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康丹（英語：Daniel Kane）談自己多語言的早年_風聞

我從小就對語言萌生了濃厚的興趣。上小學的時候，我常常會問身邊的小朋友（他們大多都是二戰後歐洲移民的孩子，有的來自波蘭，有的來自匈牙利）：“你們是怎麼從一數到十的？”小學裏面還有很多來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就跟着他們學了不少意大利語。那時我也常去教堂裏學些拉丁文，上高中以後，我更加系統地學習了拉丁文，還選修了法語。當時的墨爾本，文化非常多元，大多數人的母語都不是英語。

之後，由於種種個人原因，十六歲的時候我離開了學校，謀到一份銀行的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墨爾本大學旁邊的萊貢街（Lygon Street）上，那裏又被稱為“小意大利”。我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那時我每天都在説意大利語，偶爾還講一些法語。在這之前，我也已經學習了不少西班牙語。當時我身邊大多都是移民族羣。我並沒有什麼雄心壯志，甚至連那是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有一天，我工作時很偶然地碰到一個大學裏來的客户，我們開始用意大利語交流。他問我：“你為什麼在銀行裏工作？”我説，“餬口唄。”然後他説，“怎麼不去讀大學呢？”我當時的認知是，以後要當醫生和律師的人才會去讀大學。那個人説，“有空到我辦公室來吧，咱們聊聊”。後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墨爾本大學藝術學院的院長。

長話短説吧，我在這位院長的鼓勵下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也順利被墨爾本大學錄取了。但我當時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學術規劃，我能確定的是我想研究語言，越異域的，越不尋常的，越難的，越好。所以我決定學習中文和俄語，原因就是這兩門語言都不簡單。我念了四年的語言，也選修了其他課程，增長了很多見識。那時候人們閲讀量很大，學習俄語，我們得把契訶夫的小説全部讀完，還要閲讀大量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文也是如此，第一年我們學的是一些基礎中文，到第二年閲讀的東西就很難了。但我對這些在當時看起來頗為奇怪的文字真是愛不釋手，甚至有些如飢似渴。

｛2021年4月16日，契丹文專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逝世。

康丹先生生於1948年1月25日，自幼家境貧寒，跟隨單親母親生活。在墨爾本大學主修中文和俄文，並於1971年取得一等榮譽學位後，康先生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75年，他完成了關於女真文的博士論文。1981年起，康先生在墨爾本大學擔任中文講師。1997年，他被麥考瑞大學聘為漢學教授，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在麥考瑞，他繼續研究女真文，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譯的契丹文，成為了世界範圍內屈指可數的契丹文專家。2016年他在耶魯大學關於契丹文的講座，依然是目前西方學術界的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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