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餘永定+王勇：不能因為新挑戰而輕易放低GDP增速目標_風聞

題記：2022年1月19日，在兩本新書《中國經濟的前景》《論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版上市之際，由中信出版集團、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中信讀書會共同主辦的“北大國發院承澤課堂暨中信讀書會”線上舉辦。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教授，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教授應邀共同就中國經濟的未來與挑戰進行研討對話。對話由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內發展合作部主任趙秋運主持。本文根據對話內容整理。

**趙秋運：**圓桌討論環節首先請王勇教授發言，再請各位嘉賓回顧202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最後展望2022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王勇：中國經濟的新挑戰

2021年的經濟形勢是前半年發展較快但後面增速下滑較為嚴重。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為18.3%，第二季度為8.9%，第三季度降至4.9%，第四季度4.0%。全年經濟增速8.1%，下行壓力較大。

對比2020年與2021年，從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部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投資在2020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達90%以上，而依據2021年的數據，投資貢獻率只有20%左右，同比大幅下滑；消費在2020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但在2021年前三季度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面對2021年的經濟下行，目前對此有很多政策討論，包括中央提出了穩經濟的大方向。

2022年大家非常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率可以維持在什麼水平？宏觀政策要做怎樣的調整？2022年已經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二年，如果説第一年重在政策部署，那麼第二年就應該開始落實更多的政策、落地更多的項目。在這個過程能不能把經濟增長穩住，我覺得當前的挑戰還是很多。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二者協調發力。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分析宏觀經濟增長要注重中觀的產業結構升級與對應的微觀企業活力。我國現在的產業升級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怎麼做好創新，二是怎麼做好綠色發展，二者相互聯繫，又各具挑戰。具體而言，我國產業升級面臨的短板和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製造業。從基礎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升級，要涉及很多創新，包括人才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我們以前利用後來者優勢從國際上引進學習先進技術，但現在隨着我們不少產業從過去的追趕型變成領先型，加上日益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很多情況下我們不得不依靠自主創新，這是製造業內部產業升級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第二、服務業。服務業分成上游的生產性服務業、下游的消費性服務業和社會性企業。我國的消費性服務業（餐館、酒店和娛樂等）的市場化程度很高而且已經比較發達，因此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上游生產性服務業（金融、研發等）和社會性企業（與人力資本密切相關的教育、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瓶頸是有效供給不足。以金融服務業為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就包括如何打造真正能夠有效支持創新的金融業態。我們要實現創新和綠色發展，就需要為那些領先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提供更好的融資渠道，包括為更具活力的民營企業的創新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資渠道，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如此大規模的依賴政府引導基金。打造更多更好的支持創新的市場導向的金融業態，是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條件，但在這一方面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第三、信心。信心會影響實體經濟從而進一步改變預期。過去這段時間，政府對一些行業的政策出拳力度比較重，如教育培訓、房地產、平台經濟和“雙碳”行動等。這些政策的初衷大方向肯定是對的，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但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提出共同富裕目標後，我們怎麼去更好地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沒有信心，就沒有投資，就缺乏消費，就不會有產業健康升級。譬如，我國當下的養老市場是有很大的社會需求以及供給能力的，但民營企業家會不會因為擔心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而缺乏投資的信心？因此，怎麼去穩市場，怎麼去穩信心，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

從政府來講，怎麼樣才能做到因勢利導，讓市場更加有效，支撐產業升級，“有為”而不是“亂為”或“不作為”，這裏面也充滿挑戰。對於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實施過程中怎麼有效避免“長期的戰略短期化，系統的決策碎片化”？怎麼把握好高質量發展的速度、次序、力度和時機？面對這些問題，我們的經驗還非常不足。各級政府與不同部門在完成各自被考核的高質量發展目標績效時，可能在某些時候容易缺乏對全局利益的考量，導致事實上的“亂為”與“不作為”。

怎樣更加穩步、有序地實現高質量發展而不是急於求成？這是我們在發展中面臨的新命題和新挑戰。

中國是個大國，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政策具體怎麼制定、執行、監督和評估，每個環節裏面都有很大學問。當下的目標是高質量發展，但又面臨內外各種新的壓力與約束。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協調好目標，一方面避免唯GDP論，另一方面避免把高質量發展和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刻意對立起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又如何在操作層面更加有為而不是客觀上的亂為和不作為？我在這裏只是把問題提了出來，還沒有具體答案，很希望聽到林老師和餘老師的意見。

林毅夫：要素稟賦是動態的，比較優勢也是動態的

應對這些新挑戰，我們首先必須把思路理清楚，同時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對中國來講，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政治，是大局，是一切的基礎。高質量發展，前提是要發展才有高質量，絕對不能為了高質量而犧牲發展。

思路理清楚了，再看中國有那麼多的發展空間，不管是產業升級還是技術創新，不管是繼續利用後來者優勢還是換道超車，我們的機會都還有很多。抓住這些機會，需要企業家參與市場競爭，也需要政府制定激勵機制，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思路理清楚了，再思考各個地方應該發展什麼產業。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五大產業的劃分，為各地思考如何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新產業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理論參考框架。

我在這裏先回應下餘永定教授剛才的評論。我贊成漢密爾頓和李斯特關於政府保護產業發展的觀點，因為他們當時針對的是特定時期的美國和德國。漢密爾頓提出通過政府保護來發展產業時，美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英國的70%，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在此前提下，美國下一步的產業升級是要追趕英國的產業。當時英國的紡織業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業，美國可以直接用保護補貼的方式讓該產業發展起來。同樣，李斯特在提出國家主導產業政策時，德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英國的50%，它下一步要發展的是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英國和美國當時的成熟產業。

不過，為什麼二戰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用漢密爾頓或李斯特的思路去發展進口替代戰略卻失敗了？主要原因是，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當時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5%-10%，但他們採用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美國和德國人均GDP分別達到英國70%和50%時所採用的方式——政府主導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這就不對了。

東亞經濟體的情況就不一樣。日本在戰後追趕美國時，人均GDP已經達到了美國的40%左右，相當於李斯特提出德國追趕美國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日本當時積極發揮政府作用，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來發展新產業。“亞洲四小龍”也是如此，他們追趕日本的成熟產業時人均GDP已經達到了日本的35%-40%，所以他們成功了。因此，新結構經濟學在這方面提出了一個比較好的理論框架，即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去發展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如果一個國家現有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如韓國先是發展假髮出口，它具有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但當它已經有一定的資本積累了，下一步就適合發展鋼鐵了。當時鋼鐵已經是日本的成熟產業，而韓國的人均GDP也已經超過了日本的30%，韓國這時去發展鋼鐵肯定就不會像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遭遇失敗了。因此，應參考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素稟賦結構理論，來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下一步應該發展的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所謂潛在比較優勢，是指其要素生產價格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但是由於軟硬基礎設施不足導致交易費用太高而尚不具備市場競爭力。這時，政府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和制度讓交易費用降下來，幫助企業家解決交易費用太高的問題。這一過程當中，政府對市場上的先行企業還必須要有激勵機制。在傳統的進口替代戰略中，政府保護的產業是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補貼的是那些自身沒有發展能力的企業。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對企業的幫助是通過完善軟的基礎設施降低交易費用，然後對先行的企業進行外部性補償的激勵。

先行企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都可以為後來者提供有用信息。然而，先行企業在失敗後不得不承擔試錯成本，成功後又會因更多競爭者的加入而減少獲利，因此，政府對先行企業的外部性需要有一定的激勵補償。這種對先行企業的激勵補償與對缺乏自生能力企業的補償相較，有從量變到質變的差異。對企業外部性的補償基本上是短期的，而對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補償通常是長期的。

餘永定教授提出的那些建議都非常中肯。我們也知道，對任何國家來講，經濟發展要好都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可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有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的考慮，所以對涉及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的產業就不能完全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如果要發展的產業影響到了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那説明這個產業一定是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所以才會被對方卡脖子。這類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就需要政府大規模的長期保護補貼。按照新結構經濟學來講，這樣的產業不能太多，在經濟中所佔比重不能太高，不能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用扭曲各種信號和干預市場的方式來保護補貼。新結構經濟學劃分的五大產業中也有戰略型產業，但是它在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很小。發達國家同樣有這樣的產業，對這一類產業，補貼的方式是通過財政直接補貼，而不是政府扭曲價格，政府不影響資源的直接配置。

餘老師還説，我們除了這種總結出來的概念之外，還應該有模型化的演繹。這是新結構經濟學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在這方面也開始做了一點事，王勇跟建東老師在JME上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但這只是剛起步，還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所以特別感謝餘永定老師給我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評論跟指導。

餘永定：不能用長期的結構性因素解釋短期的經濟下行，不能輕易放低GDP增速目標

關於中國經濟形勢，我簡單談幾點。

首先，我們要對2021年的經濟增速有比較客觀的認識。去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8%以上，但如果去掉基數效應，實際增速可能低於5%，低於潛在增速。雖然我不相信任何關於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計算，但我認為中國經濟一定是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下運行，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通貨收縮狀態，PPI自2012年3月起連續54個月為負增長；CPI在過去10多年基本不超過2%，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往上漲，但最近又往回降了。在沒有通貨膨脹甚至有時通貨收縮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鄧小平同志講：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什麼都談不上。我們應該有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相當高的令我們滿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它任何目標都難以做好。

順便説一下，所謂“高質量的GDP”的提出用意是好的，這個表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質量高或低屬於微觀經濟學和中觀經濟學的問題，100億元的GDP就是100億元的GDP，不能説現在的GDP雖然比較少但是它的質量比原來的高。企業不顧質量盲目生產的問題是有的，但這是產業層面而不是宏觀經濟層面的問題。

我們強調經濟增長速度，絕不意味着忽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改革。我們只是強調，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就應該努力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能為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更好的條件。反之，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

我們不妨看看2019年和2021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於同比可能涉及到基數問題，我們簡單看一下環比。

2019年各季度的年化環比增長速度分別為6.6%、4.9%、5.3%和6.6%，2021年前三季度的年化環比增長速度分別為0.8%、4.9%和0.8% （第四季度的數字還不知道）。由此可見，2019年和2021年之間的差距相當大。2021年的經濟是在增速低於6%的情況下運行的，充分説明我們面臨着比較嚴重的增長問題。

如何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學界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存在許多方法論上的誤區。很多人認為，中國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解決，經濟就無法增長；或者認為，如果追求經濟增長，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可能被忽視了。這是把結構性問題和經濟增長對立起來。

我想問，這個“結構性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 

在經濟學家的文章中，人口老齡化、投資-消費-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資本市場欠發達、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區域經濟不平衡、城市化滯後、服務業佔比不高、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環境污染導致資源枯竭、規模收益遞減等，這一籮筐的宏觀經濟之外的問題，都用一個叫“結構性問題”的詞裝在了一起。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很長，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許多人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認為由於這樣一些結構性因素存在，所以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必然這麼低。

金融危機之後，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為12.2%，此後幾乎每個季度都在降。如果説從12%降到10%是結構性因素導致，我可以接受，那麼從10%降到9%、8%、7%、6%甚至5%，都説是因為結構性因素，我就認為不合適了。結構性因素肯定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它是長期的影響因素，經濟增速每個季度都在往下走，就不能用長期的慢變量來解釋。

我對結構性因素有以下四點評論：

第一，結構性因素一般來講是慢變量，是在幾十年裏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響着經濟增長速度，它對每年、每季度經濟增速的影響極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如前面列出的那些結構性因素，它們不僅數量龐大，且每個因素在不同時期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也不同，但總的來講，單個的結構性因素在較短時間內對GDP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

第三，這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齡化，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來講它使得經濟增速下降了，但我們還有技術進步，TFP（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不就是抵消了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嗎？我們要看最後的結果，而不是説有了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就一定會低於6%或者5%。

第四，什麼結構性因素會影響短期宏觀經濟變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費、投資、政府開支、進出口。另外一些結構性因素，則是通過非常長的因果鏈條影響到消費、投資等。如果你要想證明長期的結構性因素決定經濟增長速度只能是6%，那你就得把每一個因果環節都給點出來。比如人口老齡化影響了A，A又影響了B，B又影響了C，你得把ABC找出來；如果你根本找不到，然後你説人口老齡化問題決定中國的經濟增速只能是6%，那我覺得這不能成立。

宏觀經濟討論短期問題，考慮的時間長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觀經濟形勢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假定那些結構性因素是給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時候，就要考慮這些因素具體產生了什麼影響。

比如消費為什麼下去了？這跟人口老齡化可能有關係，但恐怕直接的原因並不是這個。2020年很多人主張像美國那樣，通過政府給老百姓發補貼來促進消費。這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消費者對經濟增長和收入預期很悲觀，即便你發了錢他也只會存起來。2021年好多人講消費可能會出現報復性增長，其實可能性不大，如果經濟不能夠真正增長起來，不能使大家的收入增加，不能改變大家的預期，消費增長就會很困難。

再比如人口老齡化對GDP的影響。人口因素確實與經濟增長速度有某種相關關係，但不見得是因果關係。日本在60年前的經濟增長率超過8%，現在低至1%左右。與此同時，日本人口也快速老齡化。這是一個長達60年的過程。老齡化肯定對日本的經濟增速有很大影響，但將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分攤到每一年來看，在每一年這種影響很小。

當然，我並不是説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不值得重視，我想説的是，在分析短期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判斷一下我們能不能使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一點。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一點，通貨膨脹起來了，或者會產生金融危機了，那説明經濟增長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現有水平甚至還要再降低；如果沒有這些情況發生，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追求更高一點的經濟增長速度？我覺得，這是經濟學界的方法論出了問題。

還有一點，我們老想着預測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然後根據預測的結果來決定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問題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把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算準了。中國更是如此，很多時候連基本的統計材料都沒有。國家統計局在不斷調整修改統計資料，美國也是，多年之後再對之前的主要經濟指標做調整，可能調整一個或者兩個百分點，但總共才三個百分點，這樣的宏觀經濟預測到底有多大意義？

我們研究經濟學有幾十年了，碰到過很多著名經濟學家，有人預測準了，但他可能一輩子就蒙準了那一次。美國一位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預測到金融危機的發生，他大概就預測準過這麼一次。還有位美國經濟學家90年代初就預測美國會發生嚴重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在20年後終於發生了。有人説，“只要你堅持一個預測，永遠説下去，你總要準一次”，但這有什麼意義？所以我覺得，預測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認為它就是真理，就非得按照這個去做。

我特別欣賞過去的中國決策者“摸着石頭過河”的態度，搞不清楚前面是什麼，大方向看準了，那就邊走邊看，這裏面藴含了相當多的道理。有些管經濟的不懂經濟學，但他們比懂經濟學的管得好，這是事實。儘管中國過去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率就是達到了年均10%。中國的GDP在剛改革開放時排名世界第18，小於荷蘭，但到現在讓美國都害怕了。中國的GDP在剛改革開放時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趕上了日本，現在已經是日本的3倍。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成功了就是好的。我感覺，當初決策者幸好沒聽信經濟學家的一些非常scholarly（學術性的）的主意，否則實現不了10%這樣的成績。世界銀行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經濟做了很多預測報告，但許多都不準甚至和實際情況南轅北轍，那裏聚集了當時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做了大量的調查。為什麼會這樣？我主要想強調的是，人對這個世界的發展瞭解得非常少，必須抱着一種非常謙卑的心態去嘗試，敢於嘗試才是最好的。只要中國的通貨膨脹不失控，沒有非常明顯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應該爭取讓GDP保持更高一點的增長速度。

每年都有人在説中國面臨危機。2012年我們去紐約交流，當時美國那邊就 説中國要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先是説房地產市場要崩潰，然後又説温州地下金融要把中國整個金融業拖垮。我當時説，雖然這些問題存在，但是它們根本不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你們説的這些情況，當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規模跟整個中國經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們不能無視這些問題的存在，但它們也不會造成我們所認為的那樣一種危機。

我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社會科學院，當時就在講中國危機、通貨膨脹，説籠中老虎會出來，但等了50年我頭髮都白了，這些危機還沒等出來。如果那時候小心翼翼不讓經濟增長了，那中國肯定不會有今天。所以我覺得，經濟學還不是一門十分嚴謹、十分確定的科學，尤其是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藝術性。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現在要用試錯的方法，追求一個比較高的經濟目標，而且我們有潛力和能力使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以上。

2022年大家認為是5.5%，我覺得這個數字是比較現實的，因為畢竟還在受疫情衝擊。我們應該有個目標，我不贊成不制定目標。這個目標應該是引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須要有個目標，這樣大家才會圍繞這個目標去制定政策。實際上，每個部門在制定每項政策時都有一個隱含的目標，只不過沒説出來。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明確提出一個目標，大家再根據這個目標來協調行動呢？同時，這個目標定得也不要太低，我們用試錯的心態去嘗試，確實不行後再退回來也不晚，避免出現所謂的“經濟磁滯效應”。一個人老失業，再就業就可能不適應，而一個團隊因經濟情況不好解散了，再組織時可能就沒人氣了，這就是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所以我們應該就經濟增長目標採取一個更加積極的態度。

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社科院世界經濟所的主流研究人員和北大的主流研究人員的想法非常接近。我們需要多交流，大家也要把想法説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實現百年目標做出一點微薄但積極的貢獻。

林毅夫：餘老師都是肺腑之言，非常中肯，謝謝。正如餘老師所講，我們要加強合作，因為我們的聲音一定要讓大眾、企業和政府聽到。只有思路對了，中國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可能，但假如思路有偏差，可能就會錯失很多機會。作為知識分子，我們義不容辭貢獻微薄之力。特別感謝餘老師這些年一直在堅持，非常不容易，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文章來源於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