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總編周忠和:虎年談中國基礎科研,我的十個困惑_風聞
东八区北京时间-不分东西南北,只知上下左右2022-02-01 10:27
轉自公眾號“知識分子”(ID:The-Intellectual)

編者按
2022農曆虎年第一天,《知識分子》總編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周忠和撰文,分享自己關於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十個困惑,供學界深思解惑之策!
他認為,“中國基礎研究總體向好,然而發展中難免出現各種令人困惑的問題,所謂怪象叢生,也不足為怪。然而,如果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甚至年年有餘,就令人唏噓了”。
周忠和強調,歸納中國基礎研究十大困惑,不是為了噱頭,一是權當自我反思,二是與同道共勉,也供有權有識之士批判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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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忠和

周忠和
《知識分子》總編輯、古生物學家
每年辭舊迎新之時,也是盤點時刻,我們都為各種版本的十大發現、十大進展或者十大新聞而歡欣鼓舞,固然可喜可賀,且為人之常情。然而,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本文聚焦相對比較熟悉的中國基礎研究,總結過去這些年的十個困惑,算作另類盤點。這麼做恐怕並不討好,借用古語“巧者勞而智者憂”,聊以自慰。
01
為什麼做基礎研究的都要強調需求?
基礎研究有純基礎與應用基礎之分。從概念上兩者的區別很容易理解,然而在許多學科的現實中,如何區分兩者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上現在時髦的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對不少人來説,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能夠對上號。即使套上了“需求導向”的帽子,恐怕還不一定被認定為是“國家需求”或“國家戰略”。基礎研究一旦被戴上“國家需求”的大帽子,申請起項目,評選人才等就如同借到了東風。
許多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有時候也很費解:究竟哪些才屬於國家需求呢?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其重要性無需多言,然而敢於理直氣壯説自己的研究純粹是出於好奇心的人恐怕越來越少。
我們的科技新聞報道中,誇大是常見現象,其中一類誇大就是將基礎成果的應用前景人為誇大、“拉近”,當然這可能是來自研究者,也可能是所在單位的良苦用心,也很可能是媒體的美好願望。平心而論,科研人員為了做基礎拿項目,誇大一下應用前景,很多時候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讀書人吹了點牛,內心也會有些惶恐。需要思考的是,誇大應用的根源在哪裏?恐怕還是科學在中國生根不牢,功利主義深入人心。
02
究竟什麼才是前沿?
如果要做基礎研究,又不願意誇大立竿見影的需求效益,選擇“前沿”方向幾乎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了。然而,很多時候,自己認為做了前沿,一不小心還被同行批評為跟風,心中的委屈自然少不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在高端的刊物發表文章,就是前沿,這個説法即使大多數情況下成立,但顯然不是真理。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名稱中被冠以“前沿”(Frontiers)的學術刊物越來越多,然而這些刊物發佈的文章是不是就自動代表學術的前沿了呢?相較對跟風的擔憂,前沿與探索性的區別恐怕才是更大的問題,真正原創的成果或許能夠發表在高端的刊物上,尤其是已經成為了“熱點”的前沿;然而,那些並沒有成為熱點的探索性工作(所謂0到1的研究),恐怕很多時候不會享受到“前沿”的殊榮。問題是,即使自己不願追逐前沿或熱點,真正選擇了探索性的研究,現行的評價制度下,又有多少伯樂能夠關心呵護呢?
03
為什麼項目越小,評審的過程反而越嚴格?
無論是強調潛在的實用,還是前沿性,最終目標還是為了拿到項目,都説錢不是萬能的,可以沒有錢確實是萬萬不能啊。幾萬、幾十萬的科研項目,評審起來通常一點也不輕鬆。基金委的青年基金與面上項目,至少得過同行評議與會評兩道關。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開放基金區區幾萬,評審專家的陣容有時候比起百萬級項目的評審,一點也不遜色,而且因為多是相對小同行評審,想矇混過關真不是很容易。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部委負責的大項目,數百千萬、甚至起步價數億的大項目,評審的複雜與嚴格程度似乎反而不是那麼大,至少在很多“不明真相”的學者看來如此。專家的學術鑑賞力有高有低,標準也不盡相同,這都不奇怪,然而最讓人不放心的還是某些大同行(甚至是大大同行或者外行)評審,不少時候,評審專家也很為難,有時候還得靠數論文,或者數所謂名刊的論文,此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國家需求”“國家戰略”的神符了。如此評審下來,難怪不時會聽到這樣那樣的爭議,忽悠過關的情況還真是不少。
04
為什麼項目經費多多益善?
基礎研究離不開經費資助。在許多國家的大學,年輕教授要升終身教授,是否申請到基金也是一個重要指標,一方面説明你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認可,另一方面從項目中獲得的overhead(人頭費,或者管理費)比國內高得多,自然對學校很重要。
但是,一些專門的研究機構似乎並沒有這樣的要求。對於一些對研究經費需求不大的學科,經費少並不是壞事,但現實是,管理費少了,能夠拿來單位自我調控的經費就少,績效也受影響。而且,國內許多單位科研人員的績效來自項目。
於是乎,項目經費就變得多多益善,不少單位到了年底常常為財政項目經費的執行率而發愁。許多單位或者實驗室在總結的時候,都不忘經費的增長。一些能發高影響論文學者,通常不愁沒有項目,因為總有項目組織者主動拉他入夥,甚至為了讓某篇Nature、Science 論文標上自己的項目,開出可觀的價碼。反之,如果你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項目申請上,沒有自己負責的項目,即使成果再多,僱主也不滿意,有時候評職稱就會被卡住,讓你無可奈何。
05
為什麼項目目標常常超額完成?
項目申請到了自然高興,然而項目終有結題的一天,項目驗收總是要有的。按説,基礎研究,尤其是探索性強的研究,沒有人能保證結果一定就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然而,現實中,許多項目結題很少有人説沒有達到預期目標,而且還有很多都是超額完成。
中國文化的語境中,似乎只有優秀才是真合格,良好就意味着不是太好,合格往往意味着不滿意。一些項目或人才的評審,評委們往往都愛打高分,以百分計,不同項目之間往往就差1-2分,這真的讓人有些費解,誤差怎麼這麼小,真不知道是如何精確計量的?不僅如此,許多項目短短數年,還能獲得那麼多的獎項,也足以讓人吃驚。按説,一項基礎研究成果從發表到得獎,通常不會那麼快。讓人費解的還有,項目經費還沒有到位,一大批標註好的論文就已經出爐的奇觀。如此做法,項目順利完成,或者超額完成也就不足為奇了。
06
為什麼如此看重論文的標註順序?
研究者發表論文通常需要在致謝部分鳴謝經費的提供方。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也是告知天下,是誰資助了這樣的工作(雖然基本是好事,但資助方也需要承擔研究的科學倫理的風險)。現實中,研究者獲得經費的來源不止一家,誰放前面,誰在後就成了一個問題。過去,這似乎不是一個多大的問題,因為資助方一般只關心項目是否取得了預期的成果,而且如果由於一方資助,吸引了更多的資金來源,還是一件好事情,説明最早提供資助的一方有眼光。
然而,如今為什麼標註順序如此看重呢?顯然這不是論文作者無事生非。部門利益可能不得不考慮,況且經費提供方也需要向上級交差。由於各種現實因素,對於不少科研人員來説,單個項目經費常常不足,一項好的成果往往是長期積累,多個項目資助完成的,具體哪個項目對研究的幫助最大,只有研究者心中最有數。拿的都是國家的錢,這個事真的有必要算那麼清楚嗎?
07
通訊作者究竟是什麼樣的角色?
通訊作者源自corresponding author,本意是從投稿,審稿到發表過程中主要負責與雜誌聯繫的作者,通常是資歷較深者或者是課題的負責人,按理説通訊作者至少是對論文有實質性重要貢獻者。然而,實際情況也不盡然,有些“老闆”不管是不是有實質性貢獻都一定要當通訊作者。有時候,這樣的 “老闆” 又不只一個,於是,文章通訊作者開始逐漸增多了。
按理説,學科交叉越來越廣,團隊合作日漸頻繁,幾個作者都有關鍵的貢獻,出現多個通信作者也未嘗不可,大家共同擔任通訊作者,體現責任擔當,也未嘗不可。按理説,當了通訊作者就應當要對論文負有最大的責任。然而,我們的一些作者共富貴求之不得,共患難就難了。一旦論文撤稿或者出現了其他問題,唯恐躲之不及,更別提真正擔起責任。還有一種不多見的情況,“老闆” 第一作者,學生是通訊作者,讓人猜不透究竟誰才是文章的最大貢獻者,如果真的出了問題,又該找誰負責呢?
08
評審過程形式公平重於事實公平?
近年來伴隨對評審過程公平、公正性的關注增多,管理部門也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措施。其中之一就包括通過電腦數據庫查找專家,出發點自然很好,然而客觀上是不是評審的效果最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不然也不會有“二流三流評一流”的抱怨了。
而嚴格的迴避制度,無論是項目評審,人才評優,有親屬、師生或合作關係的迴避還好理解,但對於同一單位的迴避,就讓很多人感到費解,因為單位可大可小,把最熟悉的人都回避了,讓不熟悉的人來評就更好?還有,許多優秀人才集中的單位常年不能參加人才的評審,很是委屈。評審的公平,最重要的是形式公平還是事實的公平?答案恐怕不言自明。
再譬如,一些人才或項目的評審,即使評審前名單嚴格保密,打招呼現象似乎一樣不能杜絕,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讓我不能理解的是,評審後將評選人名單公佈於眾,這樣做的意義究竟在哪兒?説實話,這一點,我迄今不得要領。形式流程很重要,但過分糾結於形式,忘了評審的初衷,是不是也算形式主義呢?
09
為什麼那麼喜歡開成果發佈會?
重大成果的發佈好處多多,既向社會(納税人)交了差,也起到科學傳播的作用,應當多鼓勵才對。然而,不同於技術攻關或者重大工程,基礎研究的成果常常不是很快能夠為同行所接受。如今,許多單位在Nature,Science,Cell發表一篇文章,就迫不及待召開新聞發佈會,唯恐世人不識貨,英雄被埋沒。沒有新聞發佈會,科學新聞與科普依然不該缺位,很可能讀者反而可以獲得更加客觀的報道與評論。俗話説,“好飯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基礎研究,不是一直鼓勵大家要沉下心,十年磨一劍嗎?
10
“反五唯” 政策落地怎麼這麼難?
前面所云各類困惑,雖然因素多多,然而恐怕或多或少都要與評價體系有關。近年來轟轟烈烈的“反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客觀上講還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然而政策的真正落地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個人的感覺,這五唯中,帽子與獎項之唯反起來難度最大,尤其是帽子的吸引力有增無減。如果把責任推給年輕科研人員,顯然有失公允,批評者要麼是站着説話腰不疼,要麼是是飽漢不知餓漢飢,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現實中對青年人才,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不難理解,反五唯,反對的是“唯”,是教條過分的強調,所謂過猶不及。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實中,有些管理者有選擇性地反,而且反的不是 “唯”,而是“唯”後面的東西,這就讓人費解了。
歸根到底,“反五唯”的初心是迴歸學術,以人為本,如果違背了這一初心,恐怕政策落地之路就會更加漫長了。
過去這些年,中國基礎研究總體向好,然而發展中難免出現各種令人困惑的問題,所謂怪象叢生,也不足為怪。然而,如果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甚至年年有餘,就令人唏噓了。這些困惑並不代表全部,更非針對特定部門或個人,請勿對號入座;困惑的產生出現不因某人某事,而因科學文化與制度之不健全,是歷史階段性產物。而且,這些現象也絕不僅僅限於中國,只是程度不等而已。作者遠非聖賢,身陷其中,其實也不能免俗。從這些怪象中,歸納出中國基礎研究十大困惑,不是為了噱頭,一是權當自我反思,二是與同道共勉,也供有權有識之士批判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