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GDP增速反超中國”是吹牛嗎? 爭吵雙方都忽視了三個關鍵事實_風聞

✪ 於春海、章凱麗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導讀】近期，美國公佈2021年經濟數據，在2020年負增長的基礎上，其GDP增長5.7%，創下1984年以來最高增幅，以至於拜登興奮地宣揚“20年來我們的經濟增長第一次超過中國”，一時引發國內外論爭。然而，比這一爭議更重要的大新聞，恐怕是美聯儲表示將擇機加息，導致全球股市應聲大跌。不少人抱怨加息過遲，以致美國通脹水平達到30年來最高點。那麼，美國的世紀大通脹如何發生？美國的“疫情經濟學”對於重振美國夢而言，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本文分析指出：

一個基本事實是：疫情以來，美聯儲實施了激進的市場干預，啓動無限量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依靠特定的轉移支付渠道將新增貨幣直接給到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這種超常規救助政策推動了個人和家庭消費增長，成為帶動美國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

第二個事實是：美國多年來貿易逆差，在疫情衝擊和救助政策共同作用下，商品進口和逆差規模均超過疫情前的峯值，然而國外供給能力受損、跨國運輸出現問題，供求嚴重失衡，通脹水平不斷上升。

第三個重要事實是，美國國內勞動供給的恢復卻明顯滯後於需求的恢復，導致勞動力市場狀況極度緊張。這是疫情下長期收入差距問題的集中爆發，加劇了低收入羣體對美國體制的不信任。疫情中隨處可見的關於防疫措施的黨派衝突，對科學共識的“反智”懷疑，與其説是不信任科學，不如説是不信任現有社會模式和體制。

作者認為，從里根到克林頓，以小政府、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為核心的“千禧範式”已經走到盡頭。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的一系列行動表明，美國的政策定位出現重大調整，從短期疫情救助轉向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面對頻繁的內外衝擊和危機，開始強化政府的作用和能力，而這種轉變，無論對於美國還是整個世界，都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原題為《“疫情經濟學”能重振“美國夢”嗎？》，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疫情經濟學”能重振“美國夢”嗎？

觀察當前的美國經濟，既要看到復甦之強勁，也要看到復甦過程中的問題。思考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澄清疫情下政策選擇的基本邏輯，也要分析政策定位從短期疫情救助轉向長期結構調整的必然性。展望未來，疫情終將過去，但美國政府行為的長期導向將不斷強化。

▍ 經濟強勁反彈的動力來源

進入2021年以來，美國的家庭消費、固定投資、製造業增加值、服務業增加值以及整體經濟產出，均超過了疫情前的峯值水平。在歷史比較中，這是美國在深度衰退後最快的一次復甦，主要的總需求和總產出指標只用了四個季度就回到衰退前的峯值水平。美國之前的兩次深度衰退分別是1982年和2009年，經濟恢復分別用了6個季度和9個季度。在國際比較中，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中國以外的主要新興經濟體中，只有美國的實際產出超過了疫情前的峯值水平。

**個人消費增長是拉動美國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2020年，在個人消費中，耐用品增長7.7%，非耐用品增長3.1%，服務下降7.5%。這不同於一般經濟衰退中呈現的耐用品消費大幅下降、服務小幅波動的特徵，反映了疫情衝擊的特殊影響。2021年，商品消費的增長推動個人消費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增幅均明顯超過疫情前的水平。按年率折算，2010~2019年商品支出的季度平均增幅為1330億美元，總需求增幅為3800億美元；2021年前三季度商品消費的兩年平均增幅為4240億美元，總需求的增幅只有1610億美元。

**超常規救助政策推動了個人消費的增長。**隨着疫苗的推廣、對疫情容忍度的提高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階段性放鬆，被壓抑的消費意願迅速釋放。但在個人消費迅速反彈的同時，儲蓄率並沒有降至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前三季度，個人平均儲蓄率達到13.5%，而疫情前只有8%左右。因此，個人消費反彈應該源自收入的增加。疫情前，政府轉移支付佔個人總收入的比重穩定在16%左右；疫情暴發後，這一比重平均在22%左右，在兩次大規模發放現金的時期超過了30%。可見，政府救助政策是支撐個人收入進而推動消費增長的關鍵。

美國在疫情暴發後推出了激進的政策措施。在財政政策層面，2020年五輪救助的總規模達到3.8萬億美元，主要救助對象是中小型企業和居民。2021年1月的“美國救濟計劃”，總規模達到1.9萬億美元，基本定位依然是疫情救助，在資金使用上進一步向居民部門傾斜。在貨幣政策層面， 美聯儲實施了最為激進的市場干預行為，啓動無限量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疫情暴發以來，美聯儲的資產規模擴張了4.4萬億美元，增長超過了100%。

▍ 疫情救助政策的超常規特點

**值得關注的不僅是政策的擴大力度和方式，還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聯繫機制的重大變化，出現了基於現代貨幣理論的新實踐，即美聯儲直接購買財政證券。**在美聯儲新增發的貨幣中，70%首先直接進入財政部的賬户，然後再通過財政渠道進入救助對象的手中。

疫情衝擊的波及面之廣是罕見的。為了實現疫情防控和社會救助，穩定社會信心和基本經濟秩序，必須採取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但受制於信心的不足與信息的不充分，政策層面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可能提高扶持力度。政府必須在短期內全盤托出在自身能力範圍內可能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只有如此，才可能實現防控疫情、社會救助以及穩定信心和秩序等多重目的。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聯動，則是出於對政策空間、目標和效果的考慮。疫情衝擊下，為了避免經濟遭受極端損失和永久性傷害，必須為家庭和企業提供救助。**根據美聯儲2018年的調查，只有61%的受調查家庭有足夠的流動性支撐400美元的額外支出。中小企業貢獻了美國45%的GDP，而根據2019年9月摩根大通的調查，有一半美國小企業的現金儲備無法支撐15天。**因此必須為家庭和小企業提供足夠的流動性以幫助它們度過危機，但如何才能把資金迅速給到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

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一定是歧視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的。美聯儲沒有直達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的渠道。無論是傳統的貨幣政策還是疫情前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上述問題。依託於税收和轉移支付體系，財政擁有直達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的渠道。但是，財政擴張空間依賴於赤字融資能力。疫情期間，整個經濟和社會循環的停滯導致政府收入大幅降低，疫情防控和疫情救助卻需要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政府的債務融資能力於是成為關鍵。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債務已經累積到非常高的水平。如何才能進一步擴張政府債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直接聯動就成為必然選擇。美聯儲直接購買財政部發行的債券，財政部獲得資金後，依靠特定的轉移支付渠道，為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提供流動性支持。

▍ 通貨膨脹的成因

以救助政策支撐家庭消費增長並帶動國內生產恢復，既符合疫情救助的社會目標，也符合美國慣常的宏觀調控思維，變化的只是政策手段和政策實施方式。基於疫情的特殊影響機制，美國家庭消費增長主要表現在商品支出上。在美國國內總供給中，商品佔比維持在22%左右；而在家庭消費中，商品佔比卻維持在36%左右。 隨着家庭消費的總量擴張及結構進一步向商品傾斜，美國國內商品供給不足狀況必然加劇，由此帶來進口增加和貿易逆差擴大。這是美國多年來貿易逆差的結構性基礎。在疫情衝擊和救助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商品進口和貿易逆差的規模進一步放大，均超過了疫情前的歷史峯值。

但這個邏輯要形成閉環，還需要解決貿易逆差的國際融資問題。而 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讓美國能夠利用本幣開展國際融資，通過印製美元就能換來國外的產品。過去20年間，雖然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但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一直相對穩定。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下，家庭對商品不斷增加的購買需求，要麼拉動國內供給的增加，要麼拉動商品進口的增加。只要這兩個供給來源不出現問題，就無須擔憂通貨膨脹。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生產結構不斷向服務業傾斜，有形產品特別是製成品的生產能力越來越不足。隨着美國製造業產出逐步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國內供給的進一步增加就受到生產能力的強約束。在疫情前的多年中，全球產能過剩給美國提供了相對於其消費需求而言近乎無限的供給，大量廉價進口產品的湧入顯著地壓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但在疫情之下，國外供給能力受損，跨國運輸也出現了嚴重問題。在消費迅猛反彈的同時，兩個供給來源的約束卻都不斷增強。在供給受限的情況下，氾濫的美元流動性必然引發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2020年下半年美國的需求就已經明顯回升，但直到2021年初供應瓶頸出現後，價格上漲壓力才顯露。疫情的再次惡化，則加劇了供給缺口以及供求匹配困難，美國的通貨膨脹隨之一路攀升，11月份CPI增速為6.8%，創下了30多年的新高。

▍ 勞動力市場異常背後的收入差距問題

當前，美國官方失業率已經回落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而勞動參與率卻明顯低於疫情前的正常水平，這與歷史經驗形成鮮明反差。更為反常的是離職率和職位空缺數的變化：6月以來，月均離職率維持在3.2%左右，職位空缺數在1000萬以上，均遠高於歷史水平；11月，失業人數對職位空缺的比率只有0.6%，創下了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低點。這意味着勞動供給的恢復明顯滯後於需求的恢復，導致勞動力市場狀況極度緊張。

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狀況，固然有來自疫情衝擊和救助政策的影響，但遠不止於此。事實上，美國失業與職位空缺的對比在2018年就已經逆轉：此前失業人數一直大於職位空缺數，之後則失業人數小於職位空缺數。因此，職位空缺的增長以及“大辭職潮”應該是長期趨勢性變化的結果。在經濟學上，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將更加註重閒暇，勞動供給可能下降。但是從疫情以來的情況看，推動美國勞動供給行為變化的主要原因，應該不是收入提高後工人在工作和閒暇之間的重新權衡，而是長期的收入差距問題在疫情下的集中爆發。

美國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1974~2019年，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額從34%升至45.5%，50%低收入家庭的份額從19.9%降至13.3%。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意味着社會分化的加劇，持續存在和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必然會轉變為不斷拉大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差距。在縱向比較中，1948~1973年美國中位數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速為3%，1973~2019年卻只有0.6%，這意味着大多數美國人很難期待自己的生活水平能超過父輩。這導致公眾的挫敗感很強，甚至削弱對“美國夢”的信仰。

從里根到克林頓，美國的經濟治理逐步走向所謂的“千禧範式”，核心是小政府、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在這一範式下，技術進步和資本擴張衝動相結合，推動全球化進程在2000年之後發展到一個新高峯。資本相對於勞動以及高技能勞動相對於低技能勞動的優勢，被強化和發揮到極致，導致資本和高技能勞動收入份額進一步上升。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税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的調節能力明顯不夠。因為**千禧範式本就是強化市場力量而約束政府力量，在面對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資本和技術時，政府無力改變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甚至還會強化這種趨勢。**這必然導致“被落在後面的羣體”越發強烈的不滿。根據蓋洛普的調查，2003年之前絕大部分美國人對社會運行狀況滿意；到2017年，對社會運行狀況滿意的美國人只有不到25%。

全球金融危機後，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導致總收入的增長大幅放緩，整體經濟這個蛋糕被做大的速度降低了，再疊加分配份額的縮減，美國低收入羣體的收入增長几近停滯，甚至出現下降。這種狀況不僅侷限於經濟層面，還延伸到教育、居住、醫療和政治等多個維度。**多維度的不平等相互聯繫、相互強化，低收入羣體看不到改善和上升的希望，於是不再甘於沉默，開始採取實實在在的社會和政治行動，導致美國國內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催生對外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2016年的總統大選就是一次集中爆發：希拉里堅持千禧範式，桑德斯自稱社會主義者，特朗普則是種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

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使得美國政府難以實施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政策。疫情暴發至今，圍繞美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隨處可見黨派分明的政治衝突，對科學共識的懷疑甚至達到了“反智”的程度。實際上，與其説這是是否信任科學的問題，不如説是是否信任現有社會模式和體制的問題。根據蓋洛普2019年的調查，60%的受訪者對美國政府處理國內問題的能力表示不太信任，甚至完全不信任。

這些都和收入差距有着緊密聯繫。無論是對自我防護的態度，還是對政府強制措施的遵從態度，都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高收入羣體更願意採取自我防護措施，更願意遵從政府的強制要求。低收入羣體往往難以轉向線上辦公或居家辦公，因此面臨着更高的感染風險；或者即便願意承擔感染風險，依然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而且，低收入羣體多數生活在居住條件、醫療衞生條件及兒女照料與教育機會較差的社區。**疫情期間的救助政策或可在一定程度緩解不平等，但疫情救助政策是暫時的，而導致普遍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將繼續存在。這就加劇了美國低收入羣體對美國政府和體制的不信任。**疫情下更加繁重、危險和得不到充分補償的工作，必然促使他們重新審視勞資關係。勞動供給行為發生深刻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異常由此出現。

▍ 長期目標導向下的政策再定位

2021年2月，拜登簽署行政令要求全面審查美國重要供應鏈的風險和薄弱環節，制定提高供應鏈韌性的戰略，並在6月完成了對半導體、電池、礦產和藥品等行業的審查，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3月公佈的“美國就業計劃”，目標是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和勞動力隊伍，提升美國國內的創新和製造能力；4月公佈的“美國家庭計劃”，目標則指向擴大中產階層和包容性增長。美國政府將這兩個計劃描述成着眼於未來的“千載難逢的”投資機會，有助於美國贏得國際競爭。11月公佈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重點是以提升中產階層為主要目的的社會公共支出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投入。這一系列行動都預示着美國政府的政策定位出現重大調整：從短期疫情救助轉向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

**着眼於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調整趨勢不會因為疫情好轉或通脹加劇而逆轉。**當目標指向經濟安全、國家安全以及長期增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優勢時，要解決基礎設施、勞動力隊伍、製造能力、創新能力、公平和增長包容性等問題，美國政府的角色定位將發生深刻變化。在拜登政府所構想的各種計劃和方案中，基本都是強調政府行動的先導或主導作用，實際上就是強調政府作為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如羅伯茨所言，**千禧範式只適用於“在風平浪靜的大海上航行”。但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美國還是全球都很難再期望總是風平浪靜了，**這就需要放棄千禧範式，從根本上重構美國的治理模式。

面對頻繁的內外衝擊和危機，國家和政府沒有消亡，也不應該消亡。減少收入差距並彌補社會裂痕，重構增長基礎和大國競爭優勢，都需要政府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應對疫情衝擊、地緣政治、經濟轉型、氣候變化和大國競爭等帶來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秩序威脅，也需要強化政府的作用和能力。無論對美國，還是整個世界，這種轉變都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8-11頁，原題為《“疫情經濟學”能重振“美國夢”嗎？》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