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一篇文章-計劃經濟時代的衣食住行_風聞

這篇文章不論其觀點和立場如何，但是其記錄的那個時代的衣食住行的狀況基本是真實的個人體驗過，希望現在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年青人，瞭解那個時代普通的生活狀況。

本文作者朱普樂，是一名普通老百姓，1942年生，安徽涇縣人，中專文化，機關工作人員，現已退休。作者以親身經歷詳述了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魔鬼在細節之中，每個細節都真實得令人動容，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看後不免唏噓。其實，中國老百姓能吃飽穿暖加起來也就是最近三十多年，希望能爭取了解各個時代的優點和不足。以下為正文：

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説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時代，職工工資先是“供給制”，後為“工資分”。1956年實行“薪金制”。此後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手頭拮据時可以向“儲金會”借款，下個月發工資必須扣還；不夠再借。故此常有人一邊領工資一邊借款。捉襟見肘，窘境層出。

親友熟人間還有一種“湊份子”的“互助會”：約定每人每月交錢若干，輪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輪流順序經協商或抽籤而定)。目的是用來“辦大事”****。

衣

**1953年，包括糧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內的一整套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體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飯被權力者死死控制。**當局按年度發給老百姓一定數量的布票，用以購買布料、衣服、蚊帳、牀單，乃至布襪，一切含有棉紗成分的產品均屬其內。正常情況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幾年少一些，不等。聽人説，最少的一年只發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內部按不同需要，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統籌考慮使用。年歲大的人衣着不必講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給年輕人用。一家幾個孩子，總是隻給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舊衣小了，給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給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會丟棄的，補了又補，穿了又穿；以致補丁壘補丁是常見的事，不以為怪。

冬季發棉花票，用以購買彈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僅幾兩，根本不夠。

**有海外匯款收入者，按匯款金額髮給“僑匯券”，能買到一些市場上緊俏商品。然而對我們小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説，只是偶爾聽聞，見都沒見過。**我是聽同事榮求立説的，她是上海人。

百貨公司偶爾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幾二尺幾三尺幾不等；推出清倉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減收布票，眾人紛紛排隊搶購。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來做內衣內褲；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認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來做無袖圓領衫，前胸一塊後背一塊，穿在身上像是前後掛了兩塊小圖版，怪怪的。有時候也推出毛線、球鞋等商品，很罕見，女人們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興幾天。有些商品平時也是憑票供應——不定時地、“稀里八岔”地發一次票。譬如手錶，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百貨公司到了貨也可能對外發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衞口、農林口等)、以街道居委會為單位，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幾千人才能攤到一張票。普通老百姓根本無力問****津。**

後來有了尼龍襪，有了“的確涼”，不收布票。又是新產品，成為時髦，為眾人所追捧。一次，榮求立從上海回來，送我妻子一件“的確涼”短袖襯衣，筆挺，耐磨，洗後很容易幹。我們很高興，總算開了一次“洋葷”。後來才知道這東西不透氣，穿在身上並不舒服。但那時候並不覺得：衣不蔽體的歲月，哪裏會挑剔透氣不透氣?

一些大的廠礦根據不同工種發放“勞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圍裙，勞保鞋，棉紗手套……人們常常將棉紗手套積攢下來，織成背心、套頭衫，很實惠。還有人弄(買)來一個個口罩，拆開來拼成蚊帳。真有雅興，令人嗟嘆而又羨慕。

更羨慕百貨公司職工。他們得風氣之先，偶爾能買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價廉物美。相比而言，他們的女職工一般都穿着入時，頭光面光，鮮活潔淨。所以有民謠稱：“百貨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們平時克勤克儉，萬般節約，過年時總要想盡辦法給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襖，或罩褂，或褲子，或帽子；讓他們喜慶喜慶，高興高興。高興之餘，不免調侃一句：“要想富，過年穿新褲。”

**從記事之日起，就沒斷過補丁衣服。**個子長高了，褲腳短了，就續上一節;找不到同色布，常續成兩種不同顏色。一條褲子着力處起毛了，快要破了，趕緊補上三個大補丁：兩膝處兩個，屁股上一個。裁縫店也代人補補丁。因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並不多；以大改小，以舊翻新，續褲腳，補補丁，他們都做。母親一條夾褲，是她專門用於生孩子時穿的，較為厚實，上面還有洗不乾淨的點點血跡。母親將其縫補整齊，一直給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師畢業。

1961年在城關小學實習時，只有一條長褲，短了，褲腳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滌時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裏輕輕地揉幾揉，擺幾擺，否則就會破。第二天要上講台了，發覺褲子側面口袋處破了一個洞，能見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適布，就用一塊花布補上。講課時常以一隻手擋住補丁，不想被學生看見。

1962年調至潘村中學，能吃飽飯了，想到添置衣服。卻沒有布票。寒假前，學校調來個“右派”，是在徽州勞改茶場“勞教”期滿，安排來的，蕪湖人。他告訴我：蕪湖自由市場開放了，能買到許多東西，包括布票。於是託他寒假回家時代我買了兩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費三十元。春上，我高高興興到縣城西門口，買了一丈三尺細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裝。成為此後數年的“禮服”。

一度流行“假領”。就是做個襯衫領，圍於脖子上，釘兩粒小釦子，下方有兩根細細的帶子，套在胳膊處。外人看起來好像穿了件新襯衫，其實裏面穿的什麼只有自己清楚。裁縫店專門給做，百貨公司也有的賣，收少量布票。“假領”並無多少實用性，滿足虛榮心而已。

**日本生產的進口尿素，是用低檔化纖布料做成袋子包裝的。人們嘖嘖稱歎，覺得不可思議。心裏説：我們都沒衣服穿，他們怎麼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於是不少人用這種尿素袋做成衣衫褲子，穿在身上有“株式會社”幾個字。我在太園下鄉時，也找供銷社的曹主任買了幾個袋子，做成一條褲子。我不願意背“株式會社”字樣，買來一袋染料，自己動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兒子看，問他好不好看?兒子也為我高興，連説“好，好。”兒子很幼小，在他眼裏，爸爸的東西沒有不好的。妻子卻不以為然，説“掉色。不要把別的衣服染色了。”

**至於農村，農民們就更可憐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隊、南容公社山水大隊下鄉住點時，看見不少小學生穿的棉襖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掛掛的，如同叫花子一樣。大冷天赤腳破鞋，以稻草繩捆紮於腳背上——要不然鞋底就會掉下來。一家人夥蓋一牀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夥穿一條長褲，誰出門有事，讓誰穿。還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積如屋高的稻草堆裏扒個洞，爬進爬出。冬天，深山裏雪下得特別大。大雪封門的日子，終日躺在裏頭不出來。説“出來幹什麼?反倒冷得死。”這種狀況是不能説的，也不能同情。否則就説你“給社會主義抹黑”。

                                                                      食    

“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面，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麼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説的不是“三年大饑荒”，而是平常日子。

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像是二十七八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户口，到糧站辦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兩。

農村中的農民稱之為“農業户”。相對於城鎮“供應户”，他們則為“另冊”，註定是不平等的。他們由公社大隊決定口糧，每人一年大約三百多斤原糧(即稻穀)，秋後“分紅”時一次性決算。口糧標準遠不及城鎮人口，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説是不夠的。能力強會算計的人家，從長計議，厲行節約，多種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飽。能力不濟的人家則總是青黃不接捉襟見肘，甚至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農村中的經濟作物地區，如黃田石井坑茶林隊，不產糧食，他們的口糧也到糧站購買；也發一張不同於城鎮户的供應卡。稱之為“經農户”。“經農户”比“農田户”事實上又要高“半格”，多了點保障。所以黃田的農田户總是想方設法遷往茶林隊。

一切米、面、雜糧，包括玉米、紅薯、土豆、山芋幹……一切由它們加工的製品，均憑糧證或糧票供應。但不是你想要什麼，糧站就供應什麼；而是糧站有什麼，你必須買什麼。

一切食品店裏的糕點零食，一切飲食店裏的乾飯稀飯包子油條粉皮發糕粉絲麪條餛飩水餃……均收取糧票。

糧站並不是全部供應大米和麪粉，而是經常搭售雜糧，如紅薯，玉米，山芋幹。逢年過節則有可能搭售一點糯米、“富強粉”，供人們裹粽子、包餃子。平時一般沒有。五斤鮮紅薯抵折一斤糧，人們都覺得划不來。玉米、山芋幹則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幹質量奇差，多為淮北加工，不但髒兮兮，裏頭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發黴味苦，難以下嚥。後來食堂變換花樣，將山芋幹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湯圓”，照樣難吃。糧食不太緊張的人家多半選擇放棄。新鮮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顆粒，夾雜在米里一起煮。小時候在榔橋養父母家，幾乎頓頓是這樣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養母則耐心地告誡我：“小把戲懂事點，不好吃也要強強地吃一點。這種飯菜能吃得長就不錯了。往後還不知道是個什麼日子哩。”後來，不幸被她言中。

**出門辦事，不帶足糧票是無法生存的，有錢都買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緻”，居然發行“半兩”的糧票。據説“半兩”糧票可以買一根油條，或者買一碗小餛飩。武漢人則“大大咧咧”，傳聞一根油條居然收二兩糧票，那油條該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遠不及上海人會精打細算。逢年過節發放肉票、魚票、雞蛋票、糕點票、糖票……平時沒有。平時乾脆不賣，或者隔三岔五地賣一下，或者剛開開門來，很快就賣完了。象徵性而已。豬肉不貴，最早四角幾一斤，後來漲到七角幾一斤。想買肉的人總是很早起來排隊，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邊等。天亮了，開門了，賣肉的來了，於是人頭攢動，躍躍欲試，一齊喊：“一個個來，不準插隊!”

豬肉很快就沒有了，説賣完了。後面排起長長隊伍卻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滿意，操娘日媽罵聲不斷。於是站在肉案邊坦胸露背趾高氣揚的屠夫不高興了，將手中屠刀“咣噹”一聲擲於肉案上，大聲嚷嚷起來：“你再罵，再罵?再罵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罵！肉到哪裏去了?”——“肉到哪裏去了?老子吃了！一頭豬老子一個人吃了！怎麼樣?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罵上頭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動腦筋想辦法，將豬肉分割成二兩五錢一份，以篾編小盤盛起，排隊購買者每人只准買一份。能買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兩五錢。而且最後還是有人買不着。

鄉間的豬肉供應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緊俏。於是我們逢年過節常常結伴或託人到鄉間去買。**鄉間為什麼好一些?其中有一條原因確鑿無疑：鄉間農民更貧困，多數人買不起豬肉。相對而言，市場就緩和一些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園公社下鄉。當地供銷社每天都有豬肉供應(不是天天殺豬，而是頭天未賣完的肉次日再賣)。食堂炊事員老張，有時候單獨買二兩五錢瘦肉，做成汆湯肉，以大碗盛起，蒸於飯鍋上。中午買飯時，鍋蓋一揭開，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令人直咽口水。老張連忙小心翼翼將汆湯肉碗端起來，擱於一邊，口中唸唸有詞：“不要弄潑了，這是張主任的。”張主任就是公社管委會主任張元濤。他間或請老張代他烹調這樣一份汆湯肉，價值一角八分五釐。張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費。憑心而論，那時候基層還沒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錢。

不久，我們一夥人參與太美大隊籌辦村史展覽館，都在大隊食堂就餐。有一天村裏殺豬，我們委託炊事員單獨買肉燉了一罐肉湯，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覺其味無窮。甚至後來幾十年，每每喝湯之際總不忘記這一次；總覺得哪一次都沒有這一次這麼好吃。不知道什麼緣故。

偶爾也發豬油票，更多時候還是排長隊購買。如果賣煉過的凍豬油，人們的搶購心態則要平和一些。**在那種食品匱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豬油被認為好東西，金貴得很，常常被作為上等禮品送人。不象現在無人問津。**我那時經常被抽到宣傳部幫忙寫材料，經常開夜差。部裏的主辦科員吳宗慶總是在食堂買些鍋巴，夜裏泡鍋巴吃。一天，吳宗慶説：“小朱，今天晚上有好東西吃了。”——“什麼好東西?”——“家裏人帶豬油來了。我們吃豬油泡鍋巴，噴香。”豬油泡鍋巴，再撮上一點鹽，果然好吃，果然噴香。

油條也奇缺。有一天兒子病了，食慾不佳。我問他：“想吃什麼?想吃什麼爸去買。”兒子説想吃油條。於是我立即出門購買。油條歸“飲服公司”賣，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隊，耐心地緩慢前移。突然，賣油條的小蕭喊：“沒有了！賣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個人了，就要輪到我了，怎麼就沒了?兒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條都吃不上?他老子怎麼這樣無能，這麼點願望都滿足不了?每每記起，總覺得對不起兒子。

蔬菜，豆製品，到蔬菜公司購買。豆製品按季度發票，蔬菜不憑票。蔬菜也是供不應求。每當來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營業員們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來，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製品也是一樣，臭乾子醬油乾子一到，她們立馬將大而厚的乾子留存起來(涇縣賣豆腐乾論塊，而不是論斤兩，厚薄之間差別很大)。動作之快令人嗟嘆，如風捲殘雲。排在後面的人常常掃興而去。那裏面有我兩個熟人，對我還算客氣，每每“勻幾塊”給我。而我卻無以為報，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蘿蔔為主，以醃菜為主。入冬以後，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醃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時候，人們便整板車整擔地買來，晾曬在竿子上、牆頭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齊齊，很好看。曬軟洗淨以後，就可以醃了。醃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腳進去踩。一層層鋪菜一層層踩實(也有人間雜蘿蔔於其中)，最後將準備好的青石壓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個冬天的用菜了。

單身漢的時候，我們吃食堂。食堂與食堂相比，差別也很大。我們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個管理員，一個炊事員，供應什麼吃什麼，清湯寡水；沒有任何“門道”，沒有任何額外的油水。我們便去附近商業局食堂就餐。這個食堂很大，所轄幾個公司的幹部職工都在這裏就餐。經常有肉食供應，還有饅頭包子，還有鹹鴨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沒有，總是鹹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業局食堂要收取“小夥食補貼”，每月一元五角。這份補貼本可以由單位支出，但文教局會計不同意，説這份補貼只能補給自己食堂。誰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後來發現縣委會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種也不少，我便去搭夥——反正憑錢憑糧票，又不是白吃。我這樣鼓勵自己。時間長了，管理食堂的查會計也要我交“小夥食補貼”。我沒得給，跟他扯皮：“我經常幫你們做事，買點飯吃還不可以?”——“你幫哪個做事了?你又沒幫我做事。”——“幫你們縣委做事呀。不信去問宣傳部(“文革”期間叫宣傳小組)。”查會計是個“大大咧咧”的人，無意頂真，便鬆動下來：“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給我。”縣委食堂常有魚肉供應，還有臘腸。一節一節的臘腸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節出售，三四寸長，要買就是一節。整節臘腸擱在飯碗裏，有點怪怪的，容易產生不雅的聯想。

買飯排隊，誰都一樣，經常排起一條龍。有一次，王樂平書記排在我後面，隔了一個人。王書記拿一個大碗，拿一雙筷子，仰着頭，不時地哼上幾句總也聽不清的歌詞；食堂裏敲碗的聲音不斷，王書記偶爾也摻和其中，也敲敲碗，問：“今天吃什麼菜呀?”——“包菜找(炒)肉絲!”(調侃，説炒肉絲裏肉太少)——“啊，好，好。”

平時，小縣城裏也沒什麼糕點甜食供應，記憶中最常見的是“香蕉酥”。逢年過節倒有一些應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綠豆糕，中秋的月餅。也是發放票證、憑證供應。除憑票買糖外，病人還可以憑醫生證明購買二兩紅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沒病也去看“病”，只是想買二兩糖。

**買什麼都要票證。只不過有的票證常年發放，如糧、油、豆製品；而有的票證只在大的節日發放，才有供應，如雞鴨鵝魚蛋，糕點。**這時候，相關單位要出去“組織貨源”，就是到外地採購。採購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過節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時候，最亢奮的時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時候，最無奈的時候。菜場也罷，商店也罷，到處都在排長隊，到處都在人頭攢動，在擁擠，在罵罵咧咧，甚而爭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時太苦了，誰不想過年的時候一家人打打牙祭?

**豈只穿衣吃飯要憑證？女人用的衞生紙都要憑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老伴在天津工作，取道北京回四川探親途中突然來“例假”，遂去商店購買衞生紙。營業員要北京本地的購物證，並強調説除了軍人，其他人一概憑證。無法通融。大街上巧遇一位女軍人，老伴遂向她訴説困難，請求幫助購買。想不到那位年輕女軍人毫無憐憫之心，漠然離去。

我的遠房親戚施某，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利用下鄉機會去他家探望。夏天，正是燒晚飯時候。他母親(我稱呼姨娘)正在給幾個小男孩洗澡。小男孩都只有八九歲十多歲，終日一絲不掛，四處竄耍，早已是滿身泥灰。大的洗了小的洗，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漿。洗過澡的小孩還是一絲不掛。只是不停地招呼：“不要再搞髒了!”那邊他妻子(我稱呼嫂嫂)在炒菜。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小孩們即跑來用手抓，燙得咀裏不停地吹氣：“弗，弗!”待第二碗豆角炒好，南瓜則已經搶光了。嫂嫂一邊制止一邊罵：“這些小鬼，就象是餓牢裏放出來的!”在當地，施家境況不算差。他父親當過大隊書記。他自己原先在地質隊工作，後來不知怎麼回家勞動。在地方上算得個頭面人物。因為家口重，依然活得不輕鬆。

**老百姓生活艱難，小吏們的日子也不輕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縣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郝啓富，有三四個小孩；妻子本來有工作，因為家口重，遂辭了工作，做“全職太太”，僅靠郝局長每月六十幾元工資，日子過得有些拮据。城關小學照顧他，騰出房子給他們住，還將一塊不小的菜園地給他妻子種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飯時候，飯桌上幾樣鹹菜，唯一小搪瓷碗裏蒸了一個蛋羹。“全職太太”説是給郝局長吃的，給他補補營養，因為他是“頂樑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兩三歲，四五歲，七八歲，他們都不吵不鬧不爭不要，彷彿習慣了似的。

民謠説：“四個輪子一把刀，白衣戰士紅旗飄”。是所謂當年物質極度匱乏年代裏四種“吃得開”的人。“四個輪子”——開汽車跑運輸的司機。他們在外面跑，比較活絡，有機會得到別人難以得到的東西。“一把刀”——屠夫。豬肉緊俏，他們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戰士”——醫護人員。人總會生病，生了病必然會有求於他們。“紅旗飄”——解放軍軍人，國家保障，身份顯赫。

正如董鬱玉先生所説：毛時代的中國，“居民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納入到無所不包的配給體系，以致小至火柴和衞生紙這樣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購買甚至還不一定買得到的嚴酷現實……”

                                                                       住

涇縣農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尤其茂林、黃田、溪頭、陳村、厚岸、包合等地，歷史上文風興甚，經濟發達，讀書識字乃至經商做官人較多，蓋起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貧苦農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較為寬敞。黃田村空房很多，誰來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長了，也就變成他的房了。“洋船屋”這組大宅院，佔地4200平米，建築面積3700平米，“土改”時除留給原房子主人四間房、一間堂屋和一間灶屋以外，其餘分給了七、八户農民。就是説每户大約分得近500平米空間，其中建築面積就達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別墅，有過之而無不及。

**城鎮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機關幹部一律由單位或系統安排住房。**單身漢數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關小學當教師，住的是四人一間的民房和兩人一間的披廈。次年到文教局，與人同住一間。1962年到潘村中學，住在大門口廂房內，約6平米。房內只容得下一張牀、兩張課桌和一條方凳。1963年到文化館，三人同住一間大約十多平米的房間。以屏風隔成內外兩個空間，王靜山住裏間(他先來)，我與潘德平住外間；二人各一張單人牀，牀下面各一隻破箱子。1967年結婚的時候，文化館給我半間房，好在是獨立空間，約八、九平米。除一張雙人牀以外，岳母給了我們一張六仙桌和兩張椅子。自己又買了個煤油爐，似乎有點象個樣子了。後來，文化館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間(有房者不安排)，約十五、六平米。那時候我的孩子已經出生。“文革”中一度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終於在文化局領導的關照下，批給我二千五百元(後來突破了一點)，在大會堂一塊空閒地上蓋了兩間極其簡陋的平房和半間廚房。待買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條件，則已是改革開放之後——已經不是本文記述的範圍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間房。如果有家屬(配偶、父母、子女)隨住，房間會大一點，尚可騰出小塊地方作廚房。都沒有“衞生間”，一律上公共廁所(那時候沒有“衞生間”“洗手間”這樣的詞彙，直呼“廁所”“茅房”)。我常去縣委會葛兆銑、吳宗慶等人家。他們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縫隙多大。户與户之間一點都不隔音，睡夢中翻個身隔壁人家都能聽得真切。城關小學也多為這種民居。我的同學H某在那裏當教師時，與一位女教師合住一間——中間以木板隔斷，分別走兩個門進出，相安無事。房頂上只搭了一方竹簾，實際上是通的，用他的話説：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聽得見。那女教師有個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間如膠似漆，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一天夜裏，相好的進了她的房，H某睡在這邊牀上一動不敢動，大氣都不敢出，用被子將腦袋捂得嚴嚴實實……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兩種情況：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僅夠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狀況必不太好，舊民房，狹窄，潮濕，陰暗，一家人十個八個擠在一起。這種私有房產是不允許多的，一旦多了，權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無償劫走——謂之“沒收”。“土改”時這樣做了，“土改”以後在城市裏還搞過所謂“私改”——私營工商業改造，“沒收”多餘房產。我的朋友曹遠芳，他父親五十年代在南街開書店，有一些房子，後來“私改”時就把他家房子“沒收”了。二是無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陰暗潮濕，也是狹窄閉塞;又陡又仄的樓梯；有的僅一斗天窗，採一線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蝸居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間，吃喝拉撒無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內的公共廁所。各家各户自備一馬桶，或一痰盂，平日裝屎盛尿，滿了則拎去廁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為公廁最熱鬧的時候，男女老少你攢我擠。趿着鞋子者，拎着褲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氣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質香煙而言語不清者;扶老攜幼，大呼小叫……為市井一觀。

各家各户多無單獨廚房，而是一大間裏集中了若干爐灶，較為均勻地遍佈各個角落；與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櫥，柴禾，及鍋碗盆勺。早先燒柴禾，爾後燒煤球，使用煤氣則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擠在一個空間煮飯燒菜，叮叮噹噹，磕磕碰碰，既嘈雜又熱鬧。你家吃什麼好的，我家吃什麼孬的，一覽無遺。如果大家相處通達和諧，也可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燒了好吃的，大家分點嚐嚐，通融人情，增進友誼。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滿一升還你;細聲細語，一團和氣。如果“階級鬥爭”之弦繃緊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語的，不聲不響把飯菜燒好，趕緊端進自家房間。沒有自來水。各家備一擔水桶，到西門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為職業，十分辛苦。

夏天，涇縣奇熱。每年總有那末一段日子，夜裏熱得不能睡。於是將涼牀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邊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騰半夜待微微閤眼，東方即發白了。那時候沒有空調，用得起電風扇的人家都是少數。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於是深秋時節即去附近農村弄些稻草，反覆曬乾，梳理乾淨，厚厚地鋪於牀上，再鋪上墊絮、牀單。老伴説她上大學之前從未睡過墊絮和牀單，只鋪稻草，稻草上鋪張草蓆，上面蓋牀棉被。草蓆一旦破損常劃傷皮膚。我説“那不冷?”——“開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覺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看來比我們涇縣還要窮苦。冬天洗澡是一難題。全城僅一南門澡堂，又老又舊又小，遠不能滿足百姓需求。“飲服公司”下大力氣，終於新辦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擁擠。尤其大年三十前幾天，澡客盈門，排隊等候，洗上一個澡得花幾個小時。女同胞更難，根本無處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帳”，大盆沐浴——房間裏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虧救治及時，才沒有造成惡果。

我的同學Z某，在一次聚會時談及她侄子無房結婚，想買“經濟適用房”又找不到人，結論是“還是計劃經濟時候好”。我不服，與之爭辯。那時候，她也是弱者。她家成分雖然不壞，但母親是“一貫道”，“反動道會門”，屬於“壞分子”，“地富反壞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説，就是衣食住行也頗為艱難。改革開放以後，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廳一廚一衞，一個人住綽綽有餘。兒子當教師，有兩套住房。計劃經濟時代，她能有這般日子?**為人要實事求是，不能睜着眼睛説瞎話。其實，Z某不是邪惡，不是無知，而是大腦意外“短路”;造成所儲存的資料缺失，“程序紊亂”。曉之以理，拒絕遺忘，是可以恢復正常的。**行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説，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里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難。過長江須輪渡。此輪渡進步一些了，機動，也大得多，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屆時，旅客必須下車，隨車站立於輪渡上。輪渡很慢，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隻甲蟲，隨波逐流。因此，兩岸等待輪渡的車輛總是排起長長的隊伍，望不到盡頭。過了輪渡，必在附近小飯館吃午飯，是運輸公司指定的。飯菜很差，且貴，裹腹而已。全是砂石路，萬般難行。汽車象個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陽西下，夜幕將臨。

要去上海，必須先坐汽車到繁昌一個什麼火車站，那裏每天有一班開往上海的火車。

涇縣崇山峻嶺，公路里程甚少，緣於修築之艱難。交通問題一直是困擾人們的難題。王樂平在涇縣任領導多年，是個想幹事的人，為涇縣的公路建設動了不少點子，出了不少力。蘇紅公社的桃嶺公路就是在他的規劃與領導下建成的。這地方窮鄉僻壤，山高路險，盤山繞道，實非易事。

**縣城無公交，更無出租車。只有幫人運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車的工人。**及至三輪車、“達雅機”出現，已經是後來的事情。

還有“雞公車”——鄉間常用的一種獨輪車，既是運輸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工具。小時候在榔橋，經常看見從縣城來的車隊，一行十個八個，“吱吱呀呀”，覺得很壯觀。車子系質地緊密的木料製作，大大小小的榫頭結構而成。一實心木輪，上面鋃裹着鐵片;用長了，鐵片磨得雪亮。最前端還有一個很小的輪子，謂之“雞公嘴”，是過溝過坎時臨時作過渡支撐用;也可以穿起繩索由人在前方拉動，上坡時幫助前行。推車人在後面把握兩邊的車柄把手，同時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動車子。很講究技巧。中間有隆起的木結構“隔斷”，將車分為兩半，是承載重物的地方。可以將要運輸的東西，如幾袋稻穀，數根木料，磚瓦石灰，柴禾傢俱，捆綁牢定。也可以載人。人坐在上面，斜斜地依靠在“隔斷”上(一般須墊上被子)。腳力不濟的老人小孩，走親戚的小媳婦，常坐這種“雞公車”。我多次見過，覺得很有風味。也有人説，這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恐怕是穿鑿附會。

**自行車是頗受人們歡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單位都要努力弄一輛乃至幾輛自行車，或購買(要票證)，或上級發放，或通過別的途徑弄來舊車。**早先文教局有二輛自行車，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輛公用，誰下鄉、誰有公事，誰用。晚飯後總有人將車推出來，在門口空地上騎玩。我就是那時候學會的。因為這輛車用的人多，壞得也快。還有一輛車歸郝局長專用。那時候沒有轎車，領導專用一輛自行車，大家覺得正常。郝局長上班下班，乃至下鄉(譬如去潘村中學)，都騎自行車。他車技很好，不但能一隻手把握龍頭上車下車，還能作短暫停車，還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騎行，過小溝小坎時居然不下車——先將前輪拎一把，再將後輪拎一把，就過去了。叫人看得發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學時，有一次騎公家車子往縣城，行至山口鋪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蓋處摔成一大創口，鮮血直淌。趕緊到縣醫院包紮醫治。那時候縣醫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後來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是萬眾矚目的名牌。還有“鳳凰”、“飛鴿”，都很好。一部自行車的價格大約150元人民幣。那時候工資低，一般僅夠維持一家人吃飯;甚至寅吃卯糧，月月虧空，要多長日子才能攢夠這麼多錢?而且要票證。自行車票不是長年發，而是偶爾一次，數百人中難得一張。於是託關係走後門則不言而喻。

出門辦事，到外地出差，住宿問題常令人困擾。那年月控制人們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國營集體，官商作風十分嚴重，大都不作為或不想作為，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尷尬不已。無論去哪個城市，無論多晚到達，必須去“住宿接待站”排隊登記，然後持單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個城市，多半在東南西北各處設立幾個“接待站”，不常出門者難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訛錯，指定的旅社住滿了，沒有空位，還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過這種折騰。旅社多為統鋪，十幾個人一大間。即便二人間三人間，乃至單人間，房門都是不能從裏面拴扣的，旅社職工可以不經旅客許可隨意打開。房門上有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窺視房內。那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以防旅客在裏面搞“反革命活動”。

經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能入住。這時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職工略事整理，搬出又髒又潮的棉被，一個鋪位上放一牀(下面有一塊厚墊)，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幾天，一家人其癢無比。小兒子尚不會説話，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們感覺不對勁，第二天認真翻查，發現染上了蝨子。於是全家徹底翻騰，從牀單、蓋被、蚊帳，到內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開水煮，太陽曬……經數日折騰，才將蝨子滅絕。留下深刻記憶。

**我們也特別忙碌。忙於政治運動，忙於“義務勞動”;忙於“鬥私批修”，忙於 “興無滅資”，忙於整肅別人或遭別人整肅;忙於“棄小家顧大家”，忙於“支援世界革命”，忙於“解放全人類”……我們被權力者以“革命”的名義“綁架”了，以至無力顧及家庭，無力顧及家人的健康與安全，無力盡到自己應盡的家庭責任。**一年夏天，農村“雙搶”季節，機關學校、商店廠礦的幹部職工，乃至街道居民，都得無償地去生產隊幫助割稻。我們不敢怠慢，更不敢提出困難。一天，我與妻子天未亮即奔往田間。兒子才一歲多，讓他獨自睡在牀上。兒子醒來後發覺大人不在，大哭，赤腳跑到門口嘶叫。然而門鎖了，好心的鄰居也打不開，只得隔着窗口安慰他。直到十點多鐘，我們回家以後，兒子還在抽泣不止。**今日記起還覺得後怕：如果孩子出了事故，豈非終生悔恨?**而當時卻不，以為割稻比孩子安全重要，以為我等之徒就該積極參加，不得討價還價。只能寄希望於僥倖。好在孩子只是受了委屈，沒有釀成苦果。

有的人家則遺恨終生。鄰里一户人家，夫妻倆都上班去了，幼小的兒子睡於牀上未醒。大人遂以被褥枕頭擋住牀沿。以為這樣可以安全。誰知小孩翻落到水泥地上，撞擊腦袋，三日後夭折。還有一户，丈夫在縣委機關工作，妻子是教師。都要上班，都很忙。遂將幼小的兒子以布帶綁在椅子上，囑其自己玩。妻子以為上完一堂課即回，不會有大礙。誰知兒子連椅帶人摔倒，也是撞傷頭，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時代的大潮，沒人能夠抗拒，原來的時代過了，迎來了新時代，希望新時代的人們在現在能夠過上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