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從中國攫取的權益，十月革命後想悉數歸還，結果：還了個寂寞_風聞
浩然文史-浩然文史官方账号-全博士团队创办的文史科普自媒体2022-01-19 08:11
十月革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對中國人來説，是一件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因為這場革命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此後數十年的革命方向，也因為新生的蘇俄曾宣稱要放棄沙俄時代在中國攫取的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緊接着到了1919年，巴黎和會剛剛宣佈將德國在中國山東攫取的一切權益全然轉讓給日本，讓中國人對西方的美好期盼完全破滅。兩相比較，蘇俄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新的未來，那麼中蘇之間的談判，能有美好的未來嗎？
《建黨偉業》：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
一、先建交後談判
十月革命之後的蘇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世界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情，對中國的長遠影響更是不言而喻。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標誌着中國對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徹底失望，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更是由“好人威爾遜”變成了只説不做的“威大炮”。
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就在西方熱退卻之時，新生的蘇俄政府卻向中國發出了《加拉罕宣言》，在宣言中蘇俄宣佈將放棄沙俄時代在中國掠奪的所有租界、領土，並廢止一切與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此後在1920、1923年，加拉罕又先後兩次重申《加拉罕宣言》，向中方釋放出強烈的友好信號。
以往印象當中往往將此時的蘇俄視作“正義”的代表，但卻忽略了蘇俄此時所處的境況。要知道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通過革命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外交與內政危機中，西方國家的嚴重敵視與反對態度，使得蘇俄在建立初期，與英美國家幾乎斷絕了所有的外交聯繫。而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則成為了蘇俄外交的重大轉向，《加拉罕宣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儘管《加拉罕宣言》的內容看起來是如此的“正義凜然”，但當中國政府真正與蘇俄進行洽談時，蘇方卻提出先簽訂新條約才能進行談判的要求。在雙方長時間反覆洽談之後，1924年5月31日，中蘇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蘇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千萬不要認為這是問題的結束，恰恰相反，這個《中俄協定》是中蘇雙方圍繞固有條約、蘇俄在華權益的談判的正式開始。
二、中方反覆催促蘇俄談判
如果僅從《中俄協定》的字面內容來看，中國其實並未獲得實質性權益，因為該協議僅具體解決了東北的中東鐵路問題，而對中方有利的廢止舊條約等內容，則規定在協議簽署之後的雙方會談上解決。按協議要求，中蘇雙方需在協議簽訂後的一個月內進行，會議完成期最遲不超過協議之後的6個月，也就是説，這本是一件在半年內即可完全解決的問題。
蘇俄與中國簽署《中俄協定》的重要目的是重新獲取中東鐵路
但就在中國政府緊鑼密鼓地籌備這次中蘇會談時，蘇俄一方的態度卻與之前判若兩人，蘇俄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什麼時候完成所籤協議中規定的義務，例如移交沙俄在北京之使館、領事館與東正教堂、按協議完成對中東鐵路的處置等種種有利於蘇俄一方的事情，蘇俄才會展開與中國的正式談判。移交使館等事並不難，但中蘇雙方在中東鐵路上的利益糾纏卻十分複雜，而重新獲得對中東鐵路的掌控，則是蘇俄決定與中國簽署協議的關鍵問題。
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沙俄使館
本該在協議之後一個月內即開始的談判一再推遲，在1924年7、8月，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與加拉罕多次開展會談，但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共識，互相指責雙方破壞協議。
《建黨偉業》中的顧維鈞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蘇俄竟不顧北京政府，直接與張作霖奉系展開會談，並拋棄了原有的《中俄協定》，重新簽署了《奉俄協議》。一時間，《中蘇協定》與尚未展開的中蘇會議，《奉俄協議》以及尚未展開的奉俄會議，互相糾纏，成一外交亂局。
第二次直奉戰爭
三、會議重開與失望的結果
1924年11月，馮玉祥發動政變後，王正廷擔任外交總長，促成中俄會議重回正軌。因為蘇俄正與奉系產生縫隙，所以又對中蘇會議表現出較大的興趣，雙方決定於11月18日正式開幕。
但就在此時風波再起，15日張作霖進駐北京，將段祺瑞扶植為臨時執政，王正廷隨之下台。而奉俄會議也在張作霖的積極籌備之下，兩方會議需重做協調與整合，中俄會議日期再度終止。
《建黨偉業》中的段祺瑞
1925年1月，張作霖出於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決定將奉俄會議歸併於中俄會議之中，中國政府再度與蘇俄進行接洽，但直至8月26日，中俄會議開幕式才得以召開。但經長達一年多的拖延，國內對中俄會議的談判前景早就從樂觀轉向悲觀。10月，吳佩孚、孫傳芳在南方糾集各省軍隊，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奉戰爭，戰爭使得中俄會議的正式召開再度推遲。
《建黨偉業》中的吳佩孚
1925年11月18日，拖延了一年半的中蘇會議終於開始。但這時的蘇俄，與1919年提出《加拉罕宣言》時的蘇俄，所面臨的環境已經截然不同，且不説此時的蘇俄已經以強勢力量平息了國內反叛戰爭和政府內部的政黨之爭，與西方也逐漸恢復了外交關係，之前與外國建交的迫切願望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此時的蘇俄也並未從北京政府那裏獲得有關中東鐵路的多少好處。更為關鍵的是，此時的蘇俄將工作重心轉向了南方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正在促成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戰爭。多種因素的促成下，蘇俄自然不會對搖搖欲墜的北京政府有過多關注。
中俄會議的討論重點包括中蘇商貿、司法、債務、中東鐵路、中蘇邊界及疆域等種種問題，每個問題的背後都有着複雜的利益糾纏以及沙俄對中國的殘酷掠奪。1926年，北京政府瀕於崩潰邊緣，政府內閣與外交部多次改組，中蘇會議更是時開時停。同年北伐戰爭開始，張作霖與蘇俄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張作霖於1927年4月6日直接派軍警搜查蘇聯駐華使館，中蘇隨之斷交，中俄會議正式終結，可以説這場持續近一年半的會議幾乎毫無成果。
影視劇中的張作霖
文史君説
世人大多認為《中蘇協議》的簽訂已經表明蘇聯將沙俄政府掠奪的權益全數歸還了中國，但卻不知道協議的簽訂僅僅是中蘇談判的開始。而透過對中蘇會議的歷史考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蘇俄對北京政府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攫取中東鐵路權益，並沒有多少對中國的真實關懷。這告誡我們，無論是觀察歷史爭端還是當代時局，都要秉持絕對審慎的態度，學會透過事件表面，通過更多的細節完善真實的歷史。
參考文獻
唐啓華：《1924 —1927 年中俄會議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唐啓華：《1924 年〈中俄協定〉與中俄舊約廢止問題——以〈密件議定書〉為中心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