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文：在國際傳播一線奮鬥的日子（上）_風聞

作者：王朝文 1960年7月14日生，參考消息報社原社長、黨委書記，高級編輯，曾任新華社法語國家地區總分社副社長、非洲總分社社長、歐洲總分社社長、外事局局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光陰荏苒。在新華社工作近40年後，已過耳順之年的我，今年5月領到了那本紅色的、具有珍貴紀念意義的退休證，它證明我職業生涯的結束，頤養天年時光的開始。但就在那一刻，我彷彿尚未完全從“成長”的狀態中走出來，因為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事業正在蒸蒸日上，朝氣蓬勃的新一代新華人正在迅速成長，他們是新華社不斷壯大的希望，將成為加快建設國際一流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主力軍。看到他們激情澎湃、朝氣蓬勃，我不禁回想起往昔的自己，我的職業生涯就是始於將新華社建成世界性通訊社的宏偉目標，且伴隨其進程，一步一個腳印，奮勇拼搏一輩子過來的。那些艱辛且榮耀的歲月，我永難忘懷，尤其是在國際傳播一線奮鬥的日子。

回眸往事，我直接從事國際新聞傳播三十餘載，三進非洲、三入歐洲。我的成長，伴隨着新華社走向世界的步伐。

01

同新華社共前進

1982年，我從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新華社國際部工作。作為外語專業的學生，初入職場的我對新聞報道是地道的門外漢，對新華社的職能理解也比較膚淺，就是跟着老編輯踏踏實實學習編稿子，儘管每天都自覺加班加點，但從未想過很快會被派駐外。因為當時駐外崗位有限，很多老同志工作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出國工作。

就在我入職的第二年，為了打破西方通訊社對世界新聞輿論的壟斷，執行毛主席20世紀50年代要求新華社“把地球管起來”的重要指示，時任社長穆青帶領新華社向黨中央正式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把全社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事業上來。

穆青同志提出“將新華社建設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世界性通訊社”，獲得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批准。中央支持新華社與西方爭奪國際話語權，擴大中國影響力，建立國際新聞新秩序。穆青同志還明確了工作的立足點，“建設國際新聞新秩序，工作重點是第三世界”。他鼓勵新華社記者要“熱愛非洲獻身非洲”。他説：“從宣傳報道上説，非洲還是一個亟待開墾的處女地，”要通過新華社的報道，“逐步改變人們心目中被歪曲了的非洲人的形象”。

為此，他提出“要下本錢培養一批瞭解非洲、熱愛非洲並長期從事非洲工作的記者、編輯和專家”。正是在這種機遇下，入職剛一年多的我有幸被選中，成為恢復高考後大學畢業進入新華社的第一位被派駐外的年輕人，肩負起參與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嶄新使命，滿懷豪情地踏上了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新徵程。

▲ 2009年，本文作者王朝文（右一）在肯尼亞組織指揮國際兒童日直播。

1984年5月，總社通知我去西非國家幾內亞科納克里分社擔任記者。我當時高興得好幾個晚上沒有睡着。之前雖然在浙江分社當過兩個月的實習記者，但大部分時間都在總社國際部當編輯。領導找我談話説：“這是組織對你的信任。”“新聞是跑出來的，不是在家編出來的”。懷着對非洲大陸的憧憬和對駐外工作的嚮往，24歲的我揮別了飽含牽掛、滿臉淚水的母親，登上了從北京經巴黎至科納克里的航班，前往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幾內亞赴任，開啓了人生中首次駐非洲生涯。儘管對非洲的貧窮落後早有耳聞，但實地生活完全是另一種感受。

時至今日，新華社仍是國人看世界最權威最重要的窗口。人們每天從廣播、電視、報紙、手機和互聯網查閲國際國內新聞時，“據新華社報道”還是經常見到的字眼。那麼新華社的駐外記者日常是什麼樣的工作生活狀態呢？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氛圍裏工作狀態是各不相同的，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也給駐外生活增添了繽紛的色彩。

我在非洲累計工作12年，嚐遍了非洲大地酸甜苦辣的生活百味，除去生命受到威脅外，印象最深的還是缺電帶來的種種不便。西非地處熱帶地區，氣候常年潮濕悶熱，蚊蟲肆意滋生，熱帶疾病氾濫，特別是基礎設施匱乏，缺水缺電、通訊不暢均為常態。初到科納克里分社時，一年有電的日子屈指可數，晚上大部分時間是靠電池燈寫稿。分社有個小柴油發電機，因為油價高，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發動，留作突發事件應急發稿。好在當時沒有電腦，而是先使用打字機打出稿件電碼字條，再送到幾內亞電報局發稿。由此可見，那時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剛起步面臨多麼艱鉅的挑戰。

科納克里分社住房條件簡陋，一到雨季，房頂被樹葉覆蓋積水，反覆清掃修理也擋不住漏雨。每到漫長的雨季，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內漏小雨，地上擺滿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水盆和一切可以接水的容器。空調、冰箱因為沒電基本成了擺設。在屋裏，千足蟲隨處可見，牀鋪、衣櫃到處都是白螞蟻的家，甚至還發現過毒蛇。筆者在那個年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頂着蚊蟲的叮咬，將採寫的一篇篇外文稿、中文稿發回編輯部。

到非洲半年後，我就得了非洲瘧疾（俗稱打擺子），一人躺牀上，連日高燒不斷，不知自己得了什麼毛病。好在得到中國駐幾內亞醫療隊的及時救治，不久就康復了。沒想到的是，從此瘧疾成了一個隨身跟從的非洲小搗蛋，每逢出差或工作疲勞，它就時不時地回來騷擾我。已記不清打了多少次擺子，次數多了也就不再害怕，只要不是高燒，該採訪就採訪，該寫稿就寫稿，雖然瘧疾留下的後遺症對我的身體健康和免疫系統造成不小的傷害，但我是新華社駐外記者，這無法阻擋我探索非洲，開發非洲豐富報道資源的決心。

1997年11月，我在喀麥隆雅温得分社任首席記者。經向黑人朋友瞭解得知，喀麥隆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一個原始部落羣，人稱“小人國”。在黑人朋友的幫助下，我和分社英文記者石序決定去這個原始部落採訪，併成為最早探訪非洲“小人國”的中國記者。

“小人國”地處非洲中部莽莽的原始森林，裏面住在一個奇特的部落民族——俾格米人。他們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只有1.2米，因此被稱為“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種”。俾格米人皮膚黝黑髮亮，黑裏透紅，身材健壯，自古以來以森林為家，被譽為“森林的兒女”。因過着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生活，俾格米人的“小人國”始終是一片神秘傳奇的土地。

記得去採訪非洲“小人國”的那天早晨，天清雲秀，我們從首都雅温得出發，驅車近四個小時到達海濱城市克里比。循着附近的羅貝河入海口找到黑人嚮導兼翻譯，跟着他在潮濕的森林小道步行大約3公里，來到羅貝河，登上一隻4人位的獨木舟，在靜如止水的河面上划行一個多小時，上岸進入陰森潮濕的原始森林。

為防備羅貝河裏兇殘的鱷魚，以及原始森林裏的巨蟒毒蛇毒蜘蛛和有毒的樹葉，儘管天氣酷熱難忍，我們仍穿着長衣長褲、厚襪旅遊鞋，戴着遮陽帽。儘管渾身都濕透了，但誰也不敢挽起袖子和褲腿。穿過樹葉雜草叢生的泥濘林地，左撥右擋身旁和頭頂的樹杈藤蔓，踟躕前行一個小時才到達俾格米人居住的“小人國”——一個完全荒涼的，沒有任何生活設施的原始蠻荒之地，見到十來個矮小靦腆的俾格米人。

由於長期與世隔絕，俾格米人對金錢沒有概念。見我們到來，開始有些害怕。當黑人嚮導兼翻譯告知來意並送上我們帶來的鹽巴、肥皂、清涼油、香煙、火柴和衣服等禮物時，氣氛一下子輕鬆了很多。為表示對我們的友好，一位小夥子幾秒鐘爬上一棵幾十米高的椰子樹，砍下幾個大椰子送給我們。

採訪進行得非常順利。回到首都雅温得後，我們將這次採訪經歷寫成組稿《探訪非洲“小人國”》，榮獲中國好新聞獎。由此，我深刻地體會到，當駐外記者，不惜“腳力”，深入一線採訪，才有可能產出優秀的新聞作品。

回過頭看，這次採訪非常冒險。一位同在非洲工作的朋友説，如果遇到恐怖分子或居心叵測之徒，在無數鱷魚遊弋的羅貝河上或在渺無人煙的非洲原始森林中遭遇不測，後果不堪設想。其實，這樣的採訪在我的駐外生涯中並非最險的。像其他戰地記者一樣，有些時候儘管我們不在戰區，但會不時突然發現，自己的所在就是最危險的“戰地”前沿。

在非洲當記者，除條件艱苦，還要面臨比打擺子更可怕的各種疾病。我在喀麥隆就曾因病與死神擦肩而過。脱離生命危險後，妻子多次淚流滿面地對我説“咱們再也不回非洲”。但我從非洲起步，也在非洲成長，我有難捨的非洲情結和情懷。駐非工作的經歷已成為我寶貴的人生財富。非洲鍛鍊了我，也成就了我。我在非洲當記者採訪過不少當時世界的風雲人物，深入軍事政變腹地，受到過台灣特務的跟蹤，多次經歷生與死的考驗。我寫的稿件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新華社社級好稿。

筆耕不輟是新聞記者的看家本領。只有不斷提高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新聞記者才能練就一身真本領，跟上新時代的步伐，寫出膾炙人口的好文章。2009年後，我走上總分社領導崗位，從國際傳播的一線記者成為一名“指揮員”。但多思、多寫、多練的本領從未丟掉過。

無論在非洲總分社還是在歐洲總分社工作，我堅持牽頭組織報道策劃，帶隊採訪，帶頭寫稿。在非總期間，我帶隊赴埃塞俄比亞採訪非盟首腦會議、赴南非採訪世界經濟論壇非洲峯會，採訪馬裏總統、肯尼亞副總統，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環境署、人居署執行主任，堅持深入調研，2010年成為新華社參編部十佳國際參考報道獲獎者。

在歐洲，習近平總書記每次訪問，我均帶隊進行配合報道，指揮視頻現場直播。我還親自進行高端訪談，採訪歐洲難民營、米蘭世博會、威尼斯雙年展、柏林電影節，對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情況、“一帶一路”、中歐班列等進行調研。撰寫了《意大利人眼中的歐洲難民潮》《歐洲智庫在研究中國什麼？》《“一帶一路”調研組稿》《歐洲反腐敗調研組稿》《歐洲市場哪來那麼多中國古董》等大量稿件。

2016年底，我結束了前後20多年的駐外生涯，從歐洲總分社回總社外事局擔任局長。2018年底，又到參考消息報社任社長、黨委書記。儘管離開駐外崗位、國際傳播的一線陣地，但我始終沒有離開國際傳播戰線。《參考消息》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關心和關注的一張日報，在任期間我堅持政治家辦報原則，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嚴防西方輿情倒灌，為黨中央提供決策參考，多次受到中宣部和社領導表揚。2020年底，按照何平社長的要求，我主持《參考消息》改版工作。新版報紙獲得了中央領導和廣大讀者的讚譽和認可，參考消息報社也榮獲社黨組嘉獎一等獎。

02

在政變恐襲現場

今年9月初，幾內亞軍人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引起世界關注。此事瞬間將我帶回到1985年幾內亞總理特拉奧雷發動的未遂政變，當時我在幾內亞科納克里分社任記者。

記得那天晚上我正在寫稿，忽然接到線人報信，政府軍中有人發動政變，具體情況不明。我和分社首席記者馬上決定開車出去核實情況。車出分社後剛開到路上，就被幾內亞全副武裝的士兵攔住，之後兩輛坦克“護送”我們回到分社。當晚，不時傳來槍聲，我和首席記者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街上平靜許多，我們開車出去瞭解情況，剛到幾內亞電台，突然響起激烈槍聲，經驗豐富的首席記者立即拉我上車。車剛起步開走，我們車後幾米的地方有一人被槍擊中。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看到有人被槍打死，當時非常震驚，心裏不免有些害怕。之後，在長期駐非洲過程中，我在不同國家經歷和採訪了多次政變和未遂政變。

▲ 2015年，王朝文（左二）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的歐洲難民營採訪。

歐洲安全形勢的惡化，我也是一名見證者和親歷者。因為，我的駐外生涯有近10年是在歐洲度過的。

1984年，我去非洲工作首次途經歐洲時，出去散步根本不擔心安全。20世紀90年代再到歐洲，發現外籍移民增多，社會矛盾凸顯，已不那麼有安全感。2013年6月，我從非洲總分社轉任歐洲總分社，這時的歐洲大不一樣，雖然廣場依然美麗壯觀，博物館仍然令人嚮往，旖旎的風光讓人流連忘返，但恐怖襲擊時有發生，歐洲已經變成不是戰場的潛在戰場。恐怖襲擊給老百姓造成極強的心理傷害，令人感覺危險無處不在，防不勝防。

2015年1月7日，蒙面武裝分子持槍支和火箭筒闖入法國諷刺雜誌《沙爾利週刊》的總部辦公室，造成12人喪生，11人受傷。血案震驚世界。2016年7月14日，法國尼斯舉行國慶日慶祝活動時，一名男子駕駛一輛卡車衝撞、碾壓人羣，造成84人死亡、超過200人受傷。同年12月19日，德國柏林一處聖誕市場遭遇恐怖襲擊，襲擊者駕駛一輛貨車衝上人行道，造成12人死亡、近50人受傷。在歐洲總分社工作3年多，組織對恐怖襲擊的報道、保障分社和記者編輯的人身安全成為我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此，我在總分社和所轄分社建立了應急報道機制。

▲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巴黎街頭戒備森嚴。（圖片來自網絡）

2015年11月13日晚，7名恐怖分子分3組協同行動，接連在法蘭西體育場外實施3起自殺式爆炸，在巴黎市區對酒吧和餐館實施3起槍擊和１起爆炸，還衝進正在舉行搖滾音樂會的巴黎第11區伏爾泰大道上的巴塔克蘭音樂廳，瘋狂射擊，共造成至少130人死亡，350多人受傷。發生時，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正在體育場現場與一名德國部長一同觀看足球比賽。

法蘭西體育場發生爆炸後，應急報道機制立即啓動。巴黎分社的記者立即搶發快訊，並趕到現場。當晚，正在法國勃艮第地區採訪的我和巴黎分社社長應強、總分社攝影記者周磊、巴黎分社記者韓冰立即出發，連夜驅車三個多小時，在子夜12點多趕到了距離恐怖襲擊現場巴塔克蘭音樂廳不遠的共和國廣場。當時，廣場通往巴塔克蘭音樂廳的路已經被警察封鎖，只有警車和救護車能夠駛進駛出，其他車輛和行人都不讓進，也不讓出。廣場有不少人，個個露出驚恐的面孔，看到警車一輛輛進進出出，感覺非常恐怖，不知還會發生什麼意外，感覺危險就在身邊。後來我們得知，當時確實非常危險，恐襲的主要策劃者阿巴烏德殺人後又坐地鐵回到共和國廣場，一是觀看情況，二是伺機再製造新的恐襲行動。

接下來的48小時，我們根本沒有睡覺。連夜組織記者不間斷進行中外文滾動和後續報道。14日一早，我把記者分為幾組去採訪。我帶一組趕到幾處被恐襲者槍擊掃射的餐館和酒吧，看到地上的血跡還沒有完全擦掉，只是上面撒了一些土，牆上很多彈孔，在旁邊不遠的醫院，自願獻血的人排起長隊。之後，來到共和國廣場，在廣場女神像下，人們自發地開始擺放鮮花，點燃蠟燭，有的人情緒非常激動，喊着巴黎不哭、巴黎不怕等等。警察不時驅趕聚在一起的人羣，不時還有謠言，説哪裏又發生恐襲，當時的感覺是哪裏都有危險。但是，新華社駐外記者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做危險時刻的逆行者，哪裏有突發事件或危情發生，哪裏就是我們報道衝鋒的主攻方向。

▲ 3月23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證券交易所廣場，大批民眾為在前一天爆炸中的遇難者點蠟燭、獻花，表達哀思。（圖片來自網絡）

法國不安全，比利時也不太平。2016年3月22日早晨，比利時機場和歐盟地鐵站附近發生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共造成至少34人死亡，近300多人受傷。新華社歐洲總分社就在歐盟旁邊，恐襲的地點離我們只有幾百米。

得到消息，我馬上指揮布魯塞爾分社首席記者搶發中外文快訊，並安排總分社圖片、視頻和文字記者到現場支援報道。這一天，襲擊事件的傷亡情況、警方的救援和搜捕行動的消息在不斷更新，我們從22日8點一直堅持到第二天凌晨2點，緊盯比利時首相府、檢察院、警方等官方機構發佈的權威消息，並密切關注當地電視台、網站等媒體的最新報道，我們在襲擊現場的記者不斷髮回最新的情況，在辦公室的編輯不斷滾動播發英、法、中文動態稿件，並編寫了大量綜述、分析、專訪、通訊類稿件。

一整天，警車、救護車的聲音就在我們耳邊環繞，總分社外的大街上看不見一個人、一輛汽車。報道説還有嫌犯在逃，當地民眾都閉門不出，我也反覆跟總分社工作人員強調，要注意安全，除參加報道人員，儘量避免外出。最終，我們的文字、圖片、視頻、新媒體等各部門記者配合密切，發稿及時全面有深度，我們的報道時效相比西方主流通訊社毫不遜色。

在地鐵爆炸案中，地鐵爆炸的地點和新華社歐洲總分社只有大約500米距離。炸彈本來是要在地鐵經過歐盟大廈地下時爆炸，引爆晚了。我們的一名記者碰巧就在後面的一節車廂裏，當時，混亂一團，但記者非常鎮定，拍了照片。第二天，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報紙都採用了新華社發的這張照片，並標明布魯塞爾最灰暗的一天。

【注：本文刊登於《中國記者》2021年第12期】

未完待續~

圖文 | 中國記者

作者 | 王朝文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