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大鍋飯”_風聞

“大鍋飯”從管理學角度看，是完全錯誤的，這個錯誤是客觀的。而且當年不是沒有發現，甚至，在全面鋪開以前，教員就已經看到，甚至給出瞭解決辦法。

首先，小農經濟並不能發展生產力，分地本身並不提高直接生產力。在革命時期，分地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給廣大人民羣眾以活命的根本，第二是破除地主階級在地方上的封建權力。在實踐中也會遇到人少地多的情況，這個時候，除了給當地人民分配足夠他們生活的土地之外，其餘的地也是不分的。這些沒分下去的土地，最終就成為了國營農場、集體土地，最終成為公有制的基礎。實際上，共產黨人從來也不搞“平均主義”。

在解放後，農業發展的根本問題是資源不足。土地雖然分下去了，但是農業從來不是有地就自己長出來的，是需要四時照料，勤耕不輟的。由於解放前的長期戰亂，到解放初期，農民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是同樣重要的“種子、農具、肥料”，也出現了極大的短缺，這些剛剛擺脱封建剝削的農民，真的是實實在在的兩手空空。這個解決方法，就是“人民公社制度”。

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古而有之，並不稀奇，甚至公社這種形式也不稀奇，但當土地政策讓農民的積極性被極大調動以後，人民公社才真正的讓人民實現了“按勞分配”（，因為人人都佔有生產資料土地，再也不用按照土地的所有權，進行“按資分配”了）。在公社裏，你有一把鋤頭，我有一把鐮刀，他有一頭大牲口，張三家還有一具重犁，都折價入社。大家有農具輪流着用，農具壞了就一起修，小孩子幹不了重貨，放放牛，割點草還是做得到的，在人民公社裏，人人都能做點啥，總算是能半乾半稀，哄哄肚皮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幹活呢，顯然不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歷史上，在這沉淪的百多年裏，在中國土地上，其實也出現了另一種求生之路。就是給大地主、大官僚、大漢奸、大買辦以及其層層手下們當打手、當奴僕、當幫兇的這麼一羣流氓無產者。他們跟在剝削階級身後，看慣了不勞而獲，也享受到了為虎作倀的“樂趣”。新中國建立了，他們成為剝削者的夢想算是徹底破滅了，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真的真心悔過了，但究其大部分，對於“勞動創造美好生活”實際上是不屑一顧的。加上，好逸惡勞也是人從動物進化而來所殘留的“動物性”的一部分，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沒人偷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蘇聯人建立了契卡，但顯然教員比他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

管理其實也很簡單，封建統治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對上不對下。任何事情，你能瞞得過你的上官，甚至上官的上官。但你是瞞不過你的秘書，瞞不過你們辦公樓的掃地阿姨的。教員要求，農村合作社建立，一定要本着“自願原則”，不僅是加入者要“自願”，被加入者也需要“自願”。偷懶的人，唯一的結果就是無社可入，自然就斷絕了“吃大鍋飯”的問題。但是，後來部分人為了個人或者小集體利益，搞出來“大社”“全民入社”，不分良莠全部統統入“社”，這樣搞不出問題，怎麼可能。

但是，這個制度到底怎麼樣，數據不會騙人，我相信最終歷史將會給出公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