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了家的除夕, 我重新思考了與父親水火不容的30年: 一位80後的親述_風聞

白先生 | 資深評論人

【導讀】疫情反覆之際，今年春節，又有很多在外的人們無法回家過年。時空的阻隔，不僅增進了家人之間的思念，而且也可能在某種“距離感”中，促使人們重新憶起那地方、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與那些糾纏的過去和解。

這其中，今天的青年一代，與其上一輩人之間難言的種種心緒，無疑凝結着中國人最為顯著而敏感的情愫。

本文作者是一位從小縣城考進北京名牌大學的80後。在外追尋多年的他，回想起自己與父親的30年，想起當年面對父親的陰鬱，打算闖蕩世界，不魚死網破不足以明志，想起自己曾不顧一切地想要掙脱家庭束縛，進入一片廣闊的天地。然而大城市帶來的，卻是另一種撕扯。不僅如此，過去數十年代際變遷的結果，並不完全是進步話語中的解放與幸福，也不是一路奔跑無礙的狂歡，而是無形中帶有一絲俄狄浦斯式的命運感和悲劇感。

轉眼間，作者自己也已身為人父，也會想，**該不該像父親當年要求自己一樣，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命運的侷限，為了一個縹緲的人生理想，忍受掙扎的少年時光？**80後這代人一起見證了父輩肩扛重擔、解放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見證了父輩的衰落，這是時代的宿命。那麼，面向未來的人們，又如何挑過這“因襲的重擔”、打開新的寬闊和光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今日除夕，祝各位讀者朋友虎年吉祥、幸福安康！

父親與我三十年

“覺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

“火車上小心，到了武漢給我電話。”

父親站在春運的綠皮車廂外，車門像一個巨大的鼻孔，把黏稠的人羣吸進去。

衰敗的縣城火車站有如一道佈景，映襯出父親起於青萍之末的衰老。

他從肩上把沉重的行李從窗口遞給我，“響兩聲就行了，我給你打過去。”

我大學畢業之後的半年，工作和讀書都沒有着落。在河南老家過了一個愁雲慘淡的春節之後，我給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學老師打電話，問問有沒有可能在他的研究所謀一個秘書之類的職位，他答應試試看。帶着決絕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裝，打算從此闖蕩世界，把這個令我糾結的家庭拋在腦後。

現在回想起那段曾經令我壓抑、憤怒的青澀時光，竟有一絲無關痛癢的恍惚。想要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居然如此艱難。而當時父母的陰鬱和親戚的奚落，讓一個二十出頭、滿腦子被形而上的問題填滿的小青年覺得有如世界末日，不魚死網破不足以明志。所有問題的核心，現在看來，無非是一個80後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承認而已。

我到武漢上大學的1998年，一些人文書店還能看到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的出版遺骸，比如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美學四講》，王小波的小説，海德格爾等等。對於一個從小就對“政治思想教育”滿腹狐疑的文科生來説，這些東西遠比大學課堂裏的“九五規劃教材”有意思得多，而當時流行的哈耶克，簡直讓我陡然覺得多了一雙看世界的眼睛。**帶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發條一樣和這個世界較勁。經常像個哲人一樣，抽着一塊錢三根買來的“白雲”，皺着眉頭在宿舍樓頂平台俯瞰着腳下芸芸眾生。**我由衷地鄙夷那些中規中矩，英語和法學理論都能考98分的同學，以談論科斯、布迪厄等生僻的學術大師為能事，以 “三農問題”、“左右之爭”為掛懷。1999年之後，大學擴招，學費陡漲，身邊那些“98分同學”也漸成異類，很多人謀劃着做點生意，或者準備出國，我這樣不務正業的學生就更加邊緣。

每個學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親為代表的家庭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只有這段時間我和父親朝夕相處，彼此口誅筆伐。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摔門而去。我像個愣頭青一樣沖決家庭的羅網，認為個體意識的成長一定伴隨着精神上的“弒父”，而父親完全是專制主義的金牌代言人。我捧着《拯救與逍遙》之類的書，幻想着自己像舍斯托夫一樣去撞那道無形的牆。

**在我眼裏，父親無法容忍任何異端，連我的髮型、服飾都要無端指責，更不要説我那夜讀晝伏的作息時間以及各種奇談怪論。**而大學畢業之後的考研失利、工作無着，更被他看作是我多年來“懶惰、不務正業”種下的惡果。至於我那段時間灰色的心情和鬱結，父親好像根本就未加留意，我被這種十分功利的“唯目的論”傷透了心。我像個激進的左翼文人一樣，認為“家”是一切專制和不平等的淵藪，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充滿了叢林法則，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在潮水般南下打工的兄弟姐妹們的縫隙中擠上火車，數九寒天出了一身大汗。身邊染黃頭髮的小妹正連拖帶拽把沒擠上車的同伴從窗口拉進來，交錯中看到父親閃爍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頭不去看他。

火車開動了，黃髮小妹和同伴大聲和窗外親友揮手告別，站台漸行漸遠。父親不知從哪兒掏出一條毛巾，抽打混亂中蹭在衣服上的灰塵，接着是鞋子。我看着那個越來越小的身影，眼圈有點脹。

二

我家祖上是地主，其實也僅比貧窮人家多了幾畝薄田，並無僱工，但也算是耕讀傳家。祖父兄弟幾個都上過私塾，祖父寫一手好毛筆字，多年後我在老家的後牆上看到他幾十年前寫的村名，頗有顏氏風骨；五爺善國畫，幼時見過他的虎嘯山林圖，呼之欲出，令我驚駭。

父親出生於1950年代，兄妹五個。父親年幼時，祖父作為地主已經被打倒，整日批鬥，加上祖母去世早，無人看管，常年在驚恐不安中度日，很早就開始了少年樵夫生涯，撿柴到集市賣，編草帽、藤筐換點鹽，據伯父講，還常遭村中惡童追打。父親很少向我提及這段歷史，我只在他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讀到一節，説有天晚上賣柴回家，祖父剛結束一天的批鬥，耳根處不知被誰刺了一刀，鮮血淋淋，兄弟姊妹不敢多言，低頭默默吃飯。我懂事後，似乎聽母親提起過當年毆打祖父的兇手，父親回報的還是默默。

小學畢業後，村革委會主任拒絕讓父親升初中，捱了一年還復如此。大姑帶着靦腆的父親到主任那裏求情，**當時的忍辱負重、低聲下氣已無法追述，可以想見一個狂亂的年代和乖戾的人性，給生性懦弱的父親造成怎樣的烙印。**費盡周折讀完中學後，父親當然沒有上大學的權利，在一所鄉中學當語文老師，暮鼓晨鐘，如履薄冰。我認識幾個父親當年的學生，他們無一例外地向我描述當年的父親是如何勤勉，如何五更即起夤夜不眠，一心撲在教學第一線。我猜想，父親應該是懷着一顆“黑五類”報恩的心，竭力贖掉出身帶給他的原罪。

進入1980年代，隨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漸趨平穩，父親開始寫作，給一些報刊當通訊員。大約1984年前後，父親的一篇通訊作品獲得了當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我上小學三四年級時，還在思想道德教材中學到這篇作品。這次獲獎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當年30歲左右的他被拔擢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從此步入仕途。

我上初中時，父親到鄉鎮當黨委書記鍛鍊。我老家在黃河故道，有治水的傳統。那年春天，黃土地剛剛解凍，父親帶領全鄉的青壯年勞動力疏浚河道，身先士卒，不捨晝夜地趕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1990年代，鄉村亂象已呈，追繳超生罰款，動輒扒房掀屋；各種攤派，“層巒疊嶂”。箇中情景，李昌平後來都報告總理了。父親天性善良，我曾跟他下鄉，田間地頭，隨處和老農攀談，絕無一點“幹部”的架子，但各種攤派收不上來，鄉財政自然吃緊，下屬多有怨言。於上級，他也不予打點，像一個農民，寧願把餘糧給兒女吃了，也不願進行一種投入產出式的官場博弈。對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他的產品——我，能好學上進，出人頭地，突破他因為出身帶來的侷限。而當時的我，説來慚愧，正在各種港片的刺激下，過着一種牯嶺街少年般的生活，和一幫不良少年嘯聚街頭，在校園內橫衝直撞。

好幾年前，我在一篇寫父親的文章裏説，父親以一種清教徒式的禁慾苦行，和近乎自虐的奮鬥理念，走過他幾十年的人生歷程。現在看來，似乎還不僅是這樣。

人是時代的兒子。

**他由衷地認同現在的時代，卻從未想過記恨過往。**一些時代的弊病，他當然看在眼裏，卻以清者自清的姿態置身事外。也就是説，他自動過濾掉了三十年來的另一種無序，而把艱苦奮鬥當作最高的人生準則。

太多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他以沒有上大學為憾（1980年代上了一個大專），便在四十多歲時自修了一個成人自考本科。考試前的數月，他每天5點多起牀温習功課。我告訴他自考監考很鬆，他不以為然，非要親力親為考出將近滿分的成績。他半生清廉自守，卻也無緣青雲直上，最後在1990年代末一次全省公開招聘中，考到異地為官，並以此證明“這個時代還是相信真才實學的”。

我們舉家遷到數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城市，父親像頭老牛一樣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報答這個時代給他的另一份恩情。我第一次踏進那個舉目無親的城市和父母佈置簡陋的居所時，酸楚無端。他們和千百萬被時代挾裹着湧往各地的打工者一樣，自食其力、樸實勤勞，卻又無法改變冥冥之中的宿命。

三

幾年前我得了一場大病，父母把人事不省的我拖回家中治療。轉了幾次院後，我的肚子像個吹足了氣的氣球，一戳就爆，身上插了三根輸液管。主治醫生説再觀察一會兒，不行就開刀。我聽他在門外和父親耳語，好像是説你這孩子要是熬不過今晚的話，説不準就完蛋了。説完又跑過來握着我的手説小夥子你要堅強一點，以後還有大好的前途云云，讓我感覺像在安慰一個要槍決的犯人。父親愁眉苦臉地蹲在病房門口抽煙，我虛弱地央求他別抽了，嗆得慌。他像扔掉一團火一樣把煙甩了，狠狠踩熄，我從未見他動作如此利索過。他雙手撐在牀邊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由於幾天不睡而充斥着血絲，胡茬像冬天的殘草般佈滿又黃又黑的臉。在那個無邊的黑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族血脈的綿延，自己身上承載着父親畢生的重託。

命運兜兜轉轉。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我考進北京一所名牌大學讀研究生，之後到“體制內”就業、成家，一切顯得順風順水。少年時的種種乖張也似乎漸漸消退，我和父親之間的隔膜好像變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類似客套的東西。**父親已經習慣抽煙時給我一根，我也習慣了父親打電話問完我的近況後，貌似不經意地提起某個親戚朋友遇到的麻煩，問我“能不能儘可能幫助解決一下”。

我曾經不顧一切地想要掙脱家庭的束縛，進入到一片廣闊的天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大城市帶給我的，卻是另一種撕扯。

在這個急速現代化的時代，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塊化石，層層疊疊，積澱了太多變遷。想想父母的背井離鄉，和自己十多年來的漂泊，常常讓我不知身在何處，又去往何方。社會學家説，這是一個無根的現代性，我卻感受到了作為個體的無根感。弗洛伊德教會了我們“弒父情結”，時代也不斷地“弒父”，問題是，“弒父”之後怎麼辦？

所以，我常想起魯迅所説的“因襲的重擔”。我們如何揹負這因襲的重擔，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閘門？我又回想起當年，説起文革時毆打我祖父的兇手時，父親的默默。和家族史一樣，時代如何讓仇恨及身而止，讓一切痛楚、怨毒，停留在自己的肩頭？

想起當年姜文導演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上映時，我讀到一個朋友的影評，“爸爸的爸爸死了，兒子的兒子生了。一輩子接着一輩子，總有槍聲響起，也總會有安息。家族的理想，和族羣的理想一樣，都經過死亡，也經過新生”。

轉眼間，我也身為人父。深夜不寐時，我也會想，我會不會因襲父親“嚴於律己，亦嚴於律人”的苛刻？會不會像父親要求自己一樣，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我命運的侷限，為了一個縹緲的人生理想，忍受掙扎的少年時光？我和這代人一起見證了父權的衰落，父親的背影從高大走向衰老，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時代的宿命。而我要做的，只是肩住自己的閘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