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摺疊與護欄：中美關係能走穩嗎？_風聞

王建偉教授的這篇文章很不錯，供大家參考。他認為，過去對中美關係的過分樂觀和現在對中美關係過分悲觀都是片面的。我們既要做最壞的打算，也要爭最好的結果。缺了前者，那是幼稚病；放棄後者，過分強調中美必有一戰，那是宿命論，也不是上策。

文：王建偉/澳門大學教授

去年1月民主黨總統拜登就職以後，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階段。過去一年，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和多數分析人士的預測都不一樣。拜登政府既沒有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樣“重置”（reset）中美關係，使之回到特朗普之前的軌道；也沒有像另一些人擔心的那樣完全“特規拜隨”， 奉行“比特朗普還要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中美關係既沒有“高開低走”，也沒有“低開高走”， 而是“低開平走”——上半年主要是雙方交鋒試探；下半年則在激烈競爭的同時探索合作共處之道。儘管中美關係沒有出現我們所希望的範式轉換，但是特朗普時期自由落體般的惡化勢頭得到緩解，應該説兩國關係形成了某種動態平衡。

過去一年，中美關係的互動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2020年11月拜登當選到2021年3月，是“喊話”和“通話”的階段；3月份以後進入第三階段，亦即“對話”的階段。

第三階段又可以細分為幾個小節。第一節以3月18日楊潔篪、王毅和布林肯、沙利文在安克雷奇的“2+2”戰略對話為標誌。特點是美方處於攻勢，對中國的內外政策提出系統性的批判和指責，引起中方強烈反彈，直斥美方沒有資格從所謂實力地位和中國説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第二節以7月25-26日美國副國務卿舍曼訪華為標誌。中方反守為攻，拒絕了美方提出的所謂 “競爭、合作、對抗”的三分法和對華“壞事做絕，好處佔盡”的霸凌做法，並對美劃出了三條紅線，提出了兩份清單。

至此，可以説雙方把底牌都亮明瞭。此後，雙方的高層對話和互動減少了相互指責，進入了着眼於管控和解決具體問題的第三節，包括阿富汗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台灣問題等。

第三階段的高潮是去年11月16日兩國領導人的線上峯會。拜登提出了“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 的新“四不”政策，這是對中方所提三條紅線的回應，可以算是2021年中美關係中的一個亮點。

從以上中美之間高層互動的基本脈絡來看，經過一年的磨合，雙方在理念和認知層面上還是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和諒解。但反映到兩國關係的具體問題上，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局面。

可以説，拜登上台以來，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政治上，雙方在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屢屢發生激烈衝突；安全上，拜登政府在南海、台海問題上不斷衝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線；經濟上，雖然拜登政府停止了對華貿易戰，但是“特朗普關税”依然高懸，科技和金融“脱鈎”繼續推進。

但與此同時，兩國關係局部的改善和緩和也有跡可循，有限的合作開始出現。兩國各領域高層對話有所恢復，有關新冠溯源的口水仗不了了之，孟晚舟案平和落幕，兩國在氣候變化、媒體問題上達成協議，雙方在阿富汗、伊朗和朝鮮核問題，以及防止核戰爭等問題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協調和合作。雖然這些有限的合作和協調仍然無法改變中美之間“競大合小”的基本格局，但也説明合作還是有可能的，而競爭也並非沒有底線——2021中美之間並沒有出現重大的顛覆性危機。

當前的中美關係可謂“剪不斷、理還亂”，出現這種空前的複雜性有多重原因。一是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指導思想上，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全面競爭戰略。正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所聲稱的，雖然美中關係是複雜和多面向的，但是其核心是激烈的競爭。美國和中國大部分的接觸都是建立在競爭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但同時，拜登政府也提出要負責任地管控和中國的競爭，為兩國關係建立所謂“護欄，” 以防止中美競爭失控而導致衝突。

換言之，競爭但不衝突，是拜登對華政策的一條底線。在這個底線之上，美方會不擇手段和中國競爭以求勝出（anything goes）。這和中方以前提出的“不衝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有部分重合的地方，不同的是對美方來説，“衝突”不要，“對抗”可以，而且“不衝突”是建立在競爭而不是合作的基礎之上。

二是拜登對華政策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多重製約。拜登上台之際，面臨國內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的困局。拜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處理國內問題上，對他來説，“安內”是首要任務（first priority）。尤其是因為民主黨在美國國會的多數黨地位非常脆弱，拜登要推動其國內重要的立法議程，需要共和黨的支持，所以他不會為了“安華”, 而犧牲其國內政治利益。

此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問題上已經形成高度共識。這從美國國會的反華法案層出不窮，且往往以高票通過就可見一斑。在美國政客的不斷操弄下，美國社會也形成了一種反華、厭華甚至仇華的政治氛圍，最近的民調也反映出這一點。在這種政治大環境下，拜登即使想要在對華政策上做出更大調整，在操作層面也有巨大政治障礙。

三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團隊整體而言對華並不友好。團隊領軍人物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作為民進黨中生代建制派，雖然比較理性，但是充滿傲慢和偏見，對中國內政和外交缺乏全面通透的瞭解，對和中國打交道也缺乏足夠的經驗。而在拜登政府安全、外交、經濟等部門負責對華政策具體操作的中層官員則不乏從狹隘的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視角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少壯鷹派。”他們自詡為中國問題專家，但其關於中國判斷常常基於西方的理論和概念，缺乏實證的經驗。總之，拜登團隊中，曾在歷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傳統意義上的“中國通” 幾近絕跡。

對於這樣一支對華政策團隊，人們很難抱有太高的期望。即使兩國領導人談得很好，在多大程度上他們達成的共識能經由他的團隊轉化為實際政策，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聽到中方提醒美方要落實兩國元首會晤精神和共識，而美方卻很少提起的原因。

四是特朗普政府留下來的對華政策遺產和慣性難以改變。特朗普執政四年，對美國對華政策動了中美建交以來最大的“手術，” 幾乎涉及中美關係的各個方面，大大偏離過去四十年中美關係賴以發展的政治基礎，給兩國關係帶來巨大，甚至是永久性的損害。

以國務卿蓬佩奧為代表的極端反華派，力圖使這些變化系統化、機制化、常態化——包括實施以關税為特徵的對華貿易戰，對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極限施壓封殺，全面提升美台政治與軍事關係，美國情報執法部門制訂以中國為目標的“全社會”行動計劃，等等，其目的就是要使得中美關係各個領域出現的倒退變得不可逆轉。很不幸的是，他們的目的基本達到了。拜登政府陷入蓬佩奧們挖的一個又一個“坑”裏而不能自拔，想要“改弦更張”需動用大量政治資本，並很容易動輒得咎，被政敵攻擊為對華軟弱和綏靖。

最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一年中美關係也受到雙方互動的影響。由於中美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常態化的溝通，雙方都傾向於從“最壞情況假設”(worst-case scenario) 的角度去看待對方的言行，並常常由於媒體的炒作而被無限放大，從而加深彼此的對立和敵意。

雙方非良性互動的兩個典型例子是：去年10月以來中美在台海問題上的衝突，和12月雙方在“民主”問題上的對壘。在台灣問題上，雙方都認為對方試圖改變台海現狀，踩了自己的紅線，想通過反制行動來嚇阻對方。而雙方的相互威懾行為很可能因為媒體的炒作而被解讀為對方準備改變既定政策、越過紅線的前奏，從而增大中美之間發生“意外戰爭”（accidental war）的風險。中美圍繞拜登的“民主峯會” 和“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展開的話語權之爭，則加劇了雙方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拜登嘴上説不搞“新冷戰,” 但是行動上卻奉行“冷戰”邏輯，難免會影響中美“在重要領域的對話合作”。

在可預見的未來，以上造成中美關係極端複雜性和充滿內在矛盾的因素還會繼續發生作用。如何應對中美關係前所未有的複雜性，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和挑戰。它要求我們對中美關係有一個總體的把握，而不被“一時一事” 而困惑。用毛澤東的話來説，既要看到“高天滾滾寒流急”，也要看到“大地微微暖氣吹”， 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戰略定力，過去對中美關係的過分樂觀和現在對中美關係的過分悲觀都是片面的，無法反映複雜的現實。我們既要做最壞的打算，也要爭最好的結果。缺了前者，那是幼稚病；放棄後者，過分強調中美必有一戰，那是宿命論，也非上策。

2022年，內政因素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尤其大。年底，美國將舉行中期選舉。由於內政不濟，目前拜登的民調支持率持續低迷；如果上半年不能扭轉局面，民主黨很有可能在選舉中慘敗，失去兩院的多數黨地位。這樣一來，國會共和黨人不但會阻撓拜登政府一切試圖改善中美關係的努力，而且還可能會對拜登執政以來的對華政策背離特朗普路線的部分進行“清算”。2022年對中國的發展而言也是一個關鍵的節點。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相關的外交人事調整大概率會對我國的對美政策產生輻射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博弈和鬥爭中保持中美關係大局的基本穩定，將是對中美兩國的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