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大輿論戰役”_風聞

社會主義自誕生以來就與不同階級階層進行思想論戰，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的論戰更是持續至今，熱度不減。

社會主義取得過輝煌戰績，鼓舞無數勞動者團結革命，但也隨歷史的發展，特別是蘇聯的解體而陷入被動。即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依然不能在國際輿論上佔據主動，這是為什麼呢？

我認為，“中國故事”沒有講好的原因，是現有的社會主義理論沒有正確揭示歷史規律導致的。

“三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辯論的焦點。它們就像三場輿論戰役，決定了雙方的命運。這三個問題是： 

1.財富是誰生產的？ 

2.“民主自由”是好是壞？ 

3.“公有制”是對是錯？

問題一：財富是誰生產的？ 

“財富是誰生產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關係到公平分配，也關係到人心向背。因此，它是許多社會理論闡述的核心。

社會主義是採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來闡述這個問題的，即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是財富的來源。因此，資本家的剝削是嚴重不公平、不合理，應該被消滅的。 

資本主義則是另一種觀點。它認為財富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在自由市場裏，只要合法競爭，守法經營，獲取的財富就應該屬於個人。資本沒有罪惡，剝削也不應被抹黑，因為它們創造了巨量財富，解決了就業，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讓西方成了令人嚮往的富庶之地和自由樂土，還把人類文明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兩種觀點看似都有道理，其實都不對，但資本主義的觀點更具迷惑性。 

正如我在《世界的運轉機制》、《從底層邏輯理解世界及其趨勢》等文章中分析過的，財富的本質是能量。人類不能創造能量，只能把自然界不能使用的能量轉化為人類社會可以利用的能量。 

比如，第一產業農業，其產品對太陽能等自然能量進行轉化，供給人類的能量需求。第二產業工業，其產品作為工具能讓生產生活“事半功倍”，通過“節約”能量來“獲得”能量。第三產業服務業，它為第一、二產業服務，也是在為能量轉化服務。 

因此，自然科學的進步決定了人類財富的增長。沒有科技創新就沒有新增財富。財富生產主要依賴創新者，其次是勞動者，資本家不生產財富。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剝削”分為“合理”和“不合理”兩種。 

所謂“合理剝削”，是指創新者對勞動者的剝削。因為有新增財富出現，所以它是正當的，公平的，對經濟發展有益的。 

所謂“不合理剝削”，是指不創新又疏遠勞動的資本家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分割過多的財富。因為沒有新增財富出現，所以它是錯誤的，不公平的，對經濟發展有害的。 

社會主義理論在財富生產與分配上的缺陷是，沒有區分“剝削”的兩種類型。這導致“剝削”被與“私有資本”畫了等號。在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初期，“剝削”都在消滅資產階級的過程中被一併抹除了。結果是，“合理剝削”被消滅，創新者的積極性受挫，創新力下降。久而久之，聰明能幹的人因為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回報而變得消極，經濟失去活力。社會主義就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資本主義則不同。它堅決維護“剝削”行為，維護剝削成果，以此激活人們的致富心理，使經濟獲得強勁動力。哪怕經濟畸形發展，虛假繁榮，甚至“動力”演變成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自殺力”，資本主義也在所不惜，沒有動搖過對“剝削”的信仰。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向“離離原上草”，有了“輪迴復生”的能力。 

回顧資產階級的發展史，其實分作兩個階段： 

最初，它的強大生命力來源於冒險精神和創新力。資本家是以勇敢者和創新者的形象出現的。他們既然是創新者，那麼就是財富生產的主要“功臣”，因此有資格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獲得更多財富。這種“合理剝削”對整個社會都是有利的，也是公平、正義、合理的。 

但是，隨着創新難度的加大，科技發展進入了低谷期，“新增財富”消失了。社會財富的總量階段性見頂，整體保持動態平衡的局面。這時，財富生產主要依賴勞動者的勞動實現，與創新的關係迅速降低。按道理説，此時分配財富應該取消“剝削”，轉而施行“按勞分配”，但是，此時的創新者卻憑藉已經積累的財富和他們在生產中的領導地位，將自己變成了“資本家”，將財富分配規則定為依據“資本比例”進行分配。這就使得“按勞分配”落空，而“剝削”得以維持，從“合理剝削”變為了“不合理剝削”。 

“不合理剝削”的危害在於，當社會總財富不變時，剝削必然導致“零和博弈”，財富會“單邊聚集”引發貧富差距擴大。“剝削”越持久，貧富差距越大，低收入者不斷增多，有效需求不斷減少，市場規模不斷縮小，經濟循環不斷衰弱，最後引發“經濟自殺”，即引爆經濟危機。 

所以，資本的整個生產和分配方式都有致命缺陷。三個關鍵因素的聯合作用引發了經濟危機： 

1.科技創新放緩，新增財富消失。社會總財富階段性見頂。 

2.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其“私有”加“競爭”的特性迫使企業不得不進行剝削，不能停止剝削，必然互相攀比“剝削”。誰放鬆剝削，誰就容易在競爭中落敗，被淘汰。因此，誰也不能停止剝削。這就導致了“合理剝削”不能適時轉變為“按勞分配”，而是變成了“不合理剝削”。即便資本家知道剝削在“殺死”經濟，殺死資本主義，他們也停不下來。只能看着整個社會“浴火重生”，再來一遍盛極必衰的“喜悲劇”。 

3.“不合理剝削”引發“經濟自殺”，導致經濟危機。 

正是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存在明顯缺陷，而它們各自的理論又沒有闡發自己的缺陷，只去指責對方的缺陷，於是歷史就出現“左翼”與“右翼”輪流佔據潮頭的現象。 

當科技創新活躍，新增財富較多時，如蘇聯解體前後，資本主義思想就被熱捧，掌握輿論主動權。 

當科技創新乏力，新增財富較少時，如當下世界，經濟危機“山雨欲來”，左翼思潮就抬頭，社會主義就要奪回輿論權。 

總之，就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狀態。誰都不全對，誰都有被歷史否定，要轉向對方的階段。 

問題二：“民主自由”是好是壞？ 

“民主自由”是個奇特的話題。它既是社會主義被詬病的痛點，也是資本主義被詬病的痛點。雙方都自詡“民主自由”，也都用“民主自由”攻擊對方。 

我在《從底層邏輯理解世界及其趨勢》、《世界的運轉機制》、《人類文明的秩序》等文章中分析過，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受“正確方法”控制的。正確方法有時誕生於人民羣眾，如小崗村的18個紅手印，有時誕生於精英人羣，如科學史上的許多大科學家。因此，“民主自由”在歷史中，用對了就發揮積極作用，用錯了就發揮消極作用。而且，正確的方法一旦產生就會排斥“民主自由”，這就是“效率”的“王冠時期”。

舉個例子説明一下。當新冠疫情爆發後，人們一時不知所措，處在沒有正確方法的狀態。這時，應該廣開言路，暴露實際情況，然後在民主自由的氛圍中集思廣益，快速醖釀出解決辦法。但是，當辦法在實踐中被驗證有效後，就不應再過分強調民主自由了，而是要不折不扣地堅決執行，消除一切自由散漫，確保防疫措施高效落實。這就是“效率”的“王冠時期”。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像歐美那樣，在民主自由中產生的方法，又被民主自由“幹掉”了。推行“戴口罩”、“打疫苗”等防疫措施都非常困難，效率極低，導致重大損失。 

“民主自由”之於人類，只是社會治理的方法之一。如果把它僵化教條了，就會貽害無窮。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擁護過“民主自由”，也反對過“民主自由”的原因。 

先説資本主義，它對民主自由是典型的僵化教條和虛偽作態。 

西方歷史在結束中世紀的宗教壓迫後，通過宗教改革對“平等”精神進行了“神化”。人和人既然是平等的，就不應該有壓迫。沒有壓迫，當然就是自由的。人人自由，民主就是合理的，不可侵犯的。 

這種邏輯具有極強的説服力，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被“極端化”和“教條化”的。人們沒有發現其中的邏輯錯誤，但卻在實際生活中見識到了這些錯誤的惡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新冠防疫問題 

另外，歷史由“方法”控制。“方法”分為主訴為“效率”和主訴為“豐富性”兩種。 

主訴為“豐富性”的方法之間是平等的，而主訴為“效率”的方法之間是有高低之分，對錯之別的。 

妻子問丈夫晚餐想吃什麼，蘿蔔還是白菜。丈夫回答“都行”。這個回答説明蘿蔔和白菜是平等的，無優劣之分，只解決“豐富性”問題。如果妻子問今天怎麼才能掙到更多的錢？丈夫回答炒股，則説明丈夫認為這個方法在所有備選方法中效率最高。這個“最高”帶有壓迫性、集權性和專制性特點，因為只有這樣做才最高效。 

資本主義在競爭關係中追逐財富，對“效率”的需求是執迷的、無極限的。這種痴迷一定會排除一切低效的、無效的行為。也就是説，沒有高效方法的人必須聽指揮，不許亂動。因此，資產階級打心眼裏討厭“民主自由”。這從一些美國企業與工會的關係中就能略知一二。 

於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民主自由就像個怪物，表面一套，背地裏一套。既篤信民主自由，又嫌棄它是砸了自己腳的石頭，暗地裏千方百計破壞它。這就造成了表面上“程序正義”，內裏卻是“資本作惡”的怪現象。可以説，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就是“虛偽得義正詞嚴”。 

當然，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處理得很好。因為，不但資本主義國家追求效率，社會主義國家也追求效率。民主自由不但砸資本主義的腳，也砸社會主義的腳。 

社會主義誕生時是以反抗資本壓迫為口號的。他對人類的許諾是解放全人類，實現比資本主義更多的自由。既然資本主義在“一人一票”背後耍花招，那麼社會主義就要徹底踐行“一人一票”。然而，正是這個目標把社會主義陷於不義之地。 

因為，“一人一票”的結果有時是社會主義，有時是資本主義。誰能帶領人們過上好生活，人們就選誰。而好生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方法。 

在科技創新活躍，社會總財富增加較快的時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更好的方法。但是到了科技創新放緩，社會總財富增長較慢的時期，社會主義反剝削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又更有效。 

因此，“一人一票”的選擇有時是資本主義的災難，有時是社會主義的災難。 

歷史用大量事實證明，人們既需要“效率”，也需要“豐富性”。當有高效的方法出現時，財富、資源、人口就聚集在它的麾下，形成“集權”，然後快速發展。當高效的方法達到它的上限，不再能提高效率時，人們對“豐富性”的需求就快速甦醒，開始從原有“集權”中掙脱出來，去追求“自由”。 

這就是“效率”與“豐富性”的輪替導致的“集權”與“自由”的歷史運動過程，表現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人類的目標不是“效率與豐富性”二選一，也不是“集權與自由”二選一，而是根據具體情況——自然科學創新的不同階段帶來的新增財富的多寡變化，“靈活”選擇合適的社會制度。“靈活”才是歷史的本質規律，才是社會制度發展的方向。 

所以，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社會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它不是一個“自由與集權”輪流替代的過程，也不是一個“公有與私有”輪流替代的過程，更不是一個“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輪流替代的過程，而是一個從“分裂對抗”走向“靈活融合”的過程。 

原始社會是公有的、自由的。 

奴隸社會是私有的，專制的。 

封建社會對它倆進行了調和。 

資本主義則更進一步調和，廢除封建特權，在資本外部（資本之間）強調“自由”，但在資本內部繼續實施“集權”。 

社會主義則希望進一步消除資本壓迫，擴大自由，以解決經濟的週期性危機。但結果卻發現，自由散漫的革命組織缺乏力量，不能取得成功，必須“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用領袖式的強力集權才能團結勞動大眾推翻資本主義。於是，尋找“自由”的初衷演變成了蘇聯式的集權統治。這個“集權”把落後的蘇聯變成了強大的世界霸主。但是，蘇聯又因為缺少“自由”，財富、資源、權利被少數人把持，不夠“靈活與包容”，最後崩潰了。 

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撿了個便宜，成為超級大國。他把對蘇鬥爭的武器——“民主自由”進行“神化”，對人類進行“洗腦”。結果，世界出現了“南北衝突”、“文明衝突”、“宗教衝突”、、“種族衝突”、“意識形態衝突”、“地緣政治衝突”等各種衝突。而私人資本對“剝削”和“利潤”的渴望又使它們極度需要權利與秩序（即需要效率），因此越來越厭惡自由，開始搞表面的“民主自由”，內裏用資本的“集權專制（即霸權）”來取代。於是，整個世界呈現出“中心（即歐美）”加速秩序化，而“邊緣（即亞非拉）加速“混亂”的局面。 

可以説，歷史一直在無言地提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在提示“融合與靈活”的重要性，在等待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後實現“融合與靈活”。但是，人類一直愚蠢地把歷史理解為“自由與集權”的對抗，“公有與私有”的對抗，“計劃與市場”的對抗。一直用“不可調和”的，只能“二選一”的眼光看待歷史。到了“資社交替”時期，還不醒悟，還在搞分裂對抗。可謂人類之大不幸！ 

具體到“民主自由”的輿論競爭上，就是資、社雙方都把“民主自由”當做“大旗”，都看不明白它是“大坑”，都在裏面掙扎不出來，頻頻吃虧，頻頻被打臉，然後不得不暗地裏恢復集權專制。 

“民主自由”在本質上就是低效率的。它能發揮什麼作用，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取決於“集權”的幫襯。它在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好用，是因為內部有強力的法制。同時，外部有歐美建立的霸權秩序。依靠這個秩序，歐美殘酷剝削其他國家，獲取鉅額財富。這些財富保證了歐美國家內部的“民主自由”可以良好實施。 

一旦世界經濟進入困難期，或者霸權秩序鬆動，歐美國家不再能剝削到鉅額財富時，它們內部就立刻產生矛盾，陷入動盪，開始出現法西斯化的“集權”和“仇外”力量。可以説，西方良好的民主自由從來沒有離開過集權專制，也離不開集權專制。 

而不被“集權”保護的“民主自由”，比如當今世界秩序中的邊緣國家、低等級國家，它們即使被歐美強行“楔入”民主自由，也因為被剝削走了大量財富，無力維持秩序，而陷入長久且無望的悲慘生活。 

把“民主自由”捧得太高就會導致悲劇。沒有法制、秩序和集權維護的“民主自由”，就是殺人武器。所以，霸權國家暗地裏搞強權，卻把“民主自由”捧上天，然後再用它去打擊對手，使對方失去秩序，失去效率，只能接受剝削而無還手之力。這一招，既好聽又好用。 

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是“私有”加“競爭”的，所以它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叢林法則”之上的。有新增財富時，它看上去温良謙恭。一旦新增財富減少，剝削開始“零和博弈”時，民主自由就會撕下和善的面具，露出一切都是“吃與被吃”關係的真相。 

這是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的，即偏執於“效率”，使“效率”壓過“豐富性”，而不是與“豐富性”相平衡，靈活處理兩者的關係。這個問題只有“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解決。它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更多行動。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擺脱傳統社會主義的問題，真正做到融合與靈活。民主自由和集權治理不可偏廢。“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都要用好。不能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只搞“市場經濟”。 

問題三：“公有制”是對是錯？ 

社會主義被廣泛詬病的一個地方，就是搞公有制出了很多問題。於是，公有制成了社會主義的“小辮子”，讓它在國際輿論中非常被動。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説，要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獲得勝利，“公有制”話題是個繞不開的障礙。 

“公有制”的被動局面與理論家們對它的錯誤闡述有很大關係。正如前面説的，人類歷史在表面看是一個“二分法”彼此角逐的過程，但實際是一個從“對立”到“融合”，從“僵化教條”到“靈活”的過程。漫長的原始社會是“公有制”的，後來是幾千年的“私有制”，然後又出現了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公有制”。 

“公有制”的再次出現是為了解決私有制的週期性危機，而它確實解決了這個危機。但是在後來的實踐中，公有制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就是誤以為解決了週期性經濟危機就證明了“公有制”比“私有制”好，開始追求單一的所有制形式。結果，公有制經濟曇花一現，不久就陷入長期的困境。 

究其原因，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是因為沒有做好“公平和科學的分配”。具體説就是，取消了“合理剝削”。創新者和勤勞者沒有得到合理的回報，資源沒有得到科學的配置，致使整個經濟喪失了活力。 

因此，“公有制”再現於歷史，或者説社會主義誕生的目標，不是説“公有制”比“私有制”好，而是提示人類在“否定之否定”的階段，要把“公有”和“私有”融合起來解決問題。“單一所有制”只會加大波動的幅度。好用時，極好，不好用時，極差。大喜之後是大悲。 

大喜大悲是人類缺乏智慧的表現。歷史的前進方向一定是減小悲喜的“振幅”，減少“悲喜劇”的次數。方法就是“融合與靈活”。 

這個“融合與靈活”必然以公有制為基礎，兼容私有制。因為，自然進化和歷史發展是一個“整體行動”。它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好方法”出現在哪裏，財富、資源、人口等生產要素就會不可遏制地湧向哪裏。而“好方法”並不是固定出現在某人身上，而是偶發的，不可預測的。因此，財富、資源、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礎能比“私有制”更高效地保證要素的流動不被私心阻礙。 

當然，“公有制”主要基於“勞動時間”進行財富分配的做法是“不科學”的，因為相同的勞動時間在不同的人那裏會產生不等量的財富。因此，引入私有制，讓聰明的人和勤勞的人掌握一部分生產資料，更多地生產財富，並帶動其他人致富，是比“單一公有制”更合理的做法。 

這就是歷史必然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因。 

要想改變“公有制”的輿論劣勢，就要講清這些道理。講不清這些道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容易被曲解而陷於被動的輿論環境。“公知”和“買辦”就容易裹挾民意，搞“西方中心論”的意識形態，篡奪改革開放的成果，把它説成是資本主義模式的功勞。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會被帶歪，越來越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來越跟隨西方走向嚴重的週期性危機，繼續上演大喜大悲，大治大亂的老套故事。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輿論戰，是誰也贏不了誰的，只有階段性的交替勝利。要想獲得真正的勝利，實現人類的進步，就必須超越它們的分裂對立，做到“和其兩長，各去其短”。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的原因，以及要去完成的目標。中國是否能成為“天選之子”，關鍵就看中國能不能“説清”、“做到”“靈活與包容”。 

參考文章：《模式之爭背後的歷史玄機》、《有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兩個嚴重錯誤》、《從底層邏輯理解世界及其趨勢》。可去我主頁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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