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中國人口零增長，城市化是關鍵原因_風聞

文/陳根

人口零增長，還是來了。

在過去十年，中國人口政策鉅變，生育政策逐漸鬆綁，從中央到地方也逐步推行生育刺激政策，但人口出生率走低的趨勢並未改變。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最新的人口數據**。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我國人口年自然增長率，已然****逼近零增長時代。**

事實上，趨勢就在那裏，判斷零增長早到還是晚到並不重要。人口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也是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變量。概括到這一個時代，人口趨勢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人口變化又會帶來哪些挑戰？

人口下降是全球的趨勢

人口增長終有時。隨着時間推移，我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愈發明顯。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高速增長後，從1990年開始，我國人口增長率便逐年下降，總和生育率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內在自然增長率由正轉負，負增長慣性開始積聚。此後二十多年，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總和生育率和內在負增長率不斷下降。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21年全國經濟和人口數據。數據顯示，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2億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這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全年淨增長僅48萬人。

與2020年相比，全國出生人口從1200萬降到1062萬，減少了140萬左右。與放開二孩之後2016年的1786萬人相比，減少了700多萬人。同時，人口出生率從8.52‰降到7.52‰，直落1個千分點。與2012年的階段性高點14.57‰相比，則接近腰斬。這一切，似乎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人口的下降不止發生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慣性地認為人口的增長是必然的事情。實際上，就在兩百多年以前，英國著名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還預言，由於人口的增長快於食物供給的增加，人類將面臨“人口爆炸”的災難。在馬爾薩斯的那個時代，地球人口首次達到了10億。

馬爾薩斯的人口爆炸理論一度被許多國家所接納。直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保羅·R·埃裏希教授還在暢銷書《人口炸彈》中預測，人口過剩將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引發全球饑荒，並主張立即採取行動限制人口增長。

**儘管2021年全球人口已經突破78億大關，但同時，**幾乎所有地方的生育率都在暴跌，而且進展的速度比大多數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2020年7月，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國際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發表了關於全球195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預測。他們分析稱，到2100年，全球人口將達88億，而這比聯合國2015年預測的整整少了20億。

研究稱，到本世紀末，除非有大量移民湧入，全球195個國家中有183個將跌破保持人口水平的替代率臨界值，包括中國、日本、泰國、韓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波蘭在內的20多個國家的人口將減少一半。

全球人口減少的徵兆最早是從歐洲開始****的。上世紀50年代，歐洲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生育的子女數量）還能達到平均每位婦女至少有3.0個孩子。而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數字急劇下降。到1980年代，一些歐洲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更低。今天，一個典型歐洲國家總和生育率則大約在1.7到1.8之間。

**其中，****2.1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在人口學中被稱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個子女以實現對自身的替代，****簡言之：**人口再生產。倘若一對夫婦平均生育不足2個孩子，就是人口減縮再生產，總人口就會不斷減少。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同樣經歷了生育低潮。美國的生育率在2018年下跌到歷史新低：總和生育率僅1.7，已經低於更替水平生育率。並且，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估計，新冠疫情及其伴隨的經濟衰退還將會使得2021年美國新生嬰兒數大幅減少30萬至50萬，產生所謂的“生育低谷”。

這一趨勢在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驗證。生育率和新生兒人數連年走低幾乎成了全球性的趨勢，連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都未能避免。

人口下降，原因為何？

在不同國家、不同體制和不同國情下，全球人口的普遍下降，必然有什麼共性的理由，最核心的原因在於貧富差距已驚人的速度在擴大。

全球知名的慈善組織樂施會於2020年一月份發佈的一項研究表明，在2019年，全球最有錢的2153個富豪所佔有的財富相當於全球最貧困的46億人（約佔全球總人口的60%）的財富總和。截至2019年6月，世界財富主要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他們坐擁財富總和的81.7%，而1%最富有的人擁有45%的世界財富。

這意味着這一羣體擁有的財富兩倍於世界90%人口（69億人）的財富總和。而另外，從性別和地域來看，樂施會發現，全球最富有的22位男性的財富總和超過了非洲所有女性的財富總和。

除了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之外，城市化的進展和女性權利意識的提高幾乎是在全球各個國家都存在的，也是導致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城市化從根本上改變了生育經濟學的賬本，它把孩子從農業時代的“資產”變成了“負債”，養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包括房價、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我國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就已經達到了大約64%，因此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生一個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一把米”的概念。

眾所周知，在中國，結婚生育將意味着開啓高房價、高物價、高教育成本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生反而成為了更好的選擇。就房價而言，在過去十多年裏，中國的房價經歷了一個讓人心跳的上漲。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興嘆，要麼揹負着沉重的房貸。

就教育成本來看，在競爭激烈的時代，每個人都想給小孩提供最優質的教育，而優質教育是需要財力才支撐得起的。養育孩子也有時間成本，還會影響職業發展。如果沒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只能請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帶小孩，這都是生育成本。特別是後者，有時甚至意味着要放棄職業發展。

**另一方面，城市化往往賦予了女性更多的權利。****她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有更多避孕措施可供選擇。**同時，在傳統社會文化中對婚姻和育兒有着重大影響的家族和宗教的權威影響在下降。年輕人在婚姻和生育方面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他們可以自由地追求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

生育已經從一種傳統的必須，變成了純粹個體的選擇，“家”的概念、家族主義在下降。綜觀歷史，人類的生活和生計通常涉及三個基本架構，由內向外推展分別是核心家庭、擴展家庭，以及由家庭組成的地方社羣。家庭身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其地位不容挑戰。新家庭的起始點——婚姻，更是焦點所在。

但現在，由地方政府及機關提供的服務，則替代了過去家庭肩負的責任：家庭照料個人的温飽、健康、教育及住屋。傳統家庭在照顧個人方面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逐漸被蓬勃發展的國家及市場力量所取代。由於家庭不再是個人生存所必需，一連串影響家庭及婚姻的變化開始出現。

而面對於一個低慾望社會的現實局面，婚姻的觀念一方面開始因為貧富差距與社會生存壓力的加大，以及人權平等意識的覺醒而逐步遭到瓦解。另外一方面則由於人類自然生育能力的下降，以及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對傳統的婚姻觀念帶來了衝擊。而當傳統的婚姻觀念在不斷被挑戰與衝擊的時候，我們的一些治理方式卻沒有跟上社會文化變遷的步伐。比如在結婚率與出生率呈現雙雙下降的今天，我們依然還對非婚生子的户籍問題設置障礙，我們依然還對輔助生殖以及代孕問題不能承認其合法化。而這些陳舊的法規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結婚與生育帶來進一步的制約。

**此外，****經濟因素加劇了新冠疫情中全球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由於疫情導致的巨大不確定性，人們在考慮是否要生孩子時，會先考慮會否失業或財務可否保持穩定。因此，人們可能比從前更加可能放棄生孩子的願望，“推遲要孩子”有可能成為“放棄要孩子”。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導致的人口減少幾乎是不可逆轉的——因為每一年，育齡女性的人數都會比前一年更少。而更無法逆轉的是伴隨着低生育率而來的心態變化，人口學家將這種心態稱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個社會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於1.5，那麼這一比率就會成為新常態，而這是一種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

人口減少帶來社會風險

人口減少似乎成為了定局，這一結果已經無法改變。而當前，人們唯一可做的，是在人口下降帶來真實社會風險的時間窗口裏做準備。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新生人口的減少意味着社會面臨勞動力減少以及消費減少的風險。三十年來，日本的經濟基本停滯不前，部分原因就是在於其日益老齡化的人口，導致了消費越來越少，隨之導致需求也越來越少。這與工作人口的減少一樣，成為了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最大原因之一。

對於中國來説，隨着老齡化加速，年輕人佔比減少。一方面，中國將面臨更為嚴峻的養老金支付危機。中國當前養老保險體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而言，這是一種針對農村居民的低繳費、廣覆蓋的“新農保”，目前月均養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儘管有中央財政的補貼，但這更像一種財政補助，而非養老金。

作為主體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在東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實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沒有中央財政每年的社保補貼，養老金虧空規模會很大。再者，儘管數年前中國把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納入養老保險，並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於退休公務人員超過1000萬人，該制度未來也將面臨收支平衡的挑戰。

人口負增長，意味着更少的年輕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輕人將面臨更大的養老負擔、醫療負擔，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務成本。這或將導致中國加快推進延遲退休的決策。中國人將不得不適應65歲退休，而女性將告別50歲或55歲退休。

另一方面，因勞動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國經濟競爭力將受到衝擊。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後更少的勞動力。中國是個巨型開放經濟體，製造業高度發達。在勞動力需求確定時，更少的勞動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資。對製造業而言，就是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出口放緩，競爭力下降，中國經濟也會失速。

被稱為“美國凱恩斯”的阿爾文·漢森在1938年的一個演講中提到，技術創新、發現新疆域和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一旦這些因素髮生逆轉性的變化，潛在增長率就會下降，繼而出現持續的就業不足問題。中國過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靠的正是“人口紅利”，但從2010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就進入了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也趨於長期下降。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與2010年相比，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顯然，代表經濟活力的勞動階層在明顯下降，代表成本負擔的退休老齡階層快速增加。這也是為什麼國民的消費力一直很難提振的根本原因。

基於此，當前，對政府而言，應該儘快採取政策減輕人口降低所帶來的影響，去適應新的社會人口結構，比如延遲退休或儘快制定扶持鄉村地區發展的政策。當然，光延遲退休就不簡單，這要涉及到薪酬改革、晉升制度改革等。人口總量總有開始下降的一天，這是一個全球性的不可逆趨勢，但在那一天到來以前，我們先要有所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