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正被印證的精準文，還預告了中國人口最大值和新“兩難境地” | 文化縱橫_風聞

✪ 李建新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最新人口數據顯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創72年來新低，年內人口淨增量48萬為1962年來最低。面對這一現實，各界擔憂：老齡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結構，恐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長期負面影響。

事實上，對於這一局面，我們人口研究領域早有預見。在這篇25年前的人口研究論文中，作者當時預判：

（1）21世紀中國人口總數將繼續增長，在2020-2030年代達到最大值，區間為14.27億至15.12億。

（2）無論哪種生育政策，老年人口總數在2040-2080年代，都將保持在3億以上，最高達3.7億左右。

（3）人口老化趨於嚴重，2020-2040年代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比重將超20％，2060年代將超25％並繼續增長。

（4）由於選擇的生育水平都在更替水平以下，中國人口未來會出現負增長。

作者當時建議：無論採取何種措施，2020年代以後，中國人口都無法避免人口規模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的兩難局面，這個根本矛盾，是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口再生產規律所決定的。為此，必須未雨綢繆，改變那種片面強調人口數量對資源環境壓力、誇大人口數量對社會經濟發展消極的觀點，糾正“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國人口問題就是數量問題”的一邊倒認識，儘快把人口年齡結構調整納入人口政策中，及時調整當時嚴格“一孩”計劃生育政策。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1997年1月刊，原題為《不同生育政策選擇與中國未來人口》，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不同生育政策選擇與中國未來人口

1995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己降至10.55 ‰。中國人口轉變已基本上進入了出生、死亡及自然增長水平的“三低”階段。然而，作為基數龐大的中國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不僅人口慣性增長將繼續存在，而且生育水平也不十分穩定。從19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至今，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已經得到抑制，而且人口年齡性別結構也已發生急劇的變化，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面臨着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而這一切都是與現行和未來計劃生育政策直接相關的。面對着中國人口數量與年齡結構變化的新形勢，非常有必要認真研究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未來人口數量和人口年齡結構的正負影響。本文正是通過不同生育政策條件下人口百年趨勢的模擬分析，探討未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可調性和選擇性。

▍ 文獻回顧

早在1980年代，中外人口學者在注重研究中國人口控制的同時，就開始關注不同人口生育政策對未來人口數量目標的影響。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參數假定，對未來中國人口進行了不同預測。宋健等科學工作者是我國人口預測較早的一批學者。1980年《光明日報》發表了他們的初步預測結果。隨後在他們的專著《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和《人口控制論》中又提出了完整的結果。在宋健等學者人口預測模型中，雖然沒有分城鄉，也沒有假定不同死亡水平的多種方案。但不容否認，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模型是我國80年代初期為數不多的最有影響的預測模型之一。

80年代中期，國外一些學者也十分關注我國未來的人口。1986年美國人口學者Bannister以198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資料為基礎，利用城鄉人口預測模型，預測了1982年至2000年的人口。Bannister的預測不僅考慮了城鄉生育、死亡差別，而且還考慮未來鄉村人口轉向城市的趨勢，這種預測似乎更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況，然而，Bannister預測過於簡單，既沒有進行多種方案預測的比較，也沒有進行長期預測。日本人口學者 Naohino Ogawa也利用了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人口未來70年進行了預測。Naohino Ogawa模型的最大特點是考察了不同死亡水平與不同生育水平的組合。預測結果表明，未來不同的死亡水平對中國未來人口總量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影響很大，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是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不論是老年人口絕對總數還是日趨增高的老年人口比重都將給未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竣的挑戰。

1990年代，中國人口學者又利用新的數據對我國未來人口趨勢進行了探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林富德、路磊二位學者在分析研究全國1990年代計劃生育形勢的基礎上，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對未來的人口進行了預測，提出了三種生育率方案的設想，同時根據國情和參照國際經驗，對城鄉的變化趨勢和死亡水平的變動也作了假定。作者認為總和生育率2.3的高位假設是一種應該避免或具有警告性的設想，而中位與低位設想應該是努力的方向。在中位與低位的生育水平下，總人口最大值分別是15.19億和14.41億，出現的年份大約2033年和2030年。在中位生育率設想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將在由1990的5.6％上升到2020年的10.9％，再上升到2040的19.5％。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嚴峻形勢也是無法避免的。

1990年代初，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在建立了全國城—鄉人口動態預測模型的基礎上，根據1987 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通過近200個各種人口參數的不同組合，充分模擬計算了中國人口發展趨勢，深刻揭示了未來人口發展過程中諸種矛盾相關方面彼此消長的各種可能性（曾毅，1990，1991）。與以前預測模型相比，曾毅教授建立的城—鄉人口動態預測模型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其一，充分考慮到農村、城鎮人口的巨大差異及農村人口向城鎮轉化的因素；其二，嚴格按隊列測算1987年（人口預測的起點年份）以後的單歲年齡別生育率。這樣可保證在平均生育年齡變動的情況下計算的準確性，從而使我們能就平均生育年齡的逐步提高對我國人口發展將帶來何種影響作出科學的分析。在比較了眾多的方案選擇的基礎上，作者認為中生育率方案是未來人口規劃的理性選擇，這一方案是在中死亡率水平的條件下，假定農村生育率由1987年的2.50下降到2050年的替代水平，城鎮總和生育率從1987年的1.9下降到2050年的1.7。這是一個既可以避免下世紀人口總數太大，又可避免老年人口比例太高的較佳生育政策選擇（曾毅，1990）。

本文的研究思路與上述學者有所不同，在預測人口的不同方案中，我們以可能出現的不同的生育政策來確定不同的生育水平，而不是假定高、中、低等不同方案，這樣就把明確的生育政策內涵與未來人口聯繫起來，從而可以深入研究不同生育政策對我國未來人口趨勢的不同影響。

需要説明的是，本文首先是在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礎之上，尤其是利用曾毅教授提供的城—鄉人口動態預測模型及計算機程序軟件，在假定不同的生育政策條件下，對我國未來100年的城鄉人口進行了趨勢預測；其次，本文中這種百年預測目的並不在於準確無誤地描述未來的人口數量和結構，而在於為今後政策調整、政策選擇提供一種前瞻性、趨勢性的理論分析依據。

▍ 不同生育政策條件下人口百年趨勢的模擬結果

（一） 幾種不同的生育政策假定方案

不論對解決我國人口問題有何分歧，有一點認識應該説是一致的，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人口數量不可能繼續無止境地增長下去，人口自身再生產在未來至多隻是一個簡單自身再生產。因此，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首先是積極主張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鑑於這種基本的認識，本文不假定存在着鼓勵人口繼續增長的生育政策，即不假設存在着總和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的預測方案。根據現行和未來可能出現的生育政策，本文的政策模擬預測只考慮中死亡率水平條件下的四種生育率假定方案，但無論是哪一種選擇，它們的共同之處都是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方案。

方案一：“兩孩”政策調整方案，即中生育率水平、生育率模式不變方案。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內容是，允許廣大農村婦女終身平均生育二胎，城鎮婦女在21世紀初調整到可生育二胎。方案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即鄉村人口的時期總和生育率為2.54，城鎮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1.55為起點，假定到2000年，鄉村同批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即終身生育率）下降到2.10，而城鎮同批人的總和生育率調整到1.70（考慮到目前城市年輕夫婦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要或只要一個孩子，有理由相信屆時即便是政策給城市居民放開到兩孩，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也回升到2.00），且一直保持不變，鄉村婦女同批人的總和生育率到2010年再降到2.00，即平均每年鄉村婦女終生只生兩孩，並保持不變。在此方案中，生育政策未對城鎮和鄉村的婦女生育模式作進一步要求，即假定城鎮和鄉村的婦女生育模式基本上保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不變。

方案二：“晚育兩孩加間隔"政策調整方案，即中生育率水平、生育模式變化方案。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內容是，對城鎮和鄉村婦女的生育數量要求與方案一相同，但本方案的生育政策還進一步要求晚婚晚育和孩次間隔，即要求城鎮和鄉村婦女的生育模式變化。這實質上是“晚婚晚育加間隔"的兩胎生育政策。在本方案中，晚育和間隔是通過婦女生育中位年齡變化來反映的。因此，假定到2000年，農村婦女的生育中位年齡由1990年的25歲提高到26歲，城鎮婦女由25歲多提高到27歲，並逐漸升高；到2050年，鄉村婦女的生育中位年齡提高到29歲，城鎮的提高到30歲。

方案三：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方案，即低生育率方案。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內容是繼續一直堅持現行生育政策，即城鎮一對夫婦准許生一孩，大多數農村開放女兒户即平均1.6孩。從目前現行生育政策執行的情況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離現行生育政策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方案假定，繼續加強實施現行生育政策的力度，使農村現在高出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到2000年降至2.00，到2010年實施婦女終身生率1.6。城鎮到2000年降至1.20，基本實現一胎化，並一直保持不變。

方案四：現行生育政策晚調方案，即U型生育率方案。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內容是繼續堅持現行生育政策，與方案三不同但與方案一和方案二相同的是現行生育政策要調整，但又與方案一和方案二不同的是，調整時機的選擇不同。假定城鎮和鄉村繼續實施嚴格的現行生育政策，鄉村同批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到2020年才由1．60調整到平均兩孩，城鎮到2020年允許生育二胎。

此外，還有其他選擇的可能性。例如，按照現行的生育條例，雙方均為獨生子成婚的可生育二胎。從下世紀初起，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人符合這一條件，城市人口將自然過渡到可生育兩胎，如果屆時農村人口也允許生育二胎，這便是上述的方案一或方案二；如果繼續堅持農村現行的“一孩半”政策，筆者認為，這種城市寬農村緊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現。因此沒有必要假設這樣的生育政策方案。

在以上四個方案中，假定它們的死亡率水平及模式變化不同，城鄉人口遷移模式相同、城鎮化水平相同，上述方案的各類假定參數見表1-4。

（二） 預測結果

無論是哪一種生育政策選擇，未來中國人口都會在人口數量和年齡構成兩個方面發生巨大的變化。

（1）總人口的數量變化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國總人口為11.30億人，其中城鎮人口2.96億，鄉村人口為8.34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6.19％，鄉村人口為73.81％，按照以上方案假定的參數預測，未來中國人口總數的變化見表5。預測結果表明：無論是哪一種方案，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人口自身再生產的慣性規律，中國人口將繼續保持增長，並在本世紀末人口總數將達12.88億左右。在21世紀以後，各種假定方案有不同的預測結果。方案1中，人口在2034年達最高值，總數為15.12億左右，然後開始下降，到2090年全國人口降至11.71億左右。方案2中，人口總數於2031年達最高值，總數為14.86億左右，然後開始下降，100年以後即2090年人口的總數為11.00億左右。方案3中，人口於2024年達到最大值為14.27億左右，然後人口開始急劇下降，2050年人口總數為12.70億，到2090年，人口總數降至7.21億左右。在方案4中，人口於2026年達最大值，其總數為14.30億左右，然後開始下降，百年之後，人口總數為9.52億左右。從中生育率假定到低生育率假定，中國未來人口的最大值在14.27～15.12億之間，最小值在7.2～12.5億之間。這就是未來中國人口數量變化的前景。

（2）人口年齡構成的變化

未來人口年齡構成的變化，是今後出生、死亡和遷移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整個中國人口來説，國際遷移相對很小，可以忽略其對年齡構成的變化的影響。在以上四個方案中，由於假定了相同的死亡水平以及模式，所以未來人口年齡的變化只受不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模式的影響。表6列出了四個不同方案中各年份的人口年齡構成。

在死亡水平相同的情況下，生育率水平低、少年人口的比重就小、老年人口比重就大。所以，中國的年齡構成變化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未來人口中的少年人口比重越來越小，老年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在中生育率水平的假定下，如果生育率模式不變，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為23.0％。如果生育模式發生變化，老年人口的比重為23.8％。2060年，兩種條件下的老年人口比重都會超過25％，即4個人中，至少有一個是老人。在低生育率和U型生育率水平假定下，不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便超過了25％，到2060年以後，達到並超過30％。

在不同方案下未來人口年齡金字塔的變化也很不同，方案1的變動比較小，而且朝鐘型即朝靜止型人口的金字塔過渡；方案2中，年齡構成變動也相對平緩，逐步修平突兀不齊的人口年齡金字塔；方案3的年齡構成變動最大，100年以後，人口年齡構成成倒金字塔。方案4中，年齡結構也有較大的變化，而且由於生育率繼續下降到低水平再回升。所以年齡金字塔還呈現出突兀不齊的特徵。可見，不同生育水平極大影響着未來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3）未來人口的時期總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

無論是中生育率方案還是低生育率方案，我們基於現今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現實，選擇的都是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是由於人口自身再生產的慣性和週期規律，中國人口增長並沒有即刻靜止。不同的生育水平，將於不同的年份達到零增長和負增長。

2000年以後，全國時期總和生育率都在2.00以下，四種方案達到人口零增長的年份不一樣，按方案1假設，中國人口於2034年左右達到零增長並進人負增長期；按方案2，中國人口將於2032年左右達到零增長；方案3於2025年左右達到零增長；方案4於2027年達到零增長。最快達到零增長的低生育率方案與最遲達到中生育率方案相差9年。中生育率並提高平均生育年齡方案與U型生育率方案相差5年。

▍ 人口形勢與未來生育政策選擇

（一）未來人口的基本形勢

我們從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以及人口增長趨勢三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未來人口的圖景。從以上的結果我們看到，無論是選擇哪一種影響人口未來的生育政策，中國人口未來的變化都將有以下幾個共同點：

其一，中國人口總數繼續增長，在21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最大值，值域區間為14.27億至15.12億；

其二，無論哪一種生育政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在21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都將在3億以上，最高達3.7億左右。即21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老年人口的數量與現行和未來的生育政策無關，只與現實的既定人口有關；

其三，中國人口老化趨於嚴重，在21世紀20-40年代，人口老化速度為最快。屆此，中國老年人口比重都將超過20％，21世紀60年代超過25％，並將繼續增長；

其四，由於選擇的生育水平都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中國人口未來都會出現負增長。

這些事實表明，在今後三、四十年間，中國人口還將繼續增長，而在21世紀20 年代以後，中國人口將同時面臨着數量規模性問題和年齡結構性問題，無論我們今天採取何種措施，都無法避免人口數量的再增長和人口數量與結構問題同時出現，這是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口自身再生產的客觀規律決定的。

（二）兩種不同的生育政策主張

面對着未來中國人口的困境，使我們在如何選擇調控人口的生育政策上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由於中國人口數量的巨大壓力，都希望人口數量儘快停止增長甚至負增長；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人口老齡化加速到來，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問題。對中國未來人口，使二者完全統一是非常困難的，這一點已在預測方案中得到證實。因此在主張控制人口數量的大前提下，生育政策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人口數量仍然是主要矛盾，必須繼續堅持嚴格的現行生育政策（即方案3、4）；另一種是主張把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納入人口數量的控制之中，調整現行政策（即方案1、2）。

第一種主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其一，龐大的人口數量還將繼續增長，進一步加劇了人口與資源環境、與發展的不協調關係，如人口與耕地、人口與糧食的矛盾。嚴重地威脅着人口、環境、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實現；其二，未來龐大的老年人口總數將成為事實，緩解當前嚴格的生育政策並不能改變這一既定的事實，這是由現實的既定人口和低死亡水平決定的。因此這些人的養老只能靠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其三，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中都不會出現勞動力資源短缺，嚴格的生育政策有利於解決業已存在的勞動力過剩問題和潛在的失業問題。

（三）生育政策的選擇

毫無疑問，第一種政策主張充分地考慮了中國嚴竣的現實與未來，有其客觀基礎，或許還不夠全面。

事實上，這種一味只強調控制人口數量為主要矛盾的主張不利於我們對中國人口問題全面而深刻的認識。片面地強調人口數量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誇大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會使我們陷入“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國人口問題就是數量問題"的錯誤認識中，在實踐中也就會忽略人口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其次，這種政策主張，忽視了由於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導致遠期人口年齡結構劇烈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從以上政策模擬預測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一直堅持現行的嚴格控制人口數量政策，未來人口的數量的確會鋭減，但年齡結構也會產生劇烈的變化。例如50年之後，中國人口數量為12.7億，老年人口比重為26.7％，百年之後人口為7.2億，老年人口比重為40.3％。雖然人口數量達到了許多學者主張的“適度人口數量”的目標，但卻是以總人口中2/5是65歲以上人口為代價的，中國人口老化雖然有其必然性，即便是沒有生育政策的干預和影響，人口也會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而趨於老化，但是生育政策卻與中國人口老化加速緊密相關，生育政策越嚴厲，人口老化越嚴重。由於中國人口老化最快的時期是發生在下世紀20年代以後，而由此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將是滯後的，因此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劇烈變動給發展帶來的嚴重後果可能是現在無法完全預見的，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經驗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20世紀末一些發達國家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過了10%，而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人均1-2萬美元左右，既使這樣，仍有不少發達國家已經感到人口老化的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以發展速度最快、國家實力最強的日本為例，據報道目前日本本土老人問題己經變成日本經濟增長遲緩、家庭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的主要原因。日本“銀髮族”面臨了許多問題，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養老金問題。根據日本東京經濟金融研究機構的資料，現在每6.1個成年人養活一個老人，而在2025年，就變成了每2.4人要養活一個老人。日本政府的養老金也逐漸面臨囊中羞澀的窘境，如果依照現在的速度來看，在2001年，養老金將超過薪資支付金額，到2010年日本政府就付不出養老金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在位的日本村山富士內閣已決定把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

對於中國人口老化問題，1980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勞倫斯·克萊因在1994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中國現在也面臨日本當年的情形。但是，今天的日本卻要付出代價，它面臨着一個老態龍鍾的人口結構，而小孩子則大為不足。這種情形的出現是日本在40年或50年前始料不及的。因此，中國應當用“瞻前"的眼光來對待老化問題，中國決策者要謹慎以待這個問題。

可見，過度老化的人口是無法支撐起一個要正常運轉的社會的。我們必須充分重視人口過度老化對社會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固然，調整現行的嚴格生育政策並不能改變龐大老年人口數最的事實，也不會使業已存在的勞動就業壓力緩和減弱，但可以調節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沒有一個較合理的人口結構，沒有一定比重的年輕勞動力人口，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經濟的快速發展便不能實現。而沒有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沒有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都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此外，這種生育政策忽視了人口自身再生產的規律性。人口自身再生產具有周期長、慣性大等特點，若以生育政策干預人口再生產過程就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事實上，生育政策對人口的調節是緩慢的，也是滯後的，必須“未雨綢繆"。譬如，到下世紀三、四十年代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如勞動力年齡老化較突出，屆時再想利用生育政策調整人口年齡結構，短期內將不大可能達到目的（方案4説明了這一點）。其實，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着深刻的教訓。早在50年代，一批學者如馬寅初先生等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中國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消極一面，主張控制人口。然而由於多種原因其中也包括對人口自身再生產規律缺乏認識，致使我國人口膨脹到70年代初8億之多，到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時候才開始實行計劃生育，至今乃至今後幾十年我國都將負揹着人口數量的巨大壓力。可見，由於人口自身再生產的特點，對人口調控必須從長計議，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也必須如此，錯過調整的時機，我們就有可能再重蹈覆轍。因此，這種生育政策主張不應該是我們未來的選擇。

▍結論

通過對生育政策的模擬分析，我們看到了不同的生育政策對我國未來人口數量與年齡結構的不同影響。而無論今後採取什麼樣的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在21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將處在一個人口數量龐大和人口老化加速的兩難境地，這就是中國未來人口的圖景，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要解決好我國現今和未來的人口問題，首先意味着我們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看待和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力求人口數量的控制與人口結構的調整達到統一；力求把解決現已存在的人口數量規模問題與解決遠期的人口結構問題統一起來。既不以一味犧牲結構的合理來換取數量的減小，也不能為了強調結構的合理而犧牲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避免陷入一種“先眼前後將來"、“先數量後結構"問題的解決模式。從方案1、2的預測可以看出，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將趨緩，並最終走向負增長；但同時，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速度較之方案3、方案4慢，人口老化的程度也較之低。

事實上，這第二種主張（即方案1、2）更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以政策干預人口過程必須尊重人口自身再生產的客觀規律。中國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具有增長慣性大、變化週期長等特點，因此不能過分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急於求成，必須樹立長期戰略。從中、長期人口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的未來人口生育政策只能在兩難複雜的矛盾中權衡利弊做出選擇。我們站在20世紀末看，相對而言，方案1和方案2應該是我們較佳的理性選擇，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實際國情，方案2即“晚育兩孩加間隔”的選擇更為理想。這是一種把未來人口結構的調整納入現行人口數量控制的明智的生育政策選擇。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1997年1月刊，原標題為《不同生育政策選擇與中國未來人口》，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佈。 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