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希望你的“父母”牢底坐穿【軒講】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中國的谷智軒。上個月，電影《親愛的》原型——孫海洋失散14年的兒子孫卓被找到，一家團圓，故事似乎就要給出完美結局。然而，孫卓一句“應該不會留到親生父母那邊”，給這副“闔家團圓”的畫面，加了一層不祥的濾鏡。兒童被拐賣之後，不但生父母會受到極大的傷害，兒童的人生軌跡也會發生劇變，一旦拐賣事實被揭發，他們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創傷，還要面臨“生恩”還是“養恩”的兩難抉擇。可以説，每一樁兒童拐賣，都是一場人倫悲劇。“拐賣”二字，拐是方法，賣才是目的。沒有“買”，就沒有“賣”。人販子固然罪無可赦，但收買兒童的“買家”，也是這些悲劇的直接推手。本期《軒講》就來聊聊，拐賣兒童，為什麼買方也必須處以重刑。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澄清兩個誤區。第一個，我國有多少兒童被拐賣？我看到有報道説，中國每年有20萬兒童失蹤，九成以上找不回來。其實這兩個數字被嚴重誇大了。2016年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佈平台”，也就是“團圓系統”建成以來，共發佈兒童失蹤信息4930條，成功找回4858名兒童，找回率達98%。這個平台的信息，是由全國6000餘名打拐民警發佈的，應該是目前最權威的數據。

第二個誤區，是我國對拐賣兒童犯罪判得比較輕。首先，在我國的《刑法》中，“拐賣兒童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是兩條不同的罪名。前者的法定刑遠高於後者，最高可判死刑。在《刑法》453個罪名中，僅有4個罪名的法定刑比它重。所以在法律上，拐賣兒童絕對是重罪。但在實際判決中，拐賣兒童罪的相對重刑率，比起拐賣婦女罪、綁架罪來説，確實比較低。有學者研究過，法官只在11%左右的情況下，會採取偏重的刑罰。從表面上看，法官在判這類案子的時候，好像是比較“手軟”，但深究之後就會發現，拐賣兒童案件中，有大約五成兒童，是在親生父母同意的情況下被賣走的。如果除去這部分案件，那麼拐賣兒童犯罪的重刑率，是要高於拐賣婦女的。所以，我們感覺拐賣兒童判得比較輕，只是因為“親生親賣”這種，佔了此類犯罪一半的“特殊”情況。

生父母賣孩子，該怎麼入刑，爭議是比較大的。這期節目雖然不做這方面的討論，但我希望這個現象，能引起更大的關注。其實，比起偷搶、拐騙孩子，給“有意願”的買賣雙方牽線搭橋，對犯罪分子來説，風險要低得多，但回報卻不低，因為那些生父母出售的孩子，賣價要遠高於拐來的孩子。而且，沒有生父母的干預，“中介”和“買家”案發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此類案件的數量，要遠比發現得多。在一些地方， 比如説山西忻（xīn）州、四川涼山、廣西玉林、雲南紅河，已經出現了“親生親賣”的全套產業鏈。在懷孕期間，孩子就已經被“預訂”，產婦的住院、住宿都安排到位，只待生下孩子後，直接“包郵到家”。有的“一條龍”套餐，還“贈送”上户口服務。在忻（xīn）州當地，甚至傳出了“要致富、懷大肚”之類的民謠，骨肉親情難敵金錢利益，實在令人唏噓。

輿論更關注的，往往是另一類案件，也就是違背生父母意願、拐走孩子的情況。這類就不存在什麼“賣方市場”，完全是需求決定供給，不，是需求決定犯罪。我國拐賣兒童的數量，在80年代驟增，這與計劃生育政策密切相關，而相關犯罪在90年代中旬達到高峯，並開始回落，也與計劃生育的執行力度由嚴至松，基本同步。步入21世紀，隨着一孩半、二孩、三孩政策落地，以及公安部持續、深入開展打拐專項行動，每年被拐兒童的總數進一步下降。但是，總數的下降，主要是由被拐男童數量下降引起的，而被拐女童的數量，變化幅度非常有限。從被拐兒童的年齡看，只有在零歲，以及14歲以上這兩個年齡段，女童的數量超過了男童。這些現象背後揭露的，其實是拐賣兒童犯罪中，需求方的動機。

這些人為什麼要買孩子？一是因為觀念。“重男輕女”、“傳宗接代”，這些封建糟粕，大家都不陌生。買男孩為了傳宗接代，年齡越小，對買方家庭就越忠誠；買女孩是為了給兒子傳宗接代，14歲以下的，還要多養幾年才能“用”，不“划算”。所以買家最喜歡的，是1-6歲的男孩，和14歲以上的女孩。至於為什麼0-1歲女孩佔多數，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大多是親生父母主動“出售”，願意“賣”女童的，遠遠超過“賣”男童的，哪怕後者的“價格”更高。在不談“價格”的民間抱養中，女童的數量更是遠遠超過男童。在整個低齡“市場”，男童求大於供，女童供大於求，兩者“價格”至少相差兩到三倍，所以人販子才會想方設法拐走男童，還管前者叫“大貨”，後者叫“小貨”。

買孩子的第二個原因，是“窮”。這跟我們的直觀感受有點不一樣，因為從人販子手裏“買”孩子，並不便宜。這幾年由於國家打擊力度大、技術手段高，孩子的“售價”也是水漲船高。不過，對富人來説，他們可以從各種“合法”途徑來獲得男孩，試管、代孕、給福利院“捐款”，只要錢到位，辦法有的是，犯不着去碰“紅線”。但對窮人來説，非法“買”孩子再貴，也貴不過合法“買”。哪怕傾家蕩產，甚至舉債，至少這筆錢，還在他們能夠負擔的範圍之內。

貧困也與觀念高度關聯。有些貧困地區，民眾思想保守，教育程度較低，法治觀念也比較薄弱。當地人把“有後”，當作人生終極追求，根本不認為“買孩子”有錯，親朋鄰里也維護包庇，甚至為之穿針引線。也是在這些地方，拐賣兒童案件的破獲難度大，被拐兒童的解救時間相對較長，給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也更大。

觀念讓人產生了需求，而貧困，讓人無法以合法的方式來滿足需求，兩者一結合，就催生了犯罪。我國的兒童拐入地，集中在華南的福建、廣東，以及華北的河南、河北、山東五省，且農村遠高於城市。這種地理分佈，與各地的文化觀念、社會結構、地方保護主義，經濟發展程度高相關。而兒童拐出地，則主要在西南的貴州、四川、雲南三地，同樣是農村高於城市。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地區的農村空心化嚴重，存在大量“留守兒童”。監護人、社區與政府，對這些兒童的保護力度不足，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2016年後，被拐兒童的數量又出現了一波反彈，這背後，是“買方”需求出現了新的變化。近五年來，大部分被拐兒童的年齡，都在7歲以上，以14-17歲為主。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已經接近成年，他們被拐後，不是被收養，而是被吸收進了一些非法產業。男孩成為家傭、非法勞工，以及偷盜、搶劫的“工具”，女孩則進入色情行業，或者被強迫結婚。這種“買家”，犯的就不只是“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那麼簡單了，還可能觸犯了盜竊、搶劫、強姦、非法拘禁、強迫勞動、強迫賣淫等多項罪名，牢底坐穿不是夢。對這部分人嚴懲，不會還有人不同意吧？

那麼有爭議的，主要是以收養為目的的“買家”。早些年，我國對這一類的收養行為，確實網開了一面。《刑法》曾經規定，收買被拐兒童，對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我們前面講了，“買”孩子來養，大部分是為了傳宗接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培養孩子對家族的忠誠，所以虐待孩子的可能性，是比較低的。大部分被拐賣的兒童，從骨肉分離，到最終被找到，差不多要十年以上。“買家”根本不需要阻礙解救，只需要時間來發酵所謂的“親情”，等到案發之後，生米早成了熟飯，“生恩”自然比不上“養恩”。所以在過去，這批以收養為目的的“買家”，絕大部分不需要承擔法律後果，收買被拐兒童來傳宗接代，絕對是低風險、高回報的“好買賣”。

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對收買被拐兒童行為的處罰力度，把“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改成了“可以從輕處罰”。這些“買家”，現在至少是必須承擔刑事責任了，這可以説是一個進步。但如果我們細看，收買被拐兒童，如果沒有強姦、故意傷害等加重情節，一般的量刑幅度，也就是在三年以下，而且沒有罰金，要是“從輕處罰”，很多估計就直接緩刑了。哪怕用暴力、威脅方法來阻礙解救，也只能定個“妨礙公務罪”，一般也只能判三年以內。這能有多少震懾力？對比一下：非法收購瀕危野生動物，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哪怕收購一般犯罪所得，雖然刑期在三年以下，但也是可以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的。買一個孩子的懲罰，還比不上買個動物、買個東西，這有點兒説不過去了吧？

此外，我國《刑法》設刑的邏輯，通常是先針對一般情況，設置一個量刑幅度，再針對特殊情況，設置加重、從輕等量刑情節。比如説，拐賣兒童犯罪，一般情況，是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特殊情況，比如説拐賣超過三人以上、造成兒童及親屬重傷或死亡等等，就要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甚至死刑。而收買被拐賣兒童，針對一般情況，卻可以“從輕處罰”，這絕對是特殊待遇了。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的法律，對那些以收養為目的的“買家”，仍然是寬大處理的。這其中，主要有兩層考慮。其一，是保護被拐兒童，其二，是認為這些“買家”情有可原。我們先來説這第一點，為什麼輕罰買家，可以保護被拐兒童？主要有這麼兩條理由。一來，降低買家的處罰，可以防止買家虐待兒童，或者阻礙解救；二來，被拐賣的兒童，已經把“買家”當成了父母，他們被解救後，如果懲罰“買家”，就會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我們來逐一反駁一下。前面講了，如果買孩子是為了收養，“買家”很少有“虐待”、“阻礙解救”的必要，瞞天過海，多養個幾年，事兒就成了。哪怕是為了進一步降低虐待兒童、阻礙解救的概率，我們也完全可以按照一般的設刑邏輯來——即如果有類似的行為，就“從重處罰”，或者加重一個量刑檔次。有人肯定要反駁了，要是處罰重了，“買家”害怕案發，破罐子破摔怎麼辦？我們來看看《刑法》中的“綁架罪”，是怎麼規定的：如果傷害人質，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撕票”，立馬罪加一等，無期徒刑或死刑，沒別的出路。“綁架罪”裏頭，被綁架的對象，可是包括兒童的。對窮兇極惡的綁匪，可以加重處罰，不怕他們“破罐子破摔”，而買孩子來養的“爹媽”呢，一般情況也就坐個幾年牢，怕他們把事情“做絕”，就從輕處罰，這邏輯上説不通啊。

對於“二次傷害”，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想。既然是保護兒童，我們不但要考慮那些被拐兒童，還要考慮大多數兒童的安全，他們都是潛在的被拐賣對象。如果説，為了保護被拐兒童，而對“買家”從輕處罰，卻因此降低了“買家”的犯罪成本，導致“需求”變大，促使更多人販子鋌而走險，這無異於將更多的兒童置於危險之中。我們上面説了，現在國內打拐力度大，技術手段高，對於新發的兒童走失案，公安機關很快就能偵破。但是，只要需求在，人販子就不會罷休：硬的不行，他們就發動金錢攻勢，把“親生親賣”產業做大；國內不行，他們就把腦筋動到了國外。近十年來，在雲南、廣西等地，跨境拐賣兒童犯罪十分猖獗，僅僅從越南、老撾、緬甸三國拐賣兒童入境的案例，就超過百起，涉及兒童數百名。無論是“親生親賣”，還是“跨境拐賣”，解救被拐兒童，與解救後對兒童的救助，都會變得極為困難，因為確定不了這些兒童的身份。更不用説，“買家”和被拐兒童之間，不得建立任何法律關係。如果找不到生父母，這些兒童通常只能認定為“棄兒”，由各國民政部門獲得監護權，進行撫養或送養。哪怕找到生父母，如果存在“親買親賣”，這些生父母還可能被剝奪監護權。這種“二次傷害”，可不是輕罰買家，就能夠緩解的。從這個角度講，收買被拐兒童的社會危害性，絕對不比拐賣兒童小。要保護兒童，就不該對買家輕罰。為了保護部分兒童，而置廣大兒童於險境，這有違正義，也不是立法的初衷。

我們再來説“情有可原”。這裏可以原諒的“情”，一是指動機，二是指後果。動機主要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窮”和“觀念”。這兩個動機，真的是“情有可原”嗎？縱觀整部《刑法》，可以從輕處罰的犯罪情節裏面，可沒有犯罪嫌疑人的經濟條件和思想觀念這兩類，沒道理到了拐賣兒童這裏，就可以成為從輕處罰的理由。再者，無論是為了傳宗接代，還是養兒防老，實質上都是為了利益。“買”孩子，就是投資，是赤裸裸的“利己”。把那些所謂的“傳統”、“道德”外衣剝去之後，收買被拐兒童的目的，總結起來就是一個——“非法獲利”，這與拐賣兒童者，沒有本質的不同。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值得同情的。

網上還有種觀點認為，這些“買家”養孩子那麼多年，金錢和感情都投入了不少，一旦案發，失去孩子造成的打擊，就夠他們喝一壺的，足夠當做懲罰了。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承擔相應的後果，人財兩失，就是收買被拐賣兒童，應得的後果之一。偷了東西，贓物被追回，我們會因為盜賊受到了“損失”，而同情他們嗎？刑罰的首要目的，在於預防犯罪。如果“自作自受”，就能讓人不再犯罪，那還要法律何用？所以，因為失去犯罪所得而感到痛苦，根本無法成為減輕處罰的理由，也不能成為我們同情罪犯的理由。

我國在法理上，一般認為拐賣兒童類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兒童的“不可買賣性”。但實際上，這種犯罪行為，侵犯的不只是兒童的權利，還有他們生父母的權利。這些“買家”，剝奪了生父母監護、撫養孩子的權利，剝奪了別人的天倫之樂，摧毀了無數個家庭、無數段人生。孫海洋夫婦，為了尋找兒子，關了店鋪，變賣家產，14年走遍26個城市，發放的尋人啓事超過10萬份。“打拐媽媽”李靜芝，原本在一家大型國企工作，有幸福美滿的家庭。28歲本應該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她卻在那年失去了孩子，從此跋涉鋪滿血淚的尋子之路，失去了事業和婚姻，踽踽獨行32年。喪子之痛，已是痛徹心扉，再加上幾十年的牽腸掛肚與自責愧疚，明知此生再見無望，卻始終放不下那一絲希冀，世間最大的煎熬，莫過於此。哪怕他們之中，有人有幸與孩子團圓，但孩子形同陌路的眼神，孩子與“買家”間的親暱，卻又在他們從未癒合過的傷口上，深深紮了一刀。他們都是普通人，與我們每個人的父母，沒什麼不同。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要承受世間最大的酷刑。捫心自問，如果我們去同情“買家”，對於深受其害的生父母，公平嗎？

兒童被解救後，確實會面臨兩難的抉擇。懲罰兒童視為親人的“買家”，確實會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所以很多父母在找回孩子後，為了讓孩子少受點苦，只能“原諒”這些“買家”，甚至允許孩子繼續待在“買家”身邊。父母眼睜睜看着自己的骨肉，與奪走這一切的仇人親密無間（jiàn），還對他們盡孝，這是怎樣一種折磨？對此，我只能説，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是，他們可以原諒，國家不能姑息。收買被拐賣兒童者，情無可原。從輕處罰“買家”，就是將更多兒童推向深淵。要杜絕拐賣兒童犯罪，除了對人販子及其幫兇出重拳之外，對那些“買家”，也必須嚴懲不貸。對於“二次傷害”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家庭與社區的支持，通過心理輔導等科學手段，來減輕被拐兒童的心理創傷。但是，保護被拐兒童的利益，不等於順從被拐兒童的心意，更不應該以生父母“傷上加傷”為代價。即使有些被拐兒童堅持“認賊作父（母）”，國家也必須做這個“惡人”，將“賊人”繩之以法。對於這些孩子，我們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幫他們度過難關，並期待時間能撫平他們的傷痛，希望等他們也為人父母后能夠理解，嚴懲那些偷走人間至愛的盜賊，才是對他們最好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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