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告別流量時代_風聞
读懂财经研究所-注册制时代,价值新坐标。2022-02-08 20:05
毫無疑問,2021年是互聯網的分水嶺。
資本市場的表現就是這個分水嶺的真實寫照:2021年春節前,互聯網企業大多昂首上漲,似乎追上“FAANG”不是夢;但在2021年春節後,互聯網開始萎靡不振,就連巨頭們的股價也大多被腰斬。
這其中固然有監管影響,但如果説監管是互聯網股價暴跌的根本原因,倒也未必。説白了,還是互聯網自身的邏輯出現了問題:流量到頂了。
隨着流量到頂,用户增速逐漸消失。原有流量推動營收增長的邏輯遭遇挑戰,也使得互聯網公司的營收增速大多不及預期。
營收不及預期的本質原因在於流量生意不好做了。如今,巨頭想要維持一個較高的營收增速,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大的投入。
顯然,互聯網巨頭們也意識到這一點。從它們裁撤邊緣部門以及調整組織架構等一系列的發力動作看,互聯網企業也在由高增長轉向到高質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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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為王”的邏輯變了
從過去看,“流量為王”是互聯網競爭的一條鐵律。
原因也不難理解,互聯網公司的生意主要建立在流量變現基礎上。不考慮不同商業領域的差異,在同一領域內,流量越多,變現效率越高。比如,抖音和快手日活大概有兩倍差距,但雙方營收差距超過4倍。
同一領域,流量越多,變現越強的現象也不難理解。互聯網的生意具有明顯的網絡效應。即,各種資源都會向頭部平台集中,使之具備更高的變現水平。此外,頭部平台建立起流量優勢後,也會增加變現手段,提高變現效率。由此,大部分互聯網公司的流量、營收共榮共生。
也正是如此,過去巨頭們總是千方百計圈流量,把用户留在自家平台上。淘寶先後屏蔽百度、微信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觀察互聯網的近期動作,不難發現趨勢變了,互聯網公司似乎不再那麼看重自有流量。
典型代表是美團和快手的互聯互通,巨頭開始藉助巨頭的流量做業務了。在業務層面,兩者的合作也可謂雙贏。
美團既可以通過快手的短視頻流量向自身業務導流,還能抵禦字節跳動對本地團購領域的進攻。而對於快手來説,快手的發展階段已經由用户增長期進入到商業變現期,引入更多的變現手段,提高變現空間是必由之路,但如今互聯網競爭激烈,此時與美團合作進入到本地生活領域,也是一種低成本的業務拓展方式。
當然,平台的互通,很容易讓人想到是監管因素在起作用。説監管對平台互通的舉措沒有影響那是瞎話,但要説監管是平台互通的根本原因,同樣是誤解。
核心原因,還是在於互聯網的流量生意不好做了。説白了,就是平台獲取用户的成本越來越高,但用户給平台帶來的回報卻越來越少。
獲客成本方面,在以往的流量增長階段,即使平台不拉新,多少也會有些自然流量,但流量到頂後,平台之間成了零和博弈,競爭由增量圈地變成了存量搶地。由此,流量成本也從接近免費到動輒上百元。
但真金白銀買來的流量,創造的收入卻在減少。體現在互聯網巨頭的財報上,三季度,由於巨頭的營銷拉新,公司用户增長大多中規中矩,但相應的收入表現並不好。
下圖的營收增速並不能直觀反映,還要具體分析。阿里營收增速雖然接近29%,但其增長很大程度上由收購併錶帶動,其核心電商業務收入增速只有3%,拼多多50%的營收增速看似不低,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20年同期,拼多多營收增速超過100%,而騰訊營收增速也創造了近15年以來的新低。
那麼,互聯網流量價值變小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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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流量不值錢了?
互聯網巨頭大多屬於“平台型”公司。其商業模式是通過聚合BC兩端,促成BC兩端的服務/交易,平台從中賺取收入。説白了就是,平台把流量灌進來,再把流量賣出去。
平台變現率一定程度上能衡量平台賣出流量的差價,目前來看,主流平台變現率難以提升甚至有下降趨勢。以美團為例,進入2021年以來,公司外賣變現率整體呈下降趨勢。21年Q1-Q3,美團外賣變現率依次為14.4%、13.3%、13.4%。
再比如電商平台,阿里雖未披露季度GMV,無法折算變現率,但平台將“店鋪寶”“單品寶”“搭配寶”“優惠券”等付費營銷工具改為免費,其平台變現率也大概率呈現下降趨勢。
流量變現率難以提升,固然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共同富裕大方向下的監管壓力,也將促使平台對商家進行更多讓利。
另一方面,在整體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企業金主們手裏的餘糧也不多,典型表現就是企業主的廣告預算不再充裕,根據央視CTR追蹤的廣告刊例金額,過去兩年多,中國各渠道廣告刊例金額在絕大部分時候都低於上一年同期。這時候平台加大變現率無異於“殺雞取卵”。
但更為深層次的還是平台自身層面的問題。影響平台變現率主要有三個因素:商品/服務標準化程度、對平台基礎設施的要求、平台服務替代性。後兩者變化都不利於變現率提升。
關於第一個因素,商品或服務的“可複製性”越強,“工業化/標準化”程度越高,平台的話語權就越強,內容/產品方就越是退化為螺絲釘。長期來看,商品和服務標準化能不能提升不好説,但肯定不會下降,所以標準化程度不會抑制平台變現率。
基礎設施和服務替代性對平台變現的影響要結合起來看。簡單來説,基礎設施決定履約能力,通常情況下,一項業務對平台基礎設施的要求越高,就越容易形成馬太效應,平台的話語權就越強,變現能力也就越強。比如,需要支付、物流等基礎設施支持的電商就是互聯網變現能力最強的領域之一。
但隨着各個領域基礎設施的完善,平台跨界的難度也在減小,比如傳統電商平台搭建好電商設施後,短視頻平台紛紛入局電商,導致了平台提供服務替代性的增強。服務替代性增強在的背景下,巨頭需要降低流量售賣價格,留住用户和商家,不利於變現率的提升。阿里前CFO武衞就曾提到,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阿里在強調追逐利潤,就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從上述角度看,互聯網平台僅靠流量玩法,就能高效賺錢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在流量越來越不值錢的背景下,互聯網企業正在開始由高增長到高質量的戰略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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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增長到高質量,互聯網的戰略轉向
市場和企業,就如同大自然和各類物種,上演着優勝劣汰和生生不息。如今,互聯網市場經歷了監管、流量紅利不再等多重環境劇變。只有能迅速演變出適應行業環境的企業,才能存活,併成為下一時代的王者。
也正是如此,互聯網公司根據行業變化紛紛調整發展方向:由高速增長轉軌高質量增長,體現在巨頭們一系列的“去肥增瘦”舉措:
一方面,互聯網巨頭對邊緣業進行裁撤併進行大規模裁員。過去互聯網公司們乘着流量的浪頭,通過燒錢補貼,無邊界擴張,期望最終在其他業務線也能盈利。所以,大多采取飽和式招人的策略,從而形成了龐大的組織。但如今,在巨頭想要維持高增長,需要更高投入的背景下,巨頭也大多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巨頭的組織結構變動也體現出高質量發展的趨勢。簡單來説,之前巨頭的組織結構大多是為業務的擴張而建立,但巨頭近期組織結構的變化更多是出於效率提高的考慮。典型的互聯網巨頭的拆中台舉措。
在以往互聯網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搶佔市場的速度比組織建設的要求更高,中台可以將各業務所通用的功能、資源、解決方案進行標準化,複用到前台的各個業務部門,前台的業務推進速度勢必將提升。
但如今,互聯網增長進入穩定,企業需要深入業務提高效率,中台與各個業務線的割裂,也不利於企業的精細化運營。也正是如此,巨頭紛紛改變中台戰略,阿里將組織架構由大中台戰略升級為多元化治理,成立四大業務板塊。字節也改變中台,將業務歸類重組,採用BU制(Business Unit,業務單元)的管理模式。
上述改變的共同點是弱化中台,釋放人力去深入到業務端,以在互聯網增長的穩定階段,通過人員的高效協同,幫助業務部門精細化運營,放大業務價值。
但無論是裁撤邊緣業務還是變革組織架構,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説白了就是上述舉措,雖然能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但不能改變流量紅利枯竭後,互聯網的增長窘境局面。
互聯網想要真正實現高效增長,還是要打破流量邏輯。用互聯網術語説就是,要不切換賽道:從吃人口的紅利到吃技術創新的紅利。要麼把存量流量玩出新花樣,通過提高行業及參與者效率,在存量中找到新增量。
達爾文曾説過:在大自然的歷史長河中,能夠存活下來的物種,並非是最強大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對於當下的互聯網企業們來説,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