都不願解決，長此以往，整個行業終歸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