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中國工農業發展道路的異同_風聞

    看到個評論，不全引，自己看：包產到户和下崗潮是同一個邏輯方式_風聞

包產到户和下崗潮是同一個邏輯方式 評論 18 生活

開頭就説：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眼光，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寬度！

口氣宏大，挺嚇人的。

但是看下去，既沒看到歷史眼光，也沒看到知識寬度，只看到一個個表面現象的羅列，以及一個缺乏管理能力的結論。

真是那麼簡單就太好了，雖然提高管理能力也是挺困難的。

那就再談一下“包產到户”，“國企甩賣和工人下崗”，“賣淫嫖娼、貪污腐化和世風日下”之間的關係。其實説到底，我也沒看出它們之間有什麼縝密的邏輯關係，作者也沒論證。

我就分頭分析吧。

先説工農業的異同。

都知道工人具有組織性強、紀律性強的優點，而過去的農民就是“一盤散沙”。這兩個評價之間有何聯繫？

工業勞動是一種“共時性”勞動，而農業勞動是一種“歷時性”勞動。

我應該定義一下這個觀點。

一件工業產品（不是手工業產品），必須很多人同時協作才能完成。一台發動機生產，有澆鑄、粗加工、精加工，各種零件配套，最後按照嚴格的生產計劃送到總裝車間裝配和檢驗。

而要產生價值，則從原料採購、加工工藝和工時，質量管理和勞動管理，最後是銷售。並在社會勞動競爭中具備優勢，才能實現其價值。

工業勞動的這種共時性，直接造就了工人這個羣體的紀律性和組織性。

比較一下農業勞動。農業勞動相比之下具有歷時性：

耕田、播種、田間管理、收穫和儲藏，經歷幾個月到一年，果類甚至數年才有收穫。

在這個過程中，集體勞動和個體勞動不具備本質的差異性，都可以完成這個過程**，組織是外在的。**也就是説：

勞動方式本身並不使農民自然具備組織性和紀律性，反而是氣候影響比較大。

當然，大田建設、水利工程和抗災救災有組織性和紀律性要求，個體效果極差，不過那不是日常。

隨着工業化加持，農業生產方式才有初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要求，但是仍然比不了工業化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而且工業化加持使得大田建設及水利等反而更具個體化勞動特徵。不難理解，大型機械的加持，原來要千軍萬馬協作的工程，現在只要幾台機械的小協作即可完成。

**這就是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異同，勞動方式的“共時性”和“歷時性”**造成他們對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不同認識。

回到本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麼以包產到户開始？

表面上是管理問題，集體化勞動因為管理跟不上未能發揮出應有效率，包產到户一時間反而效率提高。但是沒有機械加持，本來這種歷時性勞動主要就靠人的積極性而並非組織化。

也就是特定條件下的“無為而治”，不但不減低效率，還能提高效率，雖然有天花板。

這個論斷沒有考慮鄉鎮企業的作用，鄉鎮企業屬於工業範疇。

但是如果承認市場競爭條件，那麼農民轉成的工人，農村幹部變身的企業領導者的鄉鎮企業，大半將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折戟沉沙。當初轟轟烈烈存在的鄉鎮企業，只是前工業化時期社會商品不足留下的窗口效應。

對解放後到改開初期可以給這麼一個評論。

目標是社會主義，周邊環境是強敵窺視，那麼發展策略只能是重工軍工優先的倒序工業化，和為工業化配套的土地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化。

倒序工業化不是效率最高的，快速集體化也沒能適應農民的思想進步水平。

但這是當年環境造成的，也是綜合效率最高的。

這樣發展了近三十年，一些人的思維被固化了，形成了路徑依賴。

改開初期的倒退到包產到户，客觀上認可了人的舊有意識跟不上發展現實的狀態，從效率角度出發作出的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決定。

但是不同的是，土地公有保住了，因為今後還要搞社會主義。有意忽略這一點不是蠢就是壞。

和後來的“甩賣”國企、工人下崗，在這個意義上有邏輯的同一性。

是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

再來看看工人下崗和企業甩賣。

工業化發展在初期，社會商品極大不足，對工業化的要求是量而不是質。但是工業化二十年，量的問題初步解決，要爆產能了，國內市場已經不能滿足進一步發展了，要進國際市場了，對質的追求就超過對量的要求了，這時要準備與狼共舞了。

與狼共舞的前提是手中要有棍子，而不是背上背滿罈罈罐罐。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培養的管理幹部，關心的不是市場需求，而是“跑部錢進”，這僅僅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問題嗎？這是計劃經濟體制造就的特色。

計劃經濟下造就的工人，是打卡上班，完成任務就行。八級工資制難以激發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關注的是保住“鐵飯碗”。

國家試了種種改革，但是經濟體制不改，不引進競爭，所有的改革試驗都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不引進市場經濟體制就無法達成目標。

工廠要破產了，工人拿不到工資，政府引進民營資本救場，工人堅決反對，因為這會扔掉“鐵飯碗”。這只是個管理問題？

工廠要破產了，企業管理者不是面向市場找飯碗，而是向政府施壓：工人們要飯吃，我要銀行貸款！這是路徑依賴，而不是管理問題。

狼要進來了，內部還在爭。與狼共舞是政府的事，保住企業——哪怕它在虧損，則是企業管理者和工人們的共同利益。

你不能對這些人要求過高，只能理解。但是政府卻必須為中國工人，為中國的工業化的長遠着想。策略簡單，保住骨幹，放開其他。

也就是説：在狼即將進來的時刻，丟掉包袱，握緊棍子，準備與狼共舞。

**中央保留了上千家重點企業，能源、交通、金融、製造業，**其餘的能放掉的就破產、甩賣，封住銀行不斷放血的傷口。

保住的企業其實也沒完全丟向市場，而是重組，構成上游的壟斷。這是在向市場化轉型中，採用的半計劃、半市場的處理方式。

上層和基層考慮問題的方式在這裏分流。

上層要發展，要轉向市場經濟運行方式，以利在國際上的競爭，謀求更大的發展；基層要保住既得利益，反對任何轉型。

當年的工人，也是有既得利益的，那就是全民制職工的身份。

但是工業與農業不同，工業是組織化很高的，只能企業一起變化，不存在個體化出路。或者説從國家角度，企業看成一個個個體，那才有和農業改革一致的邏輯。

即便如此，邏輯依然不同，沒有一退到底，而是保留核心產業。

結果就是甩賣推不動的國企，改制有人接手的國企（MBO），因此受人詬病：為什麼不加強管理以便脱困。

**這是一場體制革命，不是加強管理能解決的，**説可以加強管理解決困境的，都是經濟小白。

當然體制革命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中小國企改革了，央企還在保護下。

但是一步到位，那不就是休克療法麼？老大哥已經作出榜樣。

所以改革只能一步一步來，現在還是**“改革在路上”**。

具體有方向嗎？那就是國企（央企）還沒投入到競爭場，國企的競爭態勢還是低烈度的，其效率也是低水平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國家穩定的需要，也是今後混改的重點。

現在有一種傾向，國企是好的，承擔着社會公平的責任，私企是壞的，搞亂了國家經濟，這説法其實是很不負責的。

企業的本性都是一樣的，追求價值的增值。不同的是，國企的追求受着國家的調節，國家有政治目標，國企沒有。但是國家是國企的大股東，可以給國企加上政治目標。

相對而言，私企更純粹一些，追求效率，追求利潤。這也沒啥不好，只要它按規定交税，交的税依然是國家的財富，不交税國家可以懲罰。而且私企創造的財富，廣義上説，也是國家的財富。

私企在幾個方面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1.  大量勞動力是私企吸收的，是國企的幾倍。

2.  **私企的大發展給國企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國企處於上游，私企發展要能源，三桶油獲得大量客户；私企發展，國家電網獲得大量客户……

3.  私企從誕生起，就沒有國家計劃的支持，天生就是在競爭市場中搏殺，他們既有“破壞國家計劃”的原罪，又有推動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首功；他們是不少只適應國家計劃的國企破產的“元兇”，同時又是逼退外企的功臣。比如放開競爭的通訊企業，當年號稱“巨（龍）大（唐）中（興）華（為）”，排在末位的是私企華為，最後挺身抗擊美國打壓的正是私企華為。

與狼共舞當然不止在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同樣要與狼共舞，要把狼放進國內市場，正是當年一場巨大的對賭！

中國賭的是能以市場換技術，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能力；西方賭的是能夠佔領中國市場，即便中國暫時保護關鍵企業，西方也賭他們走向市場經濟後會倒向西方。

雙方各有成敗。

中國換到不少技術，但是拿不到核心技術；西方佔領了中國不少市場，卻最終喪失了他們自己國內的市場。

中國強大後沒有倒向西方，卻成為西方最大的競爭對手。

結果西方後悔了，結果中國更自信了。

有人抓住改開過程中的問題，質疑中國的改開，那眼光只有綠豆眼睛那麼大。

貪腐其實一直存在，改開中隨着國家財富的增大，貪腐金額升高讓一些人心理失衡而已；賣淫嫖娼曾經禁絕，改開初期死灰復燃，但是現在這種現象大大減少。

看一個國家的轉變，三十年是一個基本尺度。

包產到户也會重新變為走向集體化和集約化農業；不適應新體制的國企甩賣了，一批更適應競爭體制的私企和國企站起來了；賣淫嫖娼氾濫只是轉軌中的現象，現在基本克服。

一些人只喜歡找人體上的癰瘡，不過表明他們只是蒼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