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與蘭世立：瘋狂的石頭_風聞

　　2021年12月20日，廣州市中院對已羈押兩年的蘭世立做一審判決。他被指控犯合同詐騙罪，涉案金額達1.83億元。

　　我國法律對詐騙罪的量刑標準是，50萬元以上即為“數額特別巨大”，起步量刑就是10年以上，蘭世立研究透徹，他涉案金額過億，如果詐騙罪名成立，“肯定是無期”。

　　在那個長達19頁的判決書下來之前，等待蘭世立的是兩個極端——“要麼無罪，要麼無期”。

　　那天，蘭世立説自己“嚇個半死”。走去開庭的路上，“走一步，心裏唸叨‘是無罪’，再走一步，心裏唸叨‘是無期’”。

　　蘭世立（左）

　　在那之前的20多年裏，他做過首富，擁有過百億資產，也被人罵過騙子，數次跌倒又白手起家。他已經先後四次入獄，最長一次是2009年，他因逃欠税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但都比不上這次讓人膽戰心驚。

　　他最終被判無罪。當天就離開了看守所。

　　再等半個月，已經申訴近10年的格林柯爾創始人顧雛軍獲得43萬元的國家行政賠償，用以彌補他7年的牢獄之災，以及數百億資本的流失。更早之前，他被最高法宣判部分無罪。

　　央視財經發布評論稱，十多年的堅持與等待，顧雛軍終於“要回了失去的東西”，“這個時刻的到來，相信會讓民營企業家們的信心更足。”

　　蘭世立與顧雛軍是早年民營企業家草莽時代的突出代表。在世紀之初的那幾年，他們憑藉過人的膽識、超前的眼光與頗具爭議的商業手段，成功躋身富豪之列。

　　顧雛軍

　　但就像那時剛剛邁入WTO的中國在摸着石頭過河一樣，企業家也在摸索前行。顧雛軍和蘭世立們的商業手段可能是創新，也可能遊走在法律邊緣。**他們的成功來自於時代，他們的悲劇，同樣為時代所賦予。**他們沒能趟過時代這條大河，但他們的故事，已經變成了嶙峋的石堆，凸起於河道之上，向後來的過河者發出警醒。

　　這個名單可以列得很長，是張文中，也是牟其中，是褚時健，又或者是未來未知的某位企業家。

　　誰都沒有做好準備。

　　蘭世立懂得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回看他早年間的報道，他總能在與記者的對話中語出驚人，那是媒體們喜歡的標題與噱頭——諸如他早年的窮苦生活，在大學裏靠撿牙膏皮換錢；又如首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後，對外説福布斯把他低估了；即便是在他前幾年被警方通緝、逃亡新加坡時，他還不斷接受國內媒體的專訪，製造輿論聲勢。

　　他也知道如何才能包裝自己。公開資料裏，他畢業於武漢大學。但據媒體考證，1980 年初中畢業後，他就頂替父親離休名額在武漢市商業局的一家供銷社幹了 6 年，之後才參加成人高考，考取的還是湖北省計劃幹部管理學院。

　　但僅在此就讀一年，他就轉入了武漢大學經濟學院專為地方後備幹部開設的“縣長班”，直至畢業。這也是他引以為傲的武漢大學學歷由來。

　　蘭世立畢業後被分配至武漢省委及海南工作過一段時間，很快離職，加入當時的創業大潮。他在珞珈山飯店租下一間 15 平米的門店，經營電腦耗材，有時也幫人制作名片。後來他説自己是武漢科技一條街上第一家電腦公司。

　　一位早年與他打過交道的武漢官員評價他，“這個人用武漢話説就是有點‘拋’，有點張揚。”給這位官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碰到蘭世立，他穿着一件皮衣，拉開衣服，指着內袋略帶神秘地説，看，3萬塊”。而當時，武漢市一個處長的月工資不過 120元。

　　蘭世立頭腦精明，商業眼光敏鋭。他的電腦辦公業務很快從簡單的維修、打印到售賣自己的文字處理系統，為其賺得擴張資本。

　　1992 年，他涉足餐飲業，在武漢辦了一家高端酒樓“東宮”，裝修富麗，價格高昂，吸引大量公務人員消費。第二家“西宮”趁熱打鐵開在武漢市政府門口，同樣火爆。他在自傳《東星十八年》中稱，“一天營業額 20 多萬元，一個月竟有幾百萬元的營業額。”

　　此後，蘭又接連看準房地產與旅遊熱潮，建築東星大廈、成立東星旅遊公司，甚至投資修建了一條公路，不斷擴大自己的商業版圖。

　　佐證其超前眼光的一個明顯例子是，當他發現國外的航空公司大多不自己售票時，就認準旅行社具有商業前景。

　　但當時國內尚無私營旅行社，也不批准，他就跑新加坡收購了一家，同時在國內註冊一家廣告公司。等 1998 年國際旅行社業務開放之後，開始大肆擴張。

　　2003 年非典疫情之下，旅遊業降至冰點，蘭世立看準時機，他説自己“冒着生命危險，拉了一車的錢去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一口氣收購了5家國有旅行社”，獲得 5 個出境遊牌照，成為全國最大的國際旅行社。

　　與蘭世立不同，顧雛軍是正兒八經的學者出身。他沒有蘭世立那麼強的時代感知力，他整個商業生涯全都圍繞着自己研究的專業——製冷。

　　二人類似的是都善於利用媒體造勢。顧雛軍早年引發紛爭的“顧氏循環理論”就是經《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報道後而名聲大振。那年他才 27 歲。

　　顧自稱自己的理論能改寫熱力學，但學界無一認同。時任中國製冷學會秘書長曹德勝説，“（如果理論成立）那是要得諾貝爾獎的”。他的研究生導師呂燦仁則乾脆地認定，“我的看法它是騙人的”。這一紛爭至今仍無定論。顧因此兩次起訴抨擊他的媒體及個人，但均無下文。

　　兩年後顧雛軍就辭職下海創業，在惠州創立了一家空調製造公司，生產“小康”牌空調。據當時媒體報道，“小康”牌空調成本只有幾百元，銷售價格卻有 2000 多元，利潤驚人。

　　但此後小康空調發生質量糾紛，《財經》報道稱國家技術質量監督局九次抽檢不合格，因而被勒令停產。據悉，惠州市場監管部門對小康空調下達了 600 多萬元的罰款，並沒收違法生產的897台空調。

　　但不知為何，此事竟不了了之。顧雛軍罰款未繳，被查封的空調也被其擅自解封。《南方人物週刊》在報道中稱，此後顧將惠州市場監管部門告上法庭，但卻在一審、二審敗訴後“失蹤”。

　　顧雛軍早年的創業經歷撲朔迷離，沒人能説清他的第一桶金到底來自何方。按照他的説法，他從“顧氏循環理論”發展而來格林柯爾製冷劑在海外大獲成功，是世界第三大製冷劑生產商，但國內媒體多有質疑。

　　《財經》在報道中稱，“無論是顧本人，還是相關報道都無法確知格林柯爾海外公司合作者的名字。”《南方人物週刊》則稱顧對海外經歷的表述多有不同，“一會是1988年就出國了，一會又是90年代後才出國，一會是英國賺到第一桶金，一會又是加拿大融到大筆投資，一會又是華爾街的失敗經歷教育了他。”

　　而按照後來顧雛軍案的代理律師陳有西的説法，顧起步資本的原始積累來自他在國外的科技發明，然後再回國投資，他攜帶的資金有 1.7 億美元之巨。

　　總之，顧雛軍在1995 年回國在創辦格林柯爾製冷劑（中國）有限公司時，已手握重金，他在天津建立的工廠號稱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非氟製冷劑生產基地。

　　2000 年，顧雛軍將其在國內的四家格林柯爾系公司打包在香港創業板上市，融資 5.46 億港元。其後幾年，格林柯爾創造了令人咂舌的銷售奇蹟。其財報顯示，1998 年公司收入僅為 11 萬元，2000 年收入就達到 3.64 億元，三年增長高達3300 倍，上市第一年就成為港股創業板盈利第一。

　　2001 年開始，顧雛軍開始收購多家國內老牌製冷企業。2001 年10 月，顧雛軍出資3.48 億元收購科龍電器 26.43%股權，成為科龍第一大股東。科龍當時是國內冰箱產業四巨頭之一，而格林柯爾成立不過數年，其收購案被媒體稱為“蛇吃象”，引發熱議。

　　但顧雛軍確有出眾的商業才能。科龍在被收購之前已入不敷出，當地政府急於尋找市場人士接手。顧雛軍收購科龍的第一年就扭虧為盈，三年將科龍銷售額由35億做到128億。

　　以科龍為首，顧雛軍此後又接連收購同樣是冰箱四巨頭之一的美菱電器、杭州西冷集團、揚州亞星客車及河南冰熊集團旗下的冷藏汽車業務。他當時對媒體説，“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錢”“錢不是問題，只要有好的項目，我會毫不猶豫地買下來”。

　　顧雛軍的聲望在此時達到頂點，他掌控的格林柯爾系橫跨冰箱、空調、製冷劑及汽車製造等多個產業，擁有 5 家上市公司。冠在他身上的名頭越來越多，“冰箱大王”“資本狂人”。2003 年，他被 CCTV 評為當年度的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與龍永圖、丁磊並列。

　　次年，顧雛軍登上“胡潤資本控制 50 強”榜單。也是這一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指責顧雛軍在收購科龍、美菱等公司時利用不法手段巧取豪奪國有資產，引發“郎顧之爭”——這也是顧雛軍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顧雛軍出獄後向媒體説，郎鹹平欠他一份道歉。他説，郎鹹平早年在香港時，還曾寫文章吹捧他是負責任的企業家，他們的人請郎吃了一堆飯，郎鹹平就借他的兩地牌奔馳車開，“每個週末他都借”。

　　幾年之後，當遭遇破產的東星航空員工們入職國航時，他們不會想到，他們入職筆試的第一道題就是，“你如何看待‘國進民退’？”

　　東星航空是蘭世立後來引以為傲的公司。他在 2005 年籌建東星航空，在武漢香格里拉飯店召開新聞發佈會，一出手就是 20 架飛機，價值 120 億元，震驚中國民航業。當時媒體形容，“他手勢激昂，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近 20 年過去了，東星航空的 20 架飛機依然是蘭世立樂於向媒體提及的故事。他自創了融資租賃與賣方信貸結合的新模式，此後被國內多家航空效仿。蘭世立後來説，他對整個東星航空的投入不足 2 億。他對此十分驕傲，自稱“比我有錢的企業家，不一定比我有思想，我是一個創意者。”

　　2006 年，蘭世立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位列第 70 位，為湖北首富。他仍在不斷購買新的飛機，2007 年，他又與一家海外銀行簽訂 4 億多美元的融資協議，用於未來幾年購買 6 架新飛機。

　　後來，蘭世立在自傳《東星十八年》中形容那時的心情，“從我有飛機那一天起，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轉眼間，我就獲得了與各國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領袖平等交流的機會。彷彿一下子衝上九霄雲天，站上天庭來俯視這個世界。”

　　這種飛上雲端的幸福感沒有持續多久。2008 年，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回過頭來看 2008 年東星航空與中航的收購之爭，至今仍無法説清到底哪一方才是受了委屈。這場收購案不僅包括東星與中航兩個買賣方，還牽扯到武漢市政府、借給蘭世立錢的融眾集團以及一家國企武漢高科。彼時媒體形容為，“政府協調、國企擔保”。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及國內雪災影響之下，國內整個航空業都不好過。而東星航空實際上自成立以來一直處於危險邊緣，東星航空原副總裁馬格勝曾發博文披露，蘭世立從東星航空籌建到破產前，全賴民間借貸維持。

　　更嚴重的是整個東星集團資金鍊同樣出現問題。蘭世立旗下業務覆蓋地產、旅遊、航空諸多板塊，又常有“大躍進式”的激進佈局，資金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一位東星前高管曾對媒體稱，“東星沒有鼎盛期，資金一直都緊張，沒有一天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中航與東星收購案因蘭世立的突然反悔而被迫中止。武漢方面指責其不講信用，拿到國航預支的 5000 萬後便玩起了失蹤。蘭世立則稱當時只是一個收購意向，他對後來敲定的收購方案不滿。但在對方看來，蘭是獅子大張口。

　　2009 年 3 月，在蘭世立發出那個明確拒絕與國航合作的聲明之後，武漢市交委申請東星航空停運。此後事態急轉直下。蘭世立試圖從珠海出境時被警方控制。其後武漢市中院裁定東星航空破產。一年後，蘭世立因逃欠税被判處 4 年刑期。

　　《三聯生活週刊》在 2010 年的一篇報道中形容蘭世立：

　　“蘭世立筆下的自己是一個悲情英雄：所有失敗都是時運不濟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糾紛都是遭人誣告。這或許是蘭世立人生的一面，但還有一些蘭世立沒寫到或不願意寫到的一些原因：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現實和自己的資金能力；他賭性很強，但願賭卻不服輸，甚至不惜破壞誠信的商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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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後來不斷被媒體引用，應該所言非虛。

　　顧雛軍那時已經入獄 5 年。“郎顧之爭”發生不到半年，廣東證監局開始調查科龍集團，稱格林柯爾涉嫌挪用科龍電器資金。不久，中國證監會正式對科龍電器立案調查。當年 7 月，顧雛軍被警方從首都機場帶走，他隨後被免除了在科龍集團的一切職務，科龍電器被當地政府接管。

　　一年後，佛山市人民檢察院以顧雛軍犯虛報註冊資本罪、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挪用資金罪、職務侵佔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案子直到兩年後才宣判，認定顧犯虛報註冊資本、違規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罰金 680 萬。

　　顧雛軍後來上訴被駁回。他在 2012 年 9 月提前減刑出獄。那時他的“格林柯爾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他收購的幾家國有企業也相繼被賣給海信、長虹等品牌。

　　從那時起，顧雛軍就成了一位“鬥士”。出獄僅一週，他就召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媒體發佈會，他頭頂“草民完全無罪”的白色高帽出場，對着現場 150 多家的媒體記者説，對於科龍案，他一直想要一個明確的説法。

　　圖源：鳳凰網財經

　　此後數年，他一直忙於申訴，向當時辦案的政府官員們，向中國證監會，向佛山市法院。他曾向中國證監會申請行政公開，申請證監會公開當年對科龍案啓動立案調查的文件。遭據後他將證監會告上法庭，官司打了 4 年終於勝訴。

　　但隨後證監會發出告知書，顧雛軍提出要求公開的信息不存在——完全符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相關規定。

　　他好像贏了與證監會的官司，但又好像沒贏。

　　2013 年，蘭世立出獄了，沒有向法院提出申訴，也沒有提出賠償。他很快重操舊業，與人合夥收購一家泰國航空公司，但隨後雙方因利益糾紛而鬧上法庭，對方報案稱蘭世立侵吞投資款。

　　廣州警方在 2016 年 3 月抓獲蘭世立，那時他正在廣州白雲機場準備飛往泰國。後來他被扣押至廣州市第三看守所關了 37 天，因檢察院不予批捕而轉為監視居住。他被關在一間酒店房間內，由民警看管。

　　讓人們感到神奇的是，在被監視居住 3 個月之後，蘭世立從廣州警方的眼皮子下跑了。蘭世立對媒體説，“我是等了 3 個月……我覺得它不是解決問題，所以我就‘走了’”。

　　他沒有透露自己是如何逃脱警方看管的。他用了一張假香港護照跑到新加坡，在那躲了 3 年，直至 2019 年 11 月被遣送回國。

　　這也是蘭世立整個故事中最為弔詭之處。他潛逃至新加坡不久，廣州警方就將其列為通緝犯，他還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名單。

　　但在新加坡的 3 年中，他仍不斷接受國內媒體的專訪，向與他一起合夥收購泰國航空公司的麥趣爾集團喊話，製造輿論攻勢。他甚至在新加坡當地開始了創業，開辦商超，聲稱馬雲提出的新零售是跟他學的。

　　他還向國際刑警組織申訴，要求撤銷對他的紅色通緝令。他對媒體説，他直接給國際刑警組織打電話，“他們接到電話都不相信是我打的。”

　　現在，顧雛軍與蘭世立在司法層面均獲得了部分或全部的清白，但二人對此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顧雛軍用了近 10 年時間最終等來了 43 萬元的國家行政賠償。3 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他部分無罪，他原本的三項罪名被改判為挪用資金罪一項，並將其原本的 10 年刑期改判為 5 年。

　　這兩個結果他都不太滿意。最高法決定將他的案子重審時，他堅信起訴他的罪名將完全推翻，“不可能有一點點殘留”。43 萬元的國家賠償下來後，他在社交媒體上憤怒地發問，“他們到底羞辱了誰？”

　　蘭世立豁達得多。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他無罪並當庭釋放後，他馬上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對着幾十家媒體宣佈這一消息，為自己再度創業製造聲勢，但絕口不提賠償的事。

　　還是媒體主動發問，他才説“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賠償的金額不大”。提到顧雛軍“喊冤叫屈十來年”，他評價“得不償失”，“如果他這十來年用來幹事，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對於以科學家為榜樣的顧雛軍來説，清白或者名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他曾解釋過為何自己一直在申訴，“一個人不被平反，這個有罪的人，出戰商場，那就是一個鬼話，也許有的人水平比我高，他們能以戴罪之身，重戰江湖。但是我認為，首先要平反，平反以後，那我該幹什麼，我自然會選擇。”

　　即便最高法已宣佈他部分無罪，他仍公開表示，“現在還有一條罪，我還會繼續申訴，沒有完全平反，什麼都幹不了，不可能重返商場或二次創業。”

　　就像他為自己想的墓誌銘，“墓碑只要刻上顧氏熱循環理論就知足了”——仍對當年學界與媒體對他的抨擊耿耿於懷。

　　多年前，蘭世立也為自己寫過墓誌銘，“慶幸這輩子沒幹過一件後悔的事”。這話他在這次被判無罪後又重複了一遍，他對媒體説，“到現在，我也不後悔”。

　　在獄中的那些年裏，蘭世立做得最多的就是寫作。上午寫自傳《東星十八年》，下午寫自己的監禁生涯。他説，“當時只是想告訴人們，蘭世立是什麼人，做了一些什麼事，東星是什麼企業，做了些什麼事！”

　　他仍感恩自己入獄時王石的探望。那是2012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峯會在武漢召開。

　　蘭世立不止一次對媒體談起，王石説自己是代表像陳東昇、毛振華、郭廣昌等一批企業家來看他的。

　　鳳凰網在報道中引述王石的話，“我們代表這一批企業家來看你，我們從你的身上看到我們的命運。不管你怎麼樣我們都支持你。你放心，只要你出來，我們都會全心支持你，支持你東山再起。”

　　幾年前，他也曾陪着王石一起去探望在同一所監獄服刑的牟其中。

　　顧雛軍在監獄裏唯一的喜好就是讀書。他自稱自己把監獄圖書館中最高深的數學書都讀完了。他在獄中還發明瞭一種數獨遊戲“九聯循環數獨”，申請了國家專利。出獄後他將這本書出版。

　　多年的牢獄生活令他改變頗多。他曾向媒體提及，從不向任何人低頭的他在監獄裏學會了低頭。每個月，他都要買 3 條煙，用來“供一些人享用”，“沒一個月落下”。而在他經營企業時，他説當年連官員都不曾行賄。

　　“沒有人敢跟生命賭博，你不這樣做，你日子就不好過。”顧雛軍説。

　　記者問他，你花了多久來説服自己？

　　“我開始坐牢的那一分鐘。”顧雛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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