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張忞煜：陷入印度教民族主義話語霸權陷阱，國大黨還有救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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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2日，印度反對黨——中左翼的國民大會黨（簡稱國大黨）領導人、尼赫魯—甘地政治世家繼承人拉胡爾·甘地在一場政治集會上宣稱少數狹隘的“印度教特性主義者”（Hindutvavadi），即以現任執政黨——右翼的印度人民黨（簡稱印人黨）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正在統治廣大印度教徒（Hindu）。他還稱“印度國父”聖雄甘地是印度教徒，而刺殺甘地的戈德塞是印度教特性主義者，試圖以此嚴格區分並營造出兩者“勢不兩立”的敍述。拉胡爾·甘地在後續各地集會中不斷重複這一主張，意在號召印度教徒選民支持國大黨，改變“少數人綁架多數人”的局面。但是，這個看似新鮮的政治命題恐怕不僅無法起到預期效果，更折射出百年國大黨深陷宗教民族主義話語霸權陷阱無法自拔的困境。

印度國大黨領導人、尼赫魯—甘地政治世家繼承人拉胡爾·甘地。圖源：“世界知識”公眾號

一、“新瓶裝舊酒”的身份之辯

**Hindu是一個伊朗語詞，最初指印度河流域，後被用來統稱印度河流域及以東地區與當地居民。**從11到18世紀，Hindu往往用來泛指生活在南亞次大陸的非穆斯林。16世紀以後，這個稱呼開始被婆羅門等高種姓接受。此後，歐洲殖民學術和行政管理體系進一步將大量本不認同Hindu身份的低種姓、賤民、部落民、異端教派信眾納入其中，初步塑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印度教徒”概念。與此同時，“印度孟加拉語中長篇小説開創者”般吉姆、“印地語文學之父”帕勒登杜與國大黨早期激進派領導人提拉克等當時的印度民族主義者進一步用文學創作和政治實踐強化了這種宗教政治身份認同。

**相較歷史悠久的Hindu，拉胡爾·甘地所提出的Hindutvavadi則是一個新詞，由Hindutva（印度教特性）和vadi（某主義者）複合而來。**Hindutva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家薩瓦卡爾在前人對Hindu身份概念建構的基礎上提出的抽象概念，用來概括該共同體成員共性。Hindutva後來成為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代稱，奉行這套意識形態的主要有兩個全印組織，分別是薩瓦卡爾本人曾領導的老牌印度教右翼組織“印度教大齋會”和由大齋會成員海德格瓦建立的“國民志願服務團”（RSS）。RSS日後又建立起了一個包括印人黨在內的“團家族”組織網絡。

**事實上，拉胡爾·甘地只是將國大黨人老生常談的對立敍述換上了新詞，並未提出創造性主張。**早在2018年，國大黨領導人、作家沙希·塔魯爾在其所著的《為什麼我是印度教徒？》一書中便批評印度教右翼的“政治印度教”（Political Hinduism）綁架了大多數印度教徒，號召印度教徒團結起來拯救“印度教”。但這不僅未能動搖印度教右翼的感召力，反而遭致低種姓人士反對，他們批評高種姓國大黨人為了黨派利益裹挾不認同印度教徒身份的底層民眾。實際上，印人黨信奉Hindutva人盡皆知，但印度選民並沒有因此厭棄印人黨，很難説拉胡爾·甘地的新詞能比塔魯爾的系統論述更有政治威力。

二、“血海深仇”與兄弟鬩牆

戈德塞刺殺甘地對於追隨聖雄甘地的國大黨人來説無疑是“血海深仇”。但拉胡爾·甘地口中的“印度教特性主義者”和他自己所代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的政治理念與實踐其實同出一源。創建於1885年的國大黨曾是全印民族主義者最重要的活動平台，雲集了來自印度各地、主張各異的政治活動家。除聖雄甘地和巴基斯坦國父真納外，不僅左翼的共產黨人曾通過國大黨內的國大社會黨獲得參政平台，甚至大齋會最初也是由國大黨領導人馬爾維亞發起創立的。

民族獨立運動時期，國大黨人積極使用印度教元素來凝聚民意，推動政治革命和社會變革。但篤信宗教的聖雄甘地雖主張“世俗主義”，卻並非要在印度建立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而是希望建立統一且平等對待各宗教的國家。但無論是穆斯林聯盟的真納，還是大齋會的戈德塞都以各自的方式拒絕了這套政治宗教方案。

1948年，聖雄甘地之死震驚全國。但即便如此，國大黨內以時任副總理帕特爾為代表的保守派依然與右翼往來密切，並積極推動尼赫魯解除對RSS的禁令。日後印人黨的早期元老中更不乏因與尼赫魯—甘地家族產生矛盾而退黨的前國大黨人。然而，獨立後的印度民族主義政治史書寫逐漸淡化了國大黨內保守派的角色，並將黨外的印度教右翼勢力視為異端。長期以來，“國大黨人等於世俗主義者”的認知深入人心，反而使人們忽視了其與印度教右翼的同源。

三、文字遊戲，無助老黨復興

**獨立後的印度確實是一個沒有國教的國家，但卻不是一個嚴格“政教分離”的國家。**以安倍德卡爾為代表的“印度憲法之父”們賦予了印度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門干預、改革宗教事務的權力，希望國家能革除印度教等宗教存在的弊端，為印度公民的發展掃除障礙。這在實際上讓印度最高法院成為了最高宗教事務權威。但是，與出身賤民種姓、強烈批判印度教的安倍德卡爾不同，多為高種姓印度教徒的其他政治精英，在承認印度教需要改革的同時也堅信印度教本是一種理性、包容的宗教。

20世紀80至90年代，在基層苦心經營多年的印度教右翼逐漸進入政壇主流，而曾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強力彈壓的司法部門也開始介入政教關係的爭論。90年代以來，印度最高法院先後就一系列涉及“印度教特性”概念的案件做出判決。其中，1996年“昆特案”判決不僅反對將印度教特性等同於“狹隘的、原教旨主義印度教宗教偏執”，更將印度教特性等於“印度化”，為右翼政黨在選舉中使用這一概念掃清了障礙。**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大黨的尷尬處境——曾經的印度第一大黨如今在右翼的威勢下放棄了自己的“世俗主義”話語牌，轉而進入了“印度教徒”身份政治這一印度教右翼掌控的話語陣地。**那麼，既然印度教特性概念早已獲得擁有宗教事務最高權威的印度最高法院背書，已兩次在大選中落敗、失去了立法和行政權的國大黨又如何能憑空撼動印度教右翼長年累月在宗教身份領域建立起來的話語權？

作為百年大黨，國大黨曾帶領印度人民贏得民族獨立，培育了許多深遠影響了南亞乃至全球歷史進程的政治家。如今深陷泥淖中的國大黨需要的不是推出一個又一個普通選民難以琢磨的抽象概念，而是腳踏實地深入民眾、改革黨務、吸納新鮮血液，提出真正能觸及民眾內心的政綱與跳出宗教身份之爭的新主張。畢竟，昔日政敵薩瓦卡爾提出的抽象概念Hindutva最終也還是在更注重實務的團家族，而非大齋會手下才被發揚光大，成為了今天印度政壇的支配意識形態。

本文轉載自“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19日文章

原標題為《【世界知識】泥淖中的大象：話語霸權陷阱中的印度國大黨》

文章來源於《世界知識》2022年第2期

作者張忞煜，為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

本期編輯：王嬌楊 穆禕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