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中產階級及修昔底德陷阱_風聞

中國的發展總是有很多聲音。善聽善見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情，不過雜音的目標不是爭取“善諫”，而是為了不見：不見其好，不聞其善，只求將唱衰作為手段在希望對手或潛在對手倒下的路上發揮動搖軍心的作用。針對具體產業亦是如此，比如目前對於中國蓬勃發展的新能源電動汽車，就有多種聲音不絕於耳，並且力圖從國外到國內，來影響中國政策制定的走向。具體的政策制定操刀手彷彿無以甄別，決策者又困惑於看起來振振有詞有理有據的反對浪潮中難以取捨。於此而言，根子源於技術依附性、行業虛浮化導致發展不自信。

困惑原因不僅來源於各界基於各種理由的質疑，更多來自於我們自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下的中國，經濟體量上去了，門類體系建立了，尖端技術探索了，市場培育成熟了，但對於如何以我為主、走向世界的謀篇佈局和階段性實現路徑剛剛起步，並且國際輿論對於“一帶一路”不時有意味深長的解讀。雖然不能排除羨慕加嫉妒的心理作祟，但從國民意識上講，因為不做大哥好多年，近三四百年來，我們習慣於亦步亦趨腳步匆匆不停追趕，一旦獨立於發展的潮頭浪尖，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乎左顧右盼，總是希望還有帶頭者指點迷津。

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這個詞語本身，從誕生開始就帶有對於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意識形態定位，主基調是嘲諷人口眾多而並不地大物博，基數龐大但教育程度不高，藴含有大量消耗地球有限資源的諷刺意味。“紅利”一詞本身就已經將人類個體或羣體作為可以交換的商品創造的利益來考量，更是資本決定話語的結果，前幾十年廉價勞動力特別是廣大農民工乾的就是最累苦髒的活。所以，拋開意識形態的界定，從語言的特定語境角度來説，“人口紅利”這個詞也應當逐漸淡化其現實普及。

從概念來看，聯合國人口基金將其定義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尤其當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於非勞動年齡人口時”。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其間悖論：按照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72歲(世界衞生組織WHO《世界衞生統計2018》)計算，15至64歲已經達到50年，這個佔據2/3以上年齡段的人口比重，正常繁衍生息的人類社會自然會超過其他階段。但為什麼會直接稱呼其為“人口紅利”的分界呢？

這就需要把西方國家就業年齡的多數規定翻出來看看。最低就業年齡方面，國際勞工組織大會《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 第一條第三款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15歲”。至於退休年齡，英國、意大利等少數實行男女有別（男65，女60），更多國家都是男女一刀切，並且以65歲居多。同時，還對到齡還乾的人進行鼓勵。比如芬蘭養老金的領取，65歲退比60歲退可多出40%；美國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的，每多一年就獎勵10餘個百分點的退休金，直至正式退休。

有分析認為，“人口紅利”的兑現主要是發生在二元結構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前進的發展初期，當從中等收入國家繼續向高收入國家挺進時，勞動力成本提高、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一般都會接踵而至，“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一個經濟規律和基本觀察。（李志龍，生孩子不該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對策，FT中文網）

我們分析這個判斷，他已經有罪推定一般地將“紅利”集中在大量“人口”低成本勞動力提供上。並且舉出了東亞人口密度高的國家發展路徑的例子。但其實不能單獨由果推因，尤其是中國最為特殊的地方：土地作為最基本生產要素，已經成功進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這與工業革命在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中，依靠圈地運動造就大量毫無生活來源的無業遊民強迫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全然不一樣。一個最為直觀的社會現象是，當前返鄉創業有了最厚實的想吐根基，可以極大程度上主動推進全國東西部、南北方的區域經濟發展平衡化。

如果一定要説人口紅利，那麼我們當前需要深入把握的是兩個方面：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擁有全球完備的製造工業體系和人才。

印度人口基數不小，但消費太弱；美國消費強勁，但增長已經乏力。近些年每一輪長假，無數國人近乎狂熱的海外旅遊熱購物潮，無不體現出強大而持久的消費力。再觀國內資本和產品雙重市場，近十年來，外資投向中國市場的資本投向前兩位一直是醫藥和汽車。生存加上運動，這就是中國整體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持續增長強勁消費的“用腳投票”。

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農民工的界限已經不明顯。當年外出務工的相當一部分已經逐漸退出一線舞台，更多的“工二代”全然沒有農民底色，在語言和行為方式上完全融入了其父輩打拼的環境。雖然很大程度上缺少了踏實肯幹吃苦耐勞的既有優點，但善於學習融入現代社會確實不可能逆轉的大趨勢，數量龐大素養較高的產業工人隊伍迅速發展起來。同時，高端科研人才也脱離象牙塔的封閉僵化保守自滿既定範式，快速融入社會經濟發展大潮中。這樣的紅利便是中國全面創新起航的絕對基石。

追根溯源，“紅利”用於社會現象的説法，源於社會治理結構的軍事化轉向公司化。前者是把整個社會體系作為軍事單位戰鬥團隊嚴格管理，後者是把社會架構作為一個股份制公司進行運作——於是，至少表面上，每一個社會成員就如同公司的大小股東，也就享受了分享的利益（自然也會有風險的擔當），這目前儼然成為了各主權國家的努力目標。

當資本決定社會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時，國際資本大鱷的影響力便達到了極致：從意識形態到軍事打擊，從國家制度到政權更迭，金融寡頭站在最高的塔尖俯瞰芸芸眾生——索羅斯才會以輕鬆的口吻表達對於世界經濟危機下自己偉大業績創建：更為可怕的是，在資本控制的強大主流輿論引致下，這些讓無數人家破人亡、各個國家動盪不安的人士，全世界居然沒有厭憎，只有尊敬和豔羨。如果沿用紅利的思路治理國家，那麼最終就變成“全民皆為資本奴隸”，用老百姓的話説，叫做“被人賣了還幫着數錢”。

“人口紅利”一詞可以休矣！

中產階級

儘管現代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很是迴避“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些詞語，不過社會階層的固化卻是其一直努力的目標。毫無疑問，近三四百年來，世界上先期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長期佔據發展前沿，拋開資本吸附、軍事控制和殖民掠奪等因素，科技進步帶來的技術壟斷、知識強權尤其不可忽視。特別是在海外資源轉化為本國利益之後，一大批能夠創造財富、超前消費的中產階級的培育，給國內市場的活躍奠定了基礎。

也許階級固化已經相當嚴重導致中下層反而失去了向上的動力和鬥志，一直灌輸並被廣泛接受的超前消費觀，儘管帶有很強的人文及時行樂色彩，但也早被不太着眼於未來及子孫打算培養的中下層人士樂此不疲地執行着——很怪異的另一面是，歐美精英對於子孫的鍛鍊培養卻是不惜代價、不圖享受，希望家族中有能力超強者接替自己的事業，比如洛克菲勒、羅斯柴爾德等家族對於後代嚴苛的訓練就絕沒有一點享樂至死的意味，巴菲特對家族接班人的確定也是大費周章——消費透支是基於對於未來收益的美好預期，也將中產階級人士牢牢綁在跨國企業大型財團的看似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上面。自此，“中產階級”就成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詞的背鍋俠，且與國家命運深度掛鈎。

中國的國情決定，儘管可能不會產生西方經濟學典型定義上的“中產階級”，但眼下已經造就了相對比例仍然不斷攀升、絕對數額不少於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總人口的中等收入階層或羣體。2018年1月9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測算，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羣體已超過3億人，大致佔全球中等收入羣體的30%以上。2018年兩會期間的3月6日記者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峯在回答記者問時透露：“（中國）迅速成長的中等收入羣體據不完全統計有4億多人口，現在是按國別來算，位居世界第一，而且還在迅速增長中。”

儘管尚無統一標準，但可以暫按世界銀行的標準，中等收入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間，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按照美元與人民幣1∶7的保守匯率計算，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2.5萬～25萬元人民幣。所以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五年來，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超過經濟增速，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羣體。”

可以看出，中國的中端基本消費羣體已經形成，並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大、素質還在不斷提高、選擇也在日益增多。在消費漸趨理性的時候，國外資本和相關產品的生產製造商已經大舉進入中國，瞄準了這個極具利益誘惑且競爭不飽和、管理不規範的超級市場，力圖取得先發優勢，佔據絕對制高點。中國的高鐵動車、大飛機等公共商品已經顯現出國際領域的競爭優勢，但國內眾多家庭消費品生產製造商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沒有把市場格局、消費層級的變化作為第一決策參考，家用電器操作系統、核心零部件主導權依然沒有，包括乘用車、常規藥品等還在境外資本的後邊亦步亦趨。

國際輿論一度時期熱炒的中國即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立論依據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架構能否快速消納龐大的就業人口，尤其是超高速城市化、城鎮化進程帶來的農業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轉移——城裏人到鄉下建房種菜的看似逆城鎮化個案，目前更多體現在有閒有錢階層人士的情懷迴歸，近五年尚不具有產業和資本流向、導向的普遍意義——這裏不僅包括簡單身份證明的外在文字稱謂變化，更有生活方式、公共價值、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綜合考量。

分析產業工人的最大提供羣體，近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其實已經證明，在尚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兜底的農村制度下，大量人口流入流出可能導致的社會不穩定會得到最有效的消減。當前需要考量的是，新生代農民已經不滿足於農村來實現這一輩的“落葉歸根”，老一代卻仍然在故土難離的情懷中保留原有的生存方式繼續餘生，這裏邊會有一些社會問題，但絕不是圈地運動那樣血跡斑斑。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直接導致的是房地產市場一直火爆，房價居高不下。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房地產不僅作為家庭財產的必需品，也成為了投資方向，儼然是大量社會資金的蓄水池。深水池裏邊有相當的泡沫成分，但這個泡沫不是每一户家庭居民的，而是資金變成資本之後努力攫取最大利潤的必然。同時，基於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各級地方政府也當了重要推手。

綜合起來，需要考量的就是：農村如何繼續保持政策延續性穩定性，需要再完成兩代人的生存空間營造和維護；城市需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容納更多社會資金，防止泡沫繼續擴大的同時，嚴防資本集中快速抽逃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風險和政治動盪。

“中產階級”的穩定器減壓閥作用，對於世界各個主權國家的執政行政其實一樣，只有政治不成為財閥的附庸，或者不與財團完全結合，一切的資產配置和利益分配才會得到公允有力的處置。

修昔底德陷阱

對於國家之間的興衰成敗，古今中外有很多種言辭各異的説法。從大的方向上來看，大概因為農耕社會的緣故，比較強調天人合一順其自然，王朝更迭之際，中國人非常講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王道”不要“霸道”。也許西方人多是遊牧或者海洋，與大自然總是搏鬥和征服，不太尊重生我養我的這方水土和藍天碧海，王公貴族血統純正倒是第一考量，可能為了鼓勵向外的掠奪和鬥爭，同時一直採取老一輩創造的財富長子繼承而不是兒子們的均分制，武力屠戮和野蠻殖民是他們擺脱不掉的符號。

與對故事中的歷史一笑而過不一樣，對於歷史中的故事我們往往嚴肅認真以至於達到吹毛求疵的地步。不知經歷了怎樣的自然變遷，現在看似窮山惡水難以養活眾多人口的希臘邦國，卻催生了洋洋灑灑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究竟在何時以何種文字借何種載體被修昔底德記錄下來，雖然細節存疑問題多多，但絲毫不影響這個號稱現代西方文明鼻祖發源地的強大號召力，無數國度膜拜不已，多少專家趨之若鶩。

不過“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一詞確實很新，最早可以追溯的歷史居然是在西元2012年，由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一文首次提出。如果修昔底德真實存在過，知道其隻言片語就對當下全球戰略格局產生莫大影響力，可能會從墳墓裏爬出來再闡釋自己對“陷阱”一詞的理解。

修昔底德陷阱的確是個陷阱，至少發明發現這個概念的國度已經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於是乎，總是站在自己已經先發優勢的守成大國角度，總是擔心後來的替代者也如同他自己一樣，對於被可能會被超越者手持可以五馬分屍的利器，將其打翻在地踏上幾腳然後庖丁解牛一般讓其灰飛煙滅不復存在。我們是否一定要跟着這個調調一條道走到黑？那是在別人眼光中活着友誼放低身段去迎合的醜態，也太低估和浪費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明智慧了。

國際話語權或者説話語霸權，本質上都是不讓人待見的東西。但因為是舶來品，加上哈佛大學的聲名顯赫，再輔之以西方文明老祖宗，這個詞會霸屏就毫不奇怪了。稍感不舒服的是，無論怎樣翻看仿似定論的古希臘古羅馬歷史，無論土地疆域，還是人口總量，也抵不過春秋戰國吧。為何東周列國志這樣的信史演義，反而沒有在風起雲湧的現代國家博弈上爭得隻言片語推而廣之的一席之地？不過也得承認，實力決定魅力，誰讓近三四百年泱泱華夏沒落至斯呢！

歷史的確是一面鏡子，這個結論尤其適合於信史記載從未中斷的華夏文明歷史。考察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觀察中國的未來；注重中國的文明傳承，其實就是考量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不過很是遺憾，長期習慣於簡單二分法，滿足於自我為主老子天下第一，大搞意識形態對立且鬥爭的所謂西方主流思潮和媒體，他們都無法深切理解這個事，更不要説做到這一點。所以，一個現象便成為了新的“常例失誤”：西方大多智庫和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預判，總是與中國發展實際情況相背而行——這個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判斷失誤屬於偶然情況全然不一樣。

回到現實中來，在國際大背景中，位於經濟體量前兩位的美國和中國，一定會有利益衝突，如何處理矛盾和問題，既有各自國內的具體實際綜合角力，也有決策者戰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積澱厚度及實際運用能力發揮。凡事從最壞處着眼、最好處着手，總是不會錯的。對於眼下的中美貿易由摩擦到戰爭，儘管需要考慮作為美國中期選舉的戰術手段的因素，但絕不能忽視近些年來每一次選舉重要時節美國、英國乃至於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在打這張牌的現實，更不能漠視中國經濟發展整體規模對於世界經濟格局的巨大沖擊。

中國力量已經催生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強化了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映襯着中國製度，而這樣的道路和制度的看似挑戰已經成為了先期發達國家的話語輿論渲染、道路制度走向的嚴重威脅。不是外國人、特別是西方先期發達國家總是帶着有色眼鏡看中國，而是他們目前正處在冷眼看中國笑話到正視睡獅猛醒的思維角度與具體方式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階段，有爭論、搞打擊，竭盡所能諷刺污名化、深層次扶持代理人集團，這些作為簡單手段或者終極目的，還會在國際博弈時反覆出現。基於此，或許應該丟掉幻想早作應對，既保持發展戰略定力，也維繫和平復興崛起。

鈍俚草於201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