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到底是什麼？（8）_風聞

一

古希臘數學四藝中，幾何學與天文學成就最大，分別有鉅著《幾何原本》和《至大論》傳世。

幾何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缺席，但中國天文學傳統極為深厚，成就極為可觀，足以和古希臘天文學媲美，因此特別值得將二者進行比較。

事實上，許多人正是通過強調我們有發達的天文學，來強調中國古代也有科學，甚至遙遙領先。

然而，中國天文學在什麼意義上是科學？

這個問題促使我們仔細比較古希臘和中國傳統的天文學，看看它們在研究動機、主要問題、研究方法上有些什麼區別。

經過比較，我們發現，中國古代天文學，根本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科學，而是特別屬於中國文化的禮學！這個比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理解禮學與科學的差異。

從遠古時代開始，全球各民族都有觀測和解釋天象的活動。有實用的需要，如辨別方位、確定農時等，也有面對浩瀚星空的原始敬畏之情。

但是，天文學的發展，向來滿足實用需要的少，滿足原始敬畏之情的多，因為定時辨向用不着太多天文學知識。

偉大的文明都有發達的天文學，而促使他們發展天文學的動力，更多的是一些文化、意識形態的東西。

隨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發展道路，那種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文化表達方式。

古希臘人把天際現象看成是理念世界的最好樣本，因為尊崇理念世界而尊崇天界視象，結果是，那種原始敬畏之情，轉化為對理性的堅定信念。

同樣，中國發達的天文學，也不像通常教科書所説的那樣，只是為了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因為，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節氣，精確到天就足夠了。

而中國天文學家對於日月星辰的運動細節非常在乎和着迷，他們的動力又是什麼呢？

實際上，中國天文學最強大的研究動機，來自天人合一的觀念，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種種文化觀念和文化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影響了中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國的天文學，有濃郁的政治含義和文化含義。

二

就政治層面而言，中國天文學獲得了在西方不曾有過的高尚地位。歷朝歷代，朝廷都很重視設置天文機構，國家天文台從未中斷運行。從秦漢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監到明清的欽天監，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天文學家官職可以達到3品。

與之相比，古希臘天文學家，則是純粹的私人，是哲學家，是真理的熱愛者（托勒密即如此稱呼希帕克斯---他創立了球面三角學，被稱為天文學之父）。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為什麼這麼重視天文學家？原因很簡單，因為天文學家通天！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有一個非常弔詭的潛規則：一方面，皇帝是天下至尊，一言九鼎，但另一方面，皇帝的地位並不是不可挑戰的。

按照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思想，皇帝之所以是人間主宰，是因為天授皇權，因為他順應天道。如若不然，無道昏君，人人都可以討伐，可以取而代之，這麼做是替天行道，是正當的。

因此，做皇帝並不是那麼容易，也需要時刻警醒。

問題在於，如何判斷一個皇帝的作為是順天應時，還是背天逆道呢？有一個非常簡明的標準：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説明皇帝是真命天子；若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就説明皇帝有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像地震、洪水、乾旱、蝗災這些今天被認為是“自然災害”的現象，都被認為有強烈的政治含義，都是對皇帝的嚴重警告。

因此，歷朝歷代或多或少都有隱瞞自然災害的傾向，目的主要是防止發生政權合法性危機。

總之，在中國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什麼純粹的天災，天災某種意義上就是人禍。像地震這樣的災害，皇帝也要負責任。

地面上的災是災，天上的災也是災。像彗星出現，流星大作，甚至日食月食，都是災異。尤其是日全食，更是非常嚴重的災異。因為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太陽與人主是對應的。如今太陽被天狗所食，那説明人主德行有虧，上天是用日食對他發出嚴重警告。

正因為天象具有如此強烈的政治含義，所以，觀察、記錄以及解析天象的天文學家，在皇權政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皇帝不僅重視天文學，而且壟斷天文事業，禁止民間研習。皇帝要壟斷來自上天的信息，壟斷上天傳達的信息中包含的各種秘密指令。

於是，推動天文學發展的那種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國文化中，表現為對一種貫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倫理秩序的忠實維護。

從夏朝開始，“伐鼓救日”就是國家禮制的一個重要部分。此外，皇帝還要下罪己詔，檢討自己的過失。皇帝在日食期間，要素服齋戒，大赦天下。

三

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學，普通百姓也需要。古代老百姓遇大事，都要看看老黃曆，看看哪天是黃道吉日。

因此，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就其研究動機而言，是政治占星術，是日常倫理學，一言以蔽之，是禮學。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禮學性質，規定了其獨特任務和獨特內容。如果説，古希臘天文學主要是解決行星問題，本質上是行星天文學的話，那麼，中國古代天文學，本質上就是天空博物學、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

作為天空博物學，其任務首先是詳盡、忠實地觀察和記錄天象。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家來説，天空中出現的每一種天象，都以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方式對人事有影響，因而都很重要，都值得認真觀察並忠實記錄下來，不可忽視或遺漏。

依靠中國曆代天文學家幾千年來從未間斷的持續觀察和記載，中國人貢獻了世界上最豐富、最系統的天象記錄！

尤其是在異常天象的記錄方面，中國天文學更是獨領風騷，讓西方天文學界望塵莫及。

從公元前214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29次迴歸，中國史書記錄一次不少。從漢初到1785年，中國天文學家共記錄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從公元前28年到明末，記錄太陽黑子100多次。

這些，毫無疑問是世界之最。

作為星象解碼學和天文解釋學，中國古代天文學更高階的工作，是對系統記錄的豐富天象進行解碼，而破解天象，是中國古代天文研究更正統更要緊的任務。

觀天象的目的是“察時變”，比如，“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時出現在天空同一方向，被認為是“明君將出”的徵兆，寓意是要“改朝換代”；而“熒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心宿，被認為代表着非常兇險的徵兆，君主應格外小心。

所有這些今天看來奇奇怪怪的説法，卻構成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主要內容。

今天有許多人試圖對中國古代天文學進行糟粕與精華的分離工作，認為其推算預報部分是科學，是精華，其占星學部分是迷信，是糟粕，這完全是在犯時代誤置病。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基本動機是星佔，目標並不是尋求“自然規律”，而是尋求天象對於人間事務的所謂“寓意”、“意義”。因此，它是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政治占星術，是禮學，但是從來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科學！

江曉原教授在《天學真原》中，深刻認識到了中西古代天文學的這一根本區別，始終不使用“中國天文學”而稱“中國天學”，以免與西方天文學混同。

事實上，正是這種混同，讓許多人提出“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領先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後才落後”的説法。

他們沒有想過，中國古代從未有過古希臘那種科學意義上的天文學，如何比較？談何領先與落後？

四

把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古希臘天文學相混同，從而視之為“科學”的最強大理由是，中國古代天文學把推算預報日月行星的位置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並且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推算方法，相當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任務。這套推算方法，被稱為中國的數理天文學，以與古希臘數理天文學相對應。

表面看來，中國的歷法與古希臘天文學，都發展了各自的方法，致力於預測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方位，並且把預測結果訴諸實際觀測進行檢驗，而且根據檢驗的結果對推算方法進行改進，所不同者只在於古希臘人採用的是天球層疊的幾何模型，而中國古人採用的是內插等數值。

因此，表面看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古希臘天文學一樣，都有一套出於“工具理性”的完整的探究程序。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古希臘數理天文學的“工具理性”源自古希臘哲學的純粹理性，也就是説，古希臘天文學之所以用幾何建模方法研究行星，是因為他們相信，天界本來就是“幾何的”，遵循着幾何學的規律。

而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工具理性”，卻沒有這樣的純粹理性作為後盾。相反，中國天文學家眼中的“天”，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化存在，天界是人格化的“天”顯靈的場所，而不是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場所！

雖然我們的古人曾經説過“天行有常”，但是這個“常”雖然可以理解為規律，但是它與今天的自然規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下面兩件事可以説明這一點。

一是天文學與宇宙論的脱節。中國天文學家積累了巨量的觀測資料，還有不錯的推算方法，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入認識宇宙---既沒有淘汰落後的宇宙模型，也沒有支持先進的模型。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種有影響的宇宙結構理論，一種是“蓋天説”，一種是“渾天説”。但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宇宙論，居然長期並行於世。顯然，在中國古代精英看來，宇宙結構理論就屬於“奇技淫巧”，不值得認真對待。

而第三種宇宙論“宣夜説”，宣佈日月星辰運行沒有什麼規律。這恰恰表明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另一個極端---天行未必有常。於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而沒有宇宙論支持的“常”（規律），顯然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推測有誤並不必然證偽推算理論。推測的日食沒有發生，是否要責罰天文學家？不一定。

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論，當食不食，可以解釋為帝王有德，感動了上天，所以日食就沒有出現。

唐代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就充分證明：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研究的根本不是獨立的客觀規律！

因此，我們才説，中國天文學的推算技術，只能是“歷算術”，二不是像古希臘天文學那樣的“科學”。

而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中國天文學，直到皇權政治解體，新文化運動之後才真正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