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化退潮談中國經濟走向_風聞

“民主化浪潮”是近三十年的一個明顯趨勢。它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形成席捲之勢，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影響的地區湧來。目標是建立以美歐為首的世界秩序，將西方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塑造成人類文化的核心。代表性事件如蘇東劇變，南聯盟解體，阿拉伯之春運動等。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地緣衝突也被貼上民主化標籤。

“民主化運動”在東西方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從實際效果看，它雖然是歷史發展無法繞過的一段，但明顯帶有“蠻橫多於智慧”的特點。因為它並未將人類從幾千年私有制的週期性危機中解救出來，亦未闡明歷史的深層規律。所以，它算不上智慧與正確的劃時代進步，反倒帶有意氣用事的莽撞風格。

關於歷史發展規律和人類的發展道路，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一下我寫的《模式之爭背後的歷史玄機》、《有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兩個嚴重錯誤》、《説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大輿論戰役》等文章。這裏主要分析國際競爭和經濟走勢。

“民主化浪潮”的實際效果並未達到人們的預期。很多地方甚至離美歐樹立的“模範社會”更遠了。這造成了持久的混亂和動盪，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犯罪高發，甚至長期的戰爭和恐怖襲擊。湧向西方的移民潮及其引發的諸多問題，是對民主化運動的“精闢註解”。

民主化運動的失敗是與中國的崛起同時發生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或者更直接地説，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令西方深感不安。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將中國變成一個製造業大國，在原材料、製造、商品消費的經濟鏈條中成了不可替代的一環。

正是這個“不可替代”成了西方的“心病”。西方的高科技想規模化生產需要藉助中國製造業的力量。國際上大量物美價廉的生產生活用品也依賴中國製造業。中國的“樞紐”地位已被看做是對西方領導力和剝削地位的威脅，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必除之而後快。方法就是將中國移出或弱化在世界經濟供應鏈中的地位。

最初，西方想讓製造業“迴流”，但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製造業的競爭形勢及其高強度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當代西方人無法接受的。因此，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就成了西方的必然選擇。

但是，這個“轉移”並不順利，因為西式民主思想對高效的製造業生產有極大的負面作用。所以，西方開始搞“馳名雙標”。一邊開民主峯會，搞顏色革命，欲借民主大旗和地緣政治活動孤立中國，排擠中國。另一邊實際又在幫助“替代國”提高生產效率，也就是增加勞動強度，弱化工人權利，這樣才有超越中國，完成替代的可能。

面對西方的壓力，中國選擇了“上、中、下”三條應對路線：

向上，進行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直擊核心競爭力。

中間，擴大開放程度，推動“一帶一路”，增加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粘度”。

向下 ，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競爭力。

這三條路里面，“向上”難度很大，因為科技創新已進入困難期。科技突破不但對西方很難，對我們也很難。何況西方還在對我們進行科技封鎖。所以，這條路不確定性很大，短期內看不到明顯效果。

“中間”道路喜憂參半。因為打開國門能讓我國的第二產業（工業）更好地出口，但第一、三產業（農業和服務業）壓力增大。從“擴大內需”到“拉動消費”，二十多年時間裏，製造業出口的難度實際上是在不斷增加的。房地產的大發展就是這種出口難度增加的反映。所以，更大地開放國門雖然對拉動工業出口有一定效果，但進口領域對農業和服務業的衝擊是倍增的。我國的“雙循環戰略”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這非常依賴產業平衡，也就是農業和服務業要大展才能匹配工業水平，實現“內循環”。而“中間”道路給農業和服務業帶來的巨大挑戰，實際上讓打開國門的喜悦是有限的，而憂慮卻不少。“國際分工”對“國內分工”的衝撞，讓“內循環”變得更難了。我們很可能遇到巨大困難。（詳見我的文章《為什麼説國運繫於經濟外循環》）

“向上”和“中間”道路的難度，本質都在於“科技創新”的困難。只有科技創新突破了，工農業具備了優勢競爭力，產業平衡才能實現，“雙循環戰略”才能完成。然而，科技創新恰恰是最難的。難度來自兩方面。一是，“創新”的偶然性。特別是世界領先科技的創新，基本不能“計劃”出來，得靠運氣。二是，創新需要人才，而“燈塔”目前是美國，是西方。要讓全球60多億人轉變觀念，視我們為“燈塔”，從而解決我國的人才需求，解除技術封鎖，難度很大。雖然有辦法解決，但短期內難以見效。

因此，“向下”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的道路，就成了“首選方向”。它的優勢在於，相比科技創新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以及扭轉60億人意識形態的難度，這條路顯得更“可計劃”、“可把握”，可在短期內見效。

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涉及幾個方面。一是原材料，二是科技，三是資本，四是人工。

原材料方面，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基礎原材料的主產區都不在我國，所以降低原材料的價格我國沒有十足把握，而且還容易與第三世界資源國家發生矛盾。這容易被西方反華勢力利用，挑撥國際關係。

科技方面，前面已經説了，創新和反封鎖都是世界級難題，短期困難很大。

資本方面，全球金融業的大本營和國際貨幣的印鈔機都在美歐，所以資本運作的優勢捏在西方手裏。控制資金成本方面，我們沒有優勢。

因此，只剩下“降低人工成本”這個方向。方法主要有兩個：

一是繼續壓榨勞動力。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勞動保護，但不增加工資。這種做法目前已不可行。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民怨很大，還給西方留下血汗工廠、強迫勞動的口實。

所以，只能用第二種方法，即降低生活成本。具體説就是，收入降低（至少不增加），而生活質量不降低。

這就需要我國採取一系列措施，如整頓教培行業，實施生育優惠政策，調控房地產，推行共同富裕等。它們看上去好像是分散的，不同領域的整治，實質都是在控制和壓低生活成本。目標是控制“生產成本”，增強出口競爭力，以及保護現有的消費力。

當然，美歐也不會閒着。我估計他們會在弱化民主運動之後，用“先進科技”做“誘餌”來“歸化”其他製造業國家。也就是用“科技籌碼”挑撥中國與其他製造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與中國爭奪國際影響力。意圖是增加西方對國際市場和國際供應鏈的控制。

“科技誘餌”其實是中國最應該擔心的事情。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沒有科技優勢，也沒有全球範圍內的意識形態優勢（即人才優勢）。科技優勢投放到哪裏，哪裏就會形成優勢生產力。這對我國與西方爭奪“第三世界”是十分不利的。如果西方弱化民主運動的助推力（西方一定會這麼做），就有可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形成更高效率的生產，從而使全球供應鏈格局發生變化。這對中國製造業的樞紐地位是有負面影響的。

上述“上、中、下”三條道路，實際是中國長期、中期、短期的應對方法。目前迫在眉睫的是短期內如何削減成本的問題。而治理教培行業，實施生育輔助政策等都是“撓癢癢”。推行“共同富裕”和“房產税”又投鼠忌器。因此，可行的方法其實就是“人口疏散”了。

目前較高的生活成本與人口聚集有很大關係。由於人口聚集致使城市土地價格上漲，繼而這些土地上生產的所有東西全部漲價。也就是，人口越聚集，土地就越漲價，生活成本就越高，生產成本也越高，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就降低，連帶國內的消費力也降低。

因此，要想降低成本，必須降低地價。要想降低地價，必須疏散人口。要想疏散人口，必須疏散資源。特別是把一部分優質的教育、醫療、商貿資源向三四五線城鎮轉移。交通、通信、物流要進一步完善“毛細血管”。這樣人口才可能疏散，生產成本才可能穩定和降低。

多年來，以温鐵軍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一直倡導鄉村振興，主張更大力度的投入以解決“三農”問題，但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我覺得是件挺可惜的事情。因為鄉村振興，發展農業，不但是實現產業平衡，完成“內循環”的重要保證，也發揮了“人口疏散”的作用。

但是，人們已經習慣從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三農”問題，來理解温教授等人的主張。那結果是，投資鄉村顯然是不划算的。因為鄉村振興的核心是農業振興，而我國農業科技不具備競爭優勢，自然條件也不具備優勢，全國還要繼續搞城市化，人口從農村流失去拱衞城市製造業。這樣的形勢，市場化的資金怎麼敢來農村呢？再加上國門還要繼續打開，外國農產品和農業服務會湧入，就是農業科技不願來，這更讓私人資金猶豫不決。即便從長期打算，觀望良久也覺得風險和不確定性太大，不願進入“三農”領域。

因此，温鐵軍教授等人提出的鄉村振興策略是非常依賴“行政計劃”的。這顯然與人們耳熟能詳的“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不同。由此可以預料温教授等人的主張會是怎樣的處境。於是，這就形成了一個“長期與短期”，“計劃與市場”進行矛盾鬥爭的問題。

長期看，必須振興鄉村，必須人口疏散，必須用行政計劃來調整經濟發展的路線。但是從短期看，又必須保製造業，保城市化，保護市場經濟和全球競爭力。這就形成了一個“結”。

我覺得，要想解開這個結，或者説，其實我們沒有選擇，必須解開這個結，方法就是要建立一個“過渡時期”。

這需要人們認識到，一方面必須阻止“東西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階層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糾正人們對大城市和“萬億俱樂部”的錯誤認識，清晰明確地告訴人們，失去根基的“特大”和“萬億”是危險的。特別是在當下這個由西方資本控制的，“私有”加“競爭”的世界秩序中，忽視“三農”，忽視“均衡”，使農業“掉隊”的經濟發展是極其危險的。

另一方面，又必須看到鄉村振興的現實困難。要在“鄉村與城市”，“長期戰略與短期需求”，“行政計劃與市場經濟”互相爭奪資源之間，設置一個“過渡時期”。即資源從大城市向三四五線城鎮轉移，帶動人口疏散的時期。其作用有二：

一是，降低生產生活成本，提升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保衞我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樞紐地位，同時拉動國內消費。

二是，在鄉村周圍形成富有活力的經濟圈，避免鄉村成為孤懸的世外桃源。要讓濃濃的生活氣息為鄉村振興提供持久的“營養”，從而避免鄉村成為少數厭世者或富貴人的“洞天”，使鄉村獲得更多“人氣”，有更豐富的業態，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如此一來，鄉村振興和保護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有了一個“轉接頭”，一個“緩衝帶”。它們所形成的“過渡時期”就是我們與西方決戰的“關鍵時期”。

“關鍵時期”要做好以下四件事：

一是集中力量進行科技創新。目標是，對外掌握核心競爭力，對內實現產業間的平衡發展，特別是大幅提升農業和服務業的水平。

二是科學地進行資源轉移，帶動人口疏散，主要佈置在三四五線城鎮。原則是接近商貿通道和交通要道。如沿海省份，沿江地區，主幹交通線附近，以及邊境口岸地區。

三是用好“一帶一路”這個渠道，增加我們與世界的“粘度”，增大我們的影響力。要特別重視第三世界國家，要有與西方爭搶發展中國家的意識。那裏不但有資源，有市場，還有人才，還有反剝削，反霸權的“統一戰線”。

四是積極進行意識形態競爭，樹立新的“燈塔”，進行“搶人大戰”。我國一邊宣稱不搞意識形態鬥爭，一邊要求講好“中國故事”，這從策略角度來説是對的。但是，如果我國真的不對外爭奪意識形態高地，而“中國故事”又講不好的話，問題和隱患就很大了。

“關鍵時期”要避免做以下事情：

由於全球經濟進入高債務時期，這説明“新增財富”低於放貸“利潤”，所以不要做推高“利潤率”的事情。各國都在苦熬，拼的是扛住債務的時間長短。若一味強調“利潤”，以為這是在促進經濟活力，保護市場經濟模式，則必然適得其反，加速死亡。

特別是在科技創新不顯著的時間和行業，增加“市場經濟活力”，追求更高利潤，就會更深地陷入債務危機，導致金融危機，引爆經濟危機。（詳見我的文章《經濟危機是怎麼回事》）

不要繼續讓資源和人口進行不理智、不科學的聚集，不要再搞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要在資源和人口科學分散之前去“釋放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在已經畸形發展的市場經濟下，不但不會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會導致“經濟自殺”。

人們應該明白，要用“計劃經濟”和“共同富裕”來保護市場經濟，而不是讓它“溺愛成害”。

綜上所述，在國際競爭愈演愈烈之際，要看清西方“民主雙標”背後的用意，預判其挑撥國際關係，分化製造業國家的手段，鞏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樞紐地位，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反抗剝削，爭取公平，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來取代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以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建議閲讀文中提到的幾篇文章：

《模式之爭背後的歷史玄機》、《有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兩個嚴重錯誤》、《説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大輿論戰役》、《經濟危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説國運繫於經濟外循環》等。文章可在主頁中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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