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中西思維_風聞

中西思維是不一樣的。中國思維以結果為導向居多，如果最終結果達不到預期，什麼都是白搭，反過來，過程出了問題，只要“負負得正”，結果還是好的，就一切都沒事了。西方思維以過程為導向居多，如果過程不符合“規矩”，哪怕結果是好的，也是“壞心辦好事”。這一不同導致很多行為差別，但不能簡單化地説哪一個更加優越。

結果好理解，過程不只是進程，也包括規範進程的規章、法律、工作流程等。

辦事的目的是為了達到預期的結果。結果達不到預期，肯定是不好的，最低限度也是好心辦壞事。但只看結果、不顧過程，也容易走極端。從小裏説，家長的“我一切還不都是為你好”的名義下造成的種種悲劇，正是這種絕對化的結果導向的結果。

辦事也需要章法，章法不是為了限制人們的創造性，而是為了確保結果的可重複性和可預測性，也是幫助新手上路。不按章法辦事，未必達不到同樣的結果，但真是達不到的可能性也至少同樣大，如果不是更大。但只顧章法、不看結果，也會出很多荒唐事，人們熟知的“程序正義vs結果正義”就是這樣的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理科生vs文科生”也是與結果導向還是過程導向有關。理科生不管用什麼方法或者過程，最終結果基本上是可以在自然世界裏驗證的，即使抽象的數學，也是有在自然世界可以得到某種驗證的公理開始的。但文科生就不一樣了，很多結果未必可以在自然世界裏驗證，即使在人文世界裏得到某種驗證，由於人文世界很難像實驗室一樣控制條件，結果出現偏差的時候，到底是理論或者過程錯了，還是條件不符合，就是可以爭論到地老天荒的事情了。所以文科生思維常以自洽的過程為核心，即使是感性的，也是自洽的，但結果的驗證有時就隨心所欲了。

結果導向和過程導向都很重要，但在不同時期，重要性不同。

在守成時代，凡事大多定型，過程導向導致的結果穩定性更高，過程也更透明，更加有利。在急劇動盪的時代，不管是破舊迎新，還是捍衞生存，都是因為“老規矩”不管用了，才落到現在這個境地，所以結果導向更有意義，能在達到預期結果的過程中摸索出新規矩，那就是意外收穫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結果導向的過程。如果糾結於當時的法律、規章，很多改革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和事根本不會發生。但也必須看到，結果導向是後驗的，是否達到目的是事後才能檢驗的。如果最後預期的結果沒有發生，不僅前功盡棄，還有可能造成大禍。很多不顧科學的蠻幹就是這樣造成的。

結果導向還有“誰説了算”的問題。在官本位的社會里，官大一級壓死人，當然也是上級的官認定是“好結果”才算。這樣的思維還可以推延：以老師的認可為準，以家長的認可為準，以考官的認可為準，都是例子。

但把官本位與任意性直接掛鈎也是不對的，即使官員只關心官帽，上級官員暫時的認可還是頂不上江山社稷。欺上瞞下只能玩一時，不能玩一世，而貪官庸官的“志向”可不是貪一時、庸一時，他們才是最希望千秋萬代的。所以，結果最終還是要有足夠的客觀性才行。不管用的結果最終是否決官本位的，不是上級的官，就是改朝換代。

西方的問題反過來。西方領先幾百年了，已經習慣於“我的就是最好的”，尤其是過程導向思維。對於主要守成的西方來説，過程導向也確實是適用的，確保持續的穩定和（低速）發展。高度的過程導向思維也決定了法本位和律師文化，什麼事情都可以死磕一番，只要合法合規就是對的，合情合理反而成了時有時無、可有可無的副產品。在沒有法和規的時候，不是先幹起來再説，而是先建好法和規再幹。西方的組織、機構、企業甚至社區一開張，第一件事就是訂立charter、vision statement、bylaw，而不是先幹起來，好處是特別強調透明度和決策過程的一致性。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和西方的律師文化是結果導向思維和過程導向思維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問題是冒出了一箇中國，中國還不顧一切西方預測和詛咒，橫衝直撞地坐二望一，一切都亂套了。

西方現在就是被過程導向的思維和由此帶來的社會運作拖死了。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改革和犧牲，利用過程阻擾，或者提出難以兑現的“你得證明結果是好的”的要求。西方現在需要的是突破既有過程、以結果為導向的新思維，因為既有過程使得西方相對落後了。但西方在心態上還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那就讓他們繼續糾結吧。

但中國一方面在繼續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在很多方面已經渡過高速變動的環境，開始進入新的穩態，需要注重過程了，確保未來決策的規範性、透明性和結果的可預測性、穩定性。這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中央強調的“要講規矩”指的也是這個事情，反腐的一半也是在重建規矩。都説中國人有善於變通的長處，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習慣、成為文化，未必是一件好事。

“講規矩”不是死守規矩，規矩是要與時俱進的，但規矩的改變門檻較高，不能隨意改，而且改規矩本身就有一定的規矩。規矩改好了，就要按照新的規矩來，不能以“一直就是這麼幹的”而拒絕遵守新規矩，這也是“講規矩”的一部分。規矩也是有時效的，不宜追溯，不能以現在的規矩去衡量過去的行為。別與反腐中的“永久追溯”混淆，腐敗行為在發生的時候，就是違反規矩的，只是量刑應該以當時的法律法規為準。

在現在，中國正在進入新穩態，需要在傳統的結果導向中引入過程導向。中國已經在做了，很多人和事的規範化就是在引入過程導向。西方要適應中國崛起，需要在傳統的過程導向中引入結果導向，能不能做到，現在不看好。特朗普其實是在做，但做砸了；拜登也想做，但邁不開步。2024年會往哪個方向震盪？擲硬幣吧，至少有一半對的機會；別問媒體民調，2016、2020兩次都錯了。

對了，中西思維的差異是個非常大的話題，這裏只是涉及方法論這一角度的一點皮毛，在認識論方面，還有中國的多元論vs西方的一元論。在文明和思維方面，除了中國與西方，還需要考慮印度、阿拉伯文明，這裏就只能拋磚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