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微妙的會, 為何趕在過年前開?” 一場“新中間地帶”之爭正蠢蠢欲動_風聞

✪ 康傑 |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

【導讀】2022年1月25日，中國同中亞五國舉行建交30週年視頻峯會，圍繞**“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展開溝通對話，引發海內外關注。隨着全球形勢劇變，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地位日益突出。如本文所指出的，近年來，美國霸權優勢的相對萎縮及其戰略重點的向海收縮，在歐亞大陸造就了後霸權的“新中間地帶”。

作者分析，部分美國地區盟友的自主性和機會主義顯著抬頭。以土耳其、波蘭為代表的地區中等強國，試圖通過製造歷史敍事整合區域合作，復興其歷史性勢力範圍，成為歐亞大陸新一輪地區變局的主要推手。中等強國的復興野心一方面加劇西方陣營的內部分化，挑戰西方政治價值，另一方面也使“新中間地帶”的大國競合博弈更趨複雜微妙。面對中等強國及其開啓的地區整合進程，中國的對策原則應當是：一方面尊重中等強國的戰略自主，防止與中等強國完全對立，防止地區整合進程走向封閉排外，另一方面增進與其在地區經濟發展、互聯互通、數字經濟、環保等領域的合作。

作者還建議，中國要與“新中間地帶”的最大守成者俄羅斯保持密切的戰略協調，共同探索如何接觸和應對以“突厥語國家組織”為代表的新興地區機制。在杜尚別峯會上啓動新一輪擴員的上海合作組織，也許是一個現成的接觸平台。現在，已經到了各國開誠佈公地探討兩個機制之間的接觸、對話與合作，消除誤解的時候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28-37頁，**原題為《霸權之後的“新中間地帶”》，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霸權之後的“新中間地帶”

2021年是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格局分化重組的重要節點，以美國“單極時刻”為特徵的30年後冷戰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從年初公開的《印太戰略框架》將美國在第一島鏈內軍事目標從“壓倒性優勢”降為“拒止”，到8月“喀布爾時刻”美軍倉皇撤出阿富汗，再到9月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出台，**這一系列動作標誌着後冷戰時代美國全面戰略優勢、全球干涉政策和“由海到陸”態勢的終結。**為了維持和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和對俄遏制，拜登政府一方面集中資源推行“印太戰略”，打造澳英美海權同盟，另一方面顯著降低了對歐亞內陸地區的直接戰略投入，或是將地區議程下放至盟友，或是放任與擱置。即使在最熱點的烏克蘭方向，美國和北約也僅保持了極為有限的對烏軍事援助和週期性黑海巡航，無意增加部署以扭轉對俄常規軍力劣勢。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戰略調整，是2008年以來美國霸權優勢相對下降和自特朗普政府以來戰略收縮的縮影。**近年來，美國在歐亞大陸腹地的戰略收縮，造就了一個廣闊的、後霸權秩序的“新中間地帶”。海洋霸權退潮後，大大小小的灘塗和濕地顯露出來，被霸權長期遮蔽的行為體開始活躍。這一地區的國際秩序正在“回到未來”，呈現出多強競合博弈的傳統多極體系特徵。**正如俄羅斯學者發現的，今天俄羅斯周邊的國際政治，似乎“回到了17和18世紀的地緣政治現實”。積極干涉俄羅斯周邊事務的對手，都不再是一流的世界大國，而是二流的、在綜合國力上遠遜於俄羅斯的波蘭和土耳其。

▍ 什麼是“新中間地帶”

長期以來，“中間地帶”及類似概念存在於一系列對外政策構想和地緣政治理論之中。在“中間地帶”的內涵上，它或是指超級大國、大國、大國集團之間的地域，側重於權力競爭與實力對比的維度；或是指文明中心或海陸權力中心之間的斷層線和交界線，側重於特殊的文明或發展模式特徵。其具體地理範圍，也因內涵重點的區別而變化。在“中間地帶”的政策含義上，論者或是強調其作為大國潛在統戰對象或結盟夥伴的意義，或是突出其相對搖擺和“左右逢源”的特徵，即不願在大國競爭中站隊；或是強調它作為地緣政治競爭前沿甚至火線的“脆弱性”。

**在美國霸權退潮的背景下，當前歐亞大陸的“新中間地帶”主要指中國、俄羅斯和歐盟這三個力量中心之間的廣大地區。**它西起波羅的海沿岸，橫穿白俄羅斯、烏克蘭，越過黑海，翻過南高加索和裏海，到達中亞內陸。

“新中間地帶”的核心特徵，一是多極性，其中的主要行為體既包括中、俄、歐三個歐亞力量中心和收縮但未退場的美國，也包括地區內外的多箇中等強國，如土耳其、波蘭、伊朗等。在主要行為體矛盾緩和時，多數地區中小國家選擇多方求利、多頭平衡；當主要行為體矛盾激化時，追隨強國（Bandwagoning）便成為中小國家的主導策略。這一地區原本是美俄歐中博弈的前沿，但隨着美國霸權的退潮，中等強國開始積極填補“生態位”和“權力真空”，在地區博弈中的影響力顯著提升，使多極性特徵更趨強化、更具不確定性。二是多元性，這一地區自古以來便見證了多個帝國、多樣文明、多種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多種發展模式之間的較量、共存與融合。它涵蓋了俄羅斯以外的“後蘇聯空間”，是過去30年間美國和歐洲“由海到陸”推行同盟體系擴張及民主與市場“轉型”的走廊。三是複雜性，該區域多數國家獨立後，發展道路與方向不斷搖擺，政治力量與社會身份認同持續撕裂，內部困境與外部矛盾交織疊加，兼具脆弱性與複雜性。

**“新中間地帶”的多極、多元特性，為綜合實力並不佔優卻對這一地區有地緣優勢、歷史羈絆和戰略野心的中等強國提供了機遇。**近年來，土耳其、波蘭這兩個美國同盟體系內部的中等強國，藉助特定的歷史敍事和地理稟賦，積極推動地區整合進程，成為“新中間地帶”最活躍的行為體。要把握“新中間地帶”的變化方向，必須認真分析土耳其、波蘭這兩大中等強國的政策實踐和動因。

▍ 中等強國的興起：戰略自主與機會主義

作為搶佔新灘塗生態位的兩條“鯰魚”，土耳其和波蘭有一系列共性。

**第一，兩國都是美國和西方同盟體系的重要成員，都佔據重要的地理位置，都是北約對俄遏制的前沿。另一方面，兩國也都是美歐陣營中的“刺頭”，都擁有強烈的自主性訴求。**2016年未遂政變後，土耳其與美歐關係持續惡化。土耳其執意購買和裝備俄製防空導彈，美國禁止向土交付F-35戰鬥機，並將駐土空軍向羅馬尼亞轉移。土耳其與歐盟之間也在東地中海爭端、難民潮等問題上矛盾重重。美歐攻擊埃爾多安政權“民主倒退”，土耳其則譴責美國庇護居倫主義者（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變的發起者）。波蘭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則因波蘭執政黨干預國內司法獨立、歐盟推遲批准波蘭疫後復甦基金、歐盟法律與波蘭憲法地位之爭等事件而陷入危機，其中憲法地位之爭實際上已觸及歐盟未來發展的根本問題，甚至一度引發了“波蘭脱歐”（Polexit）論。美國媒體最近甚至把土耳其、波蘭兩國歸入“流氓國家”之列。

**第二，兩國近年來都希望復興歷史性大國地位，整合歷史上的舊疆界和想象的共同體，爭取地區領導權。**土耳其自“阿拉伯之春”以來向西、向南積極推行“新奧斯曼主義”政策，在敍利亞、東地中海和北非等奧斯曼帝國故土擴展影響力。2018年以來，土耳其又向東加速突厥語國家合作，推進所謂“突厥世界”的一體化。波蘭對外政策也逐步轉入“雅蓋隆政策”（Jagiellonian policy）。14~16世紀，雅蓋隆王朝治下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是歐洲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國家，統治着波羅的海、黑海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廣大領土，版圖囊括今天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等，與莫斯科公國、奧斯曼帝國、瑞典帝國競逐東歐霸權。2016年後，波蘭積極致力於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故土擴展影響力。2021年以來，兩國在“新中間地帶”的機會主義政策更趨明顯。

**第三，兩國都把基於歷史符號的身份認同和基於區域連通的務實合作作為推動“新中間地帶”地區整合的抓手。**土耳其和波蘭在綜合實力上充其量只算中等強國，無法與美歐俄比肩，但兩國都致力於輸出特定的歷史敍事、“集體記憶”和文化符號，以建構“共同身份”推動地區整合；並利用相對優越的地緣稟賦推廣能源和交通倡議，吸引“新中間地帶”的內陸國家。

**第四，兩國的對外戰略都長期存在西向與東向的爭論，但近年來都經歷了從“西方優先”到“東方優先”的重要轉向。這種爭論和轉向，與兩國國內政治的保守化轉向有關，也受到美國和西方霸權收縮的影響。**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其建立初期和執政前10年，是以堅定的親歐盟政策著稱的。但在今天的土耳其對外政策中，西方已從融入的目標，轉變為懷疑和批判的“他者”。波蘭對外政策史上，也長期存在着擁抱大西洋文明的“皮阿斯特政策”（Piast Policy）和經略東歐的“雅蓋隆政策”兩大傳統之間的爭論。1989年後，波蘭全心西向，全力加入北約和歐盟，融入跨大西洋文明，對擴展在東歐的影響力缺乏興趣。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以提出“三海倡議”（3 Seas Initiative）為標誌，波蘭開始積極尋求在東歐建立能源、政治和安全影響力。

在西方同盟體系內的自主性，以及用認同和空間概念填補“後霸權真空”的機會主義，是土耳其和波蘭擴展在“新中間地帶”影響力的共同特徵。但兩國之間也有一些區別。第一，除上述兩項抓手外，土耳其特別重視軍事手段，通過締結軍事同盟、軍事援助、軍備輸出、扶植準軍事組織、派駐維和部隊等方式擴展影響力。相比之下，波蘭更重視以“顏色革命”和宣傳戰顛覆對手政權。第二，波蘭的地區整合進程得到了美國的大力背書。相比之下，美國對土耳其在中亞和南高加索地區的整合行動則態度較為曖昧。

（一）土耳其：重塑南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格局

近年來，除延續在大中東和東地中海地區的地緣政治投機外，土耳其還在“新中間地帶”引領或積極參與一系列地區變局。

一是在南高加索地區建立與俄羅斯、伊朗的大國協調機制，試圖重塑整個歐亞地區的互聯互通格局。

2020年第二次納卡戰爭中，土耳其向其盟國阿塞拜疆提供無人機等先進裝備，助其取勝，並在戰後成為停火協議監督方之一。2021年1月，土耳其、伊朗外長倡議建立“3+3”地區機制，由俄、土、伊三國和南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共同參加，協商重大地區問題。12月10日，在格魯吉亞缺席的情況下，第一次“3+2”副外長級會談在莫斯科舉行。這一完全排除了美國和歐盟的機制，象徵着俄、土、伊將在敍利亞問題上的“三國協調”模式移植到南高加索地區。在新地區機制下，由於有俄羅斯、伊朗和阿塞拜疆的支持，土耳其與其“世仇”亞美尼亞空前接近關係正常化。12月13日，兩國宣佈開啓關係正常化談判，恢復兩國間包機航班。

**一旦土耳其和亞美尼亞開放兩國之間自1993年以來一直封閉的陸地邊境，有望盤活整個南高加索地區的交通死局，南高加索將恢復古絲綢之路上“十字路口”的地位。**從俄羅斯經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到達伊朗和印度洋的南北向交通走廊將重新開通，從俄羅斯到達伊朗將無須跨越黑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和波斯灣。**恢復和新建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土耳其三國間的交通走廊，也將使連接中國、中亞和歐盟的東西向“中間走廊”將更具吸引力。**由此，整個歐亞大陸東半部分的互聯互通和地緣經濟格局可能煥然一新。

二是進一步推進與中亞突厥語國家的區域整合。

冷戰後，在土耳其主導下，建立了以“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為主的一系列突厥語國家間合作機制。但這些機制長期不温不火，不時中斷。2019年後，突厥語國家合作機制突然加速，烏茲別克斯坦正式加入，匈牙利成為觀察員國。烏克蘭也正式提出觀察員國申請。合作機制的覆蓋範圍擴大到政治、外交、軍事、貿易與投資便利化、互聯互通、科技創新、抗疫、文化旅遊等。

2021年，突厥語國家舉行兩次元首峯會，其中11月12日峯會通過《伊斯坦布爾宣言》，將“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升級為“突厥語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通過了作為該組織長期發展規劃的《突厥世界2040年願景》，決定設立“突厥投資基金”，並接納“永久中立國”土庫曼斯坦作為觀察員國。目前，該組織正式成員包括土耳其、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觀察員國包括匈牙利、土庫曼斯坦。

“突厥語國家組織”的出台，是所謂“突厥世界”一體化進程的重要進展，對“新中間地帶”的格局與秩序具有重大長期影響。如何看待該組織和進程的意義與前景？

首先，**該組織和所謂“突厥世界”構想，都建立在虛構、剪裁、拼接的“泛突厥主義”史觀和想象的“突厥身份”的流沙之上。**大量史料、考古和分子人類學證據已經證明，講突厥語族語言的諸民族在血緣和歷史源流上差別極大，所謂的“共同祖先”“共同歷史”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其次，不應忽視身份認同因素的長期影響。近年來，在該組織和其他突厥語國家合作機制主導下，各國通過編寫通用教材、人文和青年交流、智庫合作、共同舉辦文化活動等，傳播“泛突厥主義”史觀，塑造和強化所謂“突厥共同身份”。2020年3月，《突厥共同歷史（從遠古到15世紀）》8年級中學歷史教材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投入使用，第一批使用學生約5.5萬人。其他兩部通用教材，《突厥共同地理》和《突厥共同文學》也將在未來1~2年內走入課堂。長期而言，上述實踐可能在“新中間地帶”製造出一個全方位的“身份共同體”。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時代背景下，所謂“突厥共同身份”不僅可能增加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的國內安全隱患，還將影響未來中亞和南高加索精英對自身和外界的整體認識。

最後，該組織制定了非常龐雜和宏大的務實合作項目和願景，包含經貿投資便利化、交通走廊建設、數字經濟和創新、應對氣候變化等。這些項目和願景客觀上反映了該地區多數國家改善連通性、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雖然以土耳其為首的各成員是否有足夠的實力推動和實現上述願景，尚有很大不確定性，但務實合作的方向仍有其吸引力和價值。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突厥世界”願景，絕非埃爾多安、正義與發展黨及其執政夥伴民族行動黨的“專利”，而是土耳其政壇的普遍信條。**土耳其精英甚至開始討論作為西方文明替代者的“突厥文明”。2021年11月7日，土耳其兩個最主要的反對黨主席——共和人民黨主席科勒齊達奧盧和好黨主席阿克謝納爾——出席了由伊斯坦布爾市政府舉辦的“突厥世界國家獨立 30 週年藝術慶典”。阿克謝納爾表示，勤儉節約的“突厥文明”，可以拯救因“西方的野蠻”而陷入氣候危機的地球，為世界提供“新起點”。

（二）波蘭：復興“三海”與整合東歐

近年來，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以來，波蘭與法國及其他西歐國家在對俄政策、北約優先戰略方向、歐盟自主防務計劃等問題上發生尖鋭分歧，波蘭戰略精英深感北約和歐盟的無效性，不再滿足於充當北約和歐盟的東擴先遣隊。對此，波蘭一方面積極向美國靠攏，試圖以接納美國駐軍和反導部隊進駐的方式，承接更多的戰略資源和軍事技術轉移，成為美國在東歐對俄遏制戰略的首要代理人。另一方面，面對美國戰略重點的轉移和收縮，波蘭開始重拾自主的東向戰略，不再單純藉助跨大西洋組織和制度，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布格河（波蘭、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界河）以東建立“資產”與“槓桿”。

一是推出“三海倡議”。“三海倡議”被廣泛認為是波蘭第二共和國領袖畢蘇斯基提出的“海間之國”（Intermarium）戰略的現代改良。畢蘇斯基希望建立一個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國家陣線，包括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等，整合東歐，改變整個歐洲格局，制衡俄羅斯和德國。**“三海倡議”雖然更集中於地緣經濟層面，但巧合的是，其成員國包括波羅的海、黑海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 12 個國家——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奧地利、克羅地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一定程度上與歷史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最大疆域相重合。**該倡議的重點目標是縮小中東歐各國國內的“基礎設施赤字”，補充南北方向交通的不足，實現能源多元化；重點領域是能源、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旗艦項目”包括“波蘭—立陶宛天然氣互連項目”（GIPL）、波羅的海鐵路、歐盟南北天然氣走廊、連接立陶宛克萊佩達港和希臘塞薩洛尼基港的“南北高速公路”（Via Carpathia）以及連接波蘭格但斯克港和羅馬尼亞康斯坦察港的“雙海鐵路”（Rail-2-Sea）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源層面，波蘭希望進口美國和挪威的液化天然氣，再通過管道輸送至中東歐各國，使中東歐國家減少或擺脱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從根本上重塑歐洲能源格局。

二是利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歷史遺產，組織“盧布林三角”地區合作機制。2020年7月，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三國在波蘭盧布林市建立了該機制。盧布林正是1385年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締結合並盟約的地點。2021年1月，“盧布林三角”外長會議邀請白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季哈諾夫斯卡婭出席。烏克蘭外長表示，沒有白俄羅斯的“盧布林三角”是不完整的，希望能與“民主的白俄羅斯”組成“盧布林四角”。2021年12月21日，“盧布林三角”舉行首次元首峯會，在俄烏邊境對峙、白波邊境難民問題上相互聲援。該機制的實際作用有限，但是在促進三國青年交流，炮製“寬容、自由、民主”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歷史神話”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企圖以“顏色革命”顛覆白俄羅斯政權。**在波蘭戰略學者看來，明斯克處於莫斯科與華沙之間東西走廊的中點上，白俄羅斯是決定波蘭安全的關鍵，俄白聯盟的強化是對波蘭的重大安全威脅。**因此，波蘭長期收容和扶植白俄羅斯反對派，致力於顛覆盧卡申科政府。2006年，波蘭外交部資助設立了白俄羅斯語免費電視頻道“白俄羅斯衞視”（Belsat），面向白俄羅斯民眾播放所謂“獨立新聞”。2010年起，波蘭在華沙資助白俄羅斯反政府人士成立了“白俄羅斯之家”組織。波蘭還在白俄羅斯境內的波蘭僑民中建立情報網。2020年，波蘭資助的Telegram Nexta（白俄羅斯語意為“某個人”）頻道成為白俄羅斯“顏色革命”參與者協調抗議計劃、分享警察信息、組織抗議活動的最重要平台。2020年8月，波蘭總理莫拉維斯基（Mateusz Morawiecki）宣佈給予Nexta頻道1000萬歐元資助。9月，波蘭宣佈將“白俄羅斯之家”正式作為“白俄羅斯流亡政府”駐地。值得強調的是，2020年白俄羅斯“顏色革命”中反對派打出的兩大標誌，“白紅白旗”和“柏康利亞”國徽，都是繼承自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歷史符號。

以上這一系列動向顯示出，在美歐與俄羅斯兩大陣營對峙的背景下，作為地區中等強國的波蘭絕不單純是西方對俄遏制的代理人，它正在試圖利用這一局勢進一步蠶食白俄羅斯，強化在波蘭立陶宛聯邦故地的影響力，重塑東歐的地緣政治經濟版圖。

▍ 影響與展望

**中等強國在“新中間地帶”的活躍，使這一霸權影響式微的地區，正趨向於形成多極性、多元性相交織的新多極體系。與近代多極體系相比，新多極體系更具不確定性。**正如俄羅斯學者博爾達喬夫（Timofei Bordachev）指出的，真正的多極性是國際環境的全新狀態，不會自動順應某幾個行為體的利益。

中等強國在“新中間地帶”的政策行動，將給中國帶來多重影響。

第一，“新中間地帶”東、中段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路線重合，構成中國西部的安全屏障、能源與關鍵礦產來源地和開放窗口，直接攸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土耳其重塑南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格局，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增強整個歐亞大陸的內部連通性，但其推廣的所謂“突厥共同身份”，也為這些地區的封閉、排外和分裂埋下了隱患。

第二，“新中間地帶”中、西段地緣競爭的走向直接塑造俄歐、俄美關係，牽動中俄、中歐關係，間接影響中美博弈，對大國關係有全局性、連鎖性影響。波蘭向白俄羅斯輸出“顏色革命”的企圖不會停止，這讓俄羅斯西線面臨的壓力與競爭將變得更大、更復雜，俄羅斯因此做出強硬反應甚至過度反應的可能性上升。俄歐、俄美矛盾的持續高漲，可能有利於中俄關系，但也可能讓轉冷的中歐關係雪上加霜。

第三，土耳其、波蘭等中等強國推動“新中間地帶”形成了以歷史性認同為基礎的地區整合進程。這一進程雖然剛剛起步、尚存變數，但已開始重塑整個地區的觀念和認同版圖，長期而言必將對中國利益構成衝擊和挑戰。

第四，土耳其和波蘭等中等強國興起的意義不僅在於加速國際和地區格局多極化，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政治實踐雖久為美國和西方主流所詬病，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立足自身文明傳統探索多元治理模式和發展道路的嘗試。換言之，後霸權時代西方陣營內部的離心力和裂痕，將不僅來源於機會主義的權力邏輯，也來源於政治價值和制度層面的深層分歧。

面對中等強國及其開啓的地區整合進程，中國的對策原則應當是：尊重中等強國的戰略自主，防止與中等強國完全對立，防止地區整合進程走向封閉排外，增進與其在地區經濟發展、互聯互通、數字經濟、環保等領域的合作。

中國應當積極與“新中間地帶”的最大守成者俄羅斯保持密切的戰略協調，共同探索如何接觸和應對以“突厥語國家組織”為代表的新興地區機制。在杜尚別峯會上啓動新一輪擴員的上海合作組織，也許是一個現成的接觸平台。“突厥語國家組織”的所有正式成員，都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是正式成員，土耳其、阿塞拜疆是對話夥伴。此外，上合組織在塔什干的地區反恐機構（RATS）已經與“突厥語國家組織”的前身“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建立了接觸。現在，已經到了各國開誠佈公地探討兩個機制之間的接觸、對話與合作，消除誤解的時候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28-37頁，原 題為《 霸權之後的“新中間地帶”》。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