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加“蘑菇雲”背後, 另一場更重的滅頂之災正悄然逼近 | 文化縱橫_風聞

✪ Joeli Veitayaki,

Peter Nuttall & Prerna Chand

✪ 述垚 & 粒民 （譯）

（本 文原載 Ocean Yearbook, 2021）

【導讀】自1992年5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通過以來，氣候問題漸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問題在於，如何實現從認識到實踐，從理念到行動的巨大飛躍？近日湯加海底火山的大規模爆發，將包括湯加在內的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再度帶入了海內外輿論的視野當中，而它們恰恰也是受氣候變化與海平面上升影響最大的國家。

**本文從太平洋島國的視角闡述了它們在氣候問題上的看法與立場、調適與努力、希望與失望、當下與未來。**作者認為，氣候變化對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海平面上升等造成的直接影響，也有氣候變化帶來的預期影響。高度依賴於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的經濟體系，極大提升了它們在氣候變化面前的適應成本。而世界各主要國家在全球減排問題上的分歧、行動的滯後與協調的缺乏，讓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感到沮喪。

**在氣候變化中，遭受損失和傷害最嚴重的國家恰恰是這些身微言輕的國家。它們呼籲大國擔當起領導責任，然而它們的聲音在全球舞台上大國的利益博弈中輕易被淹沒。儘管它們積極展開自救行動，但這無法取代國際社會的共識和行動的決定性作用。**基里巴斯總統悲觀地斷言，國際社會的減排行動對基里巴斯來説“為時已晚”。對於太平洋島國來説，不作為等於自取滅亡，對於全人類來説同樣如此。

全球環境治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滅頂之災可作為一面鏡子，促使我們去觀照當下氣候問題的性質、難點與進展。**本文原發表於《海洋年刊》（2021），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中文版並首發，**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氣候變化對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在一個無動於衷的世界中闡述太平洋的方式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目前飽受氣候變化與發展問題之苦，而國際社會在應對之策上仍然聚訟不休。問題艱鉅，前路漫長，在全世界已愈發瞭解氣候變化對生命的影響時，人類仍未就具體行動計劃達成一致，以有效應對我們這個時代最無情的威脅。儘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和相關會議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期間各類全球或區域性協定、條約和公約先後誕生，諸多政策框架、指導方針與行動戰略接次出現，直接指向具體國家的行動方案也不少見，統一有效的國際行動仍然付之闕如。各國在立場與行動上根深蒂固乃至兩極化的差異，讓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感到沮喪。除非各大國都致力於相關倡議，否則這些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努力註定無望。

在海洋、陸地和大氣的相互作用外，氣候變化也將影響到生物圈與人類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身處自然災害集中區的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正在盡最大努力保護其人民和領土免受破壞性熱帶氣旋、風暴、洪水和乾旱的影響。**數十年來相關災害對生態環境、糧食供應和民眾生活的破壞性越發增大，也越發有規律可循。從1960年到2010年，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這50年中所發生的15個最極端事件中有10個都集中在後20年。**所羅門羣島、瓦努阿圖、斐濟、湯加王國和周邊國家至今還沒有從2015年帕姆風暴、2016年温斯頓風暴和2020年哈羅德風暴的破壞性影響中恢復過來。在瓦努阿圖，颶風“帕姆”造成了4.494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在斐濟，颶風“温斯頓”讓44人失去生命，45000人受傷，35萬人受到影響。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颶風“温斯頓”襲擊斐濟之時，恰是它簽署《巴黎協定》後五天，而斐濟也是最早簽署這一協定的國家之一。

事後，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Frank Bainimarama）感嘆道：“除非世界採取果斷行動……開始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挑戰，否則我們所知道的太平洋地區將成為歷史。”

氣候的多變性和極端性破壞了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淡水供應與經濟發展，它們已花費數十億美元的國家發展專項資金用於災後重建。2011年，圖瓦盧政府便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因為該地區強烈的拉尼娜現象導致降水大幅減少，嚴重影響了淡水資源供給。在此情形下，每個家庭每天的淡水配給量只有40升。在斐濟，以旅遊、農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納迪地區2009年1月遭遇嚴重水災，該地至今尚未從中恢復過來，這場洪水導致上萬人無家可歸，並造成約2.44億斐濟元的經濟損失。在納迪地區受到持續約12天的洪水衝擊時，整個斐濟西部地區在兩個月後又遭遇了一輪洪水，先後有10人喪生，15000人被迫進入疏散中心，損失至少為4000萬美元，其中不包括私人財產的災難性損失。

▲ 圖源：cctv

本文將從氣候變化對區域環境可持續性、糧食安全與適應力的影響出發，着重討論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看法與立場、調適與努力、希望與失望、當下與未來。

▍ 氣候變化使太平洋島國面臨滅國之災

（1）極端天氣帶來的生態環境變化

儘管影響太平洋島嶼的因素是多樣化的，從構造力（tectonic forces）、侵蝕和沉積、氣候多變性到人類活動都在其中，但氣候變化依然是當下的重中之重，因之影響力早已超越該地區而輻射至全世界。持續升高的温度與不斷變化的海平面造成了大規模的珊瑚漂白（Coral Bleaching）現象和嚴重的熱帶風暴。海平面上升使得不少沿海地區被海水吞噬，不僅民眾財產和公共基礎設施遭受損失，淡水供應也出現問題。洪水和乾旱影響了農業活動和民眾健康，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則導致海洋酸化，損害了珊瑚礁生態系統和漁業資源。

**氣候變化對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海平面上升等造成的直接影響，也有氣候變化帶來的預期影響，如農業生產力下降、淡水資源短缺，以及登革熱、瘧疾、霍亂等疫病的流行。**舉例來説，1997年到1998年間斐濟爆發的登革熱就與自然災害關係密切。季節性風暴、漲潮和風暴潮的強化造成了沿海地區長期的土壤侵蝕與淹沒。所羅門羣島霍尼亞拉的部分地區便持續面臨着多種海岸災害、人類住區增加和土地退化的綜合性威脅。而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馬努斯島、約克公爵島、西亞西島、莫特洛克島、塔斯曼島和努爾蓋拉島以及卡特雷特島，幾十年來不斷上升的海平面已經奪走了大量土地。

在城市地區，對斐濟政治中心蘇瓦和薩摩亞首都阿皮亞而言，上升0.5米的海平面與50年一遇的風暴將推翻港口設施、損壞碼頭並淹沒腹地。在對淡水資源的影響方面，以基里巴斯塔拉瓦環礁為例，據估計，到2050年當地平均降雨量將減少10%，加上面積狹小地勢較低，這可能會使其淡水透鏡體（the freshwater lenses）面積減少20%，厚度減少29%左右。解決之道雖有，而淡水資源管理與海水淡化等都需要大量的財政和技術投入。

▲ 圖瓦盧外交部長西蒙·科菲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演講視頻中站在沒過膝蓋的海水中講話，直觀展示了氣候變化給這個地勢極低的太平洋島國帶來的影響。圖源：衞報

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氣候受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現象的影響顯著，其特點是赤道信風和熱帶太平洋海面温度的不定期變化，這將改變全球大氣和海洋環流變。而近期研究表明，因全球變暖未來厄爾尼諾現象將日益頻繁，拉尼娜的發生率將比目前增加近一倍。

極端天氣在厄爾尼諾現象中相當明顯，期間海平面將異常升高，風暴潮更趨頻繁。熱帶氣旋將向東延伸，而西太平洋的海平面會下降約20釐米，可能使珊瑚礁暴露在極端條件下。此外，厄爾尼諾現象與洪水、乾旱和其他破壞島嶼環境、土地使用系統和威脅人民生活的天氣干擾存在關聯性。1997年至1998年斐濟的厄爾尼諾現象“影響了大約85.6萬人口中的24000人，造成13人死亡，花費了300至600萬美元。”它也帶來了乾旱，以及隨之而來的森林火災、淡水與食物短缺、農業減產和嚴重的健康問題。農業生產也因其大受影響，斐濟三分之二的甘蔗廠被毀，湯加的南瓜出口減少一半以上，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30多個環礁面臨飲用水短缺。馬紹爾羣島共和國的淡水短缺迫使其人民爭相購買海水淡化廠，而薩摩亞的大面積自然森林也被極端乾燥的條件引發的火災所摧毀。

在拉尼娜現象發生時期，熱帶氣旋進一步向西移動，平均降雨量隨之增加，催生了洪水和山體滑坡，影響了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至1999年間的拉尼娜現象給斐濟帶來了山洪暴發，而基里巴斯、瑙魯和塔希提，這些以前在厄爾尼諾期間降雨量很高的地區，如今卻遭遇了乾旱的困擾。2010年春天，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塞皮克河社區經歷了40年來最嚴重的洪水，摧毀了東塞皮克省約20000人的食物供應體系，同時也過度沖刷污染了淡水透鏡體，使其不適合飲用的時間超過了六個月。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長期面臨着環境和資源管理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加劇了它們的困難處境，使之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力相對下降。**這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國土面積、人口分佈、地貌特徵、資源儲備、經濟特徵與對極端事件的敏感性。**漫長的海岸線與狹小的陸地面積，使其多數人口分佈在海岸線上，這便讓不少基礎設施與民眾都暴露在了大海的威脅當中。

（2）氣候變化對島國經濟的毀滅性打擊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的敏感性與其脆弱的經濟系統關係密切。農業、漁業和旅遊業是這些國家的關鍵經濟部門，而它們皆對環境變化高度敏感。

在農業方面，農業用地的變化、定居點的擴張以及對沿海地區的墾殖，直接削弱了環境系統的恢復能力，影響了它們對氣候和海平面變化的適應力。而農業用地質量也因海岸侵蝕、鹽水入侵造成的地下水污染以及與洪水侵蝕而下降。為農業生產、木材與燃料需求而開墾土地、砍伐樹木最終導致森林系統崩潰的現象，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已經出現，當下依然存在。

在這些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由於管理薄弱，近海漁業資源處於過度開發的境地之中。儘管以金槍魚等為主要捕撈對象的近海漁業對當地經濟貢獻巨大，但相關漁業資源必須在嚴格保護與管理下加以開發，且需在整個地區內予以強制執行，其難度無疑不可小覷。

旅遊業也是幾個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它帶來了就業，增加了外匯，卻也對環境帶來了消極影響。當地大多數旅遊活動都與海洋相關，而潛水、滑水、浮潛與捕魚等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都是有害的，除非予以可持續的運營方式。

總之，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易受到極端事件和氣候變化的影響，因其過於依賴少數經濟活動，這極大提升了它們在氣候變化面前的適應成本。據估計，到2050年，像斐濟這樣的高位島嶼可能會遭受高達52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約佔1998年該國GDP的2-3%），像基里巴斯這樣的低位島嶼則可能面臨年均800-1600萬美元的損失（約佔1998年該國GDP的17-18%）。

**氣候變化對農業最突出的影響體現在熱帶風暴與洪水上。**1950年至2004年間，太平洋地區氣候災害造成的農業損失約為1380萬至1420萬美元。最近，熱帶風暴哈羅德襲擊了所羅門羣島、斐濟和瓦努阿圖，摧毀了主食作物產地。而在瓦努阿圖，估計有17500公頃的農田受到了颶風的侵襲，環礁上的芋頭種植園也飽受海水的困擾。在美拉尼西亞較大的島嶼上，大約有70%到80%民眾的食物來自於農業生產，這一數據在波利尼西亞為40%到60%，在基里巴斯和圖瓦盧農村環礁地區約為30%到40%，而大多數農田都位於河流平原和沿海低窪地帶，容易受到洪水與海水入侵的影響。2004年襲擊紐埃的5級颶風赫塔（Heta）掀起巨浪，砸向該島30米高的懸崖，幾乎摧毀了該國所有農業用地，造成了相當於其200年出口額的經濟損失。2009年1月，斐濟遭遇了50多年來最嚴重的洪災之一。除損害作物與挫傷農民積極性外，它還助長了新的病蟲害的傳播，包括焦黴病、芋頭葉枯病和山藥的炭疽病等。

2014年，包括商業捕魚和自給性捕魚在內的沿海漁業為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GDP創造了超過3億美元的貢獻。漁業構成了太平洋島民蛋白質獲取的主要來源，其中89%的人每週都會吃魚。各國每年人均魚類消費水平在20到110公斤間，平均每人每年食用量為37公斤。因此，這一行業對該地區的糧食安全而言至為重要。不過可以預計的是，在人口增長、環境惡化、經濟增速遲緩的大背景下，22個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的16個將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魚類供給需求。

考慮到持續變化的氣候環境，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未來並不明朗，從糧食、水到經濟發展，都將受到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正如所羅門羣島、瓦努阿圖、斐濟、湯加和許多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所相繼目睹和經歷的那樣，每年的旋風、風暴、洪水和乾旱都在持續表明太平洋島民目前所面臨的威脅，這也是這些在經濟上至為脆弱的小國一直尋求國際社會領導、支持和援助的原因。**不過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在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啓動28年之後，結果可以説依舊令人失望。

▍ 全球氣候政策對島國作用有限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利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和活動來宣傳它們的困境，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以便達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共識。然而，這些國家很快意識到，氣候變化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它影響生活的方方方面，需要面對朋友和盟友。此外，氣候科學也正在被當成是“弱者的武器”或“強者的象徵性暴力行動”。

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將大氣中的温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公約》概述了原則、一般義務、基本制度安排和通過具體行動的程序。國際社會採取的行動包括1997年第3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和2015年第21屆會議達成的《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提出採取必要行動將全球平均氣温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內，並進一步努力將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C以內。《巴黎協定》還加強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以協助它們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包括來自太平洋地區14個島國在內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第21屆氣候大會上率先闡明瞭它們的信念，薩摩亞大使和常駐聯合國代表艾利沙亞大使（Ali’ioaiga Feturi Alisaia）解釋説：“氣候變化對我們來説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可能坐等別人來帶頭。”

《巴黎協定》還旨在提高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能力，並建立融資機制，以支持低碳和氣候抗禦型的途徑。大家一致認為，需要一個新的技術框架和加強能力建設運動，以支持發展中國家和最脆弱的國家，它們需要根據自己的國家目標進行這些轉型變革。該協議還規定了一個強化的行動和支持的跨透明度框架。所有締約方通過“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宣佈本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締約方將定期報告減排和執行情況，同時每五年進行一次全球審查，以評估國際社會的集體進展並彙報各國的進一步行動。

《巴黎協議》於2016年11月4日生效，其時佔據全球排放量一半以上的55個國家已經簽署協議，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如今協議簽署國高達189個，然而氣候變化問題遠未結束，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仍然滿懷憂慮，無法確信國際社會能承諾共同合作應對它們的燃眉之急。即使在2017年第23屆氣候大會上，各個締約方確定的“國家自主貢獻”性質和覆蓋面仍然不一而同，幾乎沒有可比性，這説明國際社會對應該採納的具體行動缺乏共識。

經過28年的七十多次氣候變化會議，全球已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達成了共識，但在協議的操作上卻存在分歧。在此期間，倡導全球轉型以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能做到的僅僅是從1994年的《巴巴多斯行動綱領》（Barbados Programme of Action）過渡到2005年的《毛里求斯執行戰略》（Mauritius Strategy for Implementation），然後是2014年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快速行動方式》（簡稱“薩摩亞途徑”，SAMOA Pathway）。在過去的26年裏，由於缺乏來自國際社會支持，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基本上停留在來回規劃那些它們都知道需要做的事情。

自1992年批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一直堅持要求發達國家發揮領導作用，以拯救地球和人類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氣候變化大使在2006年第13屆氣候會議上呼籲美國要麼帶頭、要麼讓路，從而推動“減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氣體排放計劃”（REDD）最終被認可。

斐濟外交部長昆布安博拉（Ratu Inoke Kubuabola）在2012年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講述了斐濟2012年1月至4月如何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洪水，並抱怨“國際社會一直沒能認真應對氣候變化，這意味着我們都將遭遇更頻繁的極端天氣”。

▲ 樂觀的斐濟人民在2012年洪災中不忘支持本國橄欖球隊比賽。圖源：互聯網

薩摩亞總理馬利埃萊額奧伊（Tuilepa Lupesoliai Neioti Aiono Sailele Malielegaoi）在2015年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呼籲處於全球領導地位的成員國“帶頭尋找和實施解決氣候變化原因的辦法。”他認為 “我們是世界環境的守護者，必須為我們的孩子和後代負責，在時間耗盡之前迅速和果斷地做應做之事。”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一致支持第13條可持續發展目標，即“採取緊急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並將其納入第三屆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國際會議的成果《薩摩亞途徑》中。**不幸的是，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關切幾乎總是“在全球舞台上無人問津，被大國、超級大國和聯盟基於消費的發展和安全利益的嘈雜聲所淹沒。”**在哥本哈根、墨西哥、里約+20、華沙和波恩都未能就全球減排問題達成國際共識，這更説明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期望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任何支持是徒勞的。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還感到沮喪的是，由各機構和捐助方指導的氣候變化適應和緩解進程協調性很差。此外，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捐助組織體制僵化，阻礙了合作和夥伴關係。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在2012年出台了一份評估，指出有必要精簡冗餘重疊的氣候變化項目。另一方面，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缺乏吸收現有資金、擴展到新領域、擴大項目以及透明和問責的能力。顯然，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因為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需要適應氣候變化，維持其需求、權利和價值，而國際社會必須有效減排，並支持太平洋島國以適當的方式進行適應。

**在千禧年之初，預計需要2.9億至5.3億美元資金來幫助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展開最緊迫和最直接的適應行動。這些國家必須承受長期和徹底轉型的代價，以解決造成脆弱性的基本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澳大利亞提議在2008/2009年在太平洋地區花費3500萬澳元，這遠不足以滿足基里巴斯、圖瓦盧和所羅門羣島這些最脆弱和最不發達的國家的適應需求。此外，捐助方的優先事項並不總是與受援國的需求相一致，例如，2013年新西蘭援助署和歐盟主辦的太平洋能源峯會就表明了這一點，會議承諾提供5.35億美元以減少該地區對進口柴油的依賴。所有資金都用於減少發電燃料的使用，而發電燃料僅佔該地區燃料的17%，而佔該地區燃料費用70%以上的運輸卻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所有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自主貢獻”中都有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內容，但作為主要排放源的海上運輸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這個案例説明了確定適應和減緩優先事項的複雜性，因為總有一些部門會被遺漏。

▍ 太平洋島國的自救行動

氣候變化對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方方面面產生毀滅性影響，威脅當地社區、水、食物供應以及人民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康。為此太平洋島民正在各級政府採取行動，以確保它們在被氣候變化破壞的島嶼家園中生存。從基里巴斯總統阿諾特·湯（Anote Tong）等政治領導人在國際會議上呼籲所有人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承擔道德責任，以確保人類共同福祉，到斐濟高島村民的社區適應，太平洋島民正在對抗氣候變化，並在許多方面引領世界。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採取的氣候變化舉措包括以下區域政策框架和指導方案：

——太平洋島嶼氣候變化行動框架（Pacific Islands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06-2015）

——紐埃氣候變化宣言（Niue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08）

——太平洋島國領導人馬朱羅宣言（Pacific Forum Leaders Majuro Declaration, 2013）

——蘇瓦氣候變化宣言（Suva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5）

——太平洋小島嶼國家莫爾茲比氣候變化宣言（Pacific Small Island States Moresby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5）

——太平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第73屆會議上發出的氣候變化行動呼籲（2018）

——太平洋島國論壇關於太平洋地區氣候變化危機的納迪灣宣言（PIDF’s Nadi Bay Declaration, 2019）

這些指導方針反映在各國和社區為應對本地區氣候變化威脅而採取的舉措中。

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署領導和協調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綜合氣候變化適應和緩解活動。它促進了《太平洋地區彈性發展框架》（Framework on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即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管理的綜合方法，並指導區域組織、捐助方和聯合國的合作，以增強太平洋地區的氣候變化復原力。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提交《太平洋島嶼區域海洋政策》（PIROP），表明各國對促進可持續海洋發展的承諾。瑙魯協定（Nauru Agreement）、密克羅尼西亞挑戰（Micronesia Challenge），在各國專屬生態區內指定的大型海洋保護區，湯加特殊海洋區的有效管理，薩摩亞的海洋保護區，以及斐濟、所羅門羣島和瓦努阿圖的地方管理海洋區，都説明了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及其公民為維護支持生態系統服務和生計的健康和充滿活力的海洋環境所做出的艱難決定。

PIROP之後，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提出 “太平洋大洋景觀框架”（Pacific Oceanscape），倡導綜合海洋資源管理和保護。這一戰略促使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紛紛宣佈專屬經濟區內大型海洋保護區（見下圖）。庫克羣島總理普納（Henry Puna）呼籲太平洋地區領導人**“打破對我們過於狹隘的定義和以任何方式限制我們的束縛”，並將區域身份從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重塑為“大洋島嶼國家”（Large Ocean Island States）。

▲ 太平洋島嶼各國的專屬經濟區。圖源：作者提供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也是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的活躍成員。小島嶼國家聯盟積極推動1.5℃的控温目標和建立氣候變化的損失和損害原則，以減少温室氣體排放。聯盟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方面也具有相當影響力。

考慮到全球減排進度不佳和領土被淹沒的威脅，基里巴斯政府出台“有尊嚴的移民”政策（Migration with Dignity）**，回應公民移民的急切需求。**基里巴斯政府當時就認為，移民是一項長期戰略，“需要長期的前瞻性規劃”，並採取行動使其對所有相關人員的壓力和痛苦減少。領導人有責任為人民實施這一長期的擇優遷移戰略，因為必須“讓人民準備好應對最壞的情況”。

2014年，基里巴斯政府在斐濟購置了一塊5500英畝的土地，價值877萬美元，用於搬遷其國民以應對氣候變化。當時總統斷言，雖然對基里巴斯來説“為時已晚”，但世界領導人必須減少本國的二氧化碳排放，以防止未來出現更大規模的氣候難民。他還抱怨：

雖然我們需要適應措施，但我們的適應選擇極其有限……我們是一個由低窪的珊瑚環礁組成的國家，大多數島嶼高出海平面不超過兩米。對我們來説，向內陸和高處遷移的適應措施是不現實的。

帕勞共和國正在領導國際上的鬥爭，將充滿活力和健康的珊瑚礁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以支持強大和健全的經濟。帕勞與北馬里亞納羣島聯邦、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關島和馬紹爾羣島合作，承諾到2020年保護其30%的珊瑚礁和20%的森林資源，併為全球珊瑚礁保護目標作出貢獻。這些國家加強了該地區的海洋資源管理，爭取急需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以支持當地的倡議，並倡導在各級政府採取適當行動的重要性。

馬紹爾羣島共和國的2050年氣候戰略是一個多階段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途徑。該戰略提出2025年温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2010年水平的32%，到2030年減少到2010年水平的45%，並期望最遲在2050年實現淨零碳。

2017年第23屆氣候大會第一次由太平洋島國斐濟主辦。會議特別關注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幫助其“減少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和應對那些無法適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很諷刺的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美國放棄了全球領導角色並退出了《巴黎協定》。2017年也見證了前所未有的極端天氣，如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的一系列破壞性颶風、南亞的嚴重洪災以及葡萄牙的災難性乾旱和大面積森林火災。這些極端的威脅在此後的所有年份都在繼續，這表明了氣候變化威脅的緊迫性。

在為2019年馬德里氣候峯會做準備時，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宣佈了其國內航運部門的新目標：到2030年減少40%、到2050年實現100%無碳排放，這目標無疑富有雄心、挑戰性十足，但卻是可以實現的，這説明人們在面對重大威脅時渴望做出艱難的決定。對於太平洋島國來説，風力發電必須成為船舶動力的主要來源，這在經濟上才合算。島民的航海文化和8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在斐濟進行的各種試驗證明了這是最優選。目前全球對風能在航運中的應用越來越感興趣，這也促進了風力發電的發展。

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必須解決不平等問題，以改善人民和社會的福祉。如果所有國家都繼續從自身偏好的立場來看待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問題，這個問題就無解。人類需要團結起來，從每個人的利益出發來解決這個共同問題。

▍ 路在何方？

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正承受着氣温升高、極端自然災害、海洋酸化、自然生境改變、污染和營養負荷增加的綜合影響。它們必須繼續開展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活動，以儘量減輕氣候變化的破壞性影響，因為這些影響正在惡化。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必須繼續合作，分享它們的經驗和有用的教訓。它們必須參與國際合作，同時尋找適當的本地解決方案，結合傳統與現代手段，以滿足適應氣候變化的需求。它們必須繼續推進這項事業，因為不作為就等於自取滅亡。

**它們必須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綜合適應和緩解方案，以便在各個層面上促成積極轉型。這些方案必須適合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並適合其文化和環境背景。**它們必須側重於解決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挑戰，即減少貧困、改善治理體系、使用創新的資源管理方法、綜合傳統與現代的知識和實踐，並將其與人民的發展願望結合起來。同時，它們也需要在國家和地方層面進行能力建設，以加強機構、人力資源知識和實踐。

薩摩亞共和國前國家元首埃菲殿下（Tui Atua Tupua Tamasese Ta’isi Efi）為指導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活動提出了一個明智建議：**氣候變化從根本上説是“傲慢和貪婪的問題。”如果我們想有效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關鍵問題，太平洋島民必須提出足夠大膽的解決方案，讓我們得以説出無法言説的事情。**埃菲殿下認為，與其説這是一個理解大氣變化和海平面上升的技術問題，不如説是一場迫使我們面對自己和追求財富的真相的自我反省。他強調，“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基於一種精神文化，這種精神文化追求人和環境之間的親和和對等、平衡與和諧。在向環境索取時，我們要對環境負責”。

**本文原刊於《海洋年刊》（2021），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公眾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