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隊和游擊隊有怎樣的不同_風聞

一段時間以來，有的寫作者似乎沒有把武工隊與游擊隊分清楚，甚至壓根就沒有搞懂武工隊是什麼，因而網文也好，報刊也好，經常可見將游擊隊稱作武工隊的。

比如冀中安國縣抗日英雄孫佐培，17歲時，帶領村中幾名熱血青年，憑着僅有的一支“撅把子”和幾把大刀組織了一支抗日隊伍。這支抗日隊伍，就被不止一個刊物説成了武工隊。

再比如太行山區輝縣戰鬥英雄郭興，同樣是在17歲時，帶領三名抗日積極分子，用一支老掉牙的漢陽造和一支“撅把子”組建了一支抗日武裝。這支武裝，也被包括軍報在內的許多媒體稱作了武工隊。

還比如解放戰爭時期川東敵後的華鎣山地區，陳堯楷、向傑棟、張蜀俊、袁念之等地下黨員，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憑藉少數的土槍和刀矛，分頭組建了多支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地下武裝。這些地下游擊武裝，統統被某專著稱作了武工隊。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了。但是，如果您有興趣，翻一翻原始的檔案，包括當事者本人的回憶，若是有一人一文一字曾經説過他們的武裝是叫武工隊，算我輸。那不過是後來一些寫手的主觀臆造而已。在他們的認知裏，在很多人的認知裏，似乎只要是不穿軍裝的、戰鬥在敵後的、帶盒子炮的，那就是武工隊。

武工隊的組織形式並非只有一種，而是有多種（筆者曾有專文介紹，這裏不贅述），但從沒有像孫佐培、郭興和華鎣山地區那樣的武工隊。那根本就不是武工隊，那是游擊隊。

歷史上真實的武工隊

游擊隊與武工隊有怎樣的不同呢？

以抗戰最艱苦階段華北敵後的武工隊為準，其區別為：

一是活動的地區不同。游擊隊一般活動在游擊區，武工隊則基本活動於敵佔區。游擊區有一定羣眾條件，有我黨秘密政權可以在夜間活動，有可以迴旋遊擊的餘地。而在敵人的“確保治安區”，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幾乎男女老少都被敵人組織起來了，像什麼“防共自衞團”、“防共青年團”、“防共婦女會”、“防共兒童團”等等，而我之組織則全被破壞。武工隊剛剛進入敵佔區時，追殺他們的，並不只是少數的漢奸，而是幾乎所有被敵偽組織起來的各種防共組織的一般羣眾。只要他們在哪個村一露頭，哪個村的男女老少就被逼着一起上陣，又敲鑼又叫喊又追捕。在這樣的環境中，別説開展游擊戰，連立足都十分的困難。而這樣的情況，在游擊區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組織形式不同。游擊隊有受縣委領導的，有受區委領導的，也有受軍分區領導的，還有自發的，而武工隊全部是受軍分區敵工部派出和領導。

三是人員的構成不同。游擊隊的隊員是可以放手徵召的，人越多越好，只要願意參加，一般是來者不拒。武工隊的隊員則都是在具備長期實戰鍛鍊有高超殺敵技能的敵工、鋤奸、偵察等專職幹部和主力兵團的連排長、戰鬥骨幹中精挑細選。在冀中，往往是部隊優秀的排長、班長才能在武工隊當個隊員，而在冀南，則往往是優秀的連長、排長才能進武工隊當個隊員。按彭德懷在《武工隊的組織與鬥爭》中的要求，“所有人員，均須有較高的政治質量，真能擔負宣傳、組織、武裝鬥爭三位一體的任務。”

和游擊隊相比，武工隊的成員更精悍。而這裏説的精悍，主要的還不是他們的武藝如何，不是他們手裏的傢伙如何，不是他們遊擊作戰的經驗如何，而是他們掌握對敵鬥爭政策與策略的水平如何。對於遠離根據地獨立在敵佔區活動的武工隊員來説，準確地掌握政策，會做敵偽軍工作，會做羣眾工作，會寫標語傳單，會組織開會演講，這是比使用二十響更看重的武藝。這是他們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隊之所以能夠在敵後之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有所作為的法寶。而如此高標準的軍政素質，並不是每一名游擊隊員都具備的。

歷史上真實的武工隊

四是主要的任務不同。武工隊的中心任務，是對敵佔區開展政治進攻，逐步恢復或開闢遊擊根據地。具體地説呢，就是開展對敵的宣傳戰，打擊與改造偽政權，幫建或恢復黨的秘密組織，建立各種秘密關係。而完成這樣的任務，並不是每個游擊隊都能夠勝任的。比如17歲的郭興、孫佐培，至少在其建隊之初，是不具備這樣的能力的。

游擊隊有打仗的任務，而武工隊則沒有打仗的任務。不論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還是八路軍總部，都不僅沒有將打仗作為武工隊的任務，反而還一再強調武工隊不是游擊隊，不能過分刺激敵人而忘記自己主要的工作。彭德懷、劉伯承等都曾反覆強調武工隊的任務是政治進攻，不是軍事打擊，不能做無謂犧牲，羅瑞卿還曾批評過一些對武工隊任務不熟悉的軍分區領導，“有些地區把武工隊當作游擊隊去使用，過於強調其武裝的運用，而忽視了它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對敵政治鬥爭，是不對的。”為什麼不對呢？不僅是由武工隊的任務所決定，還因為其活動地區敵強我弱的態勢所限制。如果非要像影視中表現的那樣亂打一氣，則無異於自殺，而這，顯然不是八路軍所提倡的。

五是裝備不同。這個並沒有主觀上的要求或規定，但客觀實際上差別很大，武工隊的裝備普遍強於游擊隊。游擊隊的裝備參差不齊，沒個標準，基本取決於繳獲的多少。而大凡隸屬於軍分區的武工隊，因為有相對強大的保障，好鋼用在刀刃上，因而其所配備的近戰兵器相當精良。一般來説，不論隊長隊員，都是雙槍。有的是兩支短槍，有的是一長一短，而短槍基本是手槍中的大哥大——盒子炮，長槍則既有相對短小便於隱蔽攜帶的騎槍，也有抗戰時比較罕見的衝鋒槍。另外，結合平原地區的特點，多數情況下，武工隊還配有當時尚屬奢侈品的自行車每人一輛。以曾經擔任支隊偵察科長的劉流創作的小説《烈火金鋼》為例，書中描寫的武工隊，共22人，其中正副隊長是每人兩支盒子炮和一支護身的擼子，20名隊員，是每人一支盒子炮和一支四四式騎槍，人手一輛自行車。優秀的軍教片《地道戰》中，有真假武工隊的表現，甭管真的八路軍武工隊，還是由漢奸假冒的武工隊，其手裏的傢伙卻都是一樣的，即三八式騎槍、盒子炮、自行車，這是與當年冀中的武工隊完全符合的。實際上，武工隊每個小隊（10人左右）都還有衝鋒槍和輕型擲彈筒的配備。筆者訪問過一位老者，他説他們冀南武工隊組建時，總共只有11人，卻配備了德國造盒子炮13支，山西造仿湯姆遜衝鋒槍4支。冀中七分區武工隊初建時，總共20多人，有駁殼槍24支，衝鋒槍12支。這樣的配備，就是孫佐培、郭興等“武工隊”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上面這五點，武工隊與游擊隊有怎樣的不同，不知我説清楚了沒有。

這是影視中裝逼的武工隊

不過説到這，又有一個問題引了出來，既然武工隊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那對他們的實戰經歷要求那麼高武器配得那麼強幹什麼呢？

彭德懷、劉伯承等所説的不打仗，就像億萬富翁把千八百的錢不當錢，他們的標準不同。政治進攻，也不全靠説服教育，為了達成某個警示效果而實施的小規模襲擊、伏擊，對於武工隊那幾乎就是家常便飯。

武工隊的工作環境是敵佔區，是全沒有根據地支撐的敵人的後方統治中心，你不找敵人打仗，可敵人要找你打你的呀。你在他佔領的城鎮刷標語撒傳單，你到他豢養的走狗家中去捕人殺人，你在他的模範治安村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的支部，他能任由你為所欲為嗎？在敵佔區，敵偽對武工隊的圍捕，遠比任何一支游擊隊所遭遇的都更殘酷更慘烈。身上沒有點功夫，沒有幾件傢伙，當敵人對你實施捕殺時，你咋辦？就空着兩手老老實實等敵人來綁你殺你？所以，武工隊的傢伙，就像劉伯承説的那樣，不是用來打仗的，而是用來為政治進攻提供保護的。

有人可能會説，既然武工隊的中心任務是政治進攻，那不就是賣弄嘴皮子的嗎？錯了。説這話的人大概將武工隊的政治宣傳想象成居委會大媽那樣防火防盜的宣傳了，想象成李雙江、蔡國慶那樣走秀賣唱的宣傳了。不是的，遠遠不是的。武工隊唱的是文戲，可用的卻是武功。給偽軍官或其家屬上一次政治課，往往便會有短兵相接的遭遇戰鬥；在偽政權的大門口上刷一回標語，可能要面對十倍百倍的敵兵的圍捕；深入虎穴鋤掉一個漢奸，則無不伴隨着激烈而殘酷的打鬥；改造一個兩面政權或幫建一個秘密支部，又不知要經歷多少回合的血腥較量，其驚險程度，卻是比一般游擊隊的軍事行動更緊張更富傳奇色彩的。就因為這，武工隊單兵及分隊技戰術水平，近戰火器配備，也是一般的游擊隊所不能與之相比的。

武工隊在敵後之神出鬼沒，是策略與戰技的完美結合。其創下的傳奇，估計就是最擅長誇張與虛構的小説家都不敢這麼寫。就以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曾任分隊長的冀中九分區武工隊來説，比如奔襲保定南關火車站，比如智取烏馬莊炮樓，比如痛殲津南鬼子勤農隊，比如火燒小站稻米倉等等，都是採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奇襲手段，連一發子彈都沒多打，連一根毫毛都沒傷到，便達成了作戰任務。該武工隊從1942年五一大掃蕩後組建，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撤銷，前期活動在偽河北省會保定周邊，後期轉戰至日軍駐防重地天津城外，創造出驚人戰績，卻從始至終沒有一人犧牲也從無一人重傷。再以由後來的開國少將張世蓋任隊長的冀南四分區武工隊來説，該隊包括隊長和政委在內共22人，在以廣宗縣為中心的冀南四地委所屬區域內，鎮壓土匪，剷除叛徒、坐探、特務，打擊小股活動的敵偽，恢復行將垮掉的支部，摧毀偽大鄉、保甲制度，沒收燒燬良民證，取得赫赫戰果，令敵偽談武色變，可從武工隊組建到完成任務後撤編，22個人竟然連一個輕傷也沒有。從這兩個例子即可看出其鬥爭策略的得當與作戰技能的老練。這樣的奇蹟，多數的游擊隊是無法與之相媲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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