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同富裕及其普世性與實現的途徑説起_風聞
文磬-为文如磬的思索者——按人会怎样来创设社会怎办……2022-01-19 22:22
從共同富裕及其普世性與實現的途徑説起
——略涉並議共同富裕、公有制、平均與有差別分配、公平分配與“不養懶漢”
【提要:&“共同富裕”不但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有“普世性”,也是、也必然應該會是人類嚮往的理想。而“公有制”是人類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比較分析可知優勢”的可行之道。&共同富裕不等於平均主義、福利主義,有差別的分配有利於“不養懶漢”。而之所以要“有差別的分配”,其緣由,還可以從“物質決定精神”的哲理中尋到。&有差別的分配,恐怕才有利於“不養懶漢”。有適當的差異,多勞多得,經營得好就會有多的收入,要有這個機制,社會才能有活力,才能夠發展。&分配不應絕對平均、應該有差別的分配,但也須解決公平合理分配的問題。勞動作為換取“收入”的“投入”,應該和可以按其作用、價值,來衡量收入分配。
而評議、評價勞動的作用和價值,還應該全面衡量、綜合考慮到各種各類“勞動”(含體力、腦力投入乃至體力、腦力勞動的“代表、結晶”物,即“資金”的投入)的相關屬性特點及其作用。科學、客觀、全面而不偏頗的認識各類勞動在成果創造中的作用、價值,依此來評定各類勞動投入的應得收入,這樣來進行勞動分配,才可能是比較公平、公正的,也會有利於化解“社會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大”等難題。】
近於網上讀到《這就是中國》第128期:《邁向共同富裕》一文。
此中提及,曾為鄧小平翻譯的張維為回憶,鄧公曾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篤信社會主義的非洲領導人),對他擔心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可能會走向資本主義,鄧小平同志有過實現共同富裕的談話。鄧公説到: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第二個是不搞兩極分化。
此文説到重要觀點,“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並提出,在分配上不搞“殺富濟貧”,也不養“懶漢”。
或可説,這觸及“共同富裕”這個社會主義目標相關的若干關節點,關聯到共同富裕及其普世性與實現的途徑,涉及公有制、平均分配、有差別分配、公平分配與“不養懶漢”等問題。
這裏擬對這些問題,略作思考與探討。
一、“共同富裕”不但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有“普世性”,也是、也必然應該會是人類嚮往的理想。而“公有制”是人類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比較分析可知優勢”的可行之道,應該可以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主途徑
鄧小平同志對擔心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可能會走向資本主義的人們,提出社會主義“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一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在這社會主義“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共同富裕”不但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有“普世性”,也是、也必然應該會是人類嚮往的理想。
恐怕還可以説,這一點,是無須求證的。世界上應該不會有人公然反對共同富裕。
而“公有制”,從比較分析看,還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頗有優長的、有效的主途徑。公有制,是人類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努力中,一條有“比較優勢”的可行之道。
從歷史和至今的人類社會現實可見,與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相比較,公有制對減小貧富差距是有重要的優長的。我們可從如下事例中來看:
公有制有利於真正落實全民受益的公益性事業,從而有利於共同富裕。現在中國享有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經濟,遠遠領先美國。為什麼?因為美國的私營企業不願意投資建設廣大農村的通訊基站,因為那會長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訊基站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中國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村村通公路”等等工程。有了這些通達全國的信息互通、物資互通的條件,才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但是,這些基礎性的建設,也都是私營企業從短期收回成本並盈利的角度,不情願乃至不會做的。這正恰恰證明,公有制對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説,對有“普世性”的共同富裕來説,“公有制”確是人類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比較分析可知優勢”的可行之道。公有制,應該可以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主途徑。
二、共同富裕不等於平均主義、福利主義,有差別的分配有利於“不養懶漢”,也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而之所以要“有差別的分配”,其緣由,還可以從“物質決定精神”的哲理中尋到
看有分析指,法國的貧富差距相對比較小,它是靠税收,基本上是一次、二次分配來解決該問題的,北歐基本上也是這個模式,政府的作用比較大。但北歐模式現在看來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説瑞典犯罪率之高,很多人只要拿到失業補貼,移民補貼,就開始懶惰不幹活。英國、法國都是這個問題。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一個觀點,就是不要患“希臘病”,就是完全靠福利,結果養懶漢,結果希臘後來真的是破產了。(當然,也不要患“美國病”,就是太資本主義,赤裸裸的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
這裏提出了一個“共同富裕”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要避免福利主義,避免“養懶漢”。
這確是一個現實、透視人性、十分深刻並須實際解決的問題。
看西方福利主義的社會教訓,人們可以領悟到,共同富裕,不意味着分配必須平均乃至“絕對平均”。
人們或許應該看到,人“個體自然的獨自生存”,是一種自然生理“天生”的“個體物質存在”。這種物質存在,使得人類社會初級階段會自然生髮“私有制”;而人的“生理的個體自然結構”,也會使人自發的易於顧其個體,而過分的保障會引發人的慵懶怠惰。這恐怕正是頗為平均的福利主義,會“養懶漢”的原因。
公有制,是人們經歷私有體制社會實踐、感知私有制缺憾後,所規制的“生產資料歸屬社會(全民、國家)”的制度,是一種由人們設計、規制的“社會物質存在”;而人“個體自然的獨自生存”,則是一種自然生理“天生”的“個體物質存在”。
應該可以説,自從有社會羣體以來,人們就處於兩種“物質存在”之中:一種是國有(公有)的“社會資財歸屬公有的物質存在”,各國現在都有的以向“納税人”徵税等形成的“國有”公有,都可屬此種“存在”(不過,以私有制為主的社會,因為國有企業較少,國有資財的量會較少;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國有企業較大而多,國有的資財的量會相當多)。另一種是“人個體物質存在”。而這兩種“物質存在”,從“物質決定精神”的哲理也能看到,其對人的思想、精神都會有重要乃至決定性的影響。
不過,公有制在經濟中的佔比水平高,不等於“自然”會合理、公平的分配,實現共同富裕。例如蘇聯在1936年就宣佈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佔到當時蘇聯整個工業成分的99.97%,幾乎是100%了。但是,這並不就保證了前蘇聯的民眾在勞動所得分配上,“自然”就平等、公平、共同富裕了。如果蘇聯當時真正做到了民眾在勞動所得分配上,“自然”就平等、公平,實現了共同富裕,那就不會有蘇聯解體前其社會上的特權現象還是十分嚴重的“腐敗”狀況,就不會有蘇聯解體時人們對其解體的漠然與不在乎。
其實我們也要看到和承認,在國有體制(公有制)中活動的人,還是“個體”生存的,是有各自不同的個人需求或曰利益的。這種人的“個體”性,恐怕是比公有制的制度,更“剛性”的人的“生理機制”、生理結構所形成的。而人的“個體生理結構”(也可稱為人的“生理機制”),這種“結構”所產生的“功能”,是會使人自發的要顧其個體的。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説,即便所有制形式是“公”的,但人的“個體生理結構”還是會自發“私”的。
而正是人是“天生”的“個體物質存在”,有自發的顧及個體的屬性,“共同富裕”也就不能是平均主義、福利主義,公有制也不能、不應保證勞動者不分貢獻、勞作付出,而人人完全平均分配社會財富。人們的社會實踐證明,有差別的分配,恐怕才有利於“不養懶漢”。
也就是説,有適當的差異,多勞多得,經營得好就會有多的收入,要有這個機制,社會才能有活力,才能夠發展。
而為了克服“文革”時期的極端平均主義,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同志才在當時就提出一個完整地表述,就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在説“共同富裕”的同時,可能還要説,不但應搞“有差別的共同富裕”,還要保“共同不貧”。也就是説,不搞福利主義,要“有差別”,不是説在遇到災難、病患等人力不可抗境遇下,不要福利性的保底。恰恰是全民國有為主體的中國,才更有意願、能力、財力做到社會主義的保底。如汶川地震,國家一定要給你建一套房子住進去的,沒有人露宿街頭。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保“不因大災害而使受災民眾‘共同’變為赤貧”。可見,以公有制為主體,相比非公有制為主體,其實是有更多資財能保“共同富裕”,並保“共同不貧”的。——而美國的龍捲風、日本的核災難,政府稍微給點救濟之後就不管難民了。在國外建過房子就知道,一定要買保險的,但保險裏邊一定有一條,如果出現人力無法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那就沒有人管你了。
從人類歷史上社會資財歸屬與其對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看,或許還可以説,社會要有序良好運行,需要“社會資財相當程度的歸屬公有”;同時,也應顧及人的自然生理“天生”的“個體物質存在”對人的影響。需要充分顧及私有、公有的社會物質存在和“人個體的物質存在”對活動在其中的人的重要乃至決定性的影響。這應該是人們創設制度時的社會唯物主義態度。
而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的競爭、互相促進的全新格局,使得在公有制為主的條件下,能同時發揮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積極性,應該正是制度創設的社會唯物主義態度。
三、分配不應絕對平均、應該有差別的分配,但也須解決公平合理分配的問題
我們討論共同富裕,也要看到,在改革開放30多年、40年的發展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財產性的收入或者資本所得大大地超過了勞動所得,以及經營性的所得。不管你從事打工也好,掙工資也好,還是説從事實體經濟也好,這個收入的速度遠遠落後於財產性的或者投資所得到的報酬。在過去10年,資本所得大約是10年前的四倍。
這不由讓人想到,1993年,鄧小平曾表達他對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他説:“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獲得,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可以説,這是人們追求實現“共同富裕”理想,應該關注、解決的公平合理分配的問題。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就有個説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則,靠市場;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則,靠法律,主要通過税收、社會保障等等;第三次分配靠道德,靠自願捐款等等公益事業。
而就公平原則而言,這裏還想説,從勞動與分配的角度看,既然勞動可以作為換取“收入”的“投入”,那麼,就應該和可以按其作用、價值,來衡量收入分配。
而要評議、評價勞動的作用和價值,還應該全面衡量、綜合考慮到各種各類“勞動”(含體力、腦力投入乃至體力、腦力勞動的“代表、結晶”物,即“資金”的投入)的相關屬性特點及其作用。
在評價勞動投入的價值時,或許人們至少應該看到如下三點:
其一,腦力和體力勞動共創人類物質成果;其中,腦力參與可多可少,但多且正確時可大增效;而從過往人類創造物質成果的歷程看,物質成果非經物質的體力勞動,無法實現。這就是説,與體力勞動有不同並會有很高增效的腦力勞動,其價值應較高,並應承認腦力勞動有其特點和不同。但也要看到和承認,體力勞動,在物質成果最終實現上,有不可替代、不可缺的作用。
其二,無論腦力還是體力勞動,都有複雜、簡單之分。複雜的體力勞動(例如高技能的實體性體力工作),其創造的成果也會較多、較快、較高,其本身的價值也應該較高。
其三,“物以稀為貴”,勞動也以不可缺者為貴。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勞動投入(含體力、腦力投入乃至體力、腦力勞動的“代表、結晶”物,即“資金”的投入),也是人類創造物質成果過程中作用價值較高的。
這就可以形成如下一些(未必完善的)推論:
——勞動的簡單和複雜與其價值有關,不是簡單的腦力勞動必定比複雜的體力勞動價值高;
——必要、不可或缺的勞動,價值較高;非必要性、非不可缺的勞動或投入的價值,不應高;
——即便是必要的、不可缺的勞動投入,也不能因此抹殺其他勞動在成果形成中的作用和價值;同時,也應看到,一類(種)勞動的必要性程度,也會隨需求的變化而變化;
……
或可説,科學、客觀、全面而不偏頗的認識各類勞動在成果創造中的作用、價值,依此來評定各類勞動投入的應得收入,這樣來進行勞動分配,才可能是比較公平、公正的,也會有利於化解“社會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大”等難題。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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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28期:邁向共同富裕-張維為、寒竹 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2_01_09_621559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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