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拉胯”現象看中國的現代性與現代化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隨着疫情的發散和再度收斂，身在西安的筆者本人的生活已漸歸常態。不過，昨日（1.21）下午應急管理部所發佈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猶如平地一聲驚雷，再度撥亂了筆者的思緒。作為一個兒時生長於西安的“廢都人”，與相鄰的豫省耳音相通、多有文化和習慣上的交流，更何況，20世紀多災多難的祖國迭遭不幸，災後的民系流變，其中一個結果就是，“X秦豫”是一個筆者生活範圍內很常見的名字。

近年來，關於北方省份的發展，又同樣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北方經濟乏力甚至在全國經濟版圖上塌陷，後發地區如何現代化，什麼是省會吸血，為什麼頻頻一刀切？都是輿論反覆熱炒的話題。

從現代化的源起説起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或許傳唱千古的這首詩並不知道，自己現在變成了一種現象的代名詞。

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兩個100年的目標，我們已經在向下一個目標奮力前進，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那麼什麼是現代化？哈貝馬斯説，現代化意味着“合理化”。**在筆者看來，這種合理化，就是基於充分發展了的生產力，並且在生產力之上構建起了合理的生產關係。**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是政治、經濟制度、文化、軍事等諸多社會體系的全面合理化。

也就是説現代化意味着：1.高度發達的生產力；2.所有的社會關係、體系、機制和連結全部都是順從於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的，而非是落後的、低下的生產力時期的遺留物。

而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也即意味着將原先“不現代化”、“非現代化”的產物，全部予以革除和更正。我們注意到，我國的現代化從長期視角來看，是分成了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五個方面的。

説到現代化，那麼就又要回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視角來看。在自然演化的情況下，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是由經濟基礎發展變化所推動。

我們都知道中國經濟的顯著發展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後開始的，這是因為我國確立了“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也即，大規模進口原材料、大規模生產加工、大規模出口創造利潤，隨後將利潤用於擴大生產規模。得益於2001年後持續多年的國際經濟景氣，我國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因此沿海地區的產業集羣規模也不斷增長在外來訂單的拉動下，我國在東部沿海地區建構出了規模驚人的“世界工廠”，在此之上為服務這些現代化生產力，就產生了現代化的生產關係。據此，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沿海產業集羣的確是“春江水暖”的綠頭鴨。

以2021年大火的電視劇《山海情》為例，這是講述“閩寧合作”的扶貧故事。劇中，山溝裏的貧困户要“掙錢、建設移民村鎮”，扶貧辦的選擇就是向莆田輸出勞動工人。這是因為，唯有深度參與，加入到工業化生產過程，經過現代社會從生產到生活的全方位培訓，才會誕生出一個精神意義的“現代人”。進而產生個人要“改造生存環境”、“勞動建設家鄉”的主觀能動性。所謂的“扶貧先扶智和志”，正是如此。

也就是説，唯有一個經過培訓的“精神現代人”才有認識去投身現代化的體系，唯有一個深刻了解現代化體系的人才有能力建設現代化的體系。這也就是廣大中西部地區，許多羣眾有一種希望“派沿海地區幹部來加快發展”的樸素願望的原因。因為在中西部地區的羣眾看來，先發地區懂得多、經驗豐富，而後發地區的“落後做法”如一刀切防疫等問題，是基於“懶政”“不作為”。常見看法是，“XX地區應該多向上海學習抄作業”，出了狀況以後則是，“應該把XX地區的幹部都免了換上沿海的”。

而輿論場把持在一線城市手中的客觀情況，則讓輿論有意無意忘記了一線城市本身的後現代魔怔，就如小紅樓這樣喪心病狂的都被寬容的忘卻了。這種輿論場的不公平對待，是一種空間的不平等性。

內陸中心城市們的現代化

這些年我國內陸重要節點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大大加快。許多城市在建設過程中，更多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建設上。高樓大廈有了，園林綠化有了，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越來越大。但是這些多是由財政汲取和資本聚集所產生的“現代景觀”，形成可以作為真正現代化的基礎——以第二產業為依託的二三產業產業鏈和產業集羣，還早得很，而對於一些更深層次上的現代精神的培養，治理的組織的現代化，城市運行的現代化等方面，就更差得遠了。

當這種表面形式上的現代化與現代精神的要求發生背離時，就會出現相當嚴重的對撞。尤其是內陸地區的中心節點城市，面對的社會矛盾張力，要遠大於東部先發地區當時的情況。**特別是主導國內輿論場的是傳統一線城市，一線城市已經有向後現代演化的趨勢，這種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激烈對沖，就是“魔幻現實主義”的社會根源。**從表面形式上看，前現代羣體的表達與後現代羣體的表達具有高度一致性。

東部地區的發展，是由表及裏的“自然”演化。即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需要，東部地區本身在“自然”演化出更高級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面對的壓力僅僅是自身的原有意識。而內陸地區的中心節點城市，在面對東部地區時，是待發展的落後者，面對周邊需要它去帶動的廣大地區時，則是相對的先進者、引領者，這兩個方面的張力，表現出社會的極度撕裂。

以武漢、成都、鄭州和西安等內陸中心城市，本省其他地市居民，經常認為“中心城市”的發展就是“吸我們的血”，“他們也沒啥好的，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而中心城市的小市民層次看待其他地市，也的確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但同時，沿海城市的小市民與內陸中心城市的小市民之間，也是同樣的關係。**內陸地區的中心城市這種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的“三個雞蛋上的舞蹈”，確實很奇幻。**以至於本地老百姓所認知的“沿海乾部帶領我們前進”，在實際運行中經常有“破產”的情況。

以“花壇書記”為例，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顯示，在救災最關鍵的時刻，仍在花大力氣修花壇和綠化景觀，在暴雨災後第三天，花壇景觀工程就開工了，甚至鄭州市將原本用於建設備災的海綿城市的資金中，56%用於修花壇。在理性人看來，這是多麼的奇妙和不可思議，然而卻仍有一部分呼聲為這種行為鳴冤叫屈。這是因為，修花壇滿足了這部分“後現代”的需求。“城市沒有景觀，怎麼有城市文化、怎麼有城市品牌”。這種看法，同樣存在於獨山縣和西安市。

我們經常説到今天很多問題的產生與行政發包制有關。而行政發包制是一種基於國家處於非現代化之下的妥協選擇，這是因為信息傳遞效率低下，國家（中央）被迫向地方分權。但從國家的法律和成文制度來説，我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信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允許有肆意瞞報、壓情不報的情況發生了。今次對河南鄭州災害過程中的“人禍”處分較重、範圍較大，就是試圖矯治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行政發包制所形成的的制度慣性。

其實，2021年山東棲霞市瞞報遲報金礦事故，最終市委書記、市長雙雙被刑事拘留追究法律責任，就已經體現了鮮明的政治導向。無論是陝西的秦嶺別墅，還是鄭州瞞報死亡人數，亦或是被網民調侃的杭州“瞞豹”，都表明肆意玩弄信息差、信息不對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認認真真的發展產業，認認真真的搞生態修復，認認真真的做好規劃綱要內容，認認真真的解決公共服務供給，立足實際、腳踏實地，才有可能團結起更多的市民，邁向現代化的門檻。

現代性、現代化的深刻背離

現代化有餘而現代性不足，是筆者一位朋友對許多“魔幻現象”所作出的根源性總結。當然，類似的表述學術界許多人都給出過。它是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的最深刻矛盾。

我們以疫情期間的種種事件為例。筆者詳細蒐集了西安的兩傢俬立醫院拒診孕婦事件，其中國際醫學中心曾流傳一張據説是由該醫院醫生為自己辯解的聊天記錄，似乎在訴説理由。然而無論如何，醫院方面沒有按照政府所發佈的《西安市保障疫情防控期間有序就醫的通告》中明確規定的為危重病人和孕婦設置綠色通道的相關要求，導致了嚴重後果。

另一家的定點醫院“能康醫院”，則以患者為“封控區綠碼，不屬於紅黃碼人員”為由，拒絕接診。筆者查詢了早前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發佈的《通告》，該定點醫院人員分類為“封控區居民、集中隔離居家隔離人員和紅黃碼人員。”可以看出，該醫院是自行篡改了通告內容以搪塞患者。

説得再直白一點。對於一個現代化的組織來説，按照規定流程辦事是一個基本素養。為自己找理由、為自己做過多的辯解而不能實事求是是一種病態。患者哪怕是進入綠色通道後發生死亡現象，醫院也是無責的；但未按照規定設置綠色通道，拒絕接診患者、推皮球，不按照規章制度辦事，這是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理性精神的行為。理性精神是現代性的基礎。這種事故就是現代化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應該是一個現代人基本素養，也是我們的優良作風。從醫院到衞健委的對應，表明了整個體系還是一個硬件現代化而現代性缺乏的體系。

**許多人居住在現代城市，從事着現代工作，吃穿住用都“實現了現代化”，然而在精神上，可能還並非是一個現代人。**譬如説妄稱索要衞生巾的女子“是矯情”的某作協主席吳克敬。吳老先生的精神世界，大抵還在男子是天、女子就該默默忍受的前現代社會。在現代社會，衞生巾的需求就如同廁紙、毛巾等用品一樣，吳老先生的種種言行，只能説明早該退休了，説明作協的精神世界嚴重脱離了當代社會精神內核。更不要説在賽博空間已經提前走入後現代社會，吳老先生被人看做原始部落的作協主席就理所當然了。

前現代的人，覺得“XX來了，青天就有了”，於是反推出“出事兒了，肯定是XXX的問題”，這恰好和後現代魔怔人的思維達成一致，“XX不應該天經地義嗎？”（大米不是超市裏長出來的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網民的思想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縫合怪，在前現代和後現代的雙重撕裂下，輿論場如果把持在蟲豸的手中，動輒胡亂洗地或者為吃流量飯而出賣良心，那比現實更魔幻的輿論場，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一個正常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基層是不能違反中央的決定的，然而，由於行政發包制的長期存在，我國有這麼一種魔幻而弔詭的現象，“我上級的上級不是我的上級，我下級的下級不是我的下級”，這也就是國務院強調不得隱瞞，鄭州方面依舊隱瞞的原因，強調“不得層層加碼、一刀切”卻依舊產生了“鄲城縣的惡意返鄉”的機制性原因。

説的再遠一點，由於很大範圍的崗位環節都是對上負責的，而整個體系也對遵法守法缺乏清晰和明確的認知，沒有現代化的法治精神，那麼在“上級有令不得不從”的心理認知之下，系統性的瞞報、不報便由此產生。試想一下，當整個體系無論官民，都認為既然是領導所做的決定，服從就行了，不服從的意識自然就會被抹殺在腦海裏。

前現代的人，既不具有工具理性，也不具有價值理性。看似執行違法的行政指令，是“按照上級命令”，實際上違反了最根本的法律法規的行政命令，就不具備任何合法效力，只是在羣體心理學和心理慣性依賴驅動下的本能行為。連法治精神都不具備，談何“工具理性”。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些年鄭州發展突飛猛進，濟南、鄭州、西安是黃河流域上的三座重鎮，而飛速發展的鄭州和西安又如同雙子星。但在飛速發展之下，也要時刻審視自己是不是還保有1959年吳芝圃的靈魂；是不是還殘留那個“圪蹴吃麪”、“沒事你不管”的關中傳統社會。（插一句，後現代都市人所喜歡的前現代生態，和傳統社會要素保留較多也是有關係的）

而誕生了諸多“一刀切”現象的土壤，無外乎是行政成本制約、治理能力和體系非現代化。最根源的動力是上級對下級提出要求，下級出狀況後“動輒問責”，而行政發包制的問責自然是非理性的。在非理性的問責之下，一刀切恐怕已經算還不錯的結果了。

今次的國務院調查組所公佈的調查報告，筆者通讀了全文。筆者認為，這是一份在我國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公文。在過去，受制於行政發包制、受制於信息傳遞能力和事後追溯能力，存在尺度上無法把握的問題。壓力過大則基層反應“胡亂問責”，壓力過小則問責往往流於形式。而科學問責，是“層層壓實責任”的前提。責任唯有明確，才能落實。

同樣，筆者在反對動輒一刀切的時候，也同時認為，應該設身處地來考慮各省自己制定的因地制宜政策，所具有的在地合理性。這往往是向現實妥協的結果。以陝西省為例，其返鄉防疫政策中一款為“對中高風險地區及其所在縣（市、區、旗，直轄市和副省級市的街道和鄉鎮）來返人員，落實集中隔離觀察14天的措施（14天隔離時間從離開上述地區時間計算），期間開展4次核酸檢測。”説實話，就以目前的狀況來説這條對目前對陝西基層的執行也已經是不小的壓力，如果盲目的再搞精準化，恐怕基層是吃不消的，會出現執行不力、頻繁出錯而體系來回救火的情況。

**現代化的過程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它是一種蜕變，**它是脱離原來既有的舊的社會存在和在這個社會存在基礎之上的社會關係，是脱離了原來舊的生產力基礎之上，塑造新的生產關係。（當然，我們不是説現代化形態就沒有問題，如工具理性，科層制導致的種種問題已經有很多理論去批判，這點我們以後再談）

從這點出發，我們再看疫情以來西方社會的情況。實際上，西方面對疫情的魔幻狀況，也是在現代化生產體系逐漸衰亡的過程中，導致了現代化組織精神的消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而出現一邊退回前現代，一邊進入後現代的情況。典型的比如美國，前現代的邪教、摩門教、紅脖子和後現代樂子人互相PK，所有人在內耗中走向歷史終結。

內陸城市的現代化，既不是完全走上了陸銘所説的“大國大城”，也不是閉關自守封閉式均衡發展。前者意味着抄襲一線城市的一切，包括一線城市的魔怔和過度資本化，意味着沿海地區經驗和傳統意義上的東亞發展理論（日韓台）的路徑再度復刻，意味着原本侷限在一線城市的社會性異化放大到整個國家的尺度上，而後者並不能真正帶動發展實現現代化。

總而言之，對一個組織來説，認真調查研究、比較研究和學習、進行策略的比較和遷移，是保持不斷發展向上的不竭動力；而對於一個地區、一個羣體來説，共同前進的志願是發展而非回滾的必要條件。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進步從來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