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到底是什麼?(8)_風聞
西方朔-2022-01-30 07:35
一
古希臘數學四藝中,幾何學與天文學成就最大,分別有鉅著《幾何原本》和《至大論》傳世。
幾何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缺席,但中國天文學傳統極為深厚,成就極為可觀,足以和古希臘天文學媲美,因此特別值得將二者進行比較。
事實上,許多人正是通過強調我們有發達的天文學,來強調中國古代也有科學,甚至遙遙領先。
然而,中國天文學在什麼意義上是科學?
這個問題促使我們仔細比較古希臘和中國傳統的天文學,看看它們在研究動機、主要問題、研究方法上有些什麼區別。
經過比較,我們發現,中國古代天文學,根本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科學,而是特別屬於中國文化的禮學!這個比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理解禮學與科學的差異。
從遠古時代開始,全球各民族都有觀測和解釋天象的活動。有實用的需要,如辨別方位、確定農時等,也有面對浩瀚星空的原始敬畏之情。
但是,天文學的發展,向來滿足實用需要的少,滿足原始敬畏之情的多,因為定時辨向用不着太多天文學知識。
偉大的文明都有發達的天文學,而促使他們發展天文學的動力,更多的是一些文化、意識形態的東西。
隨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發展道路,那種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文化表達方式。
古希臘人把天際現象看成是理念世界的最好樣本,因為尊崇理念世界而尊崇天界視象,結果是,那種原始敬畏之情,轉化為對理性的堅定信念。
同樣,中國發達的天文學,也不像通常教科書所説的那樣,只是為了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因為,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節氣,精確到天就足夠了。
而中國天文學家對於日月星辰的運動細節非常在乎和着迷,他們的動力又是什麼呢?
實際上,中國天文學最強大的研究動機,來自天人合一的觀念,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種種文化觀念和文化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影響了中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國的天文學,有濃郁的政治含義和文化含義。
二
就政治層面而言,中國天文學獲得了在西方不曾有過的高尚地位。歷朝歷代,朝廷都很重視設置天文機構,國家天文台從未中斷運行。從秦漢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監到明清的欽天監,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天文學家官職可以達到3品。
與之相比,古希臘天文學家,則是純粹的私人,是哲學家,是真理的熱愛者(托勒密即如此稱呼希帕克斯---他創立了球面三角學,被稱為天文學之父)。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為什麼這麼重視天文學家?原因很簡單,因為天文學家通天!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有一個非常弔詭的潛規則:一方面,皇帝是天下至尊,一言九鼎,但另一方面,皇帝的地位並不是不可挑戰的。
按照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思想,皇帝之所以是人間主宰,是因為天授皇權,因為他順應天道。如若不然,無道昏君,人人都可以討伐,可以取而代之,這麼做是替天行道,是正當的。
因此,做皇帝並不是那麼容易,也需要時刻警醒。
問題在於,如何判斷一個皇帝的作為是順天應時,還是背天逆道呢?有一個非常簡明的標準: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説明皇帝是真命天子;若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就説明皇帝有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像地震、洪水、乾旱、蝗災這些今天被認為是“自然災害”的現象,都被認為有強烈的政治含義,都是對皇帝的嚴重警告。
因此,歷朝歷代或多或少都有隱瞞自然災害的傾向,目的主要是防止發生政權合法性危機。
總之,在中國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什麼純粹的天災,天災某種意義上就是人禍。像地震這樣的災害,皇帝也要負責任。
地面上的災是災,天上的災也是災。像彗星出現,流星大作,甚至日食月食,都是災異。尤其是日全食,更是非常嚴重的災異。因為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太陽與人主是對應的。如今太陽被天狗所食,那説明人主德行有虧,上天是用日食對他發出嚴重警告。
正因為天象具有如此強烈的政治含義,所以,觀察、記錄以及解析天象的天文學家,在皇權政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皇帝不僅重視天文學,而且壟斷天文事業,禁止民間研習。皇帝要壟斷來自上天的信息,壟斷上天傳達的信息中包含的各種秘密指令。
於是,推動天文學發展的那種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國文化中,表現為對一種貫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倫理秩序的忠實維護。
從夏朝開始,“伐鼓救日”就是國家禮制的一個重要部分。此外,皇帝還要下罪己詔,檢討自己的過失。皇帝在日食期間,要素服齋戒,大赦天下。
三
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學,普通百姓也需要。古代老百姓遇大事,都要看看老黃曆,看看哪天是黃道吉日。
因此,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就其研究動機而言,是政治占星術,是日常倫理學,一言以蔽之,是禮學。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禮學性質,規定了其獨特任務和獨特內容。如果説,古希臘天文學主要是解決行星問題,本質上是行星天文學的話,那麼,中國古代天文學,本質上就是天空博物學、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
作為天空博物學,其任務首先是詳盡、忠實地觀察和記錄天象。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家來説,天空中出現的每一種天象,都以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方式對人事有影響,因而都很重要,都值得認真觀察並忠實記錄下來,不可忽視或遺漏。
依靠中國曆代天文學家幾千年來從未間斷的持續觀察和記載,中國人貢獻了世界上最豐富、最系統的天象記錄!
尤其是在異常天象的記錄方面,中國天文學更是獨領風騷,讓西方天文學界望塵莫及。
從公元前214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29次迴歸,中國史書記錄一次不少。從漢初到1785年,中國天文學家共記錄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從公元前28年到明末,記錄太陽黑子100多次。
這些,毫無疑問是世界之最。
作為星象解碼學和天文解釋學,中國古代天文學更高階的工作,是對系統記錄的豐富天象進行解碼,而破解天象,是中國古代天文研究更正統更要緊的任務。
觀天象的目的是“察時變”,比如,“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時出現在天空同一方向,被認為是“明君將出”的徵兆,寓意是要“改朝換代”;而“熒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心宿,被認為代表着非常兇險的徵兆,君主應格外小心。
所有這些今天看來奇奇怪怪的説法,卻構成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主要內容。
今天有許多人試圖對中國古代天文學進行糟粕與精華的分離工作,認為其推算預報部分是科學,是精華,其占星學部分是迷信,是糟粕,這完全是在犯時代誤置病。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基本動機是星佔,目標並不是尋求“自然規律”,而是尋求天象對於人間事務的所謂“寓意”、“意義”。因此,它是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政治占星術,是禮學,但是從來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科學!
江曉原教授在《天學真原》中,深刻認識到了中西古代天文學的這一根本區別,始終不使用“中國天文學”而稱“中國天學”,以免與西方天文學混同。
事實上,正是這種混同,讓許多人提出“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領先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後才落後”的説法。
他們沒有想過,中國古代從未有過古希臘那種科學意義上的天文學,如何比較?談何領先與落後?
四
把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古希臘天文學相混同,從而視之為“科學”的最強大理由是,中國古代天文學把推算預報日月行星的位置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並且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推算方法,相當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任務。這套推算方法,被稱為中國的數理天文學,以與古希臘數理天文學相對應。
表面看來,中國的歷法與古希臘天文學,都發展了各自的方法,致力於預測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方位,並且把預測結果訴諸實際觀測進行檢驗,而且根據檢驗的結果對推算方法進行改進,所不同者只在於古希臘人採用的是天球層疊的幾何模型,而中國古人採用的是內插等數值。
因此,表面看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古希臘天文學一樣,都有一套出於“工具理性”的完整的探究程序。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古希臘數理天文學的“工具理性”源自古希臘哲學的純粹理性,也就是説,古希臘天文學之所以用幾何建模方法研究行星,是因為他們相信,天界本來就是“幾何的”,遵循着幾何學的規律。
而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工具理性”,卻沒有這樣的純粹理性作為後盾。相反,中國天文學家眼中的“天”,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化存在,天界是人格化的“天”顯靈的場所,而不是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場所!
雖然我們的古人曾經説過“天行有常”,但是這個“常”雖然可以理解為規律,但是它與今天的自然規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下面兩件事可以説明這一點。
一是天文學與宇宙論的脱節。中國天文學家積累了巨量的觀測資料,還有不錯的推算方法,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入認識宇宙---既沒有淘汰落後的宇宙模型,也沒有支持先進的模型。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種有影響的宇宙結構理論,一種是“蓋天説”,一種是“渾天説”。但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宇宙論,居然長期並行於世。顯然,在中國古代精英看來,宇宙結構理論就屬於“奇技淫巧”,不值得認真對待。
而第三種宇宙論“宣夜説”,宣佈日月星辰運行沒有什麼規律。這恰恰表明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另一個極端---天行未必有常。於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而沒有宇宙論支持的“常”(規律),顯然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推測有誤並不必然證偽推算理論。推測的日食沒有發生,是否要責罰天文學家?不一定。
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論,當食不食,可以解釋為帝王有德,感動了上天,所以日食就沒有出現。
唐代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就充分證明: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研究的根本不是獨立的客觀規律!
因此,我們才説,中國天文學的推算技術,只能是“歷算術”,二不是像古希臘天文學那樣的“科學”。
而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中國天文學,直到皇權政治解體,新文化運動之後才真正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