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流子形成巨大的美國社會力量_風聞

劉易斯議員在2019年主張擴大投票權保護。

By | Eric

週二（1月18日），美國參議院的民主黨人就兩項關於選舉的新立法進行了辯論。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戰場的情況。

這兩項立法分別叫《投票自由法》(Freedom to Vote Act )和《劉易斯投票權促進法》(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其具體的法律條文和一些背景情況，我這裏就不多介紹了。簡單來説，“投票自由法” 就是規定一些投票的具體措施，方便民眾投票；對選舉資金的管理做出一些規定，減少選舉受到大財團政治獻金的影響；同時立法禁止執政黨用劃分選區的方式來進行選舉舞弊，也就是我們一般説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詳細的內容請參閲：民主黨人最想幹的事;《民享法案》到底有哪些內容？）；而“劉易斯投票權促進法” 則目的在於限制各州修改各自選舉法的權力，州如果要修改自己的選舉法，必須報聯邦批准，以確保不會有破壞民主投票的傾向。(其歷史背景請參見：人口普查數據將引發美國政治動盪。)劉易斯投票權促進法實際上是為了糾正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造成的法律漏洞。

很明顯這兩項立法都是有利於更多的選民，更方便地參與選舉，以及更廉潔的選舉程序。這些都是有利於民主黨的。在美國的政治常規中，投票人數越多，民主黨的贏面就越大；而投票人數越少，白人選民或者社會中上層選民的比例就會越高，共和黨的贏面就會越大。從人口結構上來看，支持民主黨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因此共和黨必須堅守 Gerrymandering，通過選區的有目的的劃分，來達到獲得最多選票的目的。因此這兩項法案的情況是，民主黨一邊倒地支持，而共和黨一個支持的人都沒有。共和黨人反對的表面理由是：這會增加大選舞弊的發生，會威脅到大選投票的安全性。但我們知道，這一指控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2020 年的大選，被川普自己選定的官員認為是“史上最安全的一次大選”。任何還能保持客觀中立的人都明白，這僅僅是共和黨的一個藉口。

因此這兩項立法都已經在民主黨佔優勢的眾議院得到通過。但參議院因為有 Filibuster，也就是冗長議事的阻撓，能夠得到通過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即使如此，參議院的民主黨人依然沒有放棄努力。現在來看，他們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利用了一項過去的規定，使得眾議院遞交的法案必須在參議院至少得到辯論的機會。請注意，這是共和黨人非常害怕的一個做法。共和黨領袖麥康納一直在避免這一類的法案可以公開辯論。因為只要開始公開辯論，共和黨在説理上就會自然理虧。你説防止大選有舞弊，那麼舞弊在哪裏呢？他們説不出來。而民主黨則可以通過公開辯論來向民眾説明參與民主投票的重要性，這有助於拉昇民主黨陣營的投票率。所以，從政治上來説，公開辯論對共和黨不利。但強迫他們參與辯論，舒默已經開始在做了。

舒默的第二步，就是威脅要修改Filibuster規則。完全推翻 Filibuster 目前還不現實，因為有兩名民主黨參議員認為保留這一規則將來民主黨成為少數黨的時候，也一樣可以阻撓共和黨的立法。這兩位參議員沒有意識到的是，這一做法使得美國的參議院效率奇低。在飛速變化的現代社會里，大家拼的不是誰更穩，而是誰更快。但這個道理，並非每個人都能認同。所以我們只能接受現實。舒默要推行的，是恢復真正的 Filibuster。

什麼叫真正的 Filibuster 呢？傳統上的 Filibuster 是你真的要去講台上滔滔不絕連講十幾個小時，用自己的體力去拖時間。那麼這種 Filibuster 就是有時間上限的。而現在所謂的 Filibuster 只是一種口頭聲明。就是説只要少數黨説我們開始 Filibuster了，這個議案就被擱置，然後必須要 60 票才能通過。所以只要這種名義上的 Filibuster 存在，在參議院要通過任何法案，就必須是 60 票。在兩黨嚴重分裂的今天，這等於是説參議院基本上是一個癱瘓的機構，大家只能拿各種法案當磚頭去砸對方，爭取自己的選票，但通過任何法案，難上加難。

舒默就是要推動改革 Filibuster 的形式，從名義上的 Filibuster，變成你真的要去冗長髮言的 Filibuster。這一招，又是共和黨所痛恨的。請注意，Filibuster 規則在歷史上是一改再改的，這倒不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反對完全取消 Filibuster的那位民主黨頑固派參議院曼欽，他也在修改 Filibuster 規則以通過預算法案中，投票支持了那一次的修改。所以這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在這一新選舉法的爭奪中，我不能説民主黨是沒有私心的。他們可能也是為了更有利於自己勝選。但問題是，他們的主張站住了道德制高點。這使得共和黨無法反駁。共和黨總不能説：“我們就是不想讓那些低端民眾參加投票。” 這個話，在南北戰爭之後的美國南方州，還有人敢於直接喊出：“黑人投票會毀了我們的國家。” 這種直白的口號。但在今天的文明程度下，共和黨喊不出這種口號來，他們只能藉口選舉安全。這顯然使得共和黨處於不利的位置上。

雖然美國的共和黨喊不出這種“低端人口不得投票”的口號，但一些華裔知識分子，卻依然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中。他們中間真的有不少人提出：參選投票，應該有個門檻。比如你交税了嗎？沒交税吃福利的，取消投票權；或者，你投票態度積極嗎？讓你出門排隊投票你都懶得，你都要郵寄選票，顯然你對國家大事不上心啊，取消投票權！他們會經常舉出羅馬歷史上的卡拉卡拉敕令，普發羅馬公民權來作為例子，説一旦普發公民權，人人都有投票權了，那投票權就不值錢了。所以，投票這件事，是黨國大事，是需要嚴肅對待的，是需要有門檻的。

我為什麼説這些華裔知識分子還活在另一個時代呢？這是因為這些人從根子上不理解投票權是怎麼來的。他們把公民投票看作是一種治國方略。他們認為公民投票這件事，是有一個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要達到河清海晏，國家強盛。你們公民投票應該選出一個最好的領導人，或者制定一個最好的政策。那麼既然有這樣一個目的，當然需要選擇優秀的參與者。這種觀念，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英治國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官員，都不是選舉產生，而是選拔產生。這裏的區別是，選舉產生的官員，需要説服普通民眾；而選拔產生的官員，需要説服的是上一級的精英。兩種制度在治國上孰優孰劣，我今天沒有時間來分析了。總的來説，各有輸贏，選舉產生領導者的民主制贏面大一些。

但我今天想説的是，這種投票權的根基，和這些華裔知識分子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公民投票，這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這一點的提出和確立，經歷了西方啓蒙時代一系列的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密爾、盧梭 等等，最終確立了“主權在民” 這個原則。這一原則是西方政治倫理的根基，西方政治歷史的整個發展史，就是不斷在實踐這個原則的歷史。從最初有極高的投票門檻，逐漸真正實現每一個公民都有投票權。

請注意，這是一個基本的權利，這是不能被剝奪或者談判的。我打個比方，比如我們家如果有三個兄弟，兩個都好吃懶做，只有我一個人努力為這個家奔忙。但這個家屬於我們三個人，這個主權問題，是固定的。如果每次投票我都輸了，最後這個家敗掉了，那麼這隻能是這個家的宿命，因為這個家有兩個敗家子。但我依然無權去剝奪那兩個兄弟的投票權。説既然你們不能為這個家好，那麼你們就沒有投票權了。如果這樣做，那麼家本身，就變成了目的，而這兩個兄弟，包括我在內，都成了實現“家族再次偉大”的手段。

我們知道，現代倫理學中，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成為實現某種羣體目標的手段，不能變成螺絲釘。理解了這一層原理，你才能理解為什麼投票權是一種基本權利，無論人家交税不交税，無論他們的學識如何品行如何，只要他們是合法的選民，他們就自然擁有投票權。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安全理由，去剝奪他們投票的權利。哪怕他投票的決定是用骰子投出來的玩鬧，我們依然無權剝奪他的投票權。

從功利的角度來説，如果我們反過來。剝奪他們的選擇權，施行精英選拔制治國，就會很快出現一個現象，就是這個精英的選拔會越來越主觀化，甚至意識形態化。誰是更好的精英？因為公眾沒有了選擇權，誰是更好的精英必然最終會由上一級精英來選出。這就回到了古代，回到中國，我相信這是那些甚至被認為是民主鬥士的華裔知識分子自己也不願意看到的。他們之所以做出和自己初衷相反的選擇，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影響。

所以，一個國家誰説了算，這本質上是一個主權問題。也就是説這個國家屬於誰的問題。如果這個國家的一小部分就屬於一個二流子，那麼對不起，我們還是得聽這個二流子説什麼，在現實中，就是必須讓這個二流子投票。但精英們需要為此恐慌嗎？這個國家會不會就被大多數二流子劫持了呢？這倒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一般來説，不會。即使會，我前面説了，兩個兄弟刻意要毀了這個家，這就是宿命，我攔不住，也無權去攔。為什麼一般情況下不會呢？這是因為精英有足夠的渠道和資源，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使得更多的人來同意自己。換句話説，因為我對這個家的貢獻，我就更有可能説服這兩個兄弟。精英不是發明了什麼更大的利益，而是發現了更多人的共同利益，這使得他們更有可能來説服那些二流子，即使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應該做出理性的選擇。所以一般情況下，投票選舉出來的人，也會是比較有能力有見識的人。但是，當民眾的大多數都處於一種不理性的狀態下，就有可能選出希特勒和川普這樣的人，給自己的國家造成巨大傷害。這裏，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今天沒有時間了，我只能簡單提一下。這就是社交媒體的出現。

在沒有社交媒體的時候，二流子們是相互分散的，他們很難形成一股力量。但在有了社交媒體之後，他們會突然發現了對方，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這樣，之前精英發表意見的渠道優勢就沒有了。明白了這個道理，你就知道為什麼川普會使用推特這種社交媒體來進行宣傳，為什麼臉書可以顯著地影響大選結果了吧。

如何解決在現代社交媒體的環境下，即保證這個家的主權確實在每一個兄弟每一個公民的手中，又要避免公眾的不理性做出傷害所有人舉動，這是現代政治中的一個難題，這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

《紐約時間》出品

專欄 | E聞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