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重獲高層重視, 韓毓海: 當年是誰擊潰了晉商?｜文化縱橫_風聞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

【導讀】近日，高層到訪山西日昇昌票號博物館，瞭解晉商文化和晉商精神的孕育。晉商風雨五百年，錢莊票號匯通天下，經營範圍包羅萬象。若將晉商的興衰放在“世界經濟”的形成時期（約1500年）框架下分析，或能為進一步的“對外開放”帶來很多啓示。

本文指出，晉商資本於北方大陸上的長途貿易，積累了雄厚的資本，並伴隨產生了“山西票號”這樣成規模的經營商業信用的機構。但作者也指出，因為票號資本並不投資於戰爭，所以並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西方主要私人銀行一方面為發動戰爭的國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為戰敗國提供“賠款”的借貸“服務”，同時要求以該國的税收、特別是海關税收作為抵押，藉此逐步成為凌駕在國家之上的跨國壟斷金融資產階級。

作者認為，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於國家的軍事自衞，隨後又被排除在戰爭經營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大宗業務”。此外，隨着通商開埠，西方商人大規模進入中國沿海和內地建立貿易據點，山西逐漸喪失了國際貿易中繼站的地利，晉商也被西方金融壟斷資本擊潰。這也揭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弱小之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之謎

——晉商興衰的歷史考察

山西是一個令人胸懷天下的所在，多少偉大的帝國王朝在這裏升起又衰落。歷史上的山西也是非常富有的，有着很輝煌的商業傳統，而近代以來，山西有一個衰落的過程。如果把晉商的興起與衰落放在1500年以後——亦即“世界經濟”的形成時期來看，探討一下其興衰的歷史原因，會給我們很多啓示。

********▍********產生於長途貿易的晉商

近代以來的中國為什麼沒有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個老舊的問題，原因主要是中國沒有產生西方式的資產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性質是不同的**，正如毛澤東曾説過的，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力量比較弱小。**

但是另一方面，在19世紀初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前的1830年代，以中國南方廣東的行商和山西的晉商為例，卻會發現這兩地的商人幾乎主宰了當時的世界貿易和商業活動，不但晉商在蒙古、俄羅斯、歐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國際投資，而且廣東行商還曾經投資於美國的鐵路建設，無論外貿還是金融，他們都已具備了國際資產階級的規模。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相反的問題：我們怎麼看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弱小”這個論斷？即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毛澤東的上述論斷呢？

理解這個論斷的關鍵，首先在於我們怎麼理解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兩個詞。今天我們一般把企業家、商人和資本家籠統地稱為資產階級，這是很不準確的。沒有正確地區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從而沒有既區別又聯繫地解釋他們產生的原因。

**近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長途貿易的產物，長途貿易是理解近代資產階級產生的關鍵。**而區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場和貿易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從事這樣的交換活動的人，一般來説也不必是與生產活動截然分離的、獨立的商人階級，也不需要大量的、獨立的商業資本，因而也不能被稱為近代意義上的商人階級，只是一邊生產，一邊銷售的商販而已。

長途貿易就大不同了。長途貿易是指跨國的大宗貿易。這種貿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產者所能夠經營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國家所能承擔的。因為所謂長途貿易，它不但要求一個國家有生產大宗商品的資本和財力，而且還需要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財力、資本，先去把這些商品購買下來，然後再轉運到遠方去出售，也就是説，需要他們為遠方的消費者預先墊付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這就要求一個國家存在大於、起碼是等於生產資本的商業資本，要求存在一個與生產活動相分離的商人階級，如此，長途跨國貿易方可能發生。

近代中國的行商和晉商，正是這樣一個既與生產活動相分離，又可以通過大規模的長途貿易把國內生產組織起來的商人階級，並支持了大規模的海洋貿易和大陸貿易。**晉商資本，首先就是指從事跨國長途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下面的數字可以説明問題：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中國對歐美的海上貿易賺取的白銀為2282萬兩，到道光13年（1833年），每年海上對歐美的貿易所賺取的白銀都在2300萬兩之上。北方的恰克圖貿易，按照俄羅斯方面的統計，1854年兩國間的貿易額是1968萬盧布。當時南方的海洋貿易是由行商主導的，北方大陸上的長途貿易則是由晉商主導的，從這些數字大概可以看出，當時南方從事海洋長途貿易的行商和北方的晉商積累了多麼雄厚的資本。

********▍********作為信用機構的山西票號

除了對於獨立的商人階級和商業資本的要求之外，長途貿易又必然要求並依賴信用資本的發展——這是它另一個根本特徵。因為長途貿易的貿易週期比較長，例如當時從歐洲到中國的一個貿易週期差不多要三年時間，面臨如此長的回款週期，就必然要提出相應的嚴格的信譽要求：生產商需要一個有信用的憑證，以保證它在三年後怎樣才能從銷售商、貿易商那裏拿到貨款和利潤。對於貿易商來説也一樣，他也要向中間商和代理人提出類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對當時的英國貿易商來説，他們並不是把貨物運往廣州直接銷售，而是將貨物交由他們的中國代理商——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當貨物的價格行市不理想的時候，英國貿易商尤其喜歡這樣做，即他們將貨物交由行商處理，三年之後，憑着行商開具的信用證再來結算貨款和利息。

所以説，長途貿易不但要求一個與生產資本相當的商業資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種規範、嚴格的信用資本的存在。從而，長途跨國貿易在催生一個商業資本的同時，必然地會催生相當規模的信用機構的誕生。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述的：“大規模的和供應遠地市場的生產，會把全部產品投入商業手裏；但是，要一國的資本增加一倍，以便商業能夠用自有的資本把全國的產品買去並且賣掉，這是不可能的。在這裏，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數量和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着市場距離的增加延長。在這裏是互相影響的。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動的增長。”

馬克思的論斷很經典地説明了：信用經濟和專業性的信用機構，乃是長途跨國貿易的必然產物，這一論斷也很好地解釋了晉商是怎樣的一種商人，他們為什麼會從邊關貿易商發展為長途貿易商，並且最終發展為票號資本即信用資本。

馬克思説，商業信用的“代表是匯票，是一種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債券，是一種延期支付的證書”，山西票號就是一種典型的經營商業信用的機構。

1823年前後，中國第一家成規模的票號“日升昌”，及其橫跨北方共同市場的信用網絡誕生了。票號的誕生，標誌着晉商由商人資本過渡到信用資本，標誌着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達到歷史上的頂峯。

在票號之前，中國第一家經營信用憑證的機構是“賬局”，乾隆元年（1736年）開設於張家口，也是山西人經營的。“賬局”也是北方共同市場形成並逐步擴大的產物。張家口是明隆慶年間興起的市場，這當然是由於明代的邊關貿易和白銀經濟的驅動，特別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互市界約》，開通了北方中路貿易的商道，山西就處在這個中路貿易的核心處。隨後，北方大陸共同市場不斷擴大，共同市場對信用的要求也不斷擴大。1830年是北方中路貿易的最高峯，因為當時英法戰爭封鎖了歐洲海路，所以歐洲與世界的貿易，只能經過恰克圖這個北方中路貿易的通道來進行，恰克圖貿易是當時世界貿易的核心，而張家口這個地方，是以晉商為主的北方貿易商人接受國貨和販賣外貨的樞紐。

被西方金融壟斷所擊潰的晉商

但是，儘管中國的信用機構誕生的並不比西方晚，儘管晉商擁有龐大的資本並經營着為跨國長途貿易提供信用服務的網絡，還是必須指出：票號資本並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

山西票號與西方的私人銀行究竟有什麼不同呢？一言以蔽之，儘管山西票號大規模地投資生產和貿易，但它並不投資於戰爭。它不為國家的戰爭行為提供借款，所以也就不具有國家賦予的以國家税收為抵押的發鈔權。**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只是從生產和貿易中獲利發財，卻沒有從戰爭中獲利和發財，而投資於戰爭則是西方主要私人銀行經營的根本手段。**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才是最大的獲利工具，所以在戰爭中缺席的山西票號就完全不可能競爭過西方的私人銀行，所謂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力量弱小，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得到解釋。

西方最早的銀行，如阿姆斯特丹銀行和英格蘭銀行都是發戰爭財起家的，這就是它與山西票號的起源根本不同之處。在歐洲民族－國家爭霸的條件下，西方私人銀行的基本功能，就是為國家提供戰爭借款，國家又反過來以税收作為抵押，賦予私人銀行以發鈔權。作為國家的債主，私人銀行因而具有了“絕對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阿克頓勳爵説，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前者指國家，後者就指私人銀行。

1840年之後，為其經營宗旨所決定，西方金融機構在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為，正是通過投資戰爭的方式來逐步擴大和掌握世界市場。**它一方面為發動戰爭的國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為戰敗國提供“賠款”的借貸“服務”，同時要求以該國的税收、特別是海關税收作為抵押。**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西方私人銀行逐步控制了各國國家的税收和貿易權，從而成為一個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階級。

例如，1895年，日本正是在英格蘭銀行借款的支持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而按照英格蘭銀行的要求，日本作為戰勝國，迫使清王朝必須將所有的賠款白銀2億餘兩，全部摺合為英鎊存入英格蘭銀行生息。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號借款100萬兩白銀作為戰爭經費的補充——這是清政府第一次因為戰爭原因向民間信用機構融資，但是，隨着甲午戰敗，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作出的明確規定——清政府的戰爭賠款必須從西方銀行獲得，不得從中國民間金融機構融資，從而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機構通過借款行為掌握了包括海關税在內的中國國家税收，同時更將中國金融機構徹底排除在“戰爭金融體制”之外。這就是列寧所率先提出的“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眾所周知，列寧將帝國主義的根本特徵就稱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

近代中國為什麼不能富國強兵？一方面是沒有錢投資在軍事工業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強也不允許中國把金融與軍事工業結合起來，所以，這種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在徹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國家財政的同時，也使得清王朝藉助國內融資振興軍事的能力歸於徹底的不可能。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山西票號作為喪失了戰爭投資這個最大客户的金融機構，其前途是不言而喻的。換句話説，**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於國家的軍事自衞，隨後又被排除在戰爭經營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大宗業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票號資本顯然是被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説是被西方的金融壟斷所擊潰的。

山西票號當然並不是一個壟斷性的金融機構，而是一個輔助性的、經營借貸、匯兑的信用機構。從一開始，票號就不是壟斷銀行，它不能以國家信譽和國家税收作抵押而擁有發鈔權，也沒有發行國家債券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與西方的銀行不同，它不投資於戰爭這樁最大的生意，從而它更不是國家的債主，可以凌駕在國家之上，最終發展為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毛主席所説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後天弱小。

晉商和山西票號的衰落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隨着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中國邊疆崩潰，隨着通商開埠，西方商人大規模進入中國沿海和內地建立貿易據點，山西因而喪失了國際貿易中繼站的地利，而晉商也喪失了充當國際貿易中轉商的利益，它的財力日益萎縮。

********▍********晉商貿易的衰亡

而這裏最為主要是，歷史上長期居於重要戰略地位的北方“中路貿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廢棄了。**隨着中路貿易商道的廢棄，山西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這裏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圖貿易。恰克圖互市開始於1728年，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喀爾喀蒙古地區，對抗俄羅斯對這一地區的擴張。特別是19世紀中葉前，中俄貿易幾乎全部集中於此，這個曾經的荒漠之丘，一時名聲大噪，成了中俄貿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濤稱其是“百貨雲集，市肆喧囂”的“朔漠之間一都會”；俄文史料稱其為“西伯利亞漢堡”；也有的西方歷史文獻甚至稱其為“沙漠威尼斯”。但是，20世紀初，隨着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通，中俄貿易的線路從此轉向了東部。1911年，隨着清王朝的瓦解，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掀起了分裂運動，在20世紀的前半頁，整個外蒙古地區隨之成為俄、日兩國努力爭奪的勢力範圍。明清以降500年以來，中國在這個地區歷經數代的艱辛經營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圖的北方中路貿易也從此衰落。

1947年，國民黨政府為了讓蘇聯當局放棄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作為交換條件，與當時的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該條約承認了蘇聯支持下的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和恰克圖從此被從中國分隔出去，而中國內地經山西聯繫北方的“中路”，從此徹底斷絕。

1950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歸來，途經當時已經屬於蘇聯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首都的烏蘭烏德，他不但拒絕了當地政府的歡迎，並一反常態地拒絕下車作客。據師哲回憶，毛澤東當時沉痛地説：這裏就是當年蘇武牧羊的地方。

恰克圖，是清代中俄邊境的重鎮。它南通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北達上烏丁斯克——就是今天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首都烏蘭烏德，也是毛主席當年拒絕下車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圖條約》在此草簽，次年正式換文。恰克圖在蒙古稱為阿爾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則被稱為“買賣城”，這個北方共同市場的核心城市，是由我們“走西口”的晉商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