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兩次挨批_風聞

作者：王嵎生 1954年畢業後，同年入外交部，歷任新聞司處長，曾任中國駐斯里蘭卡使館三等秘書、駐科威特使館政務參贊、駐尼日利亞和哥倫比亞大使。

中國APEC高官，外交部特邀研究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南開大學教授，外交筆會國際時評小組成員，國際評論自由撰稿人。

我走上外交工作崗位不久便遇上兩件不太尋常的事，捅了兩個婁子，受到大使的批評。這兩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裏，至今難忘。

兩件事都發生在我國駐錫蘭（現斯里蘭卡）大使館，我當時是新聞處的職員，兼任政務參贊的翻譯。

並非笑料

1958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錫蘭一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在從中國回科倫坡休假期間，緊急要求會見我們的政務參贊。參贊從外交身份對等考慮，認為由他出面接待不合適，託辭已有其他安排，指派我代他會見。這位年輕人一見面便開門見山，激動地對我説：“我最近愛上了我們大使的女兒，她也很愛我，我們情投意合，但由於我出身卑微，大使夫婦堅決反對。我苦惱萬分，特來向中國朋友求救。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希望能替我求求情，做做大使閣下的工作。”

他看我在認真地聽他談話，又進一步向我詳細描繪大使女兒如何漂亮，説她長得像個“天仙”，用中國的話來説，好像剛出水面的芙蓉，有閉月羞花之貌。現在兩個人被迫要斷絕來往，“實在是太殘忍了，中國有個《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你們應該同情我，設法阻止在錫蘭也發生這種悲劇。”否則，他就可能成為錫蘭的“梁山伯”，大使的女兒就可能成為錫蘭的“祝英台”了。

這個小夥子苦苦哀求我，講話的真情溢於言表，指望我伸出友誼之手，將他和那位痴情相愛的姑娘拉到一起。但這位外交官似乎並不懂得外交，或者説因墮入情海不能自拔而“不顧外交”。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我聽了他的一番訴説，不禁有點兒同情，但我明白，我身為中國的外交人員怎麼能過問一個外國人的婚姻呢？我告訴他：“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我實在是愛莫能助。”同時向他説了些安慰的話。他對我接待他表示感謝，兩手向外一攤，表示無可奈何，悵然而去。

送走那位青年，我感到可笑。回到辦公室，辦公室主任見我面帶笑容，問我：“你們談了些什麼，使你這麼高興？”我就把剛才和那位青年的談話當作笑料，一五一十像講故事一樣講給他和其他在座的同志聽。我滿以為這是件小事，沒有向參贊彙報。

當天下午，張燦明大使便約我談話。他表情嚴肅地問我：“你今天接見了什麼人？”我説接待了一位錫蘭青年外交官。接着他問我：“你向參贊報告了嗎？”我支吾道：“沒有。”

這時張大使板起面孔説：“你作為參贊的翻譯，只有權向參贊和大使反映情況，沒有權向參贊以下任何人説這件事，你太無組織無紀律了！”第二天，他又在全館大會上就這件事點名批評我。張大使有些軍人作風，批評毫不留情面。這一板子可以説打得很重，我覺得面子上實在過不去，傷心至極，無地自容，痛哭了一場，但我心裏確實感到他批評得有理，所以我沒有反感，沒有怨恨，而是覺得應該記住這個教訓。

怎能如此衝動

1959年3月，西藏發生武裝叛亂。一天下午，錫蘭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説，有一批和尚很快要到中國大使館前示威遊行並向使館提抗議。使館領導據此立即作了預防性安排。因我懂英文和僧伽羅語，被安排到一線。十多分鐘後，有個記者開車闖進使館對我説，他聽説有和尚要來示威遊行，他是前來現場採訪的。

我那時正是血氣方剛、不知深淺的小夥子，立即火冒三丈，説：“這裏是中國大使館，也就是中國領土，請你給我出去。”我當時的用詞和語氣很強硬，實際上就是要他“滾出去！”該記者一聽，很不高興地説：“我是記者，客觀採訪有何不可，中國外交官怎麼如此無禮，”並稱他要寫文章，第二天在報紙頭版揭露我的蠻橫態度，説罷開車離去。

我立即如實地把上述情況向張大使作了彙報。張大使聽後，批評我説：“事情本來已經很麻煩，你又在添亂，人家記者並不是敵人，有權採訪，你應該對人家多做工作，怎麼可以讓人家滾呢！你給我捅這麼大的婁子，真不像話。”我後悔得幾乎要哭出來。幸好後來示威遊行規模很小，很快就過去了，第二天報紙上也沒有出現那位記者的文章。可是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深深感到自己政治上太幼稚，外語也不過硬，今後要深刻汲取教訓。

張大使的兩次批評，對我後來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教益。我對他是非常感激的。文革中有些造反派為了整張大使，歪曲事實，誣陷他，並要我寫證明材料，被我堅決拒絕。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大使見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説：“你這個小夥子不錯，很正派。”我説：“還是要感謝您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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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一個歷史性時刻》

作者 | 王嵎生  圖片 | 澎湃新聞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