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對生育到底是一種什麼態度？_風聞

梁雲風 | 文 

近來因任澤平等“男性”經濟學家、人口學者提出的刺激生育、鼓勵生育的措施，被很多女性讀者批評。她們認為，這些單純的刺激生育措施，有把女性當成生育工具的嫌疑，“與其成天講刺激生育，不如多下廚、多帶帶孩子”。

一直以來，女性的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生育水平相互關係的研究受到國內外人口學者的關注。很多問題待回答，比如，女性的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又到底是些什麼因素？女性的子宮到底是誰在做主？

在上一篇文章《從數字到共識，讓生育討論回到原點》中，我們認為生育意願的討論要回到具體的場景。這篇文章，我們希望從女性的角度，還原生育的具體場景，客觀剖析決定女性生育意願的底層“密碼”，為提升生育水平尋找窗口。

你的理想子女數量是多少？

研究建國後中國人口生育政策我們可以看到，影響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的因素，主要表現為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雙重影響。

生育政策的影響一方面是直接的約束，比如獨生子女政策，就要求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子女，這是強制性因素；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宣傳教育影響人們生育意願進而改變了生育行為，讓強制性因素變為自願性因素。隨着強制性約束措施的逐步放鬆，特別是當前三孩政策的實施，計生政策對生育行為的直接約束已顯著弱化，而社會經濟發展對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的影響正日益突出。

這表明，自願性因素已經成為影響當前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

荷蘭籍人口學家邦戈茨（J·Bon-gaartz）提出，作為一個時期生育水平代表的總和生育率，除受到生育意願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其他3個正向因子（非意願生育、替補效應、性別偏好），以及3個負向因子（進度效應、不孕效應、競爭效應）的多重影響，也可以説，這些因子同時在影響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

舉個例子，一對夫妻已經生育了兩個女兒，本不想再生育了，但因為性別偏好的原因，即有些地方受男性傳宗接代思想的影響，還是咬咬牙生了第三胎，這就是正向因子的影響。

反過來，一對夫妻非常喜歡孩子，生育意願強烈，但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生育，也同樣影響生育行為和生育水平，這就是負向因子的影響。

在當前放開生育政策的大環境下，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因子也在改變。

理想子女數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指標，所表達的是在不受任何客觀條件限制和約束、臻於理想情況下的生育數量，我們把理想子女數作為一個淨生育意願指標。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莊亞兒等學者通過對於原國家衞生計生委於2001、2006、2013、2017年組織開展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發現，生育政策調整後平均理想子女數呈有所上升並相對穩定的趨勢：2001年為1.72，2006年為1.76，2013年為1.92，2017年為1.98。這也是此前眾多學者呼籲放開生育政策的原因。

如果對照另一個指標——打算生育子女數量，我們或許可以發現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的偏差。

打算生育子女數量是生育意願的核心內容，相比於理想子女數這種單純的意願和生育觀念，前者因需付諸實踐，更多地受制於本人及其家庭的各種現實條件，因而將更加接近實際的生育子女數。

根據上述原國家衞計委的調查顯示，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6。打算生育子女數為2孩的比例最高，0孩、1孩、2孩、3孩、4孩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2.2%、31.8%、56.7%、7.4%和1.9%。

從上面數據我們可以看到，2017年平均育齡婦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數（1.98）略高於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1.76），這説明受現實條件影響，實際生育行為有所降低，但整體幅度並不大。當時生育行為的主體是1孩（31.8%）和2孩（56.7%）。考慮到三孩政策到2021年才出台，當前三孩的數量大概率是上升了。

是什麼讓你不願生？

下面這張圖可以看出，影響打算生育子女數量的一些因素。

在上面的影響因子中，出生年代、户口性質、受教育程度、本人是否獨生子女、家庭收入和曾生子女數六個指標對打算生育子女數的影響各不相同。

以出生年代為例，總體來看，按年齡組劃分，0孩子女數構成遞增。1孩子女數60後和70後相近，80後明顯低於70後，90後又略低於80後。2孩佔比卻反過來了，呈現一個遞增的局面，90後是生育2孩意願最強的。3孩和4孩均呈現遞減態勢。

這説明，80後和90後的生育意願雖在3孩及以上區間佔比下降，但本身生育意願並未衰退，所以別總説年輕人不願生孩子了。

分析其他的指標我們也發現，家庭年收入在0孩和2孩區間的影響是最小的，即有錢沒錢，丁克的比例都很小；有錢沒錢，生育兩個孩子的心態是相似的。再往上，家庭條件越好的，反而傾向於少生。

此外，非獨生子女的女性，在生育意願上明顯強於獨生子女，這也是前面我們提到的自願性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

莊亞兒等學者還分析了一個有價值的指標，那就是較高生育意願人羣，即打算生育3個孩子及以上的婦女，這部分人約佔育齡婦女的9.3%。根據上表的數據，與同一分組內的其他子組相比，60後（14.9%） 、農業户籍人口（12.8%）、未上過學的人口（33.4%）、調查對象為非獨生子女（11.6%）、家庭年收入在2萬元以下的人（16.7%）具有較高的生育意願。進一步的數據展示表明，在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打算生育3個孩子及以上的育齡婦女比例分別為7.8%、9.6%、13.5%、1.7%，西部地區約相當於東北地區的8倍。

所以這部分人羣的畫像是，60後，非農業户籍，低受教育水平，低收入，非獨生子女。

反過來講，要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有些指標是不可逆的，比如城市化的深化，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社會觀念變化（90後），人口向東部沿海流動等，必然造成生育意願的下降。

從這個角度上我們也能解釋，為什麼很多刺激生育的手段效果不明顯，而不簡單是經濟壓力的影響。

生育意願偏差與經濟因素

從打算生育子女數量來看，90後出生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目前尚未生育婦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兩者均低於1.76的總體水平，更偏離於1.98的理想生育子女數。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宋健教授通過對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分析發現，育齡女性生育意願與行為的偏向度平均約為0.14個孩子。

生育意願偏離生育行為特別是意願大於行為的現象背後隱含着未滿足的生育需求，這部分因素才是我們着重要通過加強生育支持予以解決的。

從當前女性的總體呼籲來看，影響女性生育意願偏離生育行為的因素，主要是社會經濟因素，比如住房、醫療、教育成本，家庭育兒支持；婚姻狀況，比如大齡未婚女性比例增加；以及不孕不育等因素，都影響着這種偏差的產生。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女性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的偏離，不是刺激生育，而是滿足生育，本質上是讓女性的生育意願得到釋放，而非從男性的視角來“刺激”。

根據歐美、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現金補貼政策對提升生育率具有積極作用，但補貼力度、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孩子次序和宏觀經濟等因素，都會影響政策實施效果。任澤平等學者提出日本、韓國、新加坡的補貼力度影響效果，也常常被很多人作為反攻其觀點的證據，認為日韓等國也在補貼，但效果有限，其實是力度原因。

產假政策對鼓勵生育的積極作用較小，且受家庭收入和女性職業選擇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當前很多地方延長產假被不少女性詬病，在女性職場生存環境不佳的情況下，沒有配套措施的延長產假無助於提升女性生育意願，這也是當前被很多女性認為是一廂情願的男性視角的“雞肋”措施。

此外，生育支持（包含經濟支持、照料支持、父母精神支持、配偶精神支持四類）主要依賴家庭的中國，來自父母的支持對釋放生育意願尤為關鍵，父代能否承擔孫子女照料是決定子代家庭是否生育二孩的重要條件。很多家庭想生，但苦於沒有人帶孩子，這也是很多人口學者呼籲增加託兒所等育嬰場所的原因，希望能緩解家庭支持的矛盾。

綜上，從女性的角度來看，釋放生育意願的因素，或者説“子宮”對生育的態度，大概可以概括為：**有能力生（包括能生和生得起），生了有人帶（家庭支持或者有條件請保姆），生完孩子不影響職業生涯。**生育支持政策主要應該從以上因素出發，這裏面既有經濟因素，更有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可以用經濟手段解決，但企圖全部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當然也是徒勞的。

參考資料：宋健，阿里米熱·阿里木，《育齡女性生育意願與行為的偏離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人口研究；莊亞兒，姜玉，李伯華，《全面兩孩政策背景下中國婦女生育意願及其影響因素——基於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