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想在社會主義中國“賭馬”？我實名反對【軒講】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跟你聊社會的谷智軒。12月31日，武漢市政府發佈了一份文件，文件中一句“爭取競猜型賽馬彩票試點落户武漢”，引發了爭議。反對的聲音認為，馬彩是一種賭博，容易滋生貪污腐敗、擾亂社會秩序。而支持的人認為，賽馬作為一種體育運動，不僅能強身健體，還能促進經濟，增加税收，創造就業。本期《軒講》就來聊一聊，為什麼我反對賽馬彩票死灰復燃？

1861年，英國殖民者以低價，從漢口買辦劉歆生手中，購入800畝荒地，建立起武漢最早的賽馬賭博場——西商賽馬場。民國初年，由於社會動盪，舊中國的富商、地主，紛紛躲入租界，效仿吹捧西方的生活方式，賭馬之風日益猖獗。殖民者通過舉辦賽馬，大量出售馬票、門票、彩票，一邊搜刮中國人民的錢財，一邊又用賺來的錢擴張租界。後來，有些本土的豪紳富商，眼紅“洋馬場”的鉅額利潤，於是集資，在漢口北郊，建立了“華商跑馬場”與“萬國跑馬場”。舊社會有兩大“博彩中心”，一個在上海，另一個就在漢口。但彼時的上海，也才只有兩家跑馬場，而漢口卻有“西商”、“華商”和“萬國”三家，成了當之無愧的“賭博之都”。

賽馬引入中國前，漢口一帶最流行的賭博，是在茶館裏鬥蛐蛐。鬥蛐蛐被官府看作是“玩物喪志”，屢屢禁止，但屢禁不止。然而，賽馬引入中國後，卻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支持，甚至還公開派軍警維護秩序。鬥蛐蛐和賭馬，本質上都是動物賭博，沒什麼區別。但鬥蛐蛐屢遭官府打壓，而賭馬卻得到了大力支持，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啊，在於鬥蛐蛐規模小、不易管理，你收不上税來，對官府而言，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而賽馬場規模集中，動輒上萬人蔘與，開辦賽馬場的豪紳富商們，還將扣除成本後的利潤，跟官府分成。大體上，是官府拿三成，豪紳拿七成。

富商豪紳們，頻繁在報紙上刊登賽馬信息，對賽馬的場面大加宣傳，很快就使得賽馬，成了全民參與的賭博運動，街頭巷尾都在熱議賽馬的結果。賭馬，以體育運動之名，行剝削人民之實。舊社會的官府和豪紳勾結，巧立名目，大搞賭馬，從而搜刮百姓的錢財。大量武漢市民，因沉迷賭馬而傾家蕩產、淪為盜賊。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漢口的賽馬業陷入最後的瘋狂，三個跑馬場每次舉辦賽馬活動，整個漢口都會萬人空巷，官府每天都有近萬銀元入賬。

1949年武漢解放，西商跑馬場，從英國人手中交回給中國人民，而華商、萬國兩家跑馬場，則自行關閉。新中國成立後，賭馬被全面叫停，人民政府決定，將舊社會剝削人民財富的賽馬場，部分改成公園，在武漢解放六週年之際，正式建成開放，這就是現在的武漢解放公園。

1984年後，中國重返了闊別32年的奧運賽場，國家提出了“以競技體育為先導”的戰略，明確以奪金為目標，將有限的財力、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些“小、精、尖”的項目上，把資源從“羣眾體育”向“競技體育”傾斜。

而賽馬作為“競技體育”的一個大項目，也由此復活。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探索市場經濟的總體原則，是對於一些既有效益又有風險、一時拿不準的改革，中央不明確表態，但允許地方先行探索，利多弊少便放行，出了問題就剎車。

在利益的驅使下，內地的一些賽馬運動，開始嘗試突破監管的邊界。1987年2月，西安首次搞了有獎賽馬。1991年4月，內地第一家賽馬俱樂部在深圳出現，次年就舉行了“猜頭馬”的平地賽馬比賽。受到深圳的啓發，廣州也開始模仿香港模式，搞起了賽馬博彩。1992年，廣州市政府正式提出關於舉辦賽馬的活動方案，由廣州體育發展有限公司牽頭，成立了“廣州賽馬會”，由時任廣州市市長擔任廣州賽馬會理事會名譽主席，而廣州市各個重要單位的領導，幾乎都是廣州賽馬會的理事。換句話説，當時的廣州，幾乎是在以全市之力推進賽馬。

1993年，位於天河區的廣州賽馬場完工。作為內地首傢俱有博彩性質的有獎賽馬場，廣州賽馬場佔地33公頃，規模僅次於香港的沙田馬場，場外設有103個投注站，還開通了電話購票和衞星轉播系統。高峯期的一場比賽，能有兩萬多現場觀眾，一天的投注金額高達1200多萬元。

深圳、廣州兩市的賽馬場賺得盆滿缽滿，讓其他地方的政府羨慕得不得了。同年7月，北京有樣學樣，也開始搞賽馬比賽。而海南、天津、武漢、福建、四川等省市，也迅速出台了修建賽馬場的計劃。就在“賽馬熱”風頭正盛的時候，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緊急下發了《關於堅決制止賽馬博彩等賭博性質活動的通知》，嚴令禁止帶有博彩性質的有獎賽馬活動，叫停了全國各地熱火朝天的賽馬項目。但在廣州市政府的積極爭取下，考慮到賽馬場的投資和社會影響，中央還是允許了廣州繼續進行體育性、競技性的賽馬，但絕對不能賭博。

然而，廣州賽馬會董事長黃啓桓還不死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想方設法搞賽馬博彩，先是把“投注博彩”改為“智力測驗”，後來又改成“門券對實物獎”的形式，企圖瞞天過海。1996年，中央調查組再次到廣州考察，不過這一次，調查組沒有事先通知廣州賽馬會。調查的結果雖然不得而知，但此後，中央、省、市多次下文，強調廣州要停止博彩性賽馬。1999年，中共廣州市委、廣州市政府下令，強制停止賽馬；下半年，廣州市黨委、政府、人大、政協，以及軍委五套班子，“三講”決定，要徹底解決博彩性賽馬的問題。

黃啓桓得知消息後，依然痴心不死，想要最後一搏，於是召集了手下人，撰寫了一篇題為《試談中國的現代賽馬》的文章，極力宣傳賽馬博彩的好處，為賽馬彩票正名，還要求不惜以任何代價、任何手段，把文章發表出去。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國內10多家報刊、雜誌上，其中不乏全國性的重要刊物。

文章發表後，國家再次對廣州賽馬會啓動調查。結果調查組發現，這個極力主張搞博彩賽馬的黃啓桓，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光截留投注收入2879萬元、違規搞高息集資，還在辦公室裏養情婦，搞不正當男女關係。在整個文章發表的過程中，還用贊助和廣告費等形式，給報刊和雜誌社賄賂了八十多萬元，牽扯出了一大串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的利益鏈條。

後來，這個鐵了心要搞賭馬的黃啓桓，因為受賄和挪用公款罪，被判了19年。國家體育總局的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三令五申，只允許開展體育性、競技性賽馬，絕不能搞有博彩性質的賽馬”。看到中央的態度如此堅決，廣州賽馬場自知博彩是搞不起來了，於1999年年底，宣佈停賽停業，後來被改造成了汽車城，現在還在暨南大學石牌校區的正對面。

但廣州賽馬場停業，並沒有讓相關利益集團徹底死心。2000年，中共中央紀委辦公廳、監察部辦公廳發佈通知，關閉違法經營賭馬的馬場，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給大家劃個重點：

黨中央、國務院曾於1992年明確要求，全國各地一律不準舉辦賽馬博彩等具有賭博性質的活動。許多地方認真按照要求，對賽馬博彩活動進行了清理和取締，但也有個別地方，置黨中央、國務院的通知於不顧，繼續舉辦不同形式、不同規模具有賭博性質的賽馬博彩活動。

也就是説，即便在中央的嚴厲打擊之下，還有人試圖頂風作案。僅在通知發出半年後，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寧波企業，包下寧波東錢湖附近570畝地，投資1.5億元，準備開建“大紅鷹賽馬場”。2001年8月，又一家香港公司出巨資，在北京的通州，修建了號稱亞洲最大的通順賽馬場，還在比賽裏設置了投注競猜。為了避免賭博嫌疑，賽馬場將扣掉成本後的大量利潤，以税款的名義跟地方政府分成。不過這次，是地方政府拿七成，賽馬場只留三成。2001年，成都市舉辦“首屆中國西部民族馬術節”活動，結果被曝打着“民族文化”的名義大搞賭馬、博彩活動，再次引發國家的重視。

眼看賽馬博彩這股“歪風邪氣”不散，2002年2月，公安部、監察部、工商總局等五部委，聯合發佈《關於嚴厲查處博彩性賽馬活動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查封了多家頂風作案、搞賽馬博彩的馬場，堅決叫停了北京、寧波、瀋陽等地的賽馬項目，其中瀋陽、寧波的賽馬場，都是剛剛建成就被推倒，而北京的通順賽馬場藏得比較好，在高壓下續了一段時間。

後來，公安部開展“打擊地下非法賭博”專項活動，通順賽馬場涉嫌賭博，被叫停並立案偵查。作為對政府的抗議，投資通順馬場的商人李球，將上百匹純種馬屠殺深埋，回了澳大利亞，幾個新興的賽馬場，就此全部被關停。

然而，國家的高壓態勢，並沒有影響某些資本投資建設賽馬場的熱情。就在五部委聯合發文的兩個月後，香港商人胡越高又投資上億，在武漢的金銀湖邊建起了東方馬城，從此每年都舉辦賽馬節，給入場觀眾發免費的競猜券，猜中的觀眾會在賽後收到獎品。資本能有什麼好心思呢？之所以花大價錢搞免費的“有獎競猜”，目的還是在武漢市民中培養賭馬的風氣，等馬彩合法化後，再把錢賺回來。

與此同時，有關“放開馬彩”的呼聲，更是從來沒有停過。2003年，武漢市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上提出“恢復商業賽馬”。國家體育總局的回應十分謹慎，只是批覆説，“可以搞馬術賽事的準備工作”。得到批示後，湖北社科院，立刻在武漢成立了“中國競猜型賽馬彩票課題組”。該課題組後來得出了一個“重磅”學術成果，説如果賽馬彩票在武漢放開，就能至少帶來1000億銷售收入，400億税收，和300萬就業崗位，這個結論，後來被稱作“143推斷”。2004年開始，湖北政協委員連續三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試發“競猜型賽馬彩票”的提案。2005年，被稱為“馬彩第一人”的時任武漢市民盟調研室主任秦英巍，在武漢市政協會議上，提交了《大力發展馬產業，做大做長賽馬產業鏈》的提案，呼籲“不能錯失‘賽馬彩票’花落武漢的良機”。甚至還有專家，喊出了個令人振聾發聵的口號：“開放馬彩，中部就崛起了。” 

2007年，武漢人大代表再次在兩會上建議，將體育彩票與速度賽馬有機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賽馬型體育彩票。2008年金融危機後，時任武漢市副市長又建議國家發行“公益性賽馬彩票”來度過金融危機。2015年兩會召開之際，湖北省工商聯又提交了一份《關於爭取在武漢首發馬彩的提案》，指出：賽馬彩票的發行，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到了2018年，武漢市成立了“發展馬產業打造賽馬之都工作領導小組”，同年對外頒佈《武漢馬產業發展及速度賽馬賽事轉型升級2018—2020年行動計劃》，文件中13次提到了“賽馬彩票”。

為什麼國家三令五申，禁止公開搞賭博賽馬，卻依然阻止不了某些地方政府和資本，在國家監管的紅線上反覆試探呢？因為背後的利益實在是太大了。舉個例子，武漢的東方馬城，一節體驗課45分鐘，就要收400多元。這個價格，就連很多所謂的“中產階級”，都不一定負擔得起，導致賽馬場遊客量始終不多。而賽馬場每年，都有三千萬到五千萬的固定運營費用，光靠對馬術“感興趣”的遊客，很難賺到錢。投資東方馬城的香港商人胡越高，就因此抱怨過，因為賽馬場的收益太少，他不得不靠房地產來補貼賽馬。

如果不開放賽馬博彩，那賽馬場基本就是個不斷燒錢的無底洞。而一旦賽馬彩票放開，賽馬場就是源源不斷的搖錢樹。就拿開放了賭馬的香港來舉例，700萬人口，300萬人賭馬，跑馬場每年創造2000億港元的銷售收入，和200多億税收。而對於有14億人口的內地而言，這又會是多大的蛋糕呢？廣州賽馬會的黃啓桓被判刑後，內地的資本因為擔心政治風險，基本不再涉足賽馬業。但一些港澳及海外資本，憑藉特殊身份，即使出了事，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小，所以敢繼續鋌而走險，投資賽馬場並嘗試博彩生意，試探國家政策的底線。

2020年8月，武漢市教育局、體育局和市廣播電台，又發了“小小騎士進校園”文件，要求搞小學馬術課公開試點，在小學中開設馬術禮儀、馬匹護理等課程。作為一個競技體育的熱門項目，馬術進校園做宣傳，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教育資源比較豐富的北京、上海，以及馬匹資源豐富的內蒙古，都分別在17年和18年，搞過校園馬術的試點。但仔細閲讀上面份文件，還是不難發現，武漢似乎走得更遠一點。

無論北京、上海還是內蒙古的校園馬術試點，總體還是短期公益性質，沒有涉及其他方面。而武漢的“小小騎士進校園”，不僅要長期全市推廣，還要在三年內，覆蓋武漢的全部小學，相關經費全部由市財政支出。試點學校還可申報馬術特色學校，申請經費補貼。

而試點目標的第三條還寫道：“加強馬術課程的研究和管理，力爭在教材編寫與使用，教學形式與方法，師資使用與培養、教學評價與考核等方面有所突破。”這一點，更耐人尋味。

去年，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在一個論壇上的講話，我覺得大家可以聽聽，他説“中國國內是禁止公開搞賭博，有一些省市，過去曾經老想搞賽馬場，中央始終都不同意，所以境內還沒有正式的賭博，後來也採取一些措施，要特別控制境內人員參加周邊的賭博，因為這些東西，都對實體經濟可能不會產生特別大的幫助。另外一點，我覺得這也看對人的教育培養和方向的引導，我們常説你不要搞賭博，也不要去吸毒，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從事過度的投機活動，也不要超出自己的收入能力，借太多的錢。” 

節目最後我想説，我之所以反對賽馬彩票，是因為新中國不是舊上海、也不是舊漢口。即使現在的經濟面臨一些下行壓力，我也依然相信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可以共克時艱，實現偉大復興，我們不需要搞博彩，來開發新的税源。賽馬並不能憑空創造財富，它只能“巧立名目”，將財富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只是一種變相的“劫貧濟富”。賽馬彩票的口子一旦放開，很容易就通過強大的網絡社交媒體，輻射全國人民，進而影響力超過一省一市的範圍，形成一個更大的利益集團。而一旦習慣了搞博彩、賺快錢後，還有多少人，會一門心思發展實體經濟呢？我們的復興沒有捷徑可走，只有不斷升級產業，踏踏實實研發科學技術，創造出有價值的社會財富，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突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實現共同富裕。搞經濟的脱實向虛，絕對不應該是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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