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路可退：中國手機的歷史進程_風聞

2011年，難續輝煌的華強北，迎來誕生以來最落寞掙扎的時刻。

決心“雙打”山寨偽劣的深圳警方，搗毀了藏身於華強北一棟居民樓山寨手機窩點。為了銷燬證據，奮力堵住大門的山寨機生產商一口氣把近千台山寨蘋果、諾基亞手機從18樓砸下，大街上轎車和鋁合金欄杆被砸出了無數坑洞[1]，對抗之激烈堪比香港警匪片。

然而，抵抗沒能阻止走向衰落的步伐。三年後，東莞手機代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鍊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他在絕筆信寫道，“願賭服輸，我輸了”。

華強北的造富神話，得益於聯發科的Turn key（遞鑰匙）方案：將多種類型芯片（如音頻、視頻解碼、信號處理）集成到一顆芯片上，並提供系統和開發平台。華強北的生產商只需要買一套聯發科方案，再自己配上機殼和攝像頭，就可以造一台手機。

在山寨機到達頂峯的2009年，聯發科在中國一舉賣出了1.45億部山寨機芯片，拿下90%的市場，出貨量超越高通，一度問鼎全球第一大手機芯片廠商。

神話的終結，直接的推手是iPhone橫空出世，三卡三待和跑馬燈的山寨機被摧枯拉朽之勢送進墳墓。

安卓+高通的組合取代了昔日的聯發科，牢牢佔據了手機市場價值鏈的頂端，一度把聯發科卡在了“廉價3G芯片”的市場裏，也一度成為了國產智能機發展的命門。

中國智能手機時代的繁榮與低谷、澎湃與惆悵，都能在華強北的沉寂中找到源頭。這是一個關於中國手機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中國製造業的故事。

2012年11月， vivo在水立方發佈了主打Hi-Fi音質、搭載1.5GHz四核處理器，運行Android 4.1操作系統的vivo X1機型。這款手機以6.55毫米的超薄機身，成為了彼時全球最薄的智能手機。

時值功能機向智能機切換的窗口期，X1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當時vivo所面臨的庫存問題。要知道在智能機普及的檔口，一大批功能機前浪扮演了代價的角色。

2012年問世的vivo X1

行業的重大技術切換，往往都會造就行業的供給側改革。2004年聯發科的Turn key方案橫空出世，直接創造了當年的手機價格大跳水：諾基亞帶頭，一眾知名外企率先將手機的價格從幾千元下探到一千元上下。而本就走低價路線的功能機霸主波導，在兩面夾擊中以2005年虧損2.8億元，兩年後被ST收場。

隨着智能機的逐步普及，一大批在功能機時代封疆拓土的寡頭迎來命運轉折。如果沒有渠道夥伴不離不棄、同甘共苦的鼎力支持，vivo很難挺過這次技術切換浪潮。

後來便是大家都再清楚不過的故事：iPhone不但收穫了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市場，同時在中國大陸創造了一個蔚為壯觀的“蘋果產業鏈”，這成為了國產智能機百花齊放的內核。

這種供應鏈的強大，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2012年，離iPhone預定上架只有數週，手機屏幕臨近午夜才被運送到裝配工廠。工頭立刻叫醒了工人，每人一包餅乾一杯茶，立刻趕往車間，半個鐘頭內，組裝線開工。96個小時後，這家公司便可以用日產1萬多台的速度生產iPhone[2]。

單單是2012年，蘋果在中國的供應商就增加了1倍多。到2018年，766家全球供應商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供應商已經升至346家。所以，當雷軍要做小米手機時，藍思科技、歐菲光和欣旺達等現成的蘋果國產供應鏈就擺在面前為自己所用。

也許當時很多人都不會想到，vivo會和小米、華為、oppo一起，把中國智能機滲透率從2011年的13%抬升到2017年的96%，在全球手機市場割據一方，成為了城鎮化洪流和移動互聯網繁榮中最鮮豔的註腳。

但這個壯觀產業鏈背後辛酸的一面，也一直印在iPhone的包裝盒上：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由加州蘋果公司設計，在中國組裝）。

在每年銷往全球各地的iPhone裏，超過90%都在中國組裝完成。但芯片和操作系統的研發與規劃，全部在位於加州的蘋果總部中完成；屏幕、儲存、CIS芯片等高價值零部件長期被日韓企業瓜分；留給大陸的，大部分是模組、精密件與組裝環節，蘋果還會利用二供打一供，三供製衡二供，不斷壓低供應商毛利。

這也造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論公司規模和產業鏈體量，沒有哪個地方能與大陸匹敵，但卻面臨有規模無利潤的尷尬——蘋果的淨利潤，相當於A股最大的12家蘋果概念股利潤之和的20倍。而對應到下游的品牌端，則是另一個窘境：有品牌無溢價。

智能機時代，“安卓+高通”代替了聯發科的角色。它的好處是大大降低了手機生產的門檻，因為核心零部件大部分都可以外購，任何手機廠商都可以堆砌出一台各方面參數都不錯的手機，核心能力從技術研發變成了供應鏈管理。

但安卓+高通在坐穩手機產業鏈的價值頂端的同時，也拿走了安卓手機品牌的定價權：由於大家都是“方案整合商”，產品的差異化不再由自己來決定，而是取決於第三方系統和SoC。

因此，在2016年之前，國產手機的繁榮本質上來自於背後的兩股推力：一是從功能機到智能機的技術切換浪潮；二是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與蘋果產業鏈的組合而成的大規模製造能力。兩股力量相互作用，讓一眾國產廠商能夠在產品利潤並不高的情況下，不斷用增量市場換取利潤增長。

而當2016年之後智能機滲透率逐漸接近天花板，市場規模開始飽和，怎麼在SoC和操作系統受制於人的情況下，通過產品差異化衝擊高端市場，成為了每一箇中國手機品牌都要面臨的大考。

2016年，vivo榮登國內手機出貨量前三，素來低調的創始人、總裁兼CEO沈煒一反常態的在多個場合表達了高處不勝寒的感受，“就像爬山，以前在兩三千米，那時候不缺氧身體很好，發現落後還可以跑；現在不小心到五六千米，發現身體這不舒服那不舒服，犯個錯誤代價就很大[4]。”

果不其然，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在2017年，第一次出現了出貨量整體下滑。

在百家爭鳴的智能機切換窗口期結束後，手機品牌產品差異化的能力就開始脱離手機本身，比如有自研芯片和系統的蘋果和華為；有投資數百億自己蓋芯片廠和面板廠的三星；也有長期盤踞線下市場的vivo等。

2016年後，中國手機市場的最大的變化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線下渠道的爭奪：2017年，小米啓動了公司歷史上最激進的線下擴張計劃，試圖通過小米小店和小米專營店殺進OV腹地；華為重提“千縣計劃”，推動零售渠道下沉。

同一時期， OPPO開始主動優化下沉市場老舊偏小門店，掉頭轉戰一二線城市的Shopping Mall；vivo則選擇從線下反攻線上，於2019年推出了子品牌iQOO，在避免傷及線下渠道利益的同時，向線上大規模滲透。

到2019年，消費者換機週期，從原來的12月拉長到24個月、甚至26個月以上。擺在手機品牌面前的問題是：一方面，蘋果和華為通過自研SoC割據了高端市場；另一方面，下沉市場最後的紅利被消耗，渠道的爭奪開始演變為殘酷的零和博弈。

做高端機能獲得多高的品牌溢價，一組數據説明一切：2018年，蘋果/三星/華為/其他品牌的單機均價分別是794/255/205/149美元。iPhone的市場份額幾乎從來沒有達到過30%，卻始終攫取了全球手機市場的75%-80%左右的利潤，直到現在。

因此，在線下渠道的爭奪之外，國產手機又開啓了另一條主線：開闢第二戰場，做曲線創新。

2018年6月，vivo在上海發佈了對vivo、乃至整個手機市場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面屏手機——NEX。通過升降鏡頭與屏幕指紋技術，vivo NEX首次實現了無劉海全面屏。

從產品的角度看，初代NEX是當時全面屏浪潮中一個創新的樣本，一度引領了全面屏和屏幕指紋手機的普及；但從整個市場層面審視，這其實是國產手機品牌“曲線創新”的一個縮影。

發佈於2018年6月的NEX一代

過去幾年，國產手機的另一個變化，便是在鏡頭和屏幕上五花八門的創新，各種三攝、四攝模組方案層出不窮，高刷屏、曲面屏、挖孔屏輪番登場。

同樣在2018年，華為的P20 Pro首次在主流旗艦機上應用後置三攝設計，引起眾多廠商紛紛效仿，以至於同年小米在故宮發佈MIX3，雷軍笑稱小米相機部門有沒有年終獎，取決於能不能“幹翻華為”。

一年後，蘋果在iPhone 11系列裏首次應用造型酷似浴霸的三攝模組，成本高達73.5美元，超過A13芯片（64美元）和屏幕（66.5美元），成為一部iPhone上最值錢的零部件。

各種鏡頭與屏幕奇葩薈萃的本質原因，其實是手機品牌依賴“安卓+高通”的情況下，通過在其他零部件上開闢“第二戰場”，獲取高端定價的方式。

市場的反應也的確如此：2018年後，國產智能手機價格區間明顯上移，中高端機市場份額拉昇，低端機市場份額快速下滑。

客觀的説，國產手機品牌過去幾年在屏幕、影像、AI等環節的創新，幾乎每一步都走在了整個市場的最前列。但另一方面，鏡頭與屏幕上的創新，其“差異化窗口期”並不長。某個品牌吃螃蟹之後，其他品牌都能迅速跟進，不到一年時間大家都推出了三攝和全面屏，原本的產品差異化迅速被抹平。

覆盤國產手機在鏡頭和屏幕上的羣芳爭豔，會發現以vivo NEX等為代表的一系列產品，其實是中國手機市場的一個重要拐點：中國的手機品牌開始意識到，營銷、渠道與性價比不再是市場份額的密碼，他們需要利用技術上的創新，獲得消費者的認可。

但同時，在第二戰場的曲線創新又是最後一片機會主義的土壤，它對市場的作用更多反映在產品定價上，更何況，在國產品牌集體衝擊高端市場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華為的倒下。

對國產手機而言，距離真正的高端產品，依然有有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芯片。

一顆性能強勁的SoC對手機銷量有多重要，有一個例子可以説明：

2013年，蘋果發佈了中端定位的iPhone 5C，除了塑料外殼，iPhone 5C並沒有使用同年iPhone 5S的A7芯片，而是用了上一代iPhone 5同款的A6。三年後，同樣定位廉價的iPhone SE再度沿用了iPhone 6S的A9芯片。

但無論是iPhone 5C還是iPhone SE，最終的銷量都不甚理想。在後續定位廉價的產品中（XR、SE2、12mini），蘋果都採用了與旗艦機相同的SoC，銷量隨即回升。

iOS系統和A系列芯片，成就了iPhone的高溢價。這也解釋了在高通和聯發科體系裏的國內廠商，經常不厭其煩宣傳自己的產品“首發高通驍龍芯片”，背後其實是一種無奈。

華為能夠在高端市場與iPhone叫板，一方面有消費者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更重要的是，華為用長期的研發開支換來了性能不遜於高通驍龍的麒麟系列SoC。但遺憾的是，華為的造芯之路，並不適用於其他的手機品牌。

對其他手機品牌而言，手機業務本身就是自己的生命線，一旦強行上馬，很容易對公司經營造成重大打擊。

因此，對國內手機品牌而言，芯片雖然是一座必須跨越的大山，但最實際的辦法不是畢功一役，而是先積累自己的芯片能力，找到用户需求的差異化，一步一步開始技術爬坡。

2019年，vivo就第一次表明了他們所認為的行業四大“長賽道”：設計、影像、系統、性能。

隨後的幾年，vivo陸續推出了引領行業的微雲台防抖、120W超快閃充、前置微縫雙柔光燈、光致變色玻璃等技術。尤其是在去年推出的vivo X70系列旗艦產品中，首次搭載了自主研發的專業影像芯片 “V1”。這款芯片的出現，可以視為vivo在四條長賽道上聚焦深耕的一種成果。

和我們平時經常談及的手機SoC不同，V1是一款影像芯片，可與SoC中集成的圖像信號處理器（ISP，Image Signal Process）協同使用，實現1+1>2的效果。影像是用户選購手機的重要指標之一，ISP則用來處理圖像傳感器的輸出數據，比如AEC（自動曝光控制）、AGC（自動增益控制）、AWB（自動白平衡）、色彩校正等等功能的處理。

在手機中，ISP多被主SoC所集成，為什麼一個CPU也能做的事要給ISP來做？因為ISP作為專門計算影像數據處理的單元，能效比極高，對手機這種對功耗和發熱非常敏感的設備，能少一度是一度。

在鏡頭和屏幕上的混戰告一段落後，國產手機再度集體轉舵芯片研發，並非偶然。

對於手機品牌而言，通過自研芯片塑造產品差異化，是窮盡一切機會主義之後的最終解法，也是衝擊高端定價幾乎唯一的路徑。而站在整個產業鏈的角度看，當下遊的手機品牌開始把研發開支大規模投向芯片設計，最終受益的也會是整個產業鏈。

國內電子企業的發展路徑，大多從低端做起，再往高端轉型。但從成果看，向高端成功衝鋒的案例不多。原因在於，企業往高端爬坡時，產品難以得到市場驗證。進一步刨根問底，會發現核心癥結在於，本就薄弱的上游產業鏈，沒有機會參與到產業鏈下游。

以CIS芯片為例，整個智能機時代，高端手機的CIS芯片幾乎都完全依賴索尼的供應，這導致本土的供應商即便能生產出產品，也難以推向市場，再通過下游市場反哺自身研發。直到副攝、三攝甚至四攝的出現，國內的供應商才有坐上牌桌的可能。

套用在手機品牌入局芯片研發的語境中，恰恰是因為這些芯片的低端和邊緣，讓大陸產業鏈能夠拿到下游的訂單，形成研發-利潤-再研發的循環。比如在vivo的V1芯片裏，vivo只參與芯片設計等前置環節，之後的新品流片和生產製造，都是由上游供應商完成。這意味着上游一大批供應商都能實現自我造血。

在vivo的經營理念中，有一條叫做“要敢於吃虧、長期主義、利他共贏”。對於vivo本身而言，在一台手機的成本結構中，哪怕多一塊錢留在大陸，乘上其千萬級別的銷量，也許都會變成上游的一座工廠、一條產線和一大批半導體工程師。

一塊邊緣芯片背後的價值，也在於此。

消費電子行業是一個很特殊的行業，相比發動機、醫藥、機械設備這類“漸進式創新”領域，由於摩爾定律的存在，電子產業中領先者的優勢很難積累。一旦技術取得突破，後來者反而更容易形成優勢，領先者的落後產能則會成為累贅。

比如在面板領域，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猛砸3代線，短時間內超越了產能集中在1、2代線的日本；台灣地區在世紀初大舉引入5代線，迅速反超韓國；大陸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加入戰局，直接把投資焦聚在8.5代甚至10.5代線，再度實現了後發者的勝利。

這種特點給了東亞國家和地區後發制人的機會，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東亞模式”。但同時，摩爾定律的殘酷性，也意味着早期投資難以積累起規模優勢。

而對下游的終端產品來説，即便是蘋果和三星這樣的絕對霸主，也始終面臨着巨大的競爭壓力。稍有懈怠，就會給追趕着留下反超的後門。

在農曆新年的致辭裏，沈煒將2021年定義為vivo的**“質變元年”**，他在內部強調，要大力踐行2012年“敢於追求極致，持續創造驚喜”的X1精神，用更加挑剔的設計眼光和極致的設計追求來創新創造，力爭達成更多的行業第一。

在國內中國手機品牌的CEO中，沈煒是唯一一個沒有微博的，甚至在互聯網上連個人履歷都比較模糊。這種特質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vivo：仔細審視這家公司，會發現它的創始人及公司高管，相對並不擅長在大眾媒介裏拋頭露面，但它安然的度過了每一次行業危機，從容的趕上了每一次技術浪潮。

vivo拿出過NEX和APEX這樣的驚豔產品，也有過依靠iQOO反攻線上市場的神來之筆。從主打Hi-Fi音質的vivo X1，到“世界最薄”的vivo X5 Max；從X50的“微雲台”防抖，到X60的50mm F2.0標準鏡頭，再到X70系列的V1芯片加持，vivo創新的腳步，也從未被外部的變化所左右。

vivo創始人、CEO兼總裁沈煒

不久前，vivo將“設計驅動”寫入了自己的價值觀，它的本質是去發現用户需求，滿足用户需求，給用户帶來新的價值和意義，不斷為用户創造驚喜。

一方面，這是vivo一以貫之的產品觀，另一方面，消費電子的殘酷性也決定，用户只會記住最好的產品，而非善於講故事的品牌。

而對整個中國手機產業來説，另一個半場的哨聲不過剛剛吹響。

2010年至2018年，華為的銷售量增長了68倍，超越了蘋果。特別是在中高端機型上，極大地衝擊了蘋果的領導地位。

而依託華為龐大的終端銷量，中國大陸芯片設計領域發展迅速，不但誕生了世界前十的芯片設計巨頭華為海思，整體芯片設計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二。

在消費電子領域有一條鐵律：面向用户的產品永遠是帶動產業創新的關鍵角色。幾年前國產手機在全面屏、屏下指紋、攝像頭等零部件上的大躍進，包括如今五花八門的摺疊屏方案，表面上是在內卷，但只有小米願意做奇葩的全面屏，做屏下指紋的供應商才能進步；只有華為願意做浴霸攝像頭，光學供應鏈才有衝擊高端的機會。

對於國內產業鏈來説，從低端到高端是一個爬坡的過程，無論是工藝的改進、還是成本的優化、或是良率的提升，都需要供應商與品牌長期的協作與磨合。在這之中，“過程”是關鍵詞。

説得更細一些，技術的突破只是從無到有，而大到強，靠的是成本的控制、良率的提升、市場的反饋。

過去十年，中國手機最大的成就，是一大批智能機品牌在市場一步步站穩腳跟，在下一個十年，這也是中國手機最大的優勢。

最新第三方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的數據顯示，2021年vivo的市場份額已經穩居國內市場第一，有很多人會問：vivo是怎麼做到的？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堅持埋頭種因，始終把用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堅持科技創新研發投入，持續去打造讓他們熱愛的產品。

無論是在過去一年登頂的vivo、還是其他品牌，他們需要扮演的角色都是產業鏈的“總倒逼師”：依託自身的體量與市場份額，一邊洞察用户的需求，一邊與產業鏈緊密配合，用真正的高端產品去推動整個產業鏈的進步。

這是一場向山頂發起的衝鋒。

[1] 殺死華強北這座山寨王國棟，是蘋果和阿里巴巴，澎湃新聞

[2] 華為手機往事：一個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飯統戴老闆

[3] 羅永浩談“嚇人的技術”，除了華為在座的都是裝孫子，集微網

[4] vivo曾經在千億關口上徘徊，虎嗅

[5] 數讀 小米十年成長史一網打盡，動點科技

[6] 從互補走向競爭：智能手機的“中國製造”之路，恒大研究院

[7] 大國雄芯，手機模組逆勢增長景氣延續，華安證券

[8] 產業跟蹤之智能手機：蛋糕將如何劃分，長江證券

[9] 在小米參與和推動下 中國山寨機已被徹底消滅，中關村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