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軍：與芯片產業失之交臂是我在深圳的最大遺憾_風聞

文 | 咼中校

儘管歷史很短，但是深圳的傳奇太多。這次拜訪老市長于幼軍，才知道深圳早年與芯片產業擦肩而過的秘辛。12月16日上午，我和老市長于幼軍見面就在他家客廳，他背對着陽台，正好坐在冬日的陽光下。雖然是逆光，但還是能看出他的神采，講話中氣也足。

我説，您的氣色比去年見到時好多了。

他説，是嗎？這是喝陳皮黑茶的功勞，可以降血糖。

我們打笑説：離開湖南這麼多年，他還不忘了給湖南的黑茶代言。（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他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

去年見於市長的時候，那時他的新書《鄧小平的遺產》剛出版不久。苟驊帶着幾摞《鄧小平的遺產》去找他簽名，我便跟着去看望老市長。

那次見面對他其實是個不小的挑戰，因為他剛做完兩次大手術，正在恢復，面容雖顯得蒼老，但還是很有精神，和我們談了兩三個小時。他説，兩次大手術後，剛開始還要像孩童一樣重新學習説話、重新學習走路。不過，即便如此他也不忘看書做研究，躺在病榻上，用3個半月完成了《鄧小平的遺產》一書初稿，再用5個月改畢定稿。

咼中校與于幼軍上次見面（2020年)

在廣東省委大院，于幼軍的勤奮是出了名的。他給自己定下的規矩是，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留下一點時間讀書。據説他在任宣傳部長期間，有一次晚上陪同客人打球，打到9點鐘的時候他對客人説，對不起他要回去看書了，因為當天的讀書任務還沒有完成。

他在北京“賦閒”的時候，也沒真閒着，而是天天泡在國家圖書館，讀書，寫書，寫出了40餘萬字的《社會主義在中國》。

時隔一年多，我和南友圈CEO苟驊、產業經濟學者金心異、深派文化學者黃東和一起拜訪他，才知道他又已完成一本書稿。

于幼軍擔任深圳市市長（2000年4月到2003年5月），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多數深圳人對那個時代恐怕沒有什麼印象了。那時深圳房價還沒起來，也沒四大一線城市之説，華為還只是以程控交換機、路由器為主的公司，在國內地位也不突出，但是那幾年卻是深圳面向21世紀、轉型為科創城市的關鍵時刻。

那時正處世紀之交，互聯網掀起的信息革命在全球方興未艾，在國內則充滿加入WTO之際的興奮與不安。對於深圳來説，經濟結構不能再單純依靠外向型經濟，亞洲金融風暴已經敲響警鐘；加入WTO後實行普惠制，一些特殊政策如企業所得税優惠不能延續，深圳優勢能否繼續保持？

然而，那時深圳最困難的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當時提出要把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本來上海的這個宏偉藍圖對深圳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在當時形勢下深圳卻面臨要把自己市場化形成的優勢被迫轉移出去的困境。簡言之，深圳不僅要讓路，而且還要割肉。在這種形勢下，如何與全國發展大戰略保持一致，又能維持深圳的優勢與活力，對深圳主政者是一大考驗。

在于幼軍來深圳之前，深圳的金融地位便有所削弱。1998年央行按照美聯儲模式進行大區制改革，深圳人民銀行的地位下降為廣州下面的一箇中心支行。

當時深圳的黃金加工及交易、外匯交易佔全國六到七成，但是全國性黃金、外匯交易所最後花落上海；

更重要的是，2000年夏天，深圳證券交易所被決定合併到上海去，這消息傳到深圳，對深圳金融界乃至領導層無疑是晴天霹靂！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如果深交所併到上海去，那無疑是對深圳經濟釜底抽薪。成立了20年的深圳特區將會怎樣，誰也無法想象。好在當時深圳的主政者深曉利害關係，以最小的代價為深圳保住了深交所，避免了深圳“大出血”。

在這個大背景下，很多金融機構、人才都紛紛從深圳轉到上海，這是我寫《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的緣起，也因此和于幼軍市長結下了緣分。

咼中校與于幼軍初次見面（2003年）

對於改變深圳21世紀發展命運的那個夏天，《深圳，你被誰拋棄》只帶了一筆，很多細節還有待向于幼軍市長求證，包括領導層如何評估形勢，組織班子撰寫報告，如何去北京彙報，等等。只是因為時間關係，我還來不及問他。

不過關於深圳發展芯片產業的那一段歷史，應該是他所説的重大事件之一。對於深圳芯片產業的發展，于幼軍坦承，這是他在深圳工作留下的最大遺憾。

這次拜訪市長的動議最初也是與芯片有關。最近一直在研究深圳科創產業的金心異，前不久寫了一篇題為《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的文章，但他自己説，還有不少疑惑需要去問當事人，於是約我們一起去拜訪於市長。

于幼軍説：“2001年時我曾在全市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談到對於芯片產業的認識。大家都説深圳IT產業全國領先，形成了產業集聚優勢，幹部羣眾談起來有一些滿足、有一些陶醉，這些評價都對，但也不盡然。為什麼呢？大家忽略了，深圳的IT產業現狀，是‘缺芯少魂’”。

他説的“缺芯”，是指缺少集成電路產業，尤其是前工序生產企業還是空白；“魂”是指軟件產業。“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最早是在1999年由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提出，不過並未引起國內重視。現在大家知道，深圳當年佈局芯片產業是如何具有前瞻性。

于幼軍陪同吳儀出席高交會

于幼軍説，下棋找高手，當時芯片最厲害的是美國，我們也想過，但是人家不會跟你合作，好在當時韓國、台灣的芯片產業也發展起來了。

于幼軍説，他在廣州時就有一句名言，抓工作時要“嘴裏吃着一塊、筷子夾着一塊、眼睛盯着第三塊”，搞芯片也是這樣子。在深圳發展芯片產業也是從三個可能的方向進行佈局：

一個是通過富士康的郭台銘，聯合台灣的聯電（當時聯電僅次於台積電），為此于幼軍專門率團考察台灣高新技術產業，是內地大城市中第一個訪問台灣的正市長。

另一個是通過TCL的李東生，聯合韓國三星。

第三個是通過先科來佈局。

拜訪于幼軍（2021年）

“我當時的考慮就是，一個國企（先科）、一個民企（TCL）、一個外資企業（富士康），按“三保一”的思路，抓重點項目攻關。三個項目一起抓，只要能成一個，就可以了。”于幼軍説。

不過，對於發展芯片產業，深圳內部有不同意見。當時也沒有説不能上，也沒有説不同意，在于幼軍離開深圳後，就沒有進展了。

“深圳的芯片產業沒有搞起來，這是我在深圳的最大遺憾。”于幼軍説。“我們發展高科技也罷，經濟建設也罷，我一向認為，要善於發現和抓住關鍵的技術、核心的技術，咬住不放，堅韌不拔地搞下去，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對芯片我們不是沒意識到，也努力去做了，但沒有咬住不放，沒有堅持到底。事後看，芯片產業在深圳成為重要的短板。後來全國也是在這個產業上被卡脖子。”

不過，讓于幼軍頗感欣慰的是，為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所做的戰略規劃與佈局，日後成為深圳在新世紀發展的強勁動力，使深圳成為北京、上海、合肥之後的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深圳科創產業是如何崛起的，是中國內地城市頗感興趣的話題。當時深圳主政者是如何決策並作出相關部署的？儘管想問的問題還有很多，但由於時間關係，只能以後再找機會了。

離開後我發了一條朋友圈，不久山西大同的一個朋友就打電話來，問我當天見面情況如何，他説：“同煤的工人還想和他一起吃餃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