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隊不是西方樣式的特種部隊_風聞

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是五一大掃蕩之後華北我軍為恢復與開闢敵後遊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顧名思義，武工隊就是帶有武裝的工作隊，工作隊才是它的主體，武裝只是工作的保障而已。

武工隊並非只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後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同樣是抗戰時的華北敵後，除主要以軍分區為主組成武工隊外，各縣委、工委甚至區委也有武工隊的組織。各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隸屬於不同上級的武工隊，均系由某一上級組織派出，而不能像游擊隊那樣可以自發組織，這一點是相同的，但其組織系統、活動環境等各有不同。因為讀者最熟知的，也是被影視編導和網絡大V們篡改得最嚴重的，是馮志創作的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而馮志這部小説描寫的是由冀中第九軍分區派出和領導的武工隊，所以本文討論的對象便主要以抗戰最艱苦階段華北敵後由各軍分區敵工部派出和領導的武工隊為主。

有人將武工隊比作西方現代意義的特種部隊，説武工隊類似什麼貝蕾帽、三角洲、海豹等等，不能説完全沒道理，但很是牽強。至於説有的文化人想按《加里森敢死隊》那樣再拍武工隊，那就十足的荒唐了。

小人書版的武工隊

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有怎樣的不同，又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呢？

第一個不同，是人員的組成不同。武工隊的骨幹主要以政工幹部為主，這是全軍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遊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十八團三營的教導員，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晉綏三分區武工隊長謝允中是八團政治處的民運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長，比較著名的安正福、王棟、李彩五、李繼初、高雲貴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從本人蒐集到的武工隊資料中看，武工隊的領導由非政工幹部擔任的，有，但極少見。馮志在小説《敵後武工隊》中塑造的武工隊小隊長魏強，是由連的指導員調任，很具典型意義。

可惜的是，與眾多文藝作品迴避、否認乃至詆譭政工幹部一樣，近二三十年來所有改編版本的《敵後武工隊》，裏面的一號人物魏強全無例外地改成了連長，就很不具有典型意義了。以政工幹部為主組成對敵滲透的小分隊，這是隻有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也是武工隊區別於其他特種小分隊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是和編導們臆想的截然不同的。

第二個不同，是任務的不同。西方特種部隊有的也採取秘密滲透的方式在派出地區培植反政權組織，但更多情況下是針對某一項單獨的任務而派出，如營救人質、刺殺敵要員、襲擊敵司令機關、破壞敵重要設施等，完成任務後一般在最短時間內撤出。我軍在長期的游擊戰爭中也曾廣泛組織類似的特種部隊，紅軍時期、抗戰時期，這種臨時組建的小部隊對敵實施刺殺、破壞的戰例數不勝數，這是可以類比西方特種部隊的。對越輪戰期間，我軍曾組織多個偵察大隊越境滲透作戰和捕俘，這也類似今天西方的特種部隊。但武工隊則完全不同。

這裏重點説一説武工隊的主要任務與開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武工隊的主要任務，是對敵佔區開展政治進攻，逐步恢復或開闢遊擊根據地。具體地説呢，則有以下幾項：（一）宣傳戰；（二）打擊與改造偽政權；（三）恢復或幫建各地的秘密支部和地下游擊小組；（四）建立各種敵工和社會秘密關係。

我們一條條解析。

武工隊的首要任務，是宣傳戰。而這所謂的宣傳戰，用今天時髦一點的詞來説，就是心戰。其開展心戰的方法，除了比較常見的炮樓喊話、寫標語、集市演講、發傳單等以外，還有一些比較獨特的作法，比如打恐嚇電話，曾打進偽天津市長家裏，比如寫恐嚇信，也曾寄到偽河北省長的案頭，比如深更半夜潛入偽軍屬的家中給全家人講抗日大道理，比如動員某個偽軍的親屬往據點裏為我做勸説工作，比如對偽軍記“善惡簿”、發“迴心抗戰證”，等等等等。這些做法，對於土生土長並準備長期紮根恢復和建立根據地的武工隊來説，是最主要的心戰方式。對於西方的情報和專門的心戰機構，也可能是會採用的方式，但對於只是短期潛入的十幾人幾十人的特種小部隊來説，這不是他們的職能，往往並不使用。

除了宣傳攻勢，擺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擊與改造偽政權。西方特種作戰，從大的戰略上講，興許也有這樣的內容，但那基本是對國家政權或較大的地方反對派政權的改造與扶持，而對於一二十人組成的特種小分隊來説，則基本不會有這樣的任務。武工隊則不然，剷除偽政權中不聽我警告的叛徒漢奸，將偽政權改造成為我所用的兩面政權，是武工隊一以貫之的任務。至於如何改造，其手段，卻並不像繪畫彈琴那般雅緻，比如在月暗風高的深夜突然出現在熟睡中的偽官居室對其實施刺殺或警告；比如將保鏢環衞戒備森嚴的偽軍政官員的公子小姐老太爺姨太太們請到青紗帳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課；比如在敵人聚會的餐桌或會議桌上適時地寄去某漢奸的人頭等等。

曾有這樣的例子：當武工隊決定剷除某個尚在敵營仍在作惡的漢奸時，先在集市、城區要道等處張貼布告，寫明對其五日之內執行死刑，那麼你等着瞧吧，不管這個漢奸是如何的狡猾，他絕對不可能活到第六天。

五一大掃蕩後，冀中涿縣有一個大鄉長，自恃住家就在鬼子炮樓底下，對於武工隊要其給我交公糧的要求置之不理，並揚言道：要我給八路納糧，他得先問問我的盒子槍答應不答應。這話很快傳到了武工隊的耳朵裏，就在當天夜裏，這偽鄉長正在熟睡中，武工隊翻牆進來，從被窩裏把他揪了起來，用他自己的盒子槍敲着他的腦袋問道：是你這把盒子槍不想給八路交公糧嗎？嚇得那貨登時就尿了炕，一邊磕頭求饒一邊發毒誓保證給八路納糧。沒過幾天，就如數上交了公糧。

許多偽官，就是這樣連拉帶打地被迫成了我們的內線，許多偽政權就是這樣被改造成了兩面政權。這些做法，典型的中國特色，八路特色，西方特種部隊因為多數是短期行為，這麼做沒多大必要，因而也就不怎麼願意去做。

神劇版的武工隊

武工隊的第三個任務，是幫建黨的各種地方組織。五一大掃蕩後，冀中根據地淪陷、變質，所有縣委都轉入地下，各村的支部有的幹部犧牲了，有的躲起來不敢開展工作了，有的妥協叛變了，有的縣大隊實力減少為個位數，大量的區小隊犧牲殆盡，各村的民兵幾乎全部解體。要恢復根據地，就要重建各級黨的組織，就要充實各級地方武裝，可在敵佔區，敵人的力量特別強大，漢奸、特務特別囂張，淪陷區的羣眾雖然滿腔的仇恨與怒火，因為槍桿子在敵人的手裏，卻被打壓得不敢抬頭。武工隊的作用，就是哪裏的特務漢奸最囂張，就出現在哪裏，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把人民羣眾的力量扶起來。

冀南衡水的道口村，有個警察所，警察所有個姓佟的所長，給鬼子辦事特別賣力，動不動到各村捕人殺人，當地的秘密支部不敢活動，各種秘密抗日組織建不起來。於是武工隊來了，先是通過喊話和寫信警告該所長，要他不要真心給鬼子辦事，否則小心腦袋搬家。這姓佟的偽所長自恃有鬼子做後台，根本不把武工隊的警告當回事，繼續欺壓百姓，並口出狂言，説武工隊也就是空叫喊罷了，在大日本皇軍的治安區，他能奈我何如。結果他這話説出沒幾天，那顆罪惡的腦袋，就在某個清晨，被發現掛在了集市旁邊的大樹上，樹上一行大字：武工隊説話算話，要你腦袋搬家，你就得搬家。自那以後，其他的警察所就收斂了很多。有的偽軍警本人或家屬甚至通過兩面政權主動找到武工隊，表示以後不再真心給鬼子幹事，求武工隊刀下留情。經此鎮壓，地下支部再活動，那些偽軍警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支部的活動得到了保護，村中游擊小組的抗日積極性也就起來了，各村的遊擊小組壯大了，各區的區小隊就有了後備的兵員，縣大隊也就逐步恢復了。小説《烈火金鋼》、電影《地道戰》中，都有特務、漢奸特別猖獗時，武工隊出現給予鎮壓的情節，很準確地表現了武工隊幫建恢復遊擊根據地的功能。

我沒聽説過西方的阿爾法呀、海豹呀、三角洲呀等等，在什麼地方恢復或建立過什麼根據地，也沒聽説他們幫哪村建過什麼武委會、青救會、婦救會。

武工隊第四個任務，在敵偽與社會三教九流中建立各種秘密關係。當年敵工工作一個重點，就是建立與敵偽的秘密關係。這也是華北敵後普遍開展的一項活動。到了抗戰的第六個年頭，絕大多數的偽軍警已經看到了日本必敗的未來，都想給自己留條後路，這些人七姑八姨三叔四舅什麼的都在當地，也為建立這種關係提供了可能。以冀南軍區為例，1942年10月有一個統計，武工隊與偽軍共建立關係1400餘個。可見其重視程度之高和數量之大。

拉這麼多關係幹什麼，一為情報工作。敵偽中有什麼行動，武工隊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個會議上某個偽組織人員説的某一句話都能在散會後不久就可以傳到武工隊的耳朵裏，從而為軍事、政治、經濟鬥爭提供依據。二為尋找保護傘。很多時候，在敵人搜捕剛剛刺殺了某個鐵桿漢奸的我武工隊員時，而這幾個武工隊員也許正在敵人炮樓跟前的某個偽軍官家中給他的家屬上政治課呢。在當時，武工隊為逃避敵人的追捕而藏身於偽軍據點和偽官家中的情況比比皆是，屢見不鮮。當地下人員和羣眾積極分子被捕後，也可以通過關係將其救出。三為解決經濟困難。當年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兵工材料等緊俏物資，需要到敵佔區購買，因為武工隊與敵佔區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就為這種採購提供了相當的便利。如果不能買或無需買，也可以向偽政權借用，比如當我攻打炮樓火力不夠時，借用偽治安軍或警備隊的機槍用於打鬼子；比如當我敵工人員負傷後，借用某個偽官的私邸進行治療等等。四為交通方便。當武工隊保護黨的幹部通過偽軍的哨卡到其他地區時，往往事先疏通駐地偽軍，愛酒的送幾瓶酒，愛錢的送幾塊大洋，愛貪小便宜的送雙鞋送件衣裳，愛賭的陪着打幾圈麻將故意輸點錢。這些偽軍官受了賄賂，拿了人家手短，再者家小都在本地，也不想與整天把腦袋和手榴彈掖在一起的武工隊結仇，通過其轄區時他往天上放一陣槍就過去了。這些做法，對於作戰地區主要是異國他鄉的、以快打快出為主要行動方式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説，由於與當地人沒有這種老一輩少一輩的盤根錯節的關係，是他們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

真實版的津南武工隊

第三個不同，是所依賴的要件不同。西方的特種部隊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裝備，其運載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當前軍界最尖端的產品。西方特種部隊往往獨立作戰，並不指望當地羣眾的支援與配合，並不主要依靠地方組織。武工隊除了配備的近戰火器比較精良外，並沒有其他更尖端的裝備、設備。武工隊是在黨領導的人民戰爭這個大背景下作戰，故而特別依賴當地黨組織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他們與地方黨往往是合而一體的。八路軍野戰政治部、115師、129師等對武工隊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強調。劉伯承在《武工隊在敵後活動的戰術問題》一文中，就曾説：“武工隊是以政治進攻為主，那麼在組織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員如何加強……五分區的武工隊三十餘人分佈於八十餘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幹部參加領導，以加強對羣眾的領導和軍民的血肉結合……武工隊的基本問題就是在當地生根，在政治上與羣眾結合，也要在組織上結合。”羅瑞卿也曾説過，“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幹部，與當地羣眾有聯繫的幹部參加武工隊。太行區的武工隊在這方面是很差的，必須改造。如X分區五個武工隊。全是軍隊的連排幹部，沒有吸收地方幹部參加……由於他們缺乏地方性，與羣眾沒有聯繫，所以工作也難於開展。”因為有上級這樣的指示，所以在由軍分區派出的武工隊中，一般都還有當地政權中組織、敵工、公安等專職幹部參與其中。小説《敵後武工隊》中塑造的武工隊第一小隊的指導員，就是由區委委員劉文彬擔任，這與當時的情況是十分相符的。

武工隊深入敵佔區活動，他們隱藏的地點，是當地的堡壘户，他們吃的穿的，是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給。武工隊的成員與當地羣眾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頭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腳的泥巴，也和羣眾睡同一個土炕，吃一樣的糠菜窩頭，也經常與羣眾一起擔糞鋤草，一起拉犁耕種。就因為這樣，使得他們與當地的羣眾從感情上到組織上都緊緊地聯繫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機體。也只有這樣，人民羣眾才能夠在敵人搜捕時，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寧可丟掉羞臊，也敢在敵人的刺刀面前將武工隊員認作兒子、認作丈夫。這是西方樣式的特種部隊無法做到甚至無法理解的。這一點是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最大的區別。

總有人非要找出武工隊相當於美英等西方的什麼什麼，要是不能從外國人那裏找到個榜樣做類比，理解起來就很困難似的。武工隊就相當於武工隊，也只相當於武工隊。武工隊是中共黨領導下的，反侵略的人民戰爭背景下的特種作戰小部隊。武工隊的組織與戰鬥方式，只屬於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游擊戰場，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可以相類比，也沒有第二家有資格跟我武工隊相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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