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推手_風聞

楊振寧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1971年，楊先生回到中國探親、訪問。這不僅是他赴美26年後的首次回鄉之旅，也是中美科技交流史上的開拓之舉。本文關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篇文章選自《自然科學史研究》，得到了該刊邀請的審稿專家認可。一位審稿人認為，半個世紀之前楊振寧率先訪華，“將被歷史證明是具有深遠影響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另一位專家指出，文章披露的相關信息具有“史料價值”。

撰文 | 劉金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南開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吳嶽良（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亞太地區）、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

1971年4月，中美開啓“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開始融化兩國曆時20多年相互隔絕的堅冰。同年7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宣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博士已於當月9-11日訪華。[1]次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13-1994）訪華，中美實現“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開兩國關係的新篇章，對國際政治格局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美交往大門在50年前的重新開啓主要得益於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等中美兩國領導人非凡的戰略眼光和政治勇氣。在這一時期，中美科學界抓住機遇，積極促進兩國間的科技交流。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便是這方面的一位重要先行者和推手。1971年，他僅僅在基辛格訪華幾天後抵達上海，成為首位訪問中國大陸的美籍華裔知名物理學家。此後，楊振寧努力架起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及兩國人民之間相互瞭解的橋樑。關於1971年訪華經過，楊振寧的文章或公開演講[註釋1]中有相關記述。本文主要基於檔案、日記、回憶錄等史料重點闡述楊振寧在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1971年首次訪華的經過和影響，展示他對促進中美科技交流、中國科技發展等方面所做的貢獻。

01 破冰之旅

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兩國政府均有意改善雙邊外交關係。1971年3月15日，美國取消禁止本國公民前往中國旅行的禁令。[註釋2][2]楊振寧敏鋭地意識到兩國關係的“解凍”跡象。考慮到自己對中美兩國都有一些認識和濃厚的感情，楊振寧認為他有責任架起兩國之間瞭解和友誼的橋樑。同時，他獲悉此時父親楊武之病重住院，擔心中美之間“剛剛打開一道小縫的門，很可能由於越戰和亞洲不斷變化的地理政治形勢而在數個月內又會被重新緊閉起來”[註釋3]，於是給父親寫信表達回國訪問的意願。[3]楊武之將這一消息報告國務院，中共中央同意了楊振寧的回國申請,並決定:“根據對海外高級知識分子的一貫政策，本（着）熱情關懷，突出政治，多做團結爭取工作的方針，做好對楊的接待工作”[4]。事實上，楊振寧此次訪華也徵得了美國官方同意。尼克松總統的科學顧問戴維（Edward E. David，1925-2017）希望楊振寧以私人身份赴華探尋中美兩國科學院進行有效接觸的可能性和接觸的方式。[5]

1.1 行程安排

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幫助下，楊振寧順利領取到訪華簽證，並於1971年7月20日晚乘法國航空公司航班抵達上海，回到闊別26年的祖國[註釋4]。楊振寧此次訪問歷時4周（1971年7月20日-8月17日），訪問地點主要是上海、北京和合肥三地。在上海，他參觀了工業展覽館、江底隧道、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復旦大學、上海柴油機廠等。在北京，參觀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遊覽了故宮、長城、明十三陵、頤和園等。他到合肥省親，並在合肥參觀了毛澤東思想館和安徽紡織廠。此外，楊振寧還參觀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上述參觀地點都是經過接待組精心安排的，以使楊振寧看到“新中國的精神面貌，和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4]。

中國科學界對楊振寧此次訪問極為重視，曾組織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基礎理論研究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研究組和北京大學物理系基本粒子研究組瞭解國際基本粒子研究進展及楊振寧近期工作。[6]楊振寧在上海（1971年7月24日、8月14日）和北京（1971年8月3日）分別作學術報告並同科學家座談，向中國學者介紹國際科學研究狀況，特別是美國物理學研究的新進展。他的報告以其粒子物理為主，包括對稱性原理、基本粒子內部結構及基本粒子研究現狀，還涉及低能核物理與高能核物理關係，以及原子能在國民經濟中，特別是在核動力方面的應用。此外，接待組還安排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李炳安重點向楊振寧介紹中國物理學家在1965—1966年提出的層子模型。[註釋5][7]

1.2 關於建造高能加速器等科學問題的建議

楊振寧同中國科學家座談的內容比較寬泛，涉及美國科學研究的體制問題，近代物理學在科學技術、國防、工農業方面的應用，以及理論物理學發展的動態等。為充分利用有限的訪華時間，儘可能多介紹國外科學發展情況和了解中國發展現狀，楊振寧有時利用午餐時間同參加座談的學者交流，甚至午飯後不休息直接座談到傍晚。在座談中，他得知中國學界關心中國是否需要建造高能加速器。他的看法是：“我覺得新中國目前在高能物理方面完全不做實驗是錯誤的，因為高能物理是很重要的方向，是物理學的前沿。但目前要大做，立即迎頭趕上，比方美國建成能量為2 000億電子伏的加速器，而你們建一個5 000億電子伏能量的加速器，經濟力量一時也不能達到。新中國別的方面有更迫切的需要。折中的辦法是在技術方面進行研究，如進行超導的研究，可以訓練人才。這些人才在別的方面也可以很有用，可以在社會上作出貢獻。超導磁鐵、超導腔方面做一些實驗，做超純鋁也可以達到一定的進步。如果還有餘力的話，做一個能量100億電子伏的束強流度較高的加速器也好，可以訓練人才，但做很尖端的實驗比較困難。”他認為：“物理以實驗為主，理論工作脱離了實驗容易想入非非，但一個國家的發展要以國家的實力作為基礎。”因此，他建議中國首先在理論方面做些研究，並在技術方面做準備，待工業基礎發展後，“再做迎頭趕上的工作”。[8]

1971年8月10日，楊振寧在北京大學座談時，再次談到基本粒子的應用問題。他認為：“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種種方面都需要發展，幾個人可以，花很多人力去研究基本粒子是不大説得過去的。……中國團結一致努力的辦法，也許最宜於實現一個實際的目標，而不是理論的目標。比如説要把整個工作重點放在高速的、大型的計算機方面，對國家來説是很需要的。因為這是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發展之一，中國不能永遠落後——這就需要種種人才，要吸收很多人，就不大有餘力放到別的方面。這裏還有很多副產品，對半導體理論與實驗，對材料、磁性研究，都要有很重要的進展。”不過，他“堅決相信基本粒子研究，以後會有想象不到的應用”。[9]他還建議中國應該重視理論研究，大力發展半導體和激光研究，還應發展低温物理、超導體、真空技術和理論數學。[9]

楊振寧注意到中國在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和針刺麻醉方面的成就。他認為：“合成牛胰島素這個成就很驚人，很了不起，國際影響相當大，給人類以較大的貢獻。”為此，他有意推薦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爭取獲諾貝爾化學獎。[10] 他主張醫學界應該增加幾倍科研力量研究清楚針刺麻醉的理論。此外，他建議中國儘快恢復出版學術期刊，認為寫出文章既有利於研究者整理思路，也促進學界交流[註釋6]。他還談到美國費米國立加速器實驗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主任威爾遜（Robert Wilson, 1914-2000）有意邀請中國科學家參與該實驗室研究工作。美國康奈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也曾詢問如何邀請中國科學家參加1971年8、9月份舉行的物理專題會議。[11]

1.3 會見師友並受到周恩來總理會見

楊振寧在北京第一次見到岳父杜聿明將軍，還受到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文裕、科學家鄧稼先和華羅庚的宴請[註釋7]，會見了周培源、王竹溪、趙忠堯、黃昆、黃宛[註釋8]、王承書、錢學森等師友。在同吳有訓見面時，楊振寧稱自己回國後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面貌就是毛主席詩詞所講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他向吳有訓表達了受美國總統科學顧問戴維之託探尋中美科學院接觸的可能性。最後，經外交部批准，由周恩來總理在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劉西堯來答覆楊振寧：鑑於中美尚無外交關係，不便進行這方面的接觸，但可以考慮美國個別科學家的訪華要求。楊振寧為此提供了一份可供參考的科學家名單。[註釋9][13]

1971年8月4日晚7時，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並宴請楊振寧[註釋10]，活動持續了近5個小時。周總理關心楊振寧回國訪問情況，並同他暢談了國際形勢和有關美國社會和政治的情況，包括美國大學的組織形式、辦學方針以及學術運動和種族問題等。會見結束後，楊振寧激動地對弟弟楊振漢和妹妹楊振玉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那麼忙，能花這麼長時間和他談話。第二天上午，楊振寧在去周口店參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展覽館途中向旅遊局負責人嶽岱衡表示：“總理那麼忙，大事小事都關心，連我在北京、上海活動的情況，他都很清楚。我非常驚奇的是周總理已是七十三歲的高齡了，精神還那麼好。”[15]

同闊別22年的摯友鄧稼先相見令楊振寧印象深刻。他在回國前特別提議希望見到鄧稼先。此前楊振寧通過美國報紙瞭解鄧稼先可能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的重要領導者。經周總理安排，鄧稼先回北京陪同楊振寧多次參加活動。8月11日晚，楊振寧在由北京返回上海時在機場臨別前向鄧稼先詢問曾參與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的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註釋11]是否參與了中國的原子彈研製工作。鄧稼先説自己不知道。楊振寧請鄧稼先了解情況後告他，並給鄧稼先留下上海的地址和電話[註釋12]。鄧稼先將此情況報告國防科委。經國防科委與接待組商議後建議鄧稼先給楊振寧寫信告其所詢寒春之事。返美前一晚，楊振寧受到上海市委領導宴請。席間，接待小組人員送給楊振寧周恩來總理會見他時的照片並轉交鄧稼先給他的信。鄧稼先在信中告訴楊振寧，寒春確實沒有參加中國任何有關製造核武器工作[18]。鄧稼先在信中表示，希望楊振寧在國外能經常想到祖國，並以“友行千里心擔憂”和“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表達惜別之情。楊振寧讀到信後很受觸動，熱淚盈眶。[10] 50年後，在2021年9月22日由清華大學、中國物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上，楊振寧對此深情回應稱：“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説，我這以後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19]

8月17日上午，楊振寧乘法國航空公司航班返回美國。按計劃，楊振寧此次訪華不公開。但《香港星報》（Hong Kong Star）和美國《紐約時報》相繼於1971年8月7日和8日報道了楊振寧訪華消息，並認為他的中國之行可能與尼克松總統即將訪問中國有關[20]。為避免謠言、免得他夫人擔心，楊振寧提議中國公開其訪華消息。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短消息：“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於七月下旬回上海探視父病，目前正在北京參觀訪問中。”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楊振寧離滬消息，簡短介紹他此次訪華的行程[21]。8月21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和葛庭燧對楊振寧訪華及所受到的高規格禮遇的個人看法（參考文獻[14]，第457頁）。

02 返美后介紹中國及後續訪華

楊振寧的中國之行引起廣泛關注。在他返美后，陳省身、林家翹、任之恭等華裔科學家給他打電話，希望從其親身經歷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1971年9月17日，楊振寧在給父親楊武之的信中談道：“各界對新中國的興趣簡直大到無所形容，我把一切記者、電視、無線電請求訪問都推掉了。……此間各界對新中國的興趣是一好現象，我希望中美人民間的友誼等自此建築起來。外交界、學術團體請我座談，我也許會參加。我去新中國參觀事，對此間的中國人感情上有了相當大的影響。”[22]

2.1 向美國各界介紹中國及其科技發展

楊振寧回到美國之後，積極在多種場合發表公開演講，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取得的成就，在留美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廣泛影響。例如，1971年8月25日，他在康奈爾大學參加一次物理學會議時做了一次演講。聽眾包括參會者和康奈爾大學師生，其中在場的蘇聯物理學家拼命記筆記，有人甚至同楊振寧開玩笑：“你恐怕再也得不到去蘇聯的簽證了。”[22]9月21日，楊振寧在其執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題為《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演講，聽眾約1 400人。他認為，雖然中國仍舊貧困，缺乏物質財富，工業技術也很落後，但現在的中國與26年前相比變化的重心是“精神”——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很大改變。[22]11月，《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高級編輯路布金（Gloria B. Lubkin，1933-2020）採訪楊振寧有關中國現狀的報道，內容涉及“中國的物理學”、“加速器”、“科學計劃”、“物理學研究與工廠”及“中國精神”等方面。[23]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成功訪華。2月28日，中美聯合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宣佈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這次訪問被楊振寧稱為“戴高樂式的訪問”[註釋13]。在尼克松訪華期間，楊振寧給父親楊武之的信中寫到：“‘多少事，從來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是幾小時前尼克松總統在人民大會堂宴會上講話時引用的毛主席詩句。‘四海翻騰’，‘五洲震盪’，這些天的時事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對美國人民正確認識新中國有無比的意義。”信中還提到“‘Star spangled banner’（星光燦爛的國旗）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給抗戰期間成長的致禮[註釋14]和我帶來無限的激動”。[25]3月21日，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發表非正式談話。他的談話涉及對《上海公報》的解讀、中美蘇三國關係、中國台灣地區前途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取得的成就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意義。該談話後來以《對目前時局的一些討論》為題發表在由石溪分校中國留學生辦的中文刊物《石溪通訊》上，隨後又被中國的《參考消息》轉載。4月17日，楊振寧給父親寫信，請他不必擔心自己的演講會被人攻擊。信中稱：“我所講的是事實，所以我不怕人攻擊。……被人攻擊雖然是免不了的，但因此而畏縮是不符合做人的標準的。如果中美關係大大惡化是否有危險，會有J. Mecarthy[註釋15]（麥卡錫）之類的現象重新出現？當然很有（可能），不認識這一點是對美國社會沒有徹底瞭解，但是認識了並不代表我就應該畏縮。請釋念。” [25]

2.2 第二次訪問中國

為更深入瞭解中國，以便更全面地向旅美華僑和美國人民介紹中國情況，楊振寧於1972年6月16日至7月21日再次回中國探親和參觀。除訪問上海和北京外，他這次還訪問了南京、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村、西安、延安和杭州等地。在上海期間（6月16-22日），楊振寧幾乎每天都到醫院看望父親楊武之一個半小時。此外，他參觀了上海少年宮、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上海機牀廠、自然博物館和第九化纖廠[26]。在南京，楊振寧參觀了長江大橋、天文台、南京大學、中山陵和工藝美術展覽會[27]。在北京，楊振寧除參觀民族學院、動物園、楊村部隊、故宮和北京料器廠外，還在北京大學做4次專題報告，題目分別為“關於高能物理的發展”（6月27日）、“規範場——一個新的定義”（7月1日）、“一些統計力學的嚴格解”（7月3日）和“物理學中的對稱性原理”（7月5日），並座談了高能加速器[註釋16]、激光等問題。[28]其中，關於規範場的報告啓發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陸啓鏗研究物理上的規範場與數學上的主纖維叢上的聯絡論之間的對應關係。

在楊振寧第二次訪華時，周恩來總理特別指示接待楊振寧時“應談的深一點”[27]。為此，接待組針對楊振寧興趣廣泛，既是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的特點，要求在政治和專業方面的接待工作更深入細緻。此外，接待計劃中還提出擬通過張文裕、鄧稼先、黃宛、黃昆等與楊振寧深談他所關心的問題。[27]7月1日晚，周恩來總理會見並宴請楊振寧[註釋17]。在會談中，除了交換對美國大選和越南戰爭形勢等問題的看法以及科學研究問題外，楊振寧還提到應重視科學理論研究，並強調開展學術交流的必要性；他還提議要建立有效的科學管理機構，以培養科學人才併發揮原有科學人才作用。[29]周總理對楊振寧的建議表示贊同：“楊先生説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他還提到“理論不提高，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總結經驗，再回到實踐中去，再提高；二是對人家的經驗不那麼感興趣，不能去多聽多看。你有好的意見我們應該聽取，我們應該能夠學到一些東西，不要還是自高自大，聽不進去你的意見；或者表面上説好，接受，你走了以後就無所謂了。你熱情的指出我們一些缺點，我們要是聽了當耳邊風就很危險，我生怕我們老一代的科學工作者這樣。”[30]兩週後，周總理在會見正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和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全體成員時指示周培源要辦好北京大學理科教育，提高基礎理論水平。[31]10月6日，周培源發表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呼籲“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的重視”。[32]不過，受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盛行的極左思潮干擾和阻礙，國家對於基礎研究的具體支持措施大多未能落實。直到6年後，在鄧小平副總理親自批示下，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終於在1978年6月成立，這彰顯中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重視。

楊振寧此次回國還結識了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楊振寧在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次聽到周光召名字，且當時“美國所有高能物理領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國年輕的研究員，是當時最傑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個物理學家”。[33]時，周光召正在位於蘇聯杜布納的聯合原子核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工作，取得諸如證明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律等有影響力的成果，被美國同行視為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最傑出的年輕科學家”。1961年2月，周光召回國參與原子彈理論預研工作，並在此後十幾年內未發表學術論文。楊振寧在1971年訪華時仍然提出要見周光召。當時外交部的接待計劃是“如本人在京，可予安排”[4]。不過，楊振寧在周總理宴請時並未見到周光召。於是，他向周總理專門提到周光召。當他第二次訪問中國時，終於在周總理主持的宴會上結識周光召。從後，他們成為摯友，共同推動了中國物理學發展。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楊振寧向周光召建議中國要開展自由電子激光的理論和實驗研究。為此，周光召指導學生調研並開展相關研究，還與王淦昌、謝家麟、方守賢、餘理華等專家討論。

2.3 後續訪華

自1972年以後，楊振寧幾乎每年都訪問中國。1973年5月，第3次回國，探望病危的父親。同年7月，第4次回國。7月17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楊振寧[34]。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總理和周培源。毛主席同楊振寧討論了物質無限可分和宇稱守恆等物理學及哲學問題[註釋18]。毛澤東談到：“物質是無限可分的。如果物質分到一個階段，變成不可分了，那麼一萬年以後，科學家幹什麼呢？有人説公孫龍是詭辯論，還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説，這就是物質無限可分的意思。……宇稱守恆，宇稱又不守恆。我是贊成宇稱守恆又不守恆。我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學。”他們的談話內容還涉及毛澤東詩詞（如《長征》）、秦始皇和歷史上的法家。毛澤東強調：“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參考文獻[30]，第607頁）在會見結束時，毛澤東對楊振寧説：“感謝你這位自然科學家，你對世界是有貢獻的。”[35]這是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會見美籍華裔知名科學家，表明了他對科學工作的重視和對海外華人的關切。

1974年6月3-29日，楊振寧第5次回國訪問。他分別於6月7日和14日在復旦大學做題為“規範場的積分形式”和“無源規範場的特殊解”報告。期間，楊振寧表示自己近期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大學（University of Wrocław）理論理研究所訪問時完成的一篇關於規範場方面的論文需補充一些數學計算，涉及廣義相對論、微分幾何等方面的問題，並有意和復旦大學科研人員共同討論，聯名發表這篇論文。[36]隨後，他與谷超豪等數學家合作開展規範場的微分幾何方面的研究，推動了中國數學和理論物理學界對規範場理論的研究。楊振寧在合作討論過程中不斷向他們介紹理論物理和數學上的新方向（如規範場的數學問題和孤立子理論等），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後，楊振寧還與蘭州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等多所大學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開展學術合作，進而影響到中美大學間的交流合作。

2.4 促進中美科技交流

楊振寧訪華引起了一批華人高級知識分子的共鳴，有力推動了中美科學界的交流[註釋19]。1972年5月，美國科學家協會主席、高能物理學家戈德伯格（M. Goldberger）應邀率領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訪華三週，考察中國物理學發展情況。[37]同年6月底至7月中旬，物理學家任之恭、數學家林家翹組織“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回國訪問。[38]代表團由27人（其中學者和家屬分別為12人和15人）組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由美籍中國學者組團的回國參觀團，受到周恩來總理等政府領導人接見。受楊振寧直接影響，麻省理工學院的黃克孫於1973年初首次訪問中國。1971年夏，黃克孫正在位於漢堡的德國電子加速器（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訪問。當收到楊振寧寄給他的中文信“我現在正要登上一班飛往北京的班機”時，黃克孫稱“那是一個強烈的令人顫動的時刻”。[39]黃克孫1973年訪華時與物理學家郝柏林、於淥相識。他當時得知郝柏林、於淥正在研讀威爾遜（K. Wilson）的相變重整化羣的論文。於是，黃克孫返美后請威爾遜為郝柏林寄來他與合作者的綜述文章預印本。這比當時在中國獲得國際最新文獻的時間提前半年，使他們及時瞭解國際同行研究的最新進展。

除美籍科學家來華訪問外，中國也積極選派科學家訪問美國。1973年5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張文裕率領高能物理代表團訪美。此外，還有中國科學家訪問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等。1980年1月5—12日，在廣東省從化縣召開國際粒子物理會議，共有97位中國物理學家和51位在國外工作的華人粒子物理學家參加。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中國召開的首次物理學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的成功舉辦與楊振寧、李政道的積極推動密不可分[註釋20]。同年，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籌劃、創辦並主持了“中國教育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China），利用自美國和中國香港募捐的經費，在12年內共資助中國科研院校的83位學者到該校訪問、交流。[41]

1978年，楊振寧擔任全美華人協會會長，此後他為中美溝通、交流做出了更多貢獻。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不久後，應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1924-）邀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美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式訪問美國的首位政府領導人。期間，楊振寧所領導的全美華人協會組織了盛大的宴會，歡迎鄧小平到訪。楊振寧在宴會上致辭，強調在美華人對於增進中美之間的理解和友誼所附有的特殊責任：“我們深自知道因為我們共同紮根中美兩大民族的文化，我們對增進兩國間的友好和了解肩負着特別的責任。在今天這個場合，全美華人協會和全美各界華人重申我們將繼續為建造兩大民族間的友誼橋樑盡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知道沒有這座橋樑，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安定。”[42]

03 結語

楊振寧既是對世界物理學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也是有強烈愛國情懷的社會活動家。1957年，他和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恆原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自己覺得不如外國人這個心理”[43]。1971年，在中美關係解凍但尚未正式建交之時，他果斷訪問中國，為中美科技外交寫下濃重一筆，這也是他“事業上的轉折點”[44]。這次“破冰之旅”具有示範性，並對中美科技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推動當今中美科技交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楊振寧始終關心中國科技發展，特別是基礎研究、人才培養與國際交流合作等問題，並向中國領導人和科學家們提出良策。2003年，他正式回到清華大學任全職教授，主持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在引領中國物理學發展、培養年輕一代人才和提倡科學史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45]。2015年4月1日，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恢復中國國籍。這正如當年他率先訪華一樣，也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反映了中國從人才外流向人才回歸轉變的趨勢。

致 謝：感謝《自然科學史研究》主編鄒大海研究員、副主編孫烈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刊》執行副主編楊柳春研究員和有關匿名專家、領導審稿，並提出修改意見！

編注：

本文經授權選自《自然科學史研究》第40卷 第3期（2021年）：374-386頁。2021年9月22日，“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在清華大學舉行，楊先生本人在講話中回顧了當年訪華的片段。在當日的研討會上，本文作者已將預印樣稿呈送楊先生，並提供給部分與會專家聽取意見。在正式刊印之前，作者再次修改，補充了相關的內容。

楊振寧長期重視並親身從事科學史研究。1996年1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聘請楊先生擔任名譽研究員。《自然科學史研究》於當年第2期曾做報道，提到楊先生即席發言中的觀點：“現代科技的發展同20世紀世界的局勢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要想了解20世紀的世界的發展情況，以及對21世紀的前景作出展望，必須對科技的發展歷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一論斷的學術價值，值得科技史學者珍視。

註釋

1. 例如，楊振寧於1983年3月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校慶20週年紀念講座上的演講中的“訪問中國”部分簡單介紹了自己1971年訪華經過。

2. 1971年3月16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第2版在比較醒目的位置發表題為《美國解除對中國旅行的禁令》（U.S. Lifts Ban On China Travel）的新聞。新聞中提到“美國今天解除了對美國人前往共產主義中國的禁令，並宣佈其正在通過私人外交渠道努力使北京的大使回到一年多前中斷的華沙會談。這兩個步驟都是尼克松政府尋求改善與中國關係的持續政策的一部分，但國務院承認，預計這裏不會有快速反應。”[2]

3. 在楊振寧看來，中美兩國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在試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觸。不過，考慮到當時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楊振寧擔心這道剛打開小縫的大門可能會再度關閉。

4. 楊振寧對此次回國極為重視，他提前3天便到達巴黎等候訪華簽證。由於中美尚未建交，當時的簽證只是一張紙。

5. 楊振寧回國前並不瞭解層子模型的具體工作。為使他深入瞭解層子模型且便於他返美后介紹層子模型時有所依據，周培源和張文裕建議將中國物理學家在1966年暑期物理討論會上宣讀的三篇論文贈送給他。

6. 1972年以後，《中國科學》、《物理學報》等科技期刊逐步恢復出版，發表國內的最新研究成果。這與楊振寧當時的建議相關。

7. 為了避免吳有訓等前輩到機場迎接，楊振寧在上海訪問時特意叮囑接待組工作人員不要通知他們自己抵京的具體時間。他表示自己抵京後會立即拜訪他們。[12]

8. 黃宛為黃昆二哥，當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即301醫院）一部副主任。

9. 這份名單共有9人（其中前7位同楊振寧熟識），包括：George Kennen，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是1945-1950年美國對外政策主持人之一；Jerome Wiesner，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曾任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科學顧問；Fred Seitz，洛克菲勒大學校長，曾任美國科學院院長；George Wald，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J. Watson，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董事長；David Rockefeller，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Kerson Huang，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教授；Jerome Cohen，哈佛大學法律教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友好，努力改善中美關係）；Avram N. Chomsky，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教授，反越戰思想領袖。

10. 楊振寧白天遊覽了長城和十三陵。當旅遊局負責人嶽岱衡通知他周總理將於當晚會見並宴請他時，楊振寧異常興奮。陪同楊振寧參加會見的有郭沫若、吳有訓、竺可楨、劉西堯、錢學森、朱光亞、周培源、華羅庚、丁江、章文晉、傅作義、杜聿明夫婦、楊振寧弟弟楊振漢和妹妹楊振玉等。竺可楨在日記中有如下記錄：“7：30pm周總理來，我們坐到排好成馬蹄形的藤椅上，先談了半小時。到8：00多就在新疆廳一個大桌上晚餐。同時周總理和楊繼續對話。晚膳時我坐在郭老與朱永行（外事處）之旁，可以看到記錄，所以知道講點什麼。膳畢已十點，繼續在藤椅上會談，到十一點三刻始散。所談海闊天空，範圍很廣。大致周總理要了解美國國內情況，如大家對基辛格的印象，五角大樓與資本家的力量。總理説Rogers近來與台灣在唱雙簧。楊在美久，所以對情況瞭解清楚。周總理要他每年回來一次，也提過去中印的戰事，楊説Maxwell的中印戰爭書影響很大云云。”[14]

11. 寒春於1944年榮獲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學位，在“曼哈頓工程”中參與制造濃縮鈾發生器。1946—1948年，寒春在芝加哥大學費米（Enrico Fermi）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同楊振寧相識，並在同一個實驗室共同工作近20個月。1948年3月，寒春抵達上海。她於1949年1月經北平輾轉到達延安，並在當年4月同3年前抵達延安的男友陽早結婚。此後寒春、陽早夫婦一直定居中國，為農業機械化做出貢獻。1971年7月24日，周總理接見寒春、陽早夫婦及寒春哥哥韓丁一家等美國朋友，介紹了對中美會談、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台灣等問題的看法。8月7日，楊振寧參觀大寨時偶遇同學寒春，當面詢問她是否參加中國的原子彈研製工作。寒春説自己並未參加這項工作。

12. 據楊振寧回憶：中國原子彈爆炸以後，他特別關注到兩條美國報紙消息，一則消息是鄧稼先是設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另一則消息是美籍物理學家（即指寒春）幫助中國製造原子彈。楊振寧相信第一則消息，但對第二則消息還需進一步瞭解並希望這則消息不是真實的。他迫切想確認中國的原子彈是否是自主研製的。楊振寧提到“原子彈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這個心理，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輕人懂不懂。在我長大的時候，在我父親這一輩長大的時候，是中國被外國人欺負的不得了，因為中國人沒有近代的（先進武器）。所以希望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只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以上內容根據2021年9月23日 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亞洲）頻道《大先生楊振寧 家國情懷》整理。

13. 楊振寧在相關文章提到，他聽説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將軍原計劃訪問中國，但在預定日期前逝世了。戴高樂逝世時，毛主席給戴高樂夫人發了唁電，“謹對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在楊振寧看來，中國人民很佩服戴高樂，也佩服毛主席對戴高樂的歷史貢獻所作的高瞻遠矚的評價。楊振寧還發現，在中國所聽到的有關尼克松未來訪華的談話，表面上雖是強硬的，裏面卻暗含着對他的見識的敬佩。因此，他將尼克松訪華稱為“戴高樂式的訪華”。[24]

14. 致禮指的是楊振寧夫人杜致禮。

15. 在檔案原文中，麥卡錫的英文姓氏拼寫有誤，正確拼寫為McCarthy。

16. 7月4日下午，楊振寧在北京飯店與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防科委等單位的30多位學者座談“高能物理的發展方向”。在這次會議上，楊振寧再次表明個人對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見。他認為，從技術意義上講，中國不一定要造一個大的高能加速器。但可以建造一些中小型加速器，做一些加速器原理、探測技術等基礎工作。他還認為培養大量具有廣泛基礎理論知識的人才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關鍵問題。[28]

17. 根據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記錄，周恩來總理接見楊振寧的時間為1972年7月1日。這與《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記錄的時間7月2日不一致。參加接見的還有郭沫若、劉西堯、喬冠華、竺可楨、吳有訓、遲羣、周培源、章文晉、張文裕、王承書、錢偉長、鄧稼先、周光召、黃昆和黃宛等，杜聿明夫婦以及弟弟楊振漢和妹妹楊振玉也參加了接見和宴會。[29]

18. 毛澤東早在1955年1月15日曾同物理學家錢三強討論物質是否無限可分問題。1963年，他同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Shoichi Sakata, 1911-1970）在科學研究中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產生共鳴。1964年8月，毛澤東又與哲學家和物理學家談論物質無限可分問題以及他對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見解。這直接影響了中國粒子物理學界的研究方向，特別是影響中國粒子物理學家在1965-1966年提出層子模型。[7]

19. 楊振寧後來承認自己當年並沒搞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甚至自嘲地説自己是位“蹩腳的新聞記者”。

20. 廣州從化粒子物理會議旨在擴大國際學術交流，促進中國粒子物理理論發展，為後面組織更大型的國際會議積累經驗。1979年4月，會議籌備委員會主任錢三強向楊振寧和李政道發出邀請。他們均欣然接受邀請，並積極推薦和聯繫在台灣和國外的華僑和華裔物理學家參加會議。[40]

參考文獻

［1］ 公告[N].人民日報，1971-07-16(01).

［2］ U.S. Lifts Ban on China Travel[N]. The New York Times, 1971-03-16(02).

［3］ 楊振寧.中美科技交流對中國科學家的意義（一九七六年）之後記[M]//讀書教學四十年.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5: 13-14.

［4］ 關於接待楊振寧的計劃[A].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5］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11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6］ 周培源、張文裕給郭沫若、劉西堯的信[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7］ LIU J Y. Chinese physicists’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on model in social context[J].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2(1): 85-122.

［8］ 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學術報告（之二）[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9］ 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學術報告（之三）[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0］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29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1］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12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2］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6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3］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23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4］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 第20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1：445.

［15］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17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6］ 陰和平，李維民. 寒春 楊早畫傳[M].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

［17］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24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18］ 楊振寧. 鄧稼先[J]. 二十一世紀, 1993(17): 56-62.

［19］ 楊振寧百歲演講，特別提到一個人[DB/OL].(2021-09-24)[2021-09-27].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87286.htm

［20］ Physicist Reported in China[N]. The New York Times, 1971-08-08(83).

［21］ 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離滬 在京期間周恩來總理曾予會見並宴請[N].人民日報,1971-08-19(01).

［22］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31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23］ LUBKIN G B. C. N. Yang discusses physic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Physics Today, 1971, 24(11): 61-63.

［24］ 楊振寧. 戴高樂式的訪問（一九七二年）[M]//讀書教學四十年.香港: 香港三聯書店,1985: 67.

［25］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32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26］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4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27］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6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28］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14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29］ 接待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情況簡報第12期[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533.

［31］ 周培源. “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用心何在[N].人民日報,1977-01-13(02).

［32］ 周培源. 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N].光明日報,1972-10-6(01/02).

［33］ 楊振寧. 周光召的三個重大貢獻[C]//徐冠華.我們認識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學思想科學精神論文集.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2: 3.

［34］ 毛主席會見楊振寧博士[N].人民日報,1973-07-18(01).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毛澤東年譜（1949-1976）[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487-488.

［36］ 規範場的積分形式[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37］ LUBKIN G B. Physics in China[J]. Physics Today, 1972, 25(12): 23.

［38］ 任之恭.一位華裔物理學家的回憶錄[M].範岱年,譯.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2:166-199.

［39］ 施鬱.黃克孫與楊振寧[J].自然雜誌,2017，39（05）:386-390.

［40］ 中科院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期間錢三強與楊振寧、李政道、張紹進互相往來信件[A].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檔案

［41］ 楊振寧,翁帆. 晨曦集(增訂版)[M].北京: 商務印刷館,2021: 412-416.

［42］ 楊振寧.建造友誼橋樑的責任（一九七九年）[M]//讀書教學四十年.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5:75-76.

［43］ 楊振寧.曙光集（增訂版）[M].翁帆,譯.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441.

［44］ 楊振寧.“關於長城的演講稿”後記[M]//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楊建鄴,楊建軍,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185.

［45］ 朱邦芬.迴歸後楊振寧先生所做的五項貢獻[J].物理,2017,46(9):573-581.

延伸閲讀

在楊振寧1971年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中國粒子物理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關於強子結構的層子模型。此外，中國物理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末還利用位於蘇聯杜布納的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先進設備和國際交流環境，做出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和證明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律等有國際影響力的工作。感興趣的讀者可閲讀以下兩篇文章：

1. LIU Jinyan, WANG Fang, Alexey ZHEMCHUGOV. Chinese Scientists in Dubna (1956–1965).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2021)2: 031-088.

2. Jinyan Liu, Fang Wang, Baichun Zhang. Chinese Theoretical Physicists in Dubna--A Case Study of Zhou Guangzhao. Historia Scientiarum 31 (2021) 1:3-19.

作者簡介

劉金巖，1987年生，遼寧人，副研究員，從事物理學史研究。張柏春，1960年生，吉林人，研究員，從事科技史研究，[email protected]。吳嶽良，1962年生，江蘇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從事理論物理研究。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説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繫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