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巖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溯源：重思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_風聞

李紅巖 |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20世紀20至30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內部、中國共產黨內外、中國左翼思想界與知識界中間，發生過一場與中國前途命運直接相關的思想理論、學術研究疊加的大論戰，即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這場論戰發生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偉大飛躍亦即毛澤東思想誕生之前，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它具有話語之源與理論準備的意義。同時，它又發生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伴隨着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對於剛剛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國共產黨來説，具有迎接理論與實踐雙重考驗、啓動深刻的理論思考並在實踐中不斷豐富與深化的意義。

對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來説，這場論戰均具有塑造話語體系的作用和意義。論戰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全面進入中國知識領域的過程。論戰過後，馬克思主義已然在中國站穩腳跟，任何勢力都不可能將其摧折。可以説，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任何一個學科的發生與最初發展，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與這場論戰相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就是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之後，一場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塑造了基本話語方式與理論架構的論戰。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論戰的內涵與理論背景

所謂性質，就是認識對象的根本屬性。所謂社會性質，就是社會的根本屬性。社會性質是對社會總狀況、總特點的本質性概括，在句式上則表現為最高抽象的定義形式。因此，所謂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也就是圍繞着回答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社會、怎樣在根本屬性的意義上為這個社會下定義的論戰。論戰的最終結果是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對於近代中國的總觀點、總理論，即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簡稱“兩半”理論。

這個問題本身藴含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與思維方法。唯物史觀承認並重視各種社會要素的作用，但認為必須找到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終極原因。這就是人們常説的“透過現象看本質”，或者説透過偶然性看清必然性。唯物史觀認為，在各種社會要素中，歸根到底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用唯物史觀考察人類社會歷史，而且以之評判學術史。馬克思説：“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所謂“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就是指探尋社會的本質、社會的性質，亦即在透視生產方式結構的意義上揭示社會奧秘。馬克思將唯物史觀的基本思維方法運用於對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從而形成了社會形態演進理論。所謂社會形態演進理論，就是對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進行不同界定的理論。將社會形態演進理論應用於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分析與概括，即表現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將這一理論應用於對前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的分析與概括，即表現為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兩場大論戰，加上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大論戰，從本質上講，都屬於廣義上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特別是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説，其整個知識體系與價值取向，都是以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為核心而展開的。所以，揭示社會性質、在此意義上建構思想理論，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義和思維特徵，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的核心特徵。

對於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要義和思想特徵，馬克思之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者是竭力反對的。特別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在主觀唯心主義大盛行的背景下，西方哲學思潮的主流謬稱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思想方法是本質主義、基礎主義或邏各斯中心主義。胡塞爾、舍勒、海德格爾一致認為，“只有回到直觀的最初來源並從直觀中推導出對本質的洞察”，“才能直觀地澄清概念，並在直觀的基礎上重新提出問題，從而在原則上解決問題”。這就完全離棄了對生產方式的考察。波普爾甚至借用歷史主義的概念，將唯物史觀視為一種“貧困的歷史決定論”。因此，非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學者基本不會討論社會性質問題，他們在思想方法上就對此不認可。在中國，持這一立場的代表人物是胡適。胡適認為，所謂社會性質論戰及其延伸——社會史論戰，不過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變戲法”。因此，他不僅敵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對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實質上代表國民黨改組派政治立場的陶希聖，都持“歧視”的態度。胡適在基本方法論上就反對討論社會性質這類問題，這不僅是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宣示，也是一種實際行為。

**顯然，是否參與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在當時已然成為區隔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水嶺。**論戰過程中，有人曾説，論戰參加者必須首先“深切瞭解馬克思主義”，不然“一切觀點，方法，以及術語，都不會正確”。還有人説，論戰“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因此，這場論戰與人生觀論戰、社會主義論戰之所以不同，區別就在於所使用的理論工具。在其他論戰中，各種理論工具雜陳；而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只有馬克思主義一種理論工具。儘管我們不能説參與社會性質論戰的學者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可以認為，一個根本反對馬克思主義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基本修養與興趣的人，一定不會參與這場論戰。儘管一些參與者只是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但這個外衣卻是必須披着的，一旦脱下也就等於自動放棄話語工具。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被中國人所運用，靠的是它的真理性。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列寧較早從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出發，在揭示社會性質的意義上進行社會分析，探明俄國基本國情，從而規劃革命實踐的路徑與方法，具有學術示範意義。1895—1899年，列寧寫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俄國社會性質的經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分析其他國家的社會性質樹立了典範，當然也為揭示中國社會性質提供了範例。可以看到，在揭示中國社會性質時，不僅列寧本人遵循着這一範例所提供的基本方法，而且其他人也都遵循着同樣的思想方法。從列寧到中國共產黨，遵循着一條共同的實踐與理論相互釋證的路線，那就是先探明社會性質，再從社會性質出發去進行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哲學認識方法在社會改造領域的具體應用，也是以“改變世界”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具有實踐品格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語之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為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共產黨人的初心，不僅來自於對人民的樸素感情、對真理的執着追求，更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之上。”這裏所説的先進性，正是建基於對社會性質的科學認知之上。而樸素感情與執着追求之所以不能代替科學理論，同樣在於科學理論以社會性質為原點。只有有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可參照的經典範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才具備充足的理論條件。

論戰的緣起與現實語境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緣起是與列寧所領導的新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正是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蘇俄（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以及共產國際的建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的展開，才有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提出。

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以列寧1916年春在瑞士蘇黎世所寫的《帝國主義論》為理論依據，共產國際認為當時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瓦解和崩潰的時代，因此，必須在全球範圍內開展世界革命。不過，由於處在革命的初始階段，關於不同國家怎樣具體實現革命目標的問題，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還來不及詳細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季諾維也夫在會上介紹俄共（布）的情況時提到，當時俄共（布）作為國際上唯一執政的共產黨，擁有50萬黨員，黨的核心是工人：“我們黨仍是一個以城市無產階級為主體的政黨”，“早期黨員來自工廠，黨組織也是在工人區誕生的”。顯然，這與後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具有很大差異。因此，中國革命必然也必須走不同於蘇俄的符合自身特點的道路。

共產國際一大在世界範圍內舉起了共產主義旗幟，而1920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則力圖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組織起來，“為共產主義革命而直接開展鬥爭”。在為大會準備文件的過程中，列寧經過獨立思考以及與人討論，形成了對中國國情的基本看法：中國與波斯、土耳其一樣，屬於半殖民地國家；同時，從社會結構着眼，處於世界資本主義整體格局中的中國，依然保留着濃厚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具有半封建性。列寧的這一觀點，在共產國際推動下，成為觀察和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思想。此後的中國革命運動，就是在列寧的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列寧對中國社會總狀況的概括是科學的，符合中國實際。它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説，既體現了迫切的現實需要，又具有理論啓蒙的意義。因此，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即不斷運用這一觀點去細緻地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並由此制定革命政策。20世紀20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寫作具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幾乎都採用“半殖民地”的概念來探討社會性質問題。這一點在毛澤東、陳獨秀、蔡和森、蕭楚女、李大釗、羅亦農、鄧中夏等人的早期文章以及中央文件中均有體現。如1923年7月，毛澤東發表《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明確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1926年9月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又提到中國是半殖民地，同時認為革命的最大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從毛澤東的早期文稿可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是由思考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開始的，而這種思維方法與視角，正藴含着列寧思想的影響。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也接受列寧的基本觀點。所以，在1924年1月發佈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四次指明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在反封建的問題上，國民黨是不徹底也不可能徹底的。當反封建指向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反動軍閥時，國民黨還能較為積極，但是當反封建指向封建勢力的經濟代表與社會基礎地主階級時，國民黨便要不遺餘力地維護封建勢力了。此外，國民黨始終不認可階級鬥爭理論。因此，國民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其階級屬性、政黨性質如何，它能否全盤接受並切實實踐共產國際的理論體系，在共產國際內部始終存在爭議。同時，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以及政黨性質的認識分歧，反過來又觸發了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再思考。這種再思考，是在遵循列寧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兩個基本維度的規定性下進行的，因而也就愈加深刻。值得強調的是，當列寧最初提出“兩半”觀點時，還不存在必須對國民黨的屬性進行判斷的問題，更不存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而當“再思考”的時候，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卻很現實地擺在眼前。可以説，“再思考”恰恰是國共合作的現實所促成的。因此，這個時候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思考，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與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路徑、方法、目標等問題結合在一起了。

其時，列寧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已無力回答這些問題。此時的斯大林則“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不大瞭解，方針也不大明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整體推進的形勢下，莫斯科瀰漫着一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速勝論的氣氛”。但是，《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所謂“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等言辭與條文，卻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在列寧論斷的基礎上，他開始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以及連帶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進行更具綜合性的思考。在莫斯科，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就是由托洛茨基在1923年發動起來的。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1927年年底。托洛茨基同樣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也不否認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與落後性。關鍵在於，他沒有直接説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但認為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起支配與主導作用。既然如此，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無產階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不可以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還應該進行階級鬥爭，推翻國民黨，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不僅要反帝、反封建，同時還要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托洛茨基這套觀點和主張，是在與斯大林的政治鬥爭中展開的。其基本特點，就是將其“不斷革命論”的理論框架應用於對中國社會與革命實踐的分析。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託派分子全盤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國社會性質論。後來，毛澤東曾不點名地批評他們：“過去有一種説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説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説，是可以的。”

針對托洛茨基的觀點，最早由布哈林，其後由布哈林與斯大林聯合，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中國社會性質論。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封建殘餘勢力佔優勢的國家，因此，其基本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四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的聯盟。因為國民黨具有這樣的特性，故可以有限接受馬列主義，共產黨也因此而可以與國民黨合作。國共兩黨共同反帝的民族鬥爭是第一位的，同時共產黨要與國民黨一起反封建。在這個階段，不存在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問題。對此，周恩來後來曾評價，斯大林1927年“對中國革命的理論的分析，形勢的估計，許多是不合實際的”。全盤接受這種主張的是王明和博古。在《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中，王明寫道：在農村，“封建餘孽仍然佔剝削關係中的統治地位”。連詞句都與布哈林幾乎一樣。博古則寫道：“半封建的勢力，封建的餘孽，至今還統治着中國。”這就是典型的“封建殘餘優勢説”。

與托洛茨基“畢其功於一役”的不斷革命或無間斷革命論不同，布哈林、斯大林主張的基本特點在於堅持革命階段論。這個基本立場是正確的。至於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二者的關係，無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是一個基本而重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科學解決，最終是由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獨立完成的。**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這樣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着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是針對託派主張的批判。毛澤東同時指出，中國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這又是對布哈林、斯大林主張的補充、完善和修正。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但這種革命“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分”，“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它“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這樣，毛澤東就對莫斯科的理論交鋒給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評判，圓滿地解決了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從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理論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毛澤東“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這既是對中國共產黨科學地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全面肯定，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精神的充分肯定。

顯然，中國共產黨既沒有接受託派的資本主義主導説，也沒有接受布哈林、斯大林主張的封建殘餘優勢説。1928年，斯大林、布哈林的觀點完全統一了莫斯科，但中國共產黨依然沒有對此全盤接受。正是這種勇於獨立思考、頑強進行理論創新的精神，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衝破教條主義束縛，立足於中國實際，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在中共六大之前，儘管社會性質問題對黨來説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儘管在斯大林、布哈林親自過問下，瓦爾加在1928年4月為中共綱領草案起草了集中闡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初稿，並且經過了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審閲，但是，從中共六大通過的十幾項決議案文本來看，中共顯然沒有采用瓦爾加現成的文本，而是進行了原創性的理論創新。中共六大的相關決議肯定中國是半殖民地，同時指出“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確應當規定為半封建制度”。這就凸顯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當然，中共六大決議並非毫無缺陷，例如《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提出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是馬克思列寧所稱為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制度”。這就完全把問題搞偏了。周恩來也曾指出，中共六大對於階級關係等問題“作了不正確的分析”，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的分析是正確的。因此，我們認為，中共六大標誌着中共在社會性質問題上已經具有成熟的獨立的理論創新品格。當然，要完成理論創新任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論戰的展開與收官

中共六大之後，中國革命形勢愈加嚴酷，但是，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並沒有結束，反而拉開了新的序幕。這一時期論戰的基本特點，就是中國人走到了前台，而莫斯科的理論交鋒則相對走向沉寂。但是，托洛茨基並沒有銷聲，而是遙控中國的託派分子搶奪話語權。同時，一些國民黨改組派分子也不斷提出主張。從論戰的形式看，主要為學理性的筆墨官司。各家各派不僅引經據典，而且都努力拿出儘量翔實的統計數據，試圖做到定量與定性的結合。當然，他們也都嚴守自己的政治立場，毫不留情地對論敵進行口誅筆伐。

代表中國共產黨立場的是一批直接受中共領導而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為專業的人士，史稱“新思潮派”。其代表人物是王學文、潘東周，主要以《新思潮》雜誌為陣地。他們直接受李立三領導，組成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1930年9月，李立三離開中央領導崗位，瞿秋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則為劉蘇華、何干之。

**與新思潮派對立的首先是中國託派一方的“動力派”；其次是國民黨改組派一方的“新生命派”。**託派的觀點前文已經介紹，而此時他們的論證重點是試圖利用自以為翔實的材料來證明與推進托洛茨基的觀點。“新生命派”的代表人物是陶希聖。他同時也是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中國民黨改組派一方的代表，但其念茲在茲的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為此，他從中國古代社會講起，兜了好大的圈子，試圖證明中國既不是託派所説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斯大林所主張的封建殘餘佔優勢的社會，更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是上述因素都包含一些的混合型的特殊社會。既然是特殊社會，自然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那種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理論來加以改造，而只能使用中國人自己發明的特殊理論——在他看來當然非三民主義莫屬。很顯然，陶希聖的“學術情懷”，完全是為國民黨服務的，事實上其社會史與社會性質觀點也確實被蔣介石吸收了。諷刺的是，陶希聖早年也曾打着唯物辯證法的旗號，但是，時人已經看穿，唯物論在陶希聖那裏“只是一種裝飾品、假面具”，“他自以為是懂得歷史的唯物論的，其實只是曲解和利用，並不知道歷史的唯物主義是什麼”。在本質上，陶希聖不講階級鬥爭理論，顯然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1934年冬創辦《食貨》半月刊後，陶希聖就自覺地與馬克思主義拉開了距離；待其投靠蔣介石之後，就更不再提唯物辯證法了。

由於陶希聖的所謂“理論”過於粗糙，而且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他連原先披着的馬克思主義外衣都不斷丟棄，所以，新思潮派並沒有把他放在眼裏。新思潮派的主要論戰對象，是中國託派分子。為此，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親自撰寫了一系列文章，1929年12月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其代表作。王明上台後，對李立三的社會性質觀點也予以嚴厲批判。王明提出，李立三的觀點與斯大林、共產國際所講的“根本不同”，是“一種有害而且危險的觀點”。但王明的指責恰恰説明，李立三的理論著述已經含有“中國化”的因素。這種“中國化”的因素，即體現為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屬性的揭示。由於這種揭示具有衝破“封建殘餘優勢説”的隱含意義，所以王明説它與斯大林、共產國際“根本不同”。其實，李立三與斯大林、共產國際之間，終歸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如果説他們之間“有所不同”，則是確實的。恰恰是“有所不同”，才表明了李立三的創新之處。顯然，“有害而且危險”的是王明的觀點，而不是李立三的。與李立三的文章一致，王學文、潘東周、向省吾、李一氓、張聞天（劉夢雲）等人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凸顯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屬性。此外，瞿秋白（何史文）、李達、呂振羽等人的論著，也都在不同層面凸顯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當然，他們彼此之間還是存在差別的。總之，進入20世紀30年代之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風向有了明顯變化。杜畏之説：“從1930年起很多無產階級的戰士脱離了刀火生活而轉移精力於理論鬥爭，遂使討論社會史的文字內容一新——從前是資產階級的言語，現在卻是無產階級的，或模仿無產階級的議論了。陶希聖諸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新生命派’失去了他們的歷史生命。”這段話正是風向變化的反映，但還沒有表達出變化的最大表徵，即“兩半”概念的使用越來越廣泛、特徵越來越鮮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何干之。1934年9月，何干之出版《中國經濟讀本》。該書的指導思想就是“始終企圖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這個主題為經”。書中第二章題為“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題為“中國經濟的半封建性”，將中國概括為“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1936年11月，何干之又出版《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二年年初改名為《轉變期的中國》），開篇即表示要解答“一般人所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顯然，此時不僅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廣泛流行，而且人們已經對其內涵進行深入探討。何干之將“過去”“現在”與“未來”貫通起來，認為中國革命既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過渡形式，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這就貫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第二年，何干之還出版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兩本著名的小書，這些論著成為民國時期馬克思主義學者總結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代表性著作。

面對“半殖民地”與“半封建”概念日益凸顯、獨佔鰲頭的趨勢，新思潮派的論敵非常緊張。陶希聖提出，“半封建社會”的“半”無法表達中國農業經濟與中世紀歐洲的“根本不同之點”；“半”字“至多亦不過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觀念”。其實，他本人同樣使用過“半封建社會”概念，此時否認只能説明政治立場導致他前後矛盾。託派分子嚴靈峯同樣不滿“兩半”之説：“中國的民粹派為的要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掩蔽自己的錯誤，勢必至來找尋許多比從前更加錯誤的‘新’論據，他們現在已絕口不説‘封建制度’的中國了，現在是所謂‘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國了。”這段話實際上反而顯示出一個重要信息，即“兩半”説確實超越了布哈林、斯大林的觀點，是一種發展了的新觀點。另一託派成員李季則提出，所謂“半”並不是指十分之五封建社會、十分之五資本主義或其他主義，而是“殘缺不全”的意思。所以，所謂“半封建社會”，就是僅有封建殘餘的社會。半封建概念只能應用於秦漢以後、鴉片戰爭以前“封而不建”的時期。這個觀點將“封建”概念嚴格限定在西歐的狹義定義上，與新思潮派在社會形態意義上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實為自説自話。“自由馬克思主義者”胡秋原同樣反對“兩半”説，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講法不僅有語病，而且割裂了殖民地與封建概念的關係。但事實上，“兩半”概念的特點，就在於殖民地與封建概念的有機統一，而非胡秋原所説的割裂。

**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後，“兩半”説在理論界已然勢頭強健，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逐漸走出艱難局面，最終在延安立住腳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始結出果實。**1938年3月20日，毛澤東對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三大隊畢業學員演講，主題就是中國社會性質。這篇演講稿是毛澤東全部著作中唯一專門講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文獻，因此具有重要價值。此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闡述，都是這篇演講稿內容的應用。所以，這篇文稿可以視為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收官之作，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作。

毛澤東對於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各方觀點，無疑是熟悉的，所以他點評説“站在國民黨立場有國民黨的意見，站在共產黨立場有共產黨的意見，還有其他種種”。他指出，有些人説“中國是封建的社會”，“這是不對的。照他們的結論，目前革命任務只反封建，這種錯誤，顯然用不着證明”。這裏所批評的顯然是布哈林、斯大林、王明、博古等人主張的“封建殘餘優勢説”，只是當時還不方便點明。但對託派分子，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他們“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質和任務”。毛澤東最後提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我們研究中國的結果，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條規律，是一個總的最本質的規律，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一切事物。”

這次演講之後，通過《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毛澤東開始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作為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礎部分加以闡述和運用。《新民主主義論》寫道：“現在的中國社會，在日本佔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

前文已言，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正是從思考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開始的。而他思考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又是通過分析階級狀況與結構入手的。1925年12月，他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段話寫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現實感極強。從這時開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就拉開了。經過從大革命失敗到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時間，“這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要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在這個時期，黨內盛行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經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既是這一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成為其理論基礎。

**由毛澤東總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突破了對馬列主義革命一般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簡單套用與照搬，是一個具有中國共產黨人思想原創品格的理論。這一理論讓中國人民真正懂得、深刻理解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在此基礎上，才能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制定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最後奪取全國勝利。**這是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理論鬥爭、理論探索的過程才建構起來的理論。因此，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理論創造，是“理論”中的理論、“基礎”中的基礎。有了這個能夠“觀察一切事物”的偉大理論，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體系化建構的原點與基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就有了指路的明燈，中國革命的實踐也就首先在思想上獲得了成功。毛澤東説：“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最終所指明的道理，正在於此。這場論戰使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必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不能教條主義地使用蘇聯理論，這正是黨走向理論成熟的標誌。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顯然，這裏所説的“獨創性”，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上體現得非常鮮明。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於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統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通過回顧梳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可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是先進理論，但是，如果不經過中國化的過程，不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那麼對中國共產黨來説，就還不能説是完全被先進理論武裝起來了。只有應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先進理論武裝。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還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科塑造了基本話語方式與理論架構，從而在質的規定性上塑造了當代中國學術的基本形態與範式。**這一基本形態與範式的核心特點，就在於從社會性質出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為中國學者提供了嶄新的理論工具，從而開啓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歷程，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並不能天然地在中國形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它還需要諸多條件。其一，需要有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學術流派對封建學術形態發起攻擊，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掃清道路。晚清時期以梁啓超等人為代表的“新史學”承擔起且比較好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其二，需要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比較廣泛的瞭解和認同。“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滿足了這一條件。其三，需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現實及歷史結合，從中接受驗證。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與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正滿足了這一條件。

**所以，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為根本標誌，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的適用性、真理性及其對於中國文化自信的新的培植性，不僅經歷了實踐驗證，而且經過了學理驗證。**在這一過程中，李大釗、郭沫若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學者，發揮了先驅作用。李大釗不僅熱切地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學術的初步結合。被視為新思潮派“驕子”的郭沫若則運用分析社會性質的基本方法，通過新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實現與中國古史的結合，從而建立了嶄新的、深刻的史學樣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開展了許多熱烈討論，其中史學界的討論尤其引人注目，究其根本無不是從社會性質上生發出來，也無不以社會性質為依歸。這就讓歷史研究擺脱了舊式考證學與19世紀資本主義史學的範式，豐富了認識中國歷史的視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同樣，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學術樣態作為學術主流，也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歷程，既貫穿着這一原則，也驗證了這一原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既建基於五千多年的獨特歷史發展道路、深層精神追求、獨特精神標識之上，也紮根於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培植之中。在新時代，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依然要堅守已經被實踐驗證過的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根本方法。現代西方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對客觀主義的所謂“拆解”“懸置”“震顫”等，並沒有動搖從社會性質出發這一根本方法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因此，我們需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繼續運用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根本方法，繼續堅持由這一方法所生髮出的社會經濟結構分析、階級分析等方法，同時堅持與時俱進，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百年道路的堅實基礎上，讓文化自信之樹愈加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