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生涯——黃志良_風聞

作者：黃志良 江蘇蘇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就讀於英語系和西班牙語系，畢業後留學古巴哈瓦那大學；1960年調入外交部，先後在中國駐古巴經濟代表處和中國駐智利商務代表處工作，1980年任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一等秘書，1985年任中國駐巴西聖保羅總領事，1989年任中國駐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2021年，於我個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一年，我年滿90歲，又欣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我心潮滾滾，思緒萬千，往事像過電視似的一幕幕在腦海裏重現，無數難忘的故人一個個鮮活地在眼前再現。思量再三，擬從時代、事業和懷人三個維度將縈繞心間的事與人作以回顧和梳理。不忘初心，温故知新，冀能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感悟。

生於憂患 幸逢盛世

我出生在國難臨頭，爆發“九一八”事件的那一年那一月，孩提時期刻骨銘心的記憶是逃難和對戰爭的恐懼。我在日寇鐵蹄統治下的“淪陷區”度過了整個少年時期，親眼目睹了日寇燒殺淫掠的暴行，飽嘗過當亡國奴的痛苦與屈辱，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短暫喜悦又很快被國民黨腐敗統治引發的苦悶和憤懣取代。

18歲我高中畢業前夕，正當為國家命運堪憂、個人前途渺茫而陷於惆悵與彷徨之際，迎來了全國解放，也促成了我這個貧民子弟命運的轉折。我開始學習毛澤東著作和接受革命思想，響應抗美援朝號召積極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決心奔赴保家衞國的前線。從此，我的生命開始融入席捲中華大地的滾滾革命洪流和新生共和國的發展緊密聯結在一起，與全國人民共甘苦同命運。

我忘不了在建國初期激情燃燒的歲月裏和稍後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度過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歲月，也就在這個年代，我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決心。我也忘不了，在我“而立”和“不惑”之年，意外地經受了由於天災人禍釀成的物資匱乏和精神困惑的雙重摺磨。我更忘不了，在我即將進入“知天命”之年，我們國家歷史性地開啓了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新時期，我為自己生於憂患，而後欣逢盛世而慶幸。

花甲之年前後的十多個歲月，是我為人民服務的巔峯期，正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飛階段，國民經濟迅速發展，國家面貌日新月異，國際地位日益提升，我在外交戰線的前沿，切身體會到國力壯大是外交工作最堅強的後盾。

63歲時我回國退休，迄今已逾20餘年。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名國家幹部、共產黨員，在思想上一天也沒有退休，每時每刻，每年每月我都密切關注着國家大事、國際形勢、外交工作，天天讀書看報，筆耕不輟，還經常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日子過得充實而舒暢。尤其到了2021年，我本人進入“鮐背之年”，又恰逢我黨百年華誕，我興奮地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莊嚴宣告，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國人民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深感激動與振奮。百年黨慶前夕，我榮幸地獲得了一枚“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這枚金燦燦、沉甸甸的紀念章成了我此生收到的最珍貴的慶生之禮。

回顧一生，我幸福地見證、感受和分享了我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進程，我個人因天年有限，已無望看到第二個百年夢想的完全實現，但宏偉目標指日可待，作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深感幸福，無比欣慰，感觸萬端，千言萬語歸結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富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一切。

聽從召喚 忠於事業

我對本職工作意義的認識，有個逐步提高的過程。

當年抗美援朝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以為會當軍人，分配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後，方知組織上命我學外語當翻譯。在北外受到的第一堂革命教育課是，繼承學校的傳統精神：**“人民需要我們到哪裏，我們就到哪裏。”**我先被分配學習英語，一年半後又轉學當時尚屬稀缺語種的西班牙文。

我埋頭學了4年西班牙語，一心準備做對拉美國家工作的西語翻譯。不承想，畢業前夕，領導上卻指定我留校當教師，做培養新人的“工作機器”，於是，我勤懇執教了兩年。突然，我又奉命在本校本系參加高級翻譯班進修西語，準備進外交部工作。我在邊學習邊工作中，逐步培養和提高了對西班牙語專業的興趣和熱愛。當我得知，我們個人這些學習和工作變動都是在貫徹執行中央外事領導的有關指示時，我的學習積極性更加提高了。翻譯班未及結業，我便奉外交部調令，隨政府貿易代表團到革命剛勝利的古巴去工作，從此，我開始與拉丁美洲結下了不解之緣。

代表團訪問結束後，我留在中國駐古巴經濟代表處工作，期間，我目睹了中古建交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古巴成為拉美地區，也是西半球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後，我又到古巴留學，在哈瓦那大學學習剛滿一年，即被直接派往智利，參加建立中國駐智利商務代表處工作，那是我國在南美大陸設立的第一個半官方性質的常駐機構，我在老同志帶領下與其他5位同事在環境十分複雜、條件相當艱苦的情況下工作了4年，眼見中智兩國相互瞭解、友好往來日益增進，我個人也在政治和業務上得到了很大鍛鍊和提高。我任滿回國後不久，智利同我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新中國在南美大陸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一張有歷史意義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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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中葉的拉丁美洲，是中國的外交版圖上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 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難的開拓工作讓我受到了艱苦磨鍊，經歷過美國傭軍入侵古巴危機的考驗，在智利遭遇過美蔣特務包圍破壞和綁架陰謀，這一時期的艱難經歷給我留下了難忘而自豪的記憶。

從拉美回國，我在外交部翻譯室連續工作了8年。我翻譯了一個又一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多國與我國建交的西文聯合公報。那時期，我感到自己很像一名建築工人，不斷轉場，為營造一幢幢外交新廈添磚加瓦。

上世紀80年代初，我自己也住進了已落成的外交新樓，我被派至我國駐阿根廷大使館長期工作，負責調研和當大使助手。我在初當外交官的4年裏，經歷了該國政權交替、政局激烈動盪的時期和一樁震驚世界的國際爭端：阿根廷、英國馬爾維納斯羣島戰爭。我在觀察這兩起事件時加深了兩點認識：一是調研工作對外交實踐至關重要，二是“弱國無外交”、“落後必捱打”乃是一條國際關係中無情的鐵律。

1985年初，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巴西聖保羅總領事，主持建立我國在南美洲的第一個總領事館。我在那裏兢兢業業經營了4個年頭，我離任之時，一百多位華人、華僑（多半為台籍）自發到機場與我依依送別，令我感動不已。

1989年秋，我首次出任駐外大使，卻“出師”不利，時值國際風雲突變，蘇聯處於解體前夜，東歐各國相繼易幟，而我的駐任國尼加拉瓜乃是當時東西方冷戰的熱點之一，也發生了改朝換代的政權更迭。由美國一手扶植的右翼聯盟在大選中獲勝上台，新政府在“金元外交”的收買下舍我投台，我方盡力挽回無果後，宣告中止中國與尼加拉瓜的外交關係。中尼關係逆轉，讓我更加深刻認識到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重要性和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統一的必要性。

我外交羈旅的最後一個驛站是出任駐拉美石油大國委內瑞拉大使。我履新未及半年，這個號稱南美洲“民主櫥窗”的國家裏政治風波迭起，不到一年發生了兩次兵變，三年中更換了三位總統，全國局勢持續動盪，我在上級領導及時正確指導下，努力做好委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工作，確保中委兩國友好航船在政治風暴中繼續破浪前行。

1993年末，我奉調回國時，委國政府授予我“弗朗西斯科·米蘭達一級十字勳章”，這枚以委獨立運動先驅者命名的榮譽勳章一般只授予本國有特殊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任期較長、工作出色的友好國家使節。我在委工作才滿3年，是繼首任大使凌青之後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中國大使。我清醒認識到，我得此榮譽不屬於我個人，應歸功於我們強大的祖國。

1994年，我離開了拉丁美洲，離開了我前後工作了20多年的外交第一線，但我的拉美情結依然如故。回想起從上世紀60年代初至今的60多年裏，中國同拉美加勒比國家之間的交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鉅變和躍進。我的大半生全部融入在發展中拉友誼這一壯麗事業之中，親身經歷和見證了中拉關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曲折而漫長的歷程。就在本文結稿之時傳來佳音，12月10日尼加拉瓜宣告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31日，中國駐尼加拉瓜使館舉行了復館儀式。

現如今，拉美加勒比地區33個獨立的國家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已達25個，中國已成為他們多數國家的全面戰略伙伴和第一或第二貿易及投資國。與中拉關係迅猛發展的形勢相適應，從事西語國家工作的外交人員隊伍也得到了同步壯大，尤其可喜的是，不但後繼有人，而且一代勝似一代，作為這個隊伍中的一員老兵，撫今追昔，怎能不歡欣雀躍。

良師益友 終生受教

當我回憶往事時，腦海中常常會出現眾多熟悉的面容，其中許多都曾是我生命中的良師益友，有熟人知交，也有偉人、要人和名人，值得講述的故事很多，這裏只擇要簡述幾例。

首先要提及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周恩來總理、習仲勳副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時的情景。1959年10月1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中央領導在中南海集體會見前來祝賀的各國貴賓，我作為翻譯陪同古巴客人蔘加了這一盛會。我在隨同各國外賓魚貫步入莊嚴肅穆的懷仁堂的一刻，彷彿進入了一個強大的氣場，當我見到平時只在報紙和電視上見過的中央最高領導人突然出現在眼前，目睹他們的音容笑貌，親耳聽到他們的説話聲音時，我激動得熱血沸騰，幸福無比，渾身是勁兒。此情此景，永生難忘。

我在工作崗位上曾為多位中央領導擔任翻譯，其中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是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副總理。從他們與外賓高屋建瓴、深入淺出的談話中，以理服人的講述中，以及鞠躬盡瘁獻身人民的風範中，我被深深感動，受教匪淺，更感責任重大。

我在駐外使領館任職期間，接待過許多中央領導出訪代表團，其中給我留下至深印象的一次是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西藏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率領的人大代表團訪問巴西，在聖保羅逗留四天。在一次有數百位僑胞參加的歡迎宴會上，大師脱稿致辭，現身説法，用風趣的語言、生動的事例，把雪域鉅變、家國情懷、黨的民族政策演繹得淋漓盡致，一眾僑胞聽得羣情激奮，掌聲連連。大師對我們的接待十分滿意，與我在多處景點合影留念，臨別時還贈我一支有他親筆簽名的金筆。那次訪巴後，不到兩月，噩耗傳來，班禪大師在返藏期間，勞累過度，猝然圓寂。對此我難過了很長時間。

風雲際會，我還有幸認識了多位拉丁美洲的風雲人物。政界有古巴的卡斯特羅兄弟、切·格瓦拉、智利的阿連德、危地馬拉的阿本斯、委內瑞拉的龐佩約、巴西的普列斯特斯、古拉特等，這幾位個人傳略的疊加相當於一部波瀾壯闊的拉美人民反壓迫爭民主的現代史。文化界有古巴詩人紀廉、智利詩人聶魯達，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委內瑞拉學者烏斯拉爾，巴西建築師尼邁耶等，他們各位作品的拼圖就是一幅五色斑斕的新大陸風情畫卷。我從這些拉美歷史人物身上，同樣得到了“百年鉅變”的印證。

我花了如許筆墨追述偉人、名人，絲毫無意炫耀，我理智地懂得，這並非憑我個人功勞應得，而要感謝國家培養、領導信任，將我放在了一些特殊崗位上，得以榮幸地碰上這麼多可遇而不可求的人與事。

歲月如梭，轉瞬間，我已度過90個春秋，離人生旅程終點已漸行漸近。

回首往事，我雖沒有資格像保爾·柯察金所説的“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但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説，我沒有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沒有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走過的道路，不能重複，但如果有來生，允許我自己選擇，我會義無反顧地再次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壯麗的外交事業。不過，我一定會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改正缺點錯誤，吸取經驗教訓，把任務完成得更好。

展望未來，我當更加珍惜每一天，以老驥伏櫪地精神繼續當好一名退伍的外交老兵。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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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來源 | 西葡拉美之友

作者 | 黃志良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