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丁隆：兩次建政的阿富汗塔利班在經歷怎樣的意識形態轉型？_風聞

點擊立即閲讀全文：深度 | 丁隆：兩次建政的阿富汗塔利班在經歷怎樣的意識形態轉型？

導言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再次上台執政，其激進意識形態能否轉型將決定其是否能夠獲得國內政治合法性和國際承認。**塔利班意識形態屬阿富汗本土特色的傳統伊斯蘭主義，糅雜了迪奧班德學派、普什圖鄉村部落文化、瓦哈比主義和薩拉菲主義、政治伊斯蘭等多種元素，具有多重屬性，比如注重外在虔誠表象等宗教合法性，忽視政治合法性的前現代屬性，以及普什圖至上和教派主義等。

出於抵抗和執政的需要，塔利班意識形態出現轉型趨勢，開始具有實用主義色彩，展現多元主義和教派包容傾向，弱化對虔誠表象的重視程度，並尋求融入國際體系，遵守國際規範。塔利班意識形態內核並未改變，仍在伊斯蘭主義範疇內，這體現在其政教合一的政權性質和“毛拉治國”的執政理念等方面。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的方向是現代伊斯蘭主義，而後者的執政實踐並不成功。面對嚴峻的國家治理挑戰，塔利班作為宗教性武裝組織，理念保守、人才缺乏制約其執政績效。塔利班需以政治合法性為導向，延續意識形態轉型進程，方能回應挑戰。南亞問題研究小組特轉載本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圖源：CNN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爾，時隔20年再次在阿富汗掌權。美軍撤出阿富汗意味着國家主權重回阿富汗人民手中，有望開啓“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的政治重建進程，為這個飽經戰亂的國家實現穩定與發展帶來了希望。然而，由於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期間曾採取激進的內外政策，其再次執政引發爭議。

塔利班再次上台前後陸續顯現出變化與轉型的跡象，這在其官方聲明、政令政策、治理措施等方面均有所體現。塔利班的這些變化得到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但其轉型的真實性和可持續性引發了廣泛猜疑和擔憂，國際社會不能確定這些變化是權宜之計，還是代表其意識形態的轉型。有關塔利班限制女性權利、從事暴力活動的報道流傳甚廣。這些消息真假難辨，塔利班官員的一些表態也語焉不詳，影響了外界對其意識形態變化的判斷。塔利班組成的臨時政府並未顯示開放性和包容性。臨時政府幾乎是塔利班現有組織架構的翻版，大多數高級官員為塔利班元老，在上次執政時便擔任要職，激進派別領導人並未排除在外；除個別少數民族人士外，普什圖族人居絕對主導地位；高官中沒有女性。塔利班表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從事恐怖活動，但其能否切斷與“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的聯繫尚存疑問。塔利班轉型的真實性及其程度已成為其獲得國內政治合法性和國際承認的關鍵因素。塔利班是一個基於宗教信仰的武裝組織，其意識形態屬性與轉型方向是研判其政策取向及其治下國家發展走向的重要依據。本文擬梳理塔利班意識形態構成與屬性，重點分析其轉型方向、趨勢及其對阿富汗政治發展的影響。 

一、塔利班意識形態屬性

對於塔利班意識形態能否轉型的質疑，多源於其上次執政期間表現出的激進意識形態。塔利班第一次執政雖然終結了阿富汗軍閥混戰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統一，但實施了激進的國家政策和社會伊斯蘭化議程，自上而下地推進社會改革，實行嚴厲的伊斯蘭刑法（hudud）。塔利班根據其對伊斯蘭教法（sharia）的理解，通過宗教警察實施嚴苛的社會管理。例如，塔利班禁止8歲及以上的女孩上學，禁止婦女工作，要求婦女外出時須有丈夫或男性親屬陪同、穿著覆蓋全身的罩袍（burqa）；實行男性容貌和着裝規範，要求男性蓄鬍、蓄髮，穿著阿富汗傳統服飾；禁止娛樂、藝術和文體活動；公開施行斬首、石刑、剁手等刑罰。塔利班還採取教派主義政策，歧視什葉派的哈扎拉人。塔利班炸燬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巴米揚大佛、庇護“基地”組織等行為，更是遭到國際社會嚴厲譴責。這些激進和極端的政策取向、行為在國內外激起廣泛抗議，最終導致塔利班政權垮台。 **塔利班上述治理實踐基於其對伊斯蘭教教義的獨特闡釋和普什圖部落文化的認識論，同時藉助了伊斯蘭教法建政與治國的方法論。**在認識論層面，塔利班尊崇傳統伊斯蘭主義（Traditional Islamism）與普什圖鄉村部落文化。它以伊斯蘭教原初狀態與普什圖部落文化為衡量標準，看待國家、社會與生活方式，將宗教儀規、容貌和服飾等外在的所謂虔誠表象置於比國家治理更重要的位置。在方法論層面，塔利班效仿伊斯蘭教初期的哈里發制度建立政權，依據對伊斯蘭教法尤其是其哈乃斐教法學派的偏狹理解，自上而下地實施國家、社會和生活方式的伊斯蘭化。伊斯蘭教迪奧班德學派、瓦哈比主義和普什圖鄉村部落文化對塔利班都有深刻影響，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識形態。塔利班意識形態的屬性從中可見一斑。 **第一，以迪奧班德（Deobandi）學派為底色的傳統伊斯蘭主義。**大部分研究認為，塔利班誕生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地區的難民營和宗教學校。果真如此的話，則塔利班崛起於境外，其意識形態對於阿富汗而言是異質思想。但是，美國學者戈佩勒等人研究指出，塔利班初創時期領導層成員大多來自以坎大哈為中心的阿富汗南部和東部普什圖部落地區，塔利班核心領導層近60%的人在阿富汗境內接受教育，近50%的人就讀於阿富汗普什圖鄉村清真寺附設的寄宿制教學點（hujras）。這些教學點的授課內容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迪奧班德派經學校（madrassa）相比，缺乏系統性，且有蘇非派元素。此外，塔利班初創時期領導層成員一半以上出生於1965年以前。這意味着，他們在蘇聯入侵以前已在阿富汗完成宗教教育。據此可以認為，包含蘇非派深厚傳統的阿富汗本土傳統伊斯蘭信仰是塔利班意識形態的主體部分。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信仰和宗教教育體系深受迪奧班德學派宗教改革思想影響，接受過該派經學教育者在塔利班領導層中佔較高比例，中下層成員中經學校學生佔比更高。迪奧班德學派是19世紀下半葉出現在南亞的伊斯蘭教育體系和社會思潮。該派自稱為“遜尼大眾派”，強調遵守先知穆罕默德的言傳身教，在宗教事務方面全方位遵從《古蘭經》和聖訓的指導，堅持教義的純正性，反對崇敬蘇非聖墓，反對西方價值和觀念。該派並非新的教義和教法學派，而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改革學派，在教義上屬馬圖裏迪派，在教法上遵從哈乃斐學派。該派影響力主要源自其龐大的宗教教育體系和學術聲望，其經學校遍及南亞乃至全球，成為世界上僅次於埃及愛資哈爾的第二大伊斯蘭經學教育體系。

塔利班與迪奧班德派中心的聯繫早已疏遠，絕大多數塔利班成員未在迪奧班德派經學院“達爾歐魯姆”（Darul Uloom）接受教育，甚至未曾到過迪奧班德。迪奧班德派否認其為塔利班的意識形態源泉，但其思想通過宗教學校體系和清真寺網絡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普什圖族地區傳播，構成塔利班意識形態的重要成分。塔利班的確沒有繼承迪奧班德派學術傳統，但卻選擇性地吸收了迪奧班德派思想，在虔誠信仰、精神修行、宗教教育等方面受其影響較深，並將其思想融入阿富汗本土文化，更傾向於使用暴力手段，教派色彩更為鮮明。**一是激進宗教改革思想。**迪奧班德派主張迴歸伊斯蘭教原旨，通過激進措施淨化信仰，清除西方、印度教等非伊斯蘭文化帶來的宗教“異端”（Bid’a）。該派對伊斯蘭教法（Sharia）的闡釋保守而嚴苛，曾發佈約25萬條“法特瓦”（宗教律令），在信仰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信仰者進行約束。這些清規戒律使迪奧班德派成為社會儀式感很強的宗教保守主義運動，它強調用特定容貌、服飾和儀規塑造身份認同，彰顯宗教正統性。塔利班實施的激進社會改革，對信仰者外在虔誠表象的要求多源於迪奧班德派的宗教保守主義。塔利班採取迪奧班德派凸顯宗教正統性的方式，通過發佈大量“法特瓦”，裁定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宗教合規性，使一切政策和治理行為都受到教法的約束。 **二是狹義的哈乃斐教法學派。**在教法實踐中，迪奧班德派受到南亞聖訓派（Ahl-e-Hadith）的影響，遵從狹義的哈乃斐學派，強調聖訓的基礎地位，弱化理性思辨的裁判作用。它嚴格遵循依據經訓、從嚴判定的原則，不再具有哈乃斐派靈活寬鬆的特徵，近似於以嚴苛著稱的罕百里學派。受其影響，塔利班在教法闡釋中依據經訓原文，並受普什圖文化保守主義影響，在實踐中作出嚴苛狹隘的裁判，追求所謂“返璞歸真”，對現代性和外來文化持排斥態度。在實踐中，塔利班強調政策的教法合規性，施行嚴刑峻法。 **三是教派主義傾向。**迪奧班德派的教派主義色彩體現在其與巴勒維派（Barelvi）的教法學派內部競爭及對什葉派的批判。然而，與瓦哈比（薩拉菲）派不同，迪奧班德派部分源自蘇非派，並不全然反對蘇非派，而且認為後者是穆斯林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僅對蘇非派遵從聖徒、拜謁聖墓、紀念先知誕辰等“舉伴真主”（Shirk）的教義和儀規持批評態度。該派雖提倡“聖戰”（Jihad），但在實踐中主要針對外來侵略者，並不主張對伊斯蘭教少數教派實施“定判”（Takfir）和“聖戰”。塔利班對待少數教派的政策具有教派主義色彩，並與迪奧班德派的教派主義一脈相承，對什葉派嚴厲批判，但對蘇非派只反對其特定儀規。 **第二，普什圖民族主義。**塔利班民族主義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阿富汗的民族主義。**塔利班曾庇護“基地”組織，對中亞等周邊地區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支持，具有一定的泛伊斯蘭主義色彩。但塔利班的主要軍事活動和政治目標侷限於阿富汗境內，旨在實現阿富汗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而政治伊斯蘭、瓦哈比主義、薩拉菲主義均為跨國伊斯蘭思潮和運動，具有明確的泛伊斯蘭主義議程和目標。**二是普什圖人的民族主義。**塔利班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普什圖沙文主義，它奉行普什圖至上原則，反對多元主義，拒絕與少數民族分享權力，普什圖族毛拉和部落首領在權力架構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期間，將普什圖文化和習俗推廣至阿富汗全境，要求塔吉克、哈扎拉等少數民族也遵從和施行，但遭到反對。**三是宗教民族主義。**塔利班民族主義動員的載體和工具是伊斯蘭教，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的目的是教法治國，實現國家和社會的伊斯蘭化。在武裝鬥爭中，塔利班將“聖戰”等伊斯蘭主義理念作為反抗外國侵略的主要政治動員工具。 塔利班並非簡單、機械地效仿伊斯蘭初期政治和社會實踐，而是一直保持濃厚的本土文化特徵，普什圖鄉村部落文化是塔利班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普什圖社會對“榮譽”等價值的推崇形塑了塔利班價值觀。普什圖瓦里（Pashtunwali）也稱普什圖法典，是普什圖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風俗習慣等地方性規範系統，其通過部落組織賦予其強制力，保證在本地區或本部落實施並調解內外關係。普什圖瓦里不僅是普什圖人理想的生活方式，還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獨特的文化傳統，是普什圖人獨特的精神追求、行為方式和集體人格的集中體現。”塔利班頒佈的“行為準則”（layeha）中的許多規定源於普什圖瓦里。例如，規範女性行為的“深閨”（purdah）文化，便是普什圖瓦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塔利班的高度重視。它要求女性深居簡出，不上學、不工作，與男性完全隔離，只有在男性至親（mahram）陪同下方可出門。它在服飾方面要求女性年滿8歲後出門時需身着罩袍（burqa）以掩蓋全身。塔利班對男性的着裝要求也源於普什圖部落裝束，視蓄髮、蓄鬍等容貌要求為伊斯蘭教“聖行”（sunnah），這些都已成為普什圖瓦里的一部分。

外界一般認為塔利班的有關社會管理規定是對婦女的壓迫，但忽視了它們源於普什圖瓦里，在普什圖地區受到普遍遵從，並得到普什圖婦女的支持。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期，曾試圖廢除普什圖瓦里、實施婦女賦權、普及女子教育等措施，均遭到普什圖部落的強烈抵制。2001年後，阿富汗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新制度體現了外部政治力量的期待，卻有違普什圖瓦里倡導的傳統價值觀，並未得到普什圖族民眾的普遍認同。 **第三，具有前現代特徵的伊斯蘭主義。**塔利班起初為地方性草根社會運動，並無統一國家、建立政權的意圖。當時其核心領導層成員多為中下層毛拉，就學於鄉村經學校，未接受現代教育，甚至宗教學養也難言精深，未形成系統的宗教、政治哲學。第一次執政時期，塔利班將實現社會伊斯蘭化作為終極目標，把建立虔誠敬主、恪守伊斯蘭生活方式的社會置於所有世俗考量之上。因此，塔利班對於社會文化領域治理的重視程度，遠高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拓展外交關係等現代國家治理的主要議題，忽視源於治理績效的政治合法性。在當時，僅有3個國家與阿富汗建交，但塔利班對此並不在意。為維護宗教純潔性，它甚至不顧國際社會一致反對，炸燬巴米揚大佛，最終因庇護本·拉丹導致政權被推翻。由此可以想見，塔利班只重視宗教合法性考量，缺乏甚至不具有實用主義和靈活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塔利班的伊斯蘭主義具有顯著的前現代特徵，與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等政治伊斯蘭運動具有明顯區別。後者系現代教育產生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運動，擁有思想導師和理論家，提出了系統的政治主張，形成了理論體系。現代伊斯蘭主義旨在獲取政治權力，而塔利班政治活動的目標是宗教本身。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期間曾禁止薩拉菲派和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書籍傳播，這説明其反對後者的意識形態。 **第四，“聖戰”觀念驅動的激進主義。**塔利班意識形態受到瓦哈比主義、薩拉菲主義和政治伊斯蘭等伊斯蘭主義派別影響，但又與它們有顯著區別。在強調“認主獨一”、革除異端新行，反對什葉派、批判蘇非派特定宗教儀式，恢復哈里發國家、對敵發動“聖戰”等觀念方面，塔利班意識形態與瓦哈比主義和薩拉菲派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阿富汗抗蘇戰爭期間，沙特曾資助巴基斯坦迪奧班迪派宗教學校，“定判”“聖戰”等瓦哈比主義信條滲入迪奧班德派宗教教育體系，推動了迪奧班德派經學校的教派化、激進化和暴力化。塔利班雖然受到瓦哈比主義和薩拉菲主義的影響，但並未整體上接受瓦哈比主義。在教義上，塔利班屬於馬圖裏迪教義學派，瓦哈比派屬薩拉菲主義。在教法學派上，塔利班遵從哈乃斐學派，瓦哈比派遵從罕百里學派。兩派對蘇非派等伊斯蘭教少數派的態度不同，塔利班認同蘇非派，僅主張糾正蘇非派的某些宗教儀式，瓦哈比派則從整體上將蘇非派斷為“異教”。瓦哈比主義屬泛伊斯蘭主義思潮，而塔利班將鬥爭場域侷限在阿富汗境內。 阿富汗抗蘇戰爭為來自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合流提供了契機。1979年阿富汗抗蘇戰爭爆發後，大批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進入阿富汗參加“聖戰”。1992年阿富汗納吉布拉政府垮台時，約有5000名阿拉伯“聖戰者”在阿富汗東部作戰。其間，埃及激進伊斯蘭主義與沙特新瓦哈比主義開始結合，導致“基地”組織及其聖戰薩拉菲思想的產生。“基地”組織從一開始就與塔利班有着密切關係，塔利班初創時的成員中參加過抗蘇戰爭的“聖戰者”有一大批，“基地”組織歷任首領均向塔利班領導人效忠。塔利班部分派別受到聖戰薩拉菲派“定判”和“聖戰”信條的影響，將與其信仰不同者視為“異教徒”。這些塔利班派別還採納了聖戰薩拉菲派“進攻性聖戰”理論，認為聖戰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這有別於視“聖戰”為集體義務的遜尼派主流觀點。自殺式襲擊也為塔利班廣泛使用。但是，塔利班的“聖戰”為“本土聖戰”，而非聖戰薩拉菲派的“全球聖戰”，且對象集中於外國侵略者及其合作者。 

二、塔利班意識形態向現代伊斯蘭主義轉型

塔利班的身份自2001年以來經歷了戲劇性變化。它由執政者轉變為反叛武裝，後與美國談判並達成和平協議，最終在美國撤軍後重新建政。塔利班再次上台執政時間尚短，不足以説明其意識形態變化程度，但這種變化卻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塔利班汲取了上次執政失敗的教訓，出於實用主義或者機會主義目的，為獲得國內政治合法性和國際社會承認，主動作出策略性調整；另一方面，塔利班在與外部世界接觸與互動中，開闊了視野，習得了新理念。國際環境變化對其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正向塑造作用，從與美國和談中收穫紅利，促其温和化。當然，塔利班意識形態具有穩固性，仍屬於伊斯蘭主義的範疇，這一內核不可能在短暫時間內發生實質性變化，但其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啓，正在由傳統伊斯蘭主義向現代伊斯蘭主義（政治伊斯蘭）轉型。 **第一，塔利班的宗教理想主義開始轉向政治實用主義。**由於武裝鬥爭和上台執政的需要，塔利班放棄了建立烏托邦式“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理想主義，而是從政治實用主義出發，將重心放在奪取並維繫政治權力，在意識形態方面展現了相當程度的靈活性。塔利班不再把宗教正統性作為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開始追求政治合法性與宗教合法性的融合，並呈現政治導向超越宗教導向的取向。為此，塔利班多方採取措施擴大政治基礎，增強政治合法性。塔利班的社會構成更加多元，拓展到毛拉之外的羣體。為擴大兵源，塔利班吸納了大批無宗教教育背景者。武裝鬥爭期間，近1/4的塔利班影子政府省長未受過宗教教育。2008年，駐紮在坎大哈的一個14人組成的作戰單位中，僅有1人受過宗教教育。塔利班“學生軍”的性質已經有所變化。塔利班在其控制區重視經濟和民生問題，致力於恢復安全和秩序，保護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並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它把體恤底層農牧民的疾苦、實現社會公正作為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通過設立法庭，維護司法公正，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塔利班再次上台後立即大赦前政府官員，呼籲他們返回崗位，採取各種措施穩定經濟，這些都顯露出現代國家治理的意識。 **第二，塔利班顯示了一定程度的多元主義和教派包容傾向。**出於武裝鬥爭需要，塔利班淡化普什圖身份，試圖以宗教性的民族主義包容各民族、各教派，將自身打造成全國性、全民性的愛國運動。塔利班的宣傳話語號召阿富汗各民族“肩並肩”地反抗侵略，對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哈扎拉人等少數民族以“兄弟”相稱。21再次建政後，塔利班高官多次強調“民族平等”，呼籲所有阿富汗人投身國家建設。塔利班的普什圖大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色彩有減弱跡象，塔利班領導層和臨時政府成員不再是清一色的普什圖族人，如臨時政府代理第二副總理為烏茲別克族，代理總參謀長和代理經濟部長為塔吉克族。塔利班允許什葉派的哈扎拉人舉行阿舒拉日紀念活動，並派部隊維持秩序，一位塔利班地方官員還參加了有關活動。這表明塔利班意識形態中對什葉派的歧視由於執政需要而減弱。在教法方面，塔利班的教法闡釋趨向寬鬆和多元，開始迴歸寬鬆、靈活的哈乃斐學派。在裁斷一些政治和社會行為時，塔利班參考其他教法學派的觀點，而此前它曾禁止哈乃斐派以外的其他教法學派，這顯示出其教法闡釋的包容性和兼收幷蓄姿態。例如，對於在武裝鬥爭中能否尋求非穆斯林的幫助，各教法學派意見不一。塔利班在其發佈的作戰手冊中，未對此作硬性規定，而將決策權交給指揮官和戰士。在司法實踐中，塔利班已很少使用斬首、剁手、石刑等酷刑。 **第三，塔利班對虔誠表象的重視正在弱化。**在第一次執政時，塔利班將外在虔誠表象作為實施社會控制的手段，以此判斷非普什圖地區居民對塔利班政權的忠誠度。但在武裝抵抗期間，塔利班認識到對其政治忠誠比外在虔誠表象更為重要，開始關注民眾內在信仰和對塔利班政權的支持、對埃米爾的忠誠等政治認同，只把那些與外國軍隊及阿富汗政府合作者斷為“悖信者”。塔利班在控制區不再禁止攝影、電視，允許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等科技產品的廣泛使用，只是強調這些媒介的傳播內容應符合教法，其本身不在禁止之列。塔利班已廣泛使用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用於通訊和宣傳。塔利班再次上台後表示保障女性在“伊斯蘭框架內”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未要求婦女穿着罩袍，認為女性遵守其他伊斯蘭國家通行的“端莊”着裝，帶面紗（hijab）即可。近年來，塔利班支持女子宗教教育，針對學校等教育機構的襲擊明顯減少。上台後，塔利班頒佈了一項關於保護婦女權益的特別法令，禁止女童婚姻，保障女性婚姻自由；不得將女性視為私人財產，不得將女性作為解決爭端及消除敵意的交換品。塔利班在其控制區並未實施着裝和容貌規定，甚至有塔利班戰士不蓄鬍。對於恢復設立勸善戒惡部，塔利班領導人指出，這不意味着塔利班將實施強制性社會風化管理，而將採用勸導等柔性方式維持社會風貌。**第四，塔利班顯示出開放性。**塔利班在第一次執政時期，只重視阿富汗國內社會管理，並未尋求國際承認，也不在意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甚至因此失去政權也在所不惜。近年來，塔利班開始尋求融入國際體系，希望與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開始重視遵守國際規範，關注國際事務。例如，它多次就上海合作組織峯會等周邊事態發表聲明，期待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2013年，塔利班在卡塔爾多哈設立政治辦公室，與美國展開談判，並於2020年2月20日達成和平協議。在此協議前夕，塔利班領導層成員、重要武裝分支哈卡尼網絡領導人西拉傑丁·哈卡尼在《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稱，美軍撤出阿富汗後，塔利班將停止暴力、建立包容性政府、在伊斯蘭制度下保障婦女受教育和工作權利、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美軍撤離阿富汗前夕，塔利班領導人巴拉達爾率團訪問伊朗、俄羅斯和中國，表達融入國際社會的意願。

塔利班此次執政後，表示願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係，並頻繁與大國和周邊國家接觸。塔利班高層已與中國、美國等14個國家的代表在多哈舉行會談，並派出高級代表團訪問土耳其、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它還為美西方國家軍隊和僑民的安全撤離提供保障，未實行反美、反西方政策。可見，塔利班的外交政策趨於務實、温和，全方位交往、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政策雛形已現。為獲得國際承認，塔利班遵守與美國簽署的和平協議，與極端組織保持距離，並開始打擊“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等聖戰薩拉菲派組織，關閉了16個省的薩拉菲派組織復興遜奈協會（Jam‘iyyahihya’al-sunnah）等具有激進傾向的組織、清真寺和宗教學校，拘捕了600餘名極端組織成員。雖然塔利班對“基地”組織的政策仍需觀察，但為政權生存和獲得國際承認，其與恐怖組織切割應是大勢所趨。 **塔利班意識形態現代化並不必然通向世俗主義等現代政治理念。**塔利班高層已明確表示不會採取西方民主制度，認為那種選舉不適合伊斯蘭政府的產生。因此，塔利班意識形態在伊斯蘭主義框架內朝着現代伊斯蘭主義轉型，最具可能性和現實性。上次執政時期，塔利班曾嚴厲批評巴基斯坦伊斯蘭大會黨、埃及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黨派。隨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塔利班成員越來越多地接觸並開始接受現代伊斯蘭主義理念。塔利班與土耳其、卡塔爾等政治伊斯蘭陣營國家建立密切關係，相互之間在意識形態上趨近。通過設在多哈的政治辦公室，塔利班領導層在與伊斯蘭主義學者、活動人士的交往中習得政治伊斯蘭的理念。如在婦女權利問題上，土耳其、卡塔爾等政治伊斯蘭陣營國家向塔利班提出建議。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在會見阿富汗臨時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穆塔基時，表達了關於保障女性教育和工作權利的建議。從政治權力導向、經濟和外交等國家治理重點、成員結構多元化、宗教教派和外在虔誠的淡化等各種現實表現看，塔利班正在由傳統伊斯蘭主義走向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等為代表的現代伊斯蘭主義。

三、塔利班意識形態的未來前途

塔利班意識形態已然初具現代性特徵，但仍在伊斯蘭主義的範疇內，保守性仍較顯著，依然高度重視宗教合法性。這體現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教法施政、“毛拉治國”等建政和執政理念諸方面。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的方向是現代伊斯蘭主義，而後者在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實踐並未獲得成功，這在很大程度註定了塔利班治國理政的未來之路不會平坦。 **第一，塔利班仍固守原初的建政、治國理念。**塔利班延用了上次建政時的國名“阿富汗伊斯蘭埃米爾國”（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這個國名具有深刻的宗教意涵，體現了塔利班政權的伊斯蘭主義屬性，意味着塔利班將根據哈里發制度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按照塔利班的國家理念，“埃米爾”（Amir al-Mu’minin）即代表真主治理阿富汗的哈里發，為國家最高宗教和政治領導人。他根據伊斯蘭教法實施統治，所有阿富汗人均需向其效忠。這種政治制度強調政權的宗教合法性、政府決策的教法合規性。但是，國家治理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試圖從宗教中尋找治理資源既片面又不現實。同時，將教法合規作為施政首要考量，不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要求。況且，伊斯蘭教法本身也面臨現代化的嚴峻挑戰。塔利班恪守經訓原文、反對理性推理的教法裁定方式，難以回應現代社會的多元需求。 **第二，“毛拉治國”顯示塔利班政治意識的保守性。**根據目前公佈的臨時政府成員名單，塔利班政權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機構負責人均為教職人士，這與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時期並無變化。政治權力由缺乏專業知識的教職人員壟斷，表明塔利班堅持教法施政、“毛拉治國”的政治保守性並無變化。“毛拉治國”對於阿富汗來説是異質制度，並不符合阿富汗部落協商的政治傳統。它意味着阿富汗社會的其他羣體如技術官僚、部落首領、城市精英等被邊緣化，將導致政權包容性不足，給執政績效、政治穩定和國家建構帶來負面影響。阿富汗社會屬傳統部落社會，部落首領在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部落協商是主流政治機制。在過去20年中，阿富汗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城市精英羣體不斷壯大，他們大多主張世俗主義，並不認同塔利班“毛拉治國”的政治制度。同為“毛拉治國”，但塔利班領導下的阿富汗明顯有別於“遜尼派版”的伊朗。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基礎是什葉派特有的教階制度和“教法學家治國”理論，且其行政體系具有現代性，總統由選舉產生，技術官僚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伊朗政治制度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比塔利班強，治理能力與效率更高。 第三，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面臨內部阻力。“塔利班是一個鬆散的社會運動，實行扁平化和傘形的組織模式。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徵，不同的舒拉相互獨立，並具有競爭性。”塔利班的組織性與過去相比已有所加強，但仍包含意識形態傾向不一的不同派別，領導層內部、領導層與中下層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也存在尖鋭分歧。塔利班內部有派別長期與“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保持密切關係，甚至並肩作戰，它們的意識形態受到聖戰薩拉菲主義深刻影響，在對待外來“聖戰者”、什葉派和蘇非派等少數派、美西方勢力、俄羅斯與伊朗等問題上，與塔利班主流派存在較大分歧。未來塔利班若切割其與“基地”組織的關係，或將遭到這些派別的抵制。塔利班部隊中外籍作戰人員佔相當比例。如2000年塔利班攻佔塔洛坎（Taloqan）市的部隊中，外籍作戰人員佔1/3。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顯示，2019年，“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十餘個省參與塔利班的軍事行動。在與美國和談問題上，塔利班內部便存在較大分歧。武裝抵抗與政治談判並行，導致塔利班內部出現温和派與強硬派。建政之後，政權內部或將出現本土派與海歸派的分化。此外，塔利班高層意識形態的轉型並不能完全為中下層成員接受。這意味着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不僅難以順利進行，甚至會引發內部分裂。 **第四，政治伊斯蘭難以為阿富汗發展提供可行方案。**政治伊斯蘭是一種基於伊斯蘭教的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既是現代性的產物，又是對現代性的反動和批判。政治伊斯蘭因其“向後看”的歷史主義取向，不是一種進步的政治力量。法國學者羅伊將政治伊斯蘭定位為一種“第三世界的政治運動”，認為其必遭失敗。政治伊斯蘭作為政治反對派，通過宣教和慈善事業，在民眾中樹立了虔誠清廉、樂善好施的良好形象。然而，上台執政後，政治伊斯蘭終將面對執政績效的考驗。宗教教義只能從道德、倫理等方面規範經濟活動，但絕非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現成方案。作為宗教性政治運動，政治伊斯蘭立足於信仰、道德、文化等領域，不能提出系統的經濟理論和綱領，即使有零散的論述也多以社會公正為視角，強調經濟生活的宗教、道德和社會層面。

美國學者歐文指出了政治伊斯蘭兩方面的治國困境。“一方面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政治家在同一政治場域中競爭，在話語和組織結構方面與世俗主義者有許多共同點；另一方面，浸淫於現代性的政治伊斯蘭，難以將其信仰原則轉化為切實的議程，建立與世俗民族國家截然不同的政治體系和機構。”政治伊斯蘭執政實踐表明，它是有實力的反對派、成功的社會運動，卻是不合格的執政者。伊斯蘭主義者將政治宗教化、道德化，對國家治理並無裨益。“阿拉伯之春”以來，政治伊斯蘭經歷羣體性崛起後，先後在埃及、蘇丹、突尼斯、摩洛哥接連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土耳其伊斯蘭主義的正義與發展黨在經濟治理上陷入困境，這一切預示着政治伊斯蘭難以為阿富汗國家治理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結語

塔利班意識形態是多種伊斯蘭主義思想與阿富汗本土信仰、鄉村部落文化的混合體，在阿富汗封閉的地理環境、保守的社會文化氛圍及長期戰亂和外來侵略的背景下融匯而成，具有明顯的傳統伊斯蘭主義特點。迪奧班德派學説、瓦哈比主義、政治伊斯蘭等思想流派均屬廣義上的伊斯蘭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範疇，在強調一神論、革除異端和外來文化影響等信條及性別隔離、服飾等社會行為規範等方面相似之處較多，但不可將塔利班意識形態簡單視同為其中任何一種思想流派。 塔利班再次建政使阿富汗重新獲得主權和統一，為國家穩定和發展帶來歷史性機遇。同時，塔利班意識形態正在由傳統伊斯蘭主義向現代伊斯蘭主義轉型，呈現出現代化、温和化趨勢，這有利於促進阿富汗國內民族、教派的團結和國際環境的改善。**但是阿富汗久經戰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國家治理挑戰空前嚴峻。**塔利班作為一個武裝組織，治理能力和人才缺乏，加上建政和治國理念的保守性，極難應對這些挑戰。作為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的方向，現代伊斯蘭主義也難以為阿富汗提供建設性的治理方案。更何況，塔利班意識形態轉型只是20年來一直在進行的一個漫長過程。再次執政後，塔利班意識形態現代化轉型的任務仍然艱鉅，其順利和成功與否關乎阿富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有關評估需要從阿富汗全民信教和塔利班作為宗教組織的實際出發，同時應考慮到國際環境在此間的重塑功能，進而為更好地認識甚或促進塔利班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轉型和內外政策的温和化起到積極作用。

本文轉載自“意識形態研究”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8日文章

原文來源於《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12期，原標題為《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識形態轉型》

文章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伊斯蘭激進主義與去極端化研究”（項目號20BZJ03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丁隆，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東政治、伊斯蘭教

本期編輯：王嬌楊 穆禕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