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都需要更加現實，齊心協力將全球危機中共同的安全艇划向岸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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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耀對話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榮譽校長勞倫斯·薩默斯

新的一年到來之際，世界經濟將走向何方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全球通脹問題嚴峻、病毒不斷衍生出新的變種、世界各國疫苗接種率不均衡、全球不平等狀況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深刻地影響着世界的恢復和發展。在地緣政治方面，中美走向競爭-合作的趨勢逐漸清晰。儘管中美關係的“新常態”主要着眼於戰略和經濟方面的競爭，但貿易仍是維繫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石。在中美貿易戰中加徵的關税仍未被撤銷的情況下，該如何緩解緊張的中美關係? 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碳排放國，是否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氣候領域達成有效的合作，以採取更多切實的行動？2022年1月26日，全球化智庫(CCG)邀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榮譽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教授與CCG理事長王輝耀博士進行對話，共同對2022年的全球經濟和中美關係發展作出展望。

**王輝耀：**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以及在美國的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大家好！歡迎收看收聽來自全球化智庫（CCG）北京總部的全球名家對話系列活動的現場直播。我們今天將與一位來自美國的重要嘉賓一同討論當前全球經濟以及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首先，我想先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活躍在美國學術界和政府界，他有着長達40多年的傑出職業生涯。除了在克林頓政府期間擔任了美國第71任財長外，薩默斯教授還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他同時也曾是哈佛大學的校長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過去的20年裏，在應對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機時，薩默斯教授都發揮了非常關鍵作用。例如，作為奧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時，薩默斯教授就參與制定了美國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對策。目前，薩默斯教授是哈佛大學榮譽校長及查爾斯·W·埃利奧特(Charles W. Eliot )教授，他在28歲時成為哈佛大學正教授，是哈佛大學近代史上最年輕的教授之一，並於2002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被《時代》、《經濟學人》等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2011年，當我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做高級研究員時，我曾拜訪過薩默斯教授，他為我的書《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課》寫了推薦語。我非常感謝你所寫下的：“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學科，中國的重要性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對中國的公共管理教育獻上來自哈佛大學最美好的祝願！”在2019年，薩默斯教授訪問了我們CCG北京辦公室，並在這裏發表了演講。所以很高興再次見到你，薩默斯教授，我們開始討論吧。

**勞倫斯·薩默斯：**很榮幸能參加這次對話，長期以來我一直關注CCG的動態。CCG的對話系列活動邀請不同的嘉賓進行探討或許並非每次都能達成一致的觀點，但這種對話確實增進了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尤其是在現在這樣艱難的時刻，謝謝你。

**王輝耀：**謝謝你，勞倫斯，你是一位全球意見領袖，引領這個世界進行了很多思考，現在我們正處在抗擊疫情和振興全球經濟的關鍵時期。你在2013年提出了“長期停滯”的觀點，以解釋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疲軟的需求和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轉而支持彈性較低的貨幣政策和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美國的通脹膨脹率可能達到了歷史新高。你如何看待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未來的發展趨勢？此外，我們也會談到全球經濟的發展。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避免經濟的長期停滯是美聯儲和美國政府的重點工作。那麼，你對美國經濟的總體看法是什麼？如何才能避免這種停滯狀態？

**勞倫斯·薩默斯：**我想闡述一下我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前、大流行期間以及大流行之後的不同觀點。我在2013年的預測是，世界經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其中的重點問題不是過剩的需求和短缺的供應，而是人們為退休後的生活做好準備的強烈儲蓄意願。大量財富流向了富人，信息技術相關產品的價格大幅下降、人口結構的深層變化導致了勞動力增速降低。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點是長期的儲蓄過剩以及傳統上以利率為基礎的調整機制出現了問題。我之前並不確定一味地壓低利率是否真的會刺激更多的需求，現在我反而擔心過低的利率是否會在實際上導致更多的市場不穩定和金融泡沫。結果就是我們會看到低利率和緩慢的增長，以及反映出的增長乏力的有限通貨膨脹。我認為這很好地描述了從金融危機後到新冠肺炎疫情前這段時間發達工業世界的經濟狀況。

當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我曾強烈建議應盡一切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並且大力進行補貼和持續拉動需求增長，而這也是美國在2020年所做的並達到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到了2021年，很明顯，美國經濟正以相當快的速度復甦。但我發現我們的收入水平可能比預測的經濟潛力要少300至500億美元，因此縮小這個差距很重要。我們實際上做的並不是目標為一個月50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而更像是一個月20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與此同時，我們也實施了極度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讓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迅速增長。

我在2021年初對經濟的預測是將出現大幅通脹，這就像浴缸中的水溢了出來，以需求的形式流入的水遠比我們經濟的實際生產能力要多得多，特別是考慮到新冠病毒的各種變體、破壞和影響。這是一個事實，或許你可以爭辯供給和需求的作用，但很明顯的是，當通脹率達到7%時，需求相對於供給來説就過於強勁，除非成功地實現了供需平衡，否則我們將面臨長期的高通脹率，甚至還可能會進一步加速。因此我的觀點是，從去年春天開始貨幣政策就應該進行調整，認識到經濟過熱才是核心的問題，財政政策需要以減少而不是增加刺激的方式來施行。很可惜，我的建議只是少數人的觀點。政策制定者遵循了多數人的共識，即通脹將會是暫時的，不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發現自己正面臨着更快的工資增長速度，更快的價格增長速度，以及對通貨膨脹的擔憂，這就是美國的現狀。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英國和加拿大。在我看來，現在的首要任務必須是避免經濟過熱，這將給美聯儲帶來一系列重大挑戰，歷史經驗表明，要讓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並實施有效的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實現3%以下的通貨膨脹率和4%以下的失業率的經濟發展預測是深表懷疑的，這的確是當下的一大謎題。儘管政府已經借入了大量資金，但預計這整個過程將以低於2%的利率結束。也許這是可行的，但我自己的猜測是如果我們想讓經濟避免長期通脹率遠遠超過2%，那麼將有必要大幅提高利率。我認為過去10年甚至30年的實際利率是負數這一事實告訴了我們一些非常深刻的東西，那就是長期停滯僅僅是被緩解了，而並不是已經被治癒了。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認真考慮中長期的政策究竟該如何制定。如果我們及時不處理眼下的通貨膨脹問題，未來我們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麻煩。

**王輝耀：**謝謝你，勞倫斯，你説得很好。現在美國的消費價格一直在快速增長，這也導致了生活成本的進一步攀升。事實上，美國的年通脹率在2021年最後幾個月加速至7%，創下了近40年來的新高，這會深刻地影響到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也因此受到各國的關注。現在我們來談談世界經濟，大約10天前，CCG與世界銀行舉行了一場活動，共同發佈了新一年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這是在華盛頓以外地區在世界唯一的發佈活動。世界銀行實際上已經給出了相當多關於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在2022年和2023年，世界經濟的增長將分別為4.1%和3.2%，而中國新一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則為5.1%。新冠疫情無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你認為世界經濟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中國的製造業實際上還是有很強勁的勢頭，中國2021年的出口同比增長在30%左右。全球製造業正在逐步復甦，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量再創新高，強有力地支持着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實際上已經下調了對其他經濟體的預測指數，你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如何才能擺脱停滯和通脹的威脅？

**勞倫斯·薩默斯：**我想説的是，我開始對中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懷有敬意。西方人發現一個問題，然後認為中國肯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歷史證明他們經常是錯誤的，想判斷中國會發生什麼是非常困難的。儘管如此，我仍然預測未來兩年中中國可能會要耗費巨大的精力來應對三個大挑戰。

首先，中國要從新冠肺炎疫情迴歸到正常的社會狀態。在美國，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現在我在和你對話的同時我也感染了新冠，幸運的是我只是輕症，所以我可以毫無困難地通過ZOOM參與這場對話。廣泛地接種mRNA疫苗會讓我們有能力使新冠肺炎從全球大流行變成一種地方性、小範圍的疾病。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為生活中尋常的一部分，就像流感一樣。鑑於中國還沒有大規模地接種mRNA疫苗以及中國隔離政策目前為止取得的巨大成功，從疫情狀態迴歸正常對中國來説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中國面臨的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將是如何拉動需求。中國是一個儲蓄率極高的國家，從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來看，在某些指標上，中國的這一數字低於40%。這比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全國動員時期還要少。那麼問題是這些儲蓄流向了何處？曾經有一段時間儲蓄大量流向了出口，但顯然世界各國對大範圍來自中國的貿易順差的接受程度也是有限的。此外，這些儲蓄也大量進入了基礎設施領域。中國在2010年到2014年之間使用了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更多的混凝土來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確擁有非常出色的基礎設施，但也要看到新基建項目在未來將非常有限。同時還有一個重要時期，大量儲蓄進入了房地產市場。但是。我們看到，以恒大為代表的中國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問題。因此，中國在未來將如何管理大量的儲蓄還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問題。

我認為的第三個挑戰是我作為一個局外人來看最具有不確定性的一個，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體系中扮演着的格外特殊的角色，當然也包括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一方面，這些因素都促使中國經濟展現出非常出色的協調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導致了經濟發展中出現大量政治因素，引發出如何更好地平衡市場和國家的關係的問題。國家似乎希望通過引導更多資本流向國有企業的方式來實現對私營企業更廣泛的監管和控制。但這這對創業型企業意味着什麼？我認為還不完全清楚。

我認為，正如美國在未來幾年會面臨重大挑戰一樣，中國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我很感興趣習主席在幾天前的一次演講中提到了顯著增長的利率對世界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我認為利率很可能會大幅上升，但我們不希望這種過度地增長轉變成了通貨膨脹，同時我們也要考慮低利率和與新冠疫情的衝擊為世界上一些已經負債累累的貧窮國家所帶來的後果。我希望，就像我們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所做的那樣，中美兩國可以在國際金融政策方面進行實質性的合作，特別是針對債務國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上。

**王輝耀：**我認為你説得很好。你談到了美國和中國分別面臨的挑戰。你指出了重要的三點，比如我們該如何在“清零”政策和對外開放之間取得平衡，尋找打開國際交通的可能使更多人有機會進入中國，當下中國就正在準備北京冬奧會。我認為我們正在逐步地試驗開放的方式，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將會重新回到正常的國際交往軌道。第二，你提到了中國經濟存在的一些潛在風險。我認為數字經濟、中小企業、基礎設施等都在中國的經濟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中小企業仍然相當活躍。我們都意識到了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這也被認為是中國的優勢之一，比如在武漢的疫情期間，我們空降了4萬多名來自國企的醫務人員到武漢進行支援。中國建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鐵路，這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於國企。同時，像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這樣的國企也為農村地區通信進行價格補貼。當然，如何才能真正激發創業精神，並在國家和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確是一個挑戰。你説得很對，我們需要找到平衡。你談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也談到了世界銀行。你曾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為改變這個世界做出了很多貢獻，比如中國有很多開發項目都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因此，從你的視角出發，你怎樣看待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是當今全球最大的共識之一。美國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議，歐盟啓動了一個3000億歐元“全球門户”計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被建立以期使整個世界從危機中恢復過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堅定地支持着世界的發展。當時世界人口約為25億，而現在已經達到了78億。讓我們談談全球發展，現在有將近500家開發銀行，它們在全球範圍內都進行了重要投資，佔到總投資10%。中國有亞投行，美國有世界銀行，日本有亞洲開發銀行，還有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等。每一家發展銀行都可能為基礎設施貢獻巨大力量，共同在接下來的半世紀裏實現共同繁榮。中國、歐盟和美國應該共同把蛋糕做大，這樣我們就可能建立一個國際發展銀行聯盟，整合更多的國際資源及投資。當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了，我們才能真正避免地緣政治衝突。鑑於你對世界銀行認識的權威性，你認為有哪些事情我們是可以一起努力去做的？

**勞倫斯·薩默斯：**我非常想講述在1985年時里根總統與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面的故事。當時他們一起散步，里根總統突然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説：“如果火星人來攻擊美國，你會幫助我們來共同實施保衞戰嗎？”戈爾巴喬夫看起來非常驚訝，大笑着説：“當然，我們會的。那如果火星人來攻擊蘇聯，你會來幫助我們嗎？”里根總統笑了，説他也是當然會的。在那一刻之後，他們的關係好多了。當然我不認為美國、中國或地球上的任何人會受到來自火星的攻擊。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星球上的人類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各種生存挑戰，比如氣候變化、全球疫情大流行、核擴散威脅和恐怖主義等等，所以我認為我們確實有共同的敵手。幾千年來，國際關係一直和穩定地進行權力平衡息息相關。權力平衡固然非常重要，但涉及到可能危害所有人的全球挑戰時合作是第一位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需要重新思考、補充和更新現存的發展銀行體系，而這一責任必然會落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經濟大國的肩上。我相信，開發銀行之間的合作可以成為習近平主席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着什麼呢？我認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或許應該改名為“可持續與綠色發展開發銀行” （Bank of Investment of Sustainability of Green），因為我們需要進行的最重要的投資是包括綠色基礎設施以及全球公共產品在內的可持續性投資，世界銀行需要更多地為這些項目提供資金。這一過程中不僅要憑藉世界銀行的力量，還需要其來自私營部門的合作伙伴以及來自其他國家開發銀行的共同參與。世界銀行或許需要制定一個囊括所有國家的共同議程，成為各國共同合作的重要平台場所。

我認為世界銀行應該處於無敵艦隊的頂端，但它肯定不是艦隊中唯一的船。我期待着美國加入亞投行的那一天，習主席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非常優異的成果。可以説現在世界銀行已經沒有什麼優勢可言了，特朗普時期它獲得了最後一次增資（指2018年世行增資130億美元並進行投票權改革），也是最後一次增資，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重新資本化開發銀行系統，並利用現代金融的力量確保發展銀行實現最大化的發展目標應該是最主要的優先事項。

我還相信，如果我們能在可持續發展目標、大量補充資金、與私營部門進行更大合作的目標上達成一致，我們就可以為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更新開發銀行。曾經有一段時間，開發銀行主要投資旅遊酒店等行業。但如今，世界上有非常強大的資本市場，我們不需要開發銀行來資助旅遊酒店行業了，我們需要開發銀行為能夠有效應對全球挑戰的核心產業進行投資，這些才是更為重要的項目。中國和美國也可以尋求合作的空間，哪怕它們在科技領域、在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上還存在重大分歧。我不認為有人希望看到新冠疫情不斷升級，坐視不管全世界還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毫不擔憂不斷攀升的全球氣温。因此，我認為這些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領域。

**王輝耀：**謝謝你，勞倫斯，你提出了很好的觀點。我們現在正在經歷新冠病毒危機，雖然我們沒有經歷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仍然是一場世界對抗病毒的大戰。所有人都在試圖擺脱這場危機，我們需要重新振興全球經濟，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力量。我認為你説的很有道理，我們可以讓開發銀行，特別是世界銀行、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所有這些開發銀行聯合起來，共同為一個大目標而努力，甚至可以舉辦一次全球開發銀行峯會。正如你所説，私營部門資本市場也可以加入進來，它們可能會成為一股新力量，成為後疫情時代的一種新的投資模式。我認為中國和美國是兩個關鍵角色，當然也包括歐盟，所有的大國力量都應該朝着一個方向共同努力。

現在我想把話題轉到中美關係上。在2019年你訪問CCG期間，您談到了中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21世紀上半葉，中國發生的變化或許用“革命”形容也不為過。這究竟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有何影響？而中國的轉型及崛起可能會影響權力的平衡，從而導致修昔底德陷阱。我曾和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進行對話，他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我也和約瑟夫·奈、託尼··賽奇等一些哈佛教授談過，他們基本上都不認同真的會有“脱鈎”甚至是冷戰發生。但這些學者也都表示，中美之間的關係更可能是競爭性合作的狀態。那麼，你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美中關係？正如我也和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探討過的，中美如何才能和平相處、管控風險並且進一步向前發展？

**勞倫斯·薩默斯：**輝耀，我經常把中美比作兩個幾乎沒有共同點的人，他們對彼此有着強烈的不適感和不信任感，但他們此刻卻在遠離海岸的洶湧大海中共享一艘救生艇。他們對彼此不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們之間相互爭奪掌舵權也無可指摘。但如果他們想上岸就必須要儘可能避免長期的衝突，轉而齊心協力地將船划向岸邊。在我看來，這應該成為中美相互理解對方的方式。現在有很多討論，比如我們是否應該進行合作式競爭，甚至是是否應該參與競爭，或者是否應該進行戰略參與及選擇性合作等等，然而這些討論都變成了一個個引人注目地描述我們想要什麼的“詞彙定義之戰”。但我認為，最終我們需要決定我們究竟想要什麼，並且是現實的、真的可能實現的。我認為中國想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大國是不現實的，中國渴望一個沒有美國作為政治經濟積極參與者的亞洲願景也是不現實的。與此同時，我也認為，美國渴望那種柏林牆倒塌後許多美國人所談論的單極霸權世界是不現實的。中國取得了太多的成就，做了太多的事情，因此稱霸世界也不是一個現實的美國願望。我認為美國需要適應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不會永遠是世界最大並且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一個共同的願景，在這個願景中中美雙方都能實現繁榮發展並且尊重彼此內在的運行邏輯、方式和制度。我們都認識到國際間的規則勢必是互動性的，無論是公司之間的競爭、軍隊和武器部署的規則，還是關於外部國家的諒解，都處在國家的相互互動之中。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因為我們需要共同的努力。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外交挑戰，但我們需要認清我們最終想要達成的目標。關於這一點我們需要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方法，而不是將戰略與願望清單混為一談。在貿易領域我們可以看到這兩者的不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認為中美兩國都面臨着非常深刻的內部挑戰。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有太多人是普通公民，他們已經很難從現行的社會中受益。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着我剛才提到的一些深刻挑戰。在未來幾年中，允許中美兩國分別通過其內在運行的邏輯方式來來處理雙邊關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中國媒體上有文章指出，美國正在衰落，這是中國採取行動並利用局勢的時刻。如果美國意識到這是中國正在遵循的廣泛戰略，美國將別無選擇，只能以非常強硬和有力的方式作出回應。同樣，如果中國意識到美國的目標是遏制中國或引發政權更迭，或使中國內部社會的發生根本性改變，這也是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因此在我看來，提供戰略保證，不僅是口頭上，更是行動上，需要成為中美領導人之間對話的一個重要方面。

**王輝耀：**感謝您提出的精彩觀點。你説得對，中美關係真的很複雜。中國現在是世界二大經濟體，這意味着中國也對推動全球合作負有責任。我認為中美兩國的關係不應該被民粹主義和偏激的民族主義所左右。你剛才也提到了美國的國內問題，比如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過去的30年中幾近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只佔社會1% 的少數人口卻掌握着大量的社會財富，而這極少數人的收入甚至還在疫情期間增長了。中國也經歷了人口增速放緩，地區間的發展不平等現象依舊嚴峻。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如何才能實現高效的管理？這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挑戰。同時，美國政府也在面臨一系列的國內挑戰。因此，我很高興看到G7成員國提出了全球最低企業税。眾所周知，如果跨國公司賺了錢，這些利潤會回到“故鄉”，那麼美國中西部的州就會從全球化中受益，因此他們就可能會反對美國國會中很多的反全球化和反華的政客，不支持他們通過針對中國的各種法案。例如，目前美國實體制裁名單上已有650家中國公司，但中國政府幾乎沒有制裁美國公司。中國曾致力於讓8億人擺脱貧困，以增加中產階級，而不是縮小或讓中產階級陷入停滯。因此，中美兩國或許應該在各自國內面臨的各種問題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是任由民族主義發展，中國有時會成為替罪羊。那麼，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

**勞倫斯·薩默斯：**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説實話，輝耀，我認為你的某些問題是有選擇性提問的。你強調了美國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或妖魔化中國，我承認這也是部分存在的事實。但我認為，中國也曾試圖影響其他民主國家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利用表面上的私營公司作為治國之道的工具，追求安全目標。你並未提到中國的很多人也發表過“戰狼”般的、並不恰當的言論。在中國，不少人都發表過過戰狼外交言論，我們很難忽略這一點。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能力懲罰那些説話不恰當人的國家，而那些持戰狼觀點的人經常長篇大論，多次重複他們的立場，這讓人覺得中國政府也持有同樣的立場。我相信很多人都認同民粹主義是一種毒藥，中美兩國都需要努力遏制它，但這並不意味着我接受你的説法，因為你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暗示這只是美國才有的問題而與中國無關。

**王輝耀：**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目前形勢。從貿易的角度來看，我們仍然沒有看到明顯的貿易政策改變，特朗普總統實施的制裁仍然有效，現在，在拜登總統執政一年後，這些加徵的關税仍未被撤銷。最近，我們看到有140名美國國會議員呼籲擴大對華輸美商品加徵關税豁免範圍，你對此怎麼看？

**勞倫斯·薩默斯：**輝耀，你很緊跟時事。中國就其採購（美國產品）做出了各種承諾。但這些承諾兑現了嗎？你知道它們並沒有實現。當涉及到關税的時候，我認為我們需要進行經濟外交，找到一個新的、更合理的框架來協商，比如幾年前我們達成的協議。但你在不承認中國也沒有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指責美國不撤銷關税也是不合適的。我不認為當下的中美貿易協定在目前的情況下是非常明智的，所以我希望看到新的談判。你建議美國單方面取消關税，中國卻在各個方面都不做出改變，這也是不合理的。讓我坦率地對你和我的中國朋友們説。當我在政府工作時，我經常會見到美國的商業官員。他們經常説，在和中國做生意的時候經常會感到不公平。我問他們能否明確解釋一下，在明確前因後果之後我會很樂意和中國政府交涉。他們卻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明確和中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中國就會進行反擊，這樣美國就會處在更加不利的地位。坦率説，許多美國企業都有過這樣不公正的經歷，當然我不否認或許很多中國企業也在美國遭遇了這樣的不公正待遇。我們應該認真地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試圖找到可以合作的基礎。我不認為美國是首先破壞協議的一方，我也不認為中國是受委屈和無辜的一方。

我想對我的中國朋友説，當我1979年第一次以遊客的身份訪問中國時，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1991年，我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身份訪問中國時，中國是一個發展中但仍然貧窮的國家。1999年，我有幸與朱鎔基總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討論會上進行了5個小時的會談。那時中國是一個新興市場，需要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和需求。而我認為中國需要認識到，隨着其經濟自2001年以來增長了10倍，實現了高速發展，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同了。中國不能只要求別人做什麼，而是也需要對其他國家的需求做出回應。輝耀，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這些想法，但我不確定這些觀點是否一直處於中美各個層面的經濟外交對話中。

**王輝耀：**謝謝你勞倫斯，我認為我們需要相互理解溝通。兩週前在CCG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閉門會議上，我和原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坦進行了對話。他告訴我實際上中國對美國包括農作物、豆類、家禽等的農業採購額已經創了歷史新高。我理解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沒有全部完成可能是因為疫情大流行的原因。雖然這個結果並沒有完全令人滿意，但中國對美國的農業採購額還是創了歷史新高。 

**勞倫斯·薩默斯：**但這不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所約定的整個採購總額。所以，世界已經改變了，當我們做出這些承諾的時候，沒有人瞭解疫情。我認為我們應該從協商和雙贏的角度進行對話，而不是相互誤讀。

**王輝耀：**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當初是哈佛近代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現在你是聲名遠揚的哈佛前校長，那麼你對中美之間的學生交流有什麼看法？儘管中美的差異和分歧不斷，但中國現在仍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家，我們現在有近40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僅僅去年6月至8月間，美國大使館就給中國留學生簽發了近85000份簽證。美國大學仍然是吸引中國學生的磁鐵，最近美國政府也放寬了學生簽證的審批。當然這其中也不乏一些特殊不幸的例子，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陳剛教授在美被捕一年後最近又被撤銷指控。這種事情使得兩國的學術交流的氣氛變得非常緊張。這對科學研究、學術交流乃至智庫交流都是不利的。因此，你如何看待中美學術人才之間的交流，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交流？

**勞倫斯·薩默斯：**輝耀，謝謝你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我擔任哈佛校長期間，我非常努力地促進中美之間的交流。我非常希望看到美國能夠對中國留學生呈現更加開放和歡迎的態度。我也努力推動哈佛的遠程教育體系發展，讓哈佛大學的本科生、訪問學者和研究生都能真正從哈佛的教育中受益，即使他們不能來到美國。我試着在開設哈佛辦事處，鼓勵儘可能多的學生到中國專心學習。在疫情來臨之前，我每年都會來到北京，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做演講。我認為這種交流對於促進美中兩國之間的瞭解是極為寶貴的。我歡迎來自中國的博士後和博士生在我的研究小組工作，我現在就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剛從北京大學來到我這裏做研究的中國學生。

這其中當然也必須要有一些基本規則。在美國，種族偏見是一個嚴重而可悲的問題。但我不得不説孔子學院現在也很有問題，其中不乏有學生變成了間諜，這都為美國帶來了一些困擾。還有一些場合，中國學生説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完全參與哈佛課堂上的對話。因為其他來自中國的學生也在那個教室裏。如果他們説了不合適的話，此事將被報告給中國當局，可能會給他們的家人帶來不利影響。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更多的互動和交流，我們卻是需要相互之間更多的理解，不可否認現存的諸多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你剛才提到了在美教授陳剛的事件，我想説，除美國之外，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也做了類似事情，這對中國訪問學者來説確實是個麻煩。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本着合作的精神來解決問題，兩國應該真誠地實現更多交流。

**王輝耀：**我們今天也收到了一些來自媒體的提問，首先是來自中新社的提問。他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儘管中美之間的貿易戰越來越頻繁，但2021年中美貿易額仍創了歷史新高，你對此有什麼看法?其次，當下美國在中美關係上使用的關鍵詞是競爭，您是否同意？對於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您的關鍵詞是什麼?

**勞倫斯·薩默斯：**如果非要用一個詞，我想這個詞是“競合“（copetition)，即使兩者都存在競爭，但也有非常需要合作的領域。我很高興看到兩國貿易水平上升了,但我們需要確保貿易是在一個適當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發生的，需要確保雙方的承諾是一種互惠的形式。貿易規模繼續擴大並不意味着中美間的貿易協議不需要在新的情況下進行重新談判,中美現在亟需在談判中注入互惠的概念。

**王輝耀：**非常感謝，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有15萬人在線觀看了我們富有意義的對話。今天的對話實際上涵蓋了相當多的領域，非常有建設性，是非常坦誠的討論。我想你已經對全球經濟進行了分析，比如多邊主義需要如何加強，中美兩國可以在那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進，以及我們如何才能真正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挑戰。我認為你再次給了我們一個行動的落腳點，就像你三年前在CCG所做的一樣。當然，我們在一些方面依然有分歧，我們需要更多的對話。CCG就是我們建立對話的地方。在去年，已經有20位傑出的全球意見領袖和我對話，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相互學習交流過程。我們真的希望你能再次訪問中國，再次訪問CCG。最後，在結束我們今天對話時你的結束語是什麼，或者説你對未來的希望是什麼？

**勞倫斯·薩默斯：**首先，我很感謝輝耀我們進行了一場非常有建設性的、慷慨的、坦率的、熱情的對話。我非常喜歡這種對話並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在我們繼續前進的過程中，我也非常希望與CCG保持溝通。第二，我想説的是，溝通總是比不溝通好，我希望我們兩國之間的溝通程度可以再提升一下。我認為戰略同理心是一個成功的外交非常重要的部分，經常出現在中美之間的討論中。美國指出了中國的問題，中國也指出了美國的問題，但沒有人真正去思考如何才能發展一種更具建設性的關係。我希望這能成為今後更大的關注點。我希望我所在的哈佛智庫能與你的智庫有更加緊密的聯繫，以期在全球化治理等領域建立更牢固的關係。

**王輝耀：**謝謝你，你提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關鍵詞，戰略同理心。我們真的需要相互理解，溝通對話，這也是CCG所秉持的精神。我們希望CCG能夠成為一個對話的平台，希望我們能更好的理解彼此而不是萌生誤解。再次感謝你，再見。

**勞倫斯·薩默斯：**謝謝你，輝耀。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王輝耀對話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榮譽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閲，轉載請註明出處）

CCG 圖書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説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於“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敍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台，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於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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