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德海姆首次訪華_風聞

作者：王之棟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

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推薦、經聯合國大會任命的秘書長，是聯合國的行政首長。他在聯合國大會、安理會、經社理事會和託管理事會的會議中，以秘書長資格行使職權，提交關於聯合國工作的年度報告和必要的補充報告，有權把他認為可能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件提請安理會注意。秘書長根據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授權，負責有關決議的實施。

聯合國憲章規定，秘書長和他領導的秘書處職員只對聯合國負責，不得請求或接受任何各自政府的指示。有鑑於此，各國都給聯合國秘書長一定的禮遇。不過，在正式邀請或接待其訪問時，給予的禮遇不同。有的國家把他看成部長級，也有的把他視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

· 庫爾特·瓦爾德海姆

瓦爾德海姆就任聯合國秘書長以後，十分活躍，頻繁出訪有關國家。英美等西方報刊説他“以世界總統”自居，想當“調解糾紛能手”，奉行的是“積極行動主義”。瓦爾德海姆對西方載體給予他的“評價”不放在心上，仍舊為解決諸多國際矛盾進行奔走、斡旋，並以此樹立起自己的形象。僅一年多的時間，他的影響遍及世界。

1972年中，瓦爾德海姆正式向黃華同志表示，希望8月份有機會訪華；隨後得到我國正式邀請。於是，國際司開始了緊張的接待準備。

這是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和一切權利後，第一次接待聯合國秘書長來訪，司裏從上到下非常重視。分給伍儀瑜同志和我的任務是趕寫“聯合國秘書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份材料。顯然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基礎材料，要對瓦爾德海姆的身世、政治觀點、上台以後主要活動及對我國總的態度，有一個全面、準確、概括的敍述和説明。領導交待，這個材料寫好以後要與請示報告一起上報中央，也供接待班子瞭解情況隨時使用。

伍儀瑜是位老同志，對她來説，完成這方面任務是遊刃有餘，然而對我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而且，由我寫瓦爾德海姆的身世和他的前期主要政治觀點就顯得更難。因為，我對這個人物一無所知，甚至手頭與他有關的材料連一個字也沒有。這可怎麼寫？不過，由於領導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我沒有二話，接受了這個任務。心想，反正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我把完成這一任務作為是對自己的鍛鍊提高和實際考驗。

於是，我跑圖書館，查名人錄，向老同志求教，向有關部門求援。哪怕是有關瓦爾德海姆的點滴材料，我都不放過並記錄下來。沒多久，終於憑着自己艱苦地蒐集材料，曉得了瓦爾德海姆的出身情況，並見到他相關的歷史照片。經過仔細閲讀，反覆推敲，我對這個新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經歷、為人、個人愛好等，有了基本的瞭解和認識。

· 聯合國前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右邊穿西裝)

時年54歲（1972年）的瓦爾德海姆，奧地利學監家庭出身，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當過騎兵，1945年入奧地利外交部，任過政策司長、駐加拿大大使，以至外交部長。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職業外交官在當選聯合國秘書長之前，曾三次擔任過奧地利常駐聯合國代表，並在聯合國內擔任過“外空委員會”主席等幾個職務。他是個熟悉聯合國事務和國際事務的人。

瓦爾德海姆競選奧地利總統沒有成功，當了聯合國秘書長，為他施展才幹提供了機會。他認為，“聯合國正處在十字路口”，意思是這個最大的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此後的路如何走，面臨着抉擇。基於這一認識，如何發揮和加強它的作用，無疑是他考慮的課題。他的頻繁出訪，多方接觸人，甘願被人説成“積極行動主義”，可能也出自這一理念。

那以後，聯合國內出現“關於加強聯合國作用”的提案。我國對此表示支持。人們自然聯想到，伴隨如何發揮聯合國作用的過程，也開始了對聯合國的各項改革。

瓦爾德海姆認為，小國在國際事務中同樣有發言權，“並非小國無外交”，它們也“促進世界和平”。他甚至對西方媒體針對奧地利的不公正言論進行回擊，諷刺那些人無知，説他們連“奧地利和澳大利亞兩者有何區別都分不清”（注：兩個國名 Austria、Australa，英語拼寫、發音相像）。

· 鄧小平與瓦爾德海姆

關於《瓦爾德海姆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份材料，經過處、司兩級領導的審核、修改後才得出手。我所欣慰的是，儘管自己“白手起家”，然而由於領導信任和多方的幫助，最終為文稿提供了一個較好的修改基礎。它起到了應起的作用。這是我第一次接受起草較重要文稿的任務。從此我認識到，敢於探索和拼搏是努力付出獲取實效的基礎，簡言之，認識到主觀能動性的意義和作用。它是成事的關鍵，是成功的先聲。這一理念對我一生的影響之大，自不必説。

且説，事隔幾十餘年仍然值得一提的是，善於審時度勢和變換政策的瓦爾德海姆，曾經有個對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起到非常作用的傑作。那就是，在對待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作為奧地利外長，他在第二十五屆聯大發言時還頑固堅持“一中一台”，在第二十六屆聯大卻對“兩阿”提案投了贊成票。

尤其是，為他改變投票立場作了令人欣賞的解釋。他説：“因為台灣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對此，奧地利政府不提出異議。”這一提法，後來被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把“奧地利政府”字樣換成了“美國政府”，就原汁原味地獻上中美雙方談判桌，被中方接受，並見於著名的《上海公報》。

誰能料到，瓦爾德海姆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觀點，對中美兩個大國關鍵談判中一個關鍵問題的解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被載入了中美關係的史冊。關於這一點，可能直到今天還有人把這一功勞歸結在基辛格身上，因為基辛格提出這一談判方案時，並沒有交待原版出處。

· 1974年9月23日，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代表同聯合國秘書長合影。左起：黃華、希拉剋、基辛格、瓦爾德海姆、葛羅米柯、卡拉漢。

瓦爾德海姆是個外交老手，一踏進中國大門便意識到中國沒有把他作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接待。因為，一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大使沒有因他訪華而回國；二是接他、陪他的中國官員沒有超過部長級的；中國國家領導人接見一事沒有明確。

儘管8月2日喬冠華副部長和國際司官員陪他的代表團參觀故宮、長城、十三陵地下宮殿時，喬老爺與他一路談笑風生，氣氛融洽，其他安排也無可挑剔，但因未見到中國國家領導人一事，他心裏忐忑不安。於是晚上，他委婉地談到，希望見到“中國政府領導人”，否則就要“丟面子了”。

在瓦爾德海姆實際只有四天的訪問結束之前，周總理接見了他。周總理的談話，使他既感到驚奇又十分敬佩。如：周總理同意他關於聯合國處於十字路口的觀點；中國將按有關規定繳納聯合國會費，不然作為常任理事國説話沒有分量；請他在安理會運用自己的影響，使其不要在有關問題上逼中國使用否決權。司領導傳達總理上述講話內容時，我們受到極大的啓發和教育。

瓦爾德海姆在周總理接見以後，打起了精神。他在下榻的42號賓館，進進出出面帶微笑。我陪他夫婦上街購物時，他高興地買了很多中國傢俱和陶瓷製品，説中國給他留下美好印象，他們要有所紀念。訪華結束時，瓦爾德海姆在首都機場握着我的手説：“對訪問十分滿意。”

· 唐明照

瓦爾德海姆訪華的五位隨行人員中有副秘書長唐明照。唐明照同志曾在紐約編輯中文報紙，建國初期奉命回國，長期在中央部門工作。我是在他去聯合國之前在國際司閲讀文件的時候，楊虎山處長派我為他辦理護照和有關出國手續時認識他老人家的。後來又讓我去他家幫助整理帶出國的書籍。

老人講一口廣東人的普通話，當時已六十多歲，自稱是“前清遺少”。他身板兒硬朗，所以他女兒唐聞生知道我要去幫他整理書籍時説：“別管他，讓他自己幹吧。”這次，我參加接待工作，與唐明照夫婦同住42號賓館，對他有了進一步瞭解，於自己成長也有助益。

唐明照是個很健談的人，説起話來聲音洪亮，對人熱情坦誠。他能與國家領導人同桌吃飯，也願同普通幹部一起進餐。

唐明照以工作為重，考慮個人很少。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按有關制度，從聯合國領取了數量可觀的美元，他將此全部交公，自己只享受國家“大使銜”津貼。

唐明照英文好，樂於助人。接待班子如果有的英文字義翻譯不準，他總是願意熱情幫忙，共同推敲。

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在參觀八達嶺長城後回來的路上，他乘坐的“紅旗”車突然拋錨，而且一時修不好，再調車也來不及。當時大家很着急。唐老説：“小王，不慌，不慌。我同你坐一輛車吧（唐老知道，我與瓦爾德海姆的保鏢同坐一輛“上海”牌），免得延誤下一個活動。”

“這怎麼行？”我説，“還有一輛備用的‘上海’，您看可以嗎？”我當時也負責車輛安排，留了個空車跟在後隊，以防萬一有車出毛病。這下子用上了。

“那太好了！我來坐。咱們是自己人，坐什麼車都行。”唐老表情平和，坐了“上海”牌，跟在瓦爾德海姆坐的那輛“紅旗”車後面。我見他同沒事一樣，也就不再心裏犯嘀咕了。次日，當然換成了“紅旗”。

-End-

文字 | 《我這個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棟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