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鼎臣回憶周恩來_風聞

198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應邀出席中國致公黨成立60週年紀念大會的愛國僑領，右一為中國致公黨主席黃鼎臣。薛鐵軍攝

中國致公黨中央名譽主席黃鼎臣老先生，1985年已是84歲高齡，當記者採訪他與周總理的過往時，他表現得十分激動。

黃老回憶説：“抗戰期間，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負責南方局工作，他從不放過同非中共人士接近的機會，有什麼事情，都向民主人士通報，找大家商量。”

有一次，周恩來同志從延安返回重慶，他很快就把大家約到郭沫若同志家中。一見面，他就親切地説：“各位朋友，我今天見到大家非常高興，我們差點就見不到面了。飛機在秦嶺上空遇到冰塊撞擊，險些出事。”聽到這裏，大家屏聲靜氣，為周恩來同志大難脱險捏了一把汗。

周恩來同志用他從延安帶來的小米、紅棗煮成湯粥，請大家食用。大家一邊吃粥，一邊聽他講延安的情況和團結抗戰的政策。他鼓勵大家説：“現在我們的國家雖然很黑暗，但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就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日本鬼子和反動派，還有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我們是充滿勝利的信心的。在座的朋友們，你們有沒有信心呀？”座談中，大家向他提出了一些問題，他都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來看《新華日報》

周恩來同志對華僑工作一向很關心。抗戰期間，在重慶，他會見過著名的南洋華僑僑領陳嘉庚先生和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先生。周恩來同志向他們詳盡地介紹了延安和解放區軍民的抗戰情況，使他們深受感動，因而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解放區產生了嚮往之情。不久，陳嘉庚先生毅然決定親赴延安參觀訪問。陳嘉庚先生感慨地稱頌周恩來同志説：“祖國有這樣的人才，這樣的政治家，我們是有希望的。”

1941年冬，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在重慶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合影。（圖源：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

周恩來同志會見司徒美堂先生時，由司徒美堂先生的兒子司徒柱擔任翻譯。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的黃興先生的夫人也在座。會見後，司徒美堂先生感慨地説：“中共副主席周恩來先生的談話，深以民族大義為重。其待人接物，也同國民黨軍政要人大不一樣。周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呀！”

皖南事變中被圍攻的新四軍

1941年初，皖南事變，司徒美堂先生從美國打電報給國民黨蔣介石，批評蔣不應該打擊共產黨、煮豆燃萁、殘殺同胞，應當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抗戰。同時，司徒先生還致電延安，對在皖南事變中遇難的新四軍將士表示慰問。

黃興夫人年老多病，當時在重慶當醫生的黃冬經常到黃興夫人的住處去為她看病。黃夫人經常對黃冬談起周恩來同志，稱讚周先生是“一位很好的人”。

在重慶，民主人士無論舉行什麼集會，只要周恩來同志在重慶，他都去參加。例如，為紀念十九路軍上海抗戰，重慶各界愛國人士，每年都要舉行紀念集會。恩來同志無論怎樣忙，每次都到會。他利用同大家交往接觸的機會，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擴大黨的影響，團結了大批愛國民主人士，使之投入抗日戰爭的洪流。這正是周恩來同志同非中共人士廣交朋友、真誠合作的目的之所在。

周恩來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同志擔任國家總理，他雖身居要職，但仍十分謙遜，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這就是大家對總理的共同印象。周恩來同志非常注意傾聽非中共人士的意見，特別是少數人的不同意見。他的民主協商精神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1949年秋，黃老出席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是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制訂的。會議期間，為了充分利用時間，大家中午都不回住處北京飯店休息。飯後，大家就靠在椅背上，略事休息，下午接着開會。住在中南海的周恩來同志也和大家一樣中午不回家。

在討論成立中央衞生部時，黃老提出，主張衞生部的名稱是否叫“人民保健部”或“人民保健委員會”。周恩來同志説：“也有別的朋友提出這樣的意見，大家可以充分討論，看究竟怎麼叫法好。”通過討論，大多數人認為，還是叫衞生部為好。這樣，使黃老心悦誠服地放棄了個人意見。

黃老在衞生部工作期間，有一次，總理召開政務會議，黃老也參加了。大家於下午兩點半準時到會，卻見總理拿着小麪包，邊吃邊喝茶，邊主持會議，真可以説是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黃老深情地説：他非常想念總理，他常常在心裏自言自語地説道：“總理啊，總理，您真是人民的好總理啊！”

1976年1月9日晨，總理逝世噩耗傳來。正在北大醫院住院的黃老和醫護人員，都吃不下去飯。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個個哭得眼睛紅腫。黃老一着急，右耳從此就更聾了。他顧不得自己的病痛，從醫院出來，去北京醫院參加了向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最後一次看望了敬愛的周總理，此時此刻，平素很少落淚的黃老，卻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注：摘編自何林中的《感人至深的民主協商精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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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 《周恩來和黨外朋友們》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