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雄》到《狙擊手》：返璞歸真的張藝謀_風聞

　　年初六回莞，晚上看了張國師的新作，之後想起劉文武，王忠義，胖墩，久久不能入眠。相比起同期的另一部抗美援朝電影，我認為國師這部新作脱離了宏大敍事，反而更真實，更感人，可以説是他個人影史上的另一座里程碑。

　　我又想起二十年前的《英雄》，這是著名導演張藝謀轉型之作，也是我到廣州看的第一部電影。雖然模仿了《羅生門》的構造，但是兩者最大的不同是：看完《羅生門》，觀眾會想：到底哪個是真實的？而看完《英雄》，觀眾的反應是被騙了：原來前面那些故事都是假的！連帶着觀眾也會對最後一個故事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秦始皇真的是為了天下和平而統一六國嗎？這樣一來，無名、長空、飛雪和殘劍再也不能感動人，他們的血也就白流了。在《羅生門》中，所有的敍事者都是處於同一個鏡頭高度，這和影片中的那幾個平行空間的風格非常一致，幾乎相同的角度使得觀眾無法判斷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這從一定意義上將思考權留給了觀眾，而《英雄》所作的恰恰相反——《英雄》剝奪了觀眾在看這部影片時本應該有的思考權，秦王和無名不同的角度，使得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會不斷地被鏡頭高度這樣的技術性因素所幹擾，並被導演這種帶着有明顯傾向性的鏡頭左右着思考，而這樣所作的直接後果就是，本該可以讓故事精彩豐呈多故事結構的優勢沒有被充分發揮，到了最後，反而成了“欺騙”觀眾的罪魁禍首。

　　《英雄》之前，中國電影市場存在諸多亂象，比如電影監管機構那落後的管理多好電影無法上映；中國電影界洗錢讓許多拍好的電影根本就沒想過放映，一年300多部水份頗多；第五代導演唯利是圖，拿惡俗做賣點；院線的票價讓觀影成本過高，使得觀眾只想花錢看所謂的大片。《英雄》不但讓內地武俠有了傲世香港武俠的資本，甚至打入國際市場，卻發出了迎合統治者的喃喃，這和這部看起來極其大氣的電影所不相符的，《英雄》之後，中國大片走入一個由電影寡頭控制的年代；秦始皇之後，中國進入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年代。這是巧合，還是命運？後人又應該如何評價？

　　從春秋到戰國，幾百年長期擾攘，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飢”，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３３２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廢封建、置郡縣”。這個事情乃是一個質變，郡縣制意味着在兩個方面與封建制相對立∶第一是打破分裂割據而實現統一，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權力，第二是打破權力、財富、名位的世襲制而建立一種人員流動的官僚體制。秦始皇廢封建造成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分立過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歐洲那樣的農奴制和普遍的人身依附關係在中國就很不突出。所以主席評價説“祖龍雖死業尤在”“百代多行秦政法”。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之舉，但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着。

　　再説回電影。《英雄》雖然促成了中國影業的一統局面，但也助長了浮誇之風。從《懸崖之上》開始，國師開始迴歸本真。他之前雖然有皇權崇拜症（我曾寫過系列文章批判之），但在當前的形勢下卻表現得恰到好處。無論服化道還是電影主題，都堪稱可圈可點。尤其是最後點名的場景，巧妙地把人民戰爭這一主題給表現出來了。我家領導在觀影過程中幾次淚目了。我認為《狙擊手》可謂返璞歸真，是一部值得去電影院看的電影。可能正是由於歸化的原因，這個將中國影業帶入大片時代的國師，卻似乎被同行們暗暗地抵制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